国际关系学科诞生以来，在短短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国际关系学就多次经历了重大历史时刻。这些历史时刻带来国际结构的剧烈变迁，使国际关系研究超越了冲突和安全的经典议题。在全球性新问题层出不穷、新挑战不断涌现的全球化时代，更多的新议题开始进入国际关系的研究视域之内。现实世界的快速变化要求国际关系研究在继续研究经典问题的同时，开展新问题和新议题的理论研究。同时，由于政策制定者从事理论思考的时间、深度和广度都会受到限制，这也意味着国际关系学界应为他们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持。
然而，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似乎陷入一种停滞状态。在亚历山大·温特的社会建构主义理论之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就再没有出现可以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比肩的重大理论成果。一些侧重于理论研究的重要期刊首先感知到这种趋势。时任《欧洲国际关系杂志》主编的柯林·怀特教授在介绍特刊《国际关系理论已经终结了吗？》时，表露了对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陷入停滞状态的某种担忧。
现实需求与理论发展的不平衡状态，让我们再次思考一个老生常谈却可能会影响国际关系学学科未来发展的重要问题：如何有效缓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外交政策制定之间的张力？或者说，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实用性体现在哪里？几乎所有的理论研究者都会讨论这个问题，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国际关系理论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帮助外交决策者看清国际局势的现状，进而设计出有效的应对方案。然而，目前看来，理论与政策之间紧密相关性似乎仅是一种理想状态，在现实中更多地表现为理论与具体政策制定之间的脱节。
针对这个问题，本文认为目前大学、智库和决策部门三方之间的一种分工结构，同时也是一种知识创造、知识传播和应用转化的滴流模式（ｔｒｉｃｋｌｅｄｏｗｎ），可以充当连接理论与政策之间的桥梁。然而，这种滴流模式的实际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关系学追求宏大理论研究的理论传统并不利于这种滴流模式发挥实际效果。因此，在现有分工结构下，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化方式和理论研究方向需要调整，在继续推进宏观的元理论讨论的同时，决策部门和智库还需要为理论研究者创造进入问题场域（ｆｉｅｌｄ）的机会，鼓励研究者从事关于问题发生机制的中层理论研究。如此，重构理论研究与政策制定之间的分工互动关系，从而有效地实现理论与政策良性互动的目标。
一、滴流模式：一种分工结构和知识转化机制
如何更有效地把理论知识转化为现实政策，是理论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都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涉及理论知识创建主体与决策部门之间的从属关系、分工结构以及互动方式。目前，理论与政策之间的沟通和互动主要是通过大学、智库和决策部门三方之间的滴流模式实现的。在这个滴流模式中，大学位于理论创建和知识传播的中心层次。象牙塔内的学术研究可以为具体的经验问题分析（例如，国际关系领域的联盟行为、制度效果、危机行为和族群冲突）提供核心概念、理论与方法以及基本原则。在一些新概念和理论引发广泛关注并得以传播之后，例如在重要学术刊物发表和社会媒体报道等，这些理论知识就会通过侧重于公共政策分析的智库研究逐渐渗入应用和决策层次。
显然，在这个滴流模式中，智库不仅充当着知识界与决策界沟通的桥梁，而且发挥着把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政策的重要作用。例如，从人员构成来看，智库的研究人员主要有两个来源。其一，大学教授兼职或高校毕业生。这类人员具有相应的专业理论知识，较为了解和关注学界的最新理论动态，能够从多种理论视角分析问题。其二，退休官员或具有实务部门工作经验的人员。这类人员更熟悉决策部门的工作程序，能够从实践角度为项目研究提供政策意见。此外，智库的研究项目大部分来自政府委托，决策部门可以在侧重于理论意义的政策报告基础上，根据现实情况把报告内容转化为实际可行的具体政策，从而间接实现了理论知识的滴流效果（参见下图）
此外，由于理论知识的滴流和转化过程通常需要较长时间，当需要在短时间内作出决策时，理论研究者和智库研究人员可以参与决策讨论，从理论角度为决策者提供政策选项。在美国，这种机制的运转依赖于在政府、智库和大学之间长期存在的“旋转门机制”，理论研究者、智库研究人员和政府官员可以在“旋转门机制”的作用下，实现３种身份的彼此转换。
进一步而言，这种滴流模式不仅是大学、智库和决策部门三方的分工结构，而且是一种知识创造、知识传播和应用的转化机制。从这个角度来看，滴流模式是一种知识驱动的等级式结构，即大学是理论知识创建的主体，以大学为中心依次向外围单方向渗透。显然，理论与政策之间转化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象牙塔内理论研究者所能够提供的理论选项。也就是说，思想市场上的产品供给情况是决定滴流模式效果的关键因素之一。
因此，国际关系学的宏大理论研究传统可能是导致理论与政策之间鸿沟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一方面，由于学术研究越来越专业化和复杂化，偏爱应用性和地区研究的研究者，可能不愿意花费时间追踪新的理论成果；另一方面，偏爱理论研究的学者更在意自己理论的学术地位，更喜欢抽象和宏大的理论。换言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追求更具普遍意义的宏大理论的学术方向决定了思想市场的基本结构。而且，随后的理论研究深陷在范式或大辩论的叙事话语之中。这种经院哲学式的理论争辩一方面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发展，造就了曾经的理论繁荣景象；另一方面，不仅导致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缺少足够的中层理论，更重要的是，随着国际关系研究议题的多元化，国际关系理论化方式的这种缺陷正在不断放大。
《欧洲国际关系杂志》编辑团队在发起“国际关系理论是否终结”的理论辩论时，似乎仍停留在宏大理论的意义之上。相应地，为什么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者青睐竞争性的宏大理论？这是我们在教学和研究过程中需要反思的问题。
从国际关系学学科发展史来看，国际关系学是围绕着本学科是否可以成为一项科学事业的争论而发展起来的。围绕这个争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先后经历了３次理论大辩论（或４次大辩论）。我们大致可以从３个层次上理解理论大辩论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理论化方式的持续影响。
首先，尽管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相比，范式间争论不再突出，但这种争论仍在研究者之间不断出现，因为研究者通常会把自己的理论研究归类于某种主义，同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或女性主义等紧密关联起来。
其次，后实证主义对国际关系学科学事业的批判。在后实证主义标签下包含着不同的研究传统，常见的后实证主义认为，知识和话语是权力机制的一部分；意义永远具有社会性；行为体与社会结构是相互建构的；等等。这些观点都意在指出社会科学面临着比物理科学更严峻的现实挑战。
再次，方法论之争是国际关系理论辩论的第三个轴心，主要围绕统计方法、形式模型、实验方法、定性案例研究、叙事方法以及其他方法的优缺点而展开。曾经有观点认为社会科学只存在“一种推论逻辑”，而且“可以通过对定量研究方法的讨论，清晰说明和形式化这种逻辑”。这种观点在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科学中引发了数场方法论之争。如今，研究者已经大致阐明了各种研究方法的相似性、差异性、用途以及局限性等问题。
毋庸置疑，国际关系理论在这３个层次上展开的讨论有助于理论研究的发展，大量研究方法的应用更推动了理论验证的进步。然而，这场本应持续并走向理论多元主义的盛况，由于主流理论与非主流理论的区分，开始转向一种理论霸权的局面。罗伯特·基欧汉曾呼吁反思主义应该向理性主义靠拢，发展出某种研究纲领，朝向解释性理论的构建发展。然而，这种以理性主义为代表的主流理论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而是先验地接受了这种理论化方式的正当性。
首先，解释性理论承认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二元对立，认为客观世界和社会世界中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所谓理论就是“解释这些客观规律的相关表述”，通过“超越对现象的简单描述，引入因果解释或基于之前发生的事件和情境进行预测”。
在科学哲学层次上，国际关系的解释性理论继承了几十年前就被证明为有缺陷的实证主义认识论观点，而且大多数的解释性理论对解释和因果关系的理解都是根据卡尔·亨普尔的覆盖性法则，即从历史实例中找出覆盖性法则，进而开展普遍性解释的方法。然而，这种覆盖性法则无法真正区分因果关系和非因果性规则，尤其是当假设的因和观察到的果之间存在颠倒的虚假相关性时。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为例，覆盖性法则会根据历史经验承认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的相关性属于是一种合理的解释项，从而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验证民主与战争之间看似为真的因果关系。
其次，科学的解释理论确立之后，根据科学研究的逻辑，随后的研究是根据理论推演而出的假设进行验证，其目的是证伪理论。假设验证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当更多的学者致力于假设验证而忽视了理论精炼或创新时，就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例如，如果假设检验的基础，即理论本身就存在缺陷的话，那么这种检验是没有意义的。而且，对理论研究的关注不足或缺少对关键性概念的精炼，容易建立错误的经验模型，或具有误导性的关键性概念。此外，国际关系研究中尚缺少高质量的数据，简单的低水平重复很难生成累积性知识，而且这种研究趋势也扩大了象牙塔与真实世界之间的间隙。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后实证主义的非主流理论就没有问题。后实证主义理论大多旨在批判现实社会秩序的安排，试图揭露现有制度安排背后的权力本质，并以此方式提升对世界的理解。例如，后现代主义的“例外状态”概念为我们提供了如何把反恐战争描绘为“永久例外状态”的一种方法。同样，施密特对“虔诚信徒”的分析也有助于我们增加对恐怖主义活动的理解。然而，即使我们充分理解了“例外状态”的图景和“虔诚信徒”的世俗特征，接下来呢？显然，这种理论的问题在于，他们拥有锤子，也在努力寻找钉子，但无法运用理论解决具体问题，而是走向相反的方向，即以自身理论为出发点，选择相关问题加以佐证，证明其理论的合理性。
在大理论争论的叙事方式下，范式间的理论争论似乎很难融合。尽管鲁德拉·希尔和彼得·卡赞斯坦意识到，范式争论的框架已经为我们贡献了许多有用的概念和理论成果，但是，如果把国际关系研究继续局限在范式间的争论中，最终会分化国际关系研究，产生适得其反的结果。希尔和卡赞斯坦认为，实用主义哲学或许可以补救这个问题，打破范式和大理论争辩的话语结构，通过“分析性折衷”的方式，混合多种理论和方法。
三、基于机制的中层理论和滴流模式重构
尽管希尔和卡赞斯坦已经意识到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症结所在，但他们选择的分析性折衷主义似乎也并不能完全解决已经固化的范式概念。目前，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已经出现了各种折衷主义理论，通过摆脱普遍性的理论约束，尝试用于地方性理论建构之中。然而，这种分析折衷主义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即忽视了理论本身可能蕴含的价值引导和规范意义。
科学理论强调客观性和价值中立性。然而，科学理论本质上是对客观规律的一种语言表述，理论与客观规律之间并不是等同的，在理论与现实之间还存在一种互动张力关系。当研究者建构理论时，理论本身就已经带有研究者身处的文化背景和特定的价值观倾向。而且，一些科学的理论在特定的知识传播和应用转化机制作用下，被决策者和大众接受之后，就有可能成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就会产生一种循环论证的效果，即某种理论的先验正当性会限定决策者的决策方向和政策选项，而依此理论制定的政策所产生的实际效果更有利于证明该理论的合理性，从而在经验层面再次证明了该理论的正当性。
以现实主义理论为例，大致而言，现实主义以客观的冲突规律为研究对象，围绕利益和权力的互动关系解释国家行为。当现实主义理论及其原则得以传播和广泛认可之后，决策者就需要基于国家利益围绕权力竞争制定相关政策。如此，国际合作就可能愈发困难，反而佐证了现实主义理论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客观”的科学理论实际上就带有一定的规范意义。换言之，理论既能够帮助我们以独特的方式认识现实世界，同时也可能构建我们所观察或创造的世界。
分析性折衷主义路径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或许只有求助于科学哲学的最近发展，即科学实在主义转向关于因果机制如何发挥作用的理论化努力，以此作为科学解释的基础。根据科学实在主义的界定，因果机制是现实世界之中导致某种特定结果出现的进程。围绕着这个观点，研究者已经发展出了十几种不尽相同的概念表达。其中，亚历山大·乔治和安德鲁·本内特的定义更具代表性，即“所谓因果机制就是具有因果能力的代理（ａｇｅｎｔ），（只有）在特定的背景或条件下，通过无法观测到的物质的、社会的或心理的进程，把能量、信息或物质转化为其他的实体，在根本上改变了实体的特征、能力或习性，直至其他机制再次作用其上”。
同时，这个定义表明，有关因果机制的理论并非跨越时空的普遍规则，因为机制能否发挥作用不仅受到背景的影响，还会与其他机制彼此互动。这种理论化方式并不关心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是更关注相关因素是如何在因果机制的作用下产生具有因果关系效果的结果。显然，根据科学实在主义的观点，因果机制与理论之间的区别是根本性的，因果机制存在于真实世界之中，而理论存在于人的思想之中。
这种基于机制的理论化方式可能会导致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向的转变以及滴流模式的重构。
首先，这种理论化方式会鼓励理论研究者以比较方法进行微观和中层理论建构。具体而言，研究者不仅需要分析在特定背景条件下，在可能的因果机制作用下，各种因素的互动方式，以此为基础建构机制作用机理的理论，而且研究者还需要把相似（相同）问题的机制理论放置在不同的文化和背景语境下进行机制理论的比较研究。这种比较研究不仅可以厘清问题发生场域对机制理论的影响，还可以分析在多重机制相互影响的条件下多重机制及其互动方式对相关因素的潜在影响。
其次，这种理论化方式鼓励理论研究者直接进入问题发生场域，观察机制与因素的互动关系。显然，这种依据具体场景建构出来的“机制＋因素”理论，更有利于理论向政策的转化。当然，这也意味着原有滴流模式的分工结构需要相应调整，其关键是决策部门和智库需要为乐意从事应用性研究的理论研究者提供进入各种问题场域的机会，同时也为学术性更强的抽象宏大理论研究提供经验知识、中层理论和宽松的发展空间（参见下图）。
此外，本文强调基于机制的中层理论研究转向并不是否定宏大理论的意义，而是强调在理论研究中也需要更精细的分工。宏大理论仍可以作为一种原则性理论指导继续在国际政治事件性质诊断、基本原因解释和政策影响评估方面发挥作用；基于机制的中层理论更适合对具体问题的分析。例如，在谈及中美关系时，我们很难简单地用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界定中美关系。相反，我们可以深入中美之间的各问题场域，如气候谈判、战略与经济对话、全球经济治理等场域，具体分析两者在相关问题上的利益、共识、分歧以及互动方式。如此，一方面可以综合中美两国在各种问题场域的表现，判断中美关系的现状和发展态势；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解决中美之间一些具体的问题。
当然，今天的国际关系学已经构成了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学科门类以及分工。这意味着国际关系研究不仅需要更精细的深入研究，也需要在应用性方面体现出自身的价值。在这方面，如何在通才与专业人才之间权衡，还需要更多有关基金、职称评定和学术发表方面的相关讨论。
四、结论
国际关系理论与决策之间的张力问题，不仅是现有分工结构和知识转换机制导致的，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化方式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从解决理论与政策张力的角度来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应该反思理论化方式，在开展更宏观的元理论讨论的同时，鼓励理论研究者直接进入问题发生场域，观察机制与因素的互动关系，致力于微观与中观层次的基于机制理论的研究。同时，重构大学、智库和决策部门之间的滴流模式，形成彼此间既能相互促进，又能确保分工的新模式。如此，或许可以为解决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应用性问题开辟一条可行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