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现在面临的是双重困境——产业的困境和体制的困境。但这两个还是有点关系的。当然，从产业的角度来讲，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以后，过去6年的时间在下行，或者说发展相当慢。
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靠高投资，高投资主要是三大需求：基础设施、房地产、汽车。相对应的供给侧主要是煤炭、钢铁、铁矿石、石油、石化、重化工业。
东北是有幸的，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也是搞重工业，过去6年，微调幅度最大的也是这些行业。在中国也并不仅仅是东北这样，其他地区也在调整重化工业。但是看起来没有困难到如此程度，总体来看东北目前的困难程度是排在前边的。另外，我们也注意到，有些行业不属于重化工业，在过去几年增长速度比较高的行业，在东北表现也不太好。比如汽车工业，一汽在全国汽车行业来讲也不错，包括沈阳的一汽。像医药行业，黑龙江的医药行业曾经在全国排名第二位，现在已经到了第六位，而医药行业还是以民营经济为主的。
其实，原来说“运气好过，现在不好过”。中国最近几年，还有一个领域也进行了大力度的调整——出口行业。中国的出口行业在过去经常是百分之二三十的增长，去年是负增长，今年仍然是负增长，今年想争取正增长，现在来看有点困难。在广东、浙江其他一些出口主导型的地区，也听到一些声音，有些企业很困难，有些企业关门了，有些企业跑到越南去了，还有一些企业的老板更多的是跑路了。但是一般不会亏损的还在坚持，我估计东北国企里边相当一部分，亏损还得坚持生产。
重化工业，特别是以国企为主的重化工业，民企为主的出口行业，在调整期的不同表现，反映了一个体制问题。形势好的时候，看不出来，都差不多。形势不好，调整的时候，行业回落的时候，才能看出这个企业体制的特点，他的弱点，他是否有韧性，调整能力到底如何。东北的国企，我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也参加过调研。比如说企业办社会，大集体，职工子女接替等等这些问题，内地十几年二十年前已经解决的问题，在东北仍然不同程度的存在。所以说，国企改革在一定程度来讲是滞后的，从国企本身来讲也是滞后的。产业的困境和体制的困境，更重要的还是体制困境。重化工业现在在调整，现在已经基本处理了，不要太悲观。但是，大家是否有信心，这个行业调整过来以后，咱们地区还能振兴起来？这是现在真正关心的问题。
第二，“显形体制”和“隐形体制”。有一个现象，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都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都在学习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但是东北和别的地区不一样，差别很大。我们作为体制研究，可能需要关注一种隐形体制的问题。东北的问题，有的人说是观念问题，有的人说是体制问题等等，最后发现是一个系统问题、环境问题。解决哪个独立的问题，大家都不是很有信心。
所谓“隐形体制”，比如一个单位或者某一个地区有一些本本上写的条文，结果投资者来了以后，他认真的学习了条文，准备认真的去执行，结果发现不管用。
我们一些不太大的官，但是握着实权，也是很聪明，权力用的让大家非常的尊重他，有一种隐形的东西，结果发现本本上写的东西都不好用。最后如何让路走的通？还得走关系，找来一个熟人，找来一个更大的官，就把问题解决了，吉林应该还是不错的，这方面应该好一些。外地来的同志，我是外地来的，不了解情况，有些话可能伤着人了，只是道听途说，希望不是如此。许多人为了把潜规则搞清楚，浪费了很多时间，结果发现还是这个管用。
改革开放初期，《人民日报》曾经有过一次大型的讨论，叫做“做生意是不是要回扣”，许多人认为不需要讨论。我认为是否基于文化层面来进行讨论。包括到现在，还有没有？到南方，到沿海地区去，比如，他们国资委讨论国企改革的问题，基本思路是国有资本主要是搞市场、企业搞不了的方面，但是这个地区的国民经济的发展需要这些。做的办法，基本上用市场、用基金的办法来做。但是我听到，特别是东北，还在提出国有企业不能草率，还是要把它做大做强，这个没有错。但是我们看到一些数据，南方那些地方国有资本的量更大，发挥的作用并不强。反而，咱们想把国有企业搞上去，国企占的比重可能很大，但是经济确实比较差。
现在东北改革，面临的似乎是一个“显形体制”加上“隐形体制”的情况，如何解决这个问题？2003年，我当时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我跟老主任一起搞东北振兴的课题，去了以后，头一天开会，各位领导都去了，还有辽宁省的领导同志，第二天没人了，几乎都是北京来的同志，当地的同志没有了。我们反思，是不是我们讲话不中听，人家听了没有意思。最后我想了想，当时那些问题提的还是对的，十几年以后，现在又开始振兴东北。10年以后咱们还会再开东北振兴的会吗？不会了。一种情况，振兴东北成功了，成功以后就来介绍经验了。再有一种情况，振兴东北不成功，也就没有了机会。东北的优势是工业。现在很多产业都流出去了，我最近去了很多内地地区，工业搞的相当好，问他们“哪儿来的？”说是东北来的。所以，这次振兴必须成功，不能失败。
但是，这次振兴要成功，一定要认真总结过去东北十几年的问题，东北好的东西要继续坚持，有一些不成功的、失败的政策和做法、经验，需要认真分析，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东北这个地方的基础设施是需要的，特别是长白山。如果长白山把高铁修通以后那是什么情景？那个时候我一定要来长白山，我相信北京很多人也会来，高铁一定要修。但是仅仅只搞基础设施投资，靠投资把东北振兴起来，我认为这种思路需要反思。投资，谁来投？如何提高效率？除了传统的投资之外，还能再干什么？东北振兴的思路，大家要进行反思。
东北需要在制度创新上做大文章
最后说一说我的想法。东北振兴需要新的思想，在制度创新上做大文章。可以探讨的一种新思路，是在一定范围之内“换环境”，先打造一个小一点的环境，再推动大环境的改变。尝试“体制复制”，以特区办特区。
前段时间我到深圳去，深圳在西北方向100多公里的地方，搞了一个深汕特殊合作区。这个地区搞合作区的原因在什么地方？那个地方虽然离深圳很近，靠海边，但是发展很差，收入水平很落后。而深圳的空间很有限，所以在省委省政府的协调下，成立了一个深汕特殊合作区，5年前挂牌了。领导是深圳市、汕头市各出一半，收益也是对半儿分。两年前，广东省委做出一个很重要的决策，以深圳的干部为主，实行深圳的体制机制、做法。这样做了之后，这个区马上就活了，据说现在有几百个、上千个项目，一个产业积聚新城正在崛起。
受深汕特殊合作区经验的启发，东南沿海地区，市场经济建设发展程度比较高的省比如广东、浙江、江苏，三省份和东三省分别对口合作，开办特殊合作区，划出一块地方。让东南三省派出一些优秀的干部，他们工作业绩突出的话，可以优先重用，把干部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待遇应该保持不变，甚至还有所提高，给予好的激励机制。合作区要采用东南三省的一套做法，形成一个合理的利益共享机制。刚才我讲的深汕合作区，合作区内产生的70%的GDP给深圳，30%给汕头。但财政收入一半给合作区，剩下一半深汕对半分。这样，汕头市也很有积极性，深圳市也愿意。
这种地区间的对口合作，不是过去那种给资金和项目，而是给体制机制，给得力的干部，先换小环境，最后调整大环境。深汕合作区在两年前，将体制进行变化，很多项目都来了。东南三省的空间、项目比较少，应该从东北的实际出发，如何把当地的资源进行整合。
这类合作只有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才可以实行，在其他的国家是不可能实现的，还是用政治优势，在新形势下有新的创造，包括体制的改革，在新形势下用一些新的办法和探索。
中国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搞了四个经济特区，就是跨越体制，再逐步调整。东北干部的水平都很高的，东北人都是很能干的，包括企业家、包括打工的，包括大领导，有些人的水平都是很高的，有些人的口才特别好。如果能有好的环境，核心还是有一个好的政策体制环境，东北潜力是很大的，东北振兴是可以成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