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为“大国”之“大”
历史上的中国，一直都被世界上的他国视为“大国”。即便是自晚清以降，中国遭到西方的冲击而由“富”转“贫”、由“强”变“弱”，中国在世界上也未一时间丧失“大国”之地位。反是今天，在经过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腾飞之后，中国实现了晚清以来一直追求的“富强”，我们却对自身的“大国”形象产生质疑。这让我们不禁去想，究竟何为“大国”？“大国”之“大”，仅仅是指土地之“广”、人口之“众”、经济之“富”与军事之“强”吗？事实上，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维度，即文化之“盛”。中国之“大”，不单涵括物质之丰富，还在乎文明之伟大。
二、何来“大国”之“困”
16世纪以来，全球化的浪潮不断在刷新“大国”的定义。当葡萄牙的恩里克王子和西班牙的伊莎贝尔女王，以国家的名义来支持航海家的探险计划，使得航海大发现不再是个人的孤立冒险，而成为有计划的国家战略，似乎“科技进步”“经济发达”成为了大国崛起的决定性因素。而当英、法、德、美、日陆续崛起，建立了现代化的政治制度，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时候，似乎“政体革新”“军事强大”成为跻身大国的一条捷径。
一个国家的崛起，即是其构建现代化的过程。而实现现代化，对于中国来说却异常艰辛。历史上中国之为“中央之国”，往往靠的都不是武力征服和经济掠夺的方式，而是“以文化之”的结果。无论是曾经的异族统治，还是周边的藩属之国，汉文化的博大精深总会感召他者，使之渐渐融入中华民族，这样的兼容并蓄、涤旧生新，也反过来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再生，让传统思维再添新的元素。然而，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现代化挑战，却打断了原有“以文化之”的缓慢进程，西方16世纪至19世纪400年的现代文明发展，浓缩为“中体西用”的50年尝试，中国人在囫囵吞枣地咽下“现代化”概念的同时，对自身文化进行了严苛地批判。中国文明曾经令中国雄踞东方，但一时之间，却变成必须加以改造的对象。伴随着西方的坚船利炮，中国成为了“东亚病夫”，不仅仅是因为中国不再国富兵强，而且因为居于“高势位”的西方文化在各个方面掌握了先进性的话语权，中国文明失去了安身立命之地。
中国近代以来的复兴，在经济、政治、军事上的成就瞩目，但唯有文化、世界看待中国的眼光，总还停留在传统文明。对于什么是现代化的中国文化这一问题，我们总是含糊其辞，这凸显出当下中国崛起所潜在的内在危机。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都不能脱离固有的文化传统，文化的停滞不前甚至自我迷失，无疑会制约各个方面的进步。我们富了，但生活中“为富不仁”之事频发；我们强了，但国际上因“中国威胁论”被横加指责。在众口喧腾之下，“富”与“强”滋生了诸多不良心态，将一切具有有用的东西都卷入市场，乃至将良心、肉体、权力等都点化为商品，使各种社会角色所应有的操守与职能被扭曲。因此，文化的发展与创新，不仅是衡量大国崛起的一个外部指标，亦是保证中国能“和平崛起”“和谐发展”的内在要求。
相较于经济的突飞猛进，近几十年来我们的文化创新一直显得步履蹒跚。其艰难之根源，在于中国文化的创新同时面临着三方面的挑战：一是全球化，二是信息化，三是延续性。首先，文化的全球化，表现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汇和碰撞，这就要求中国文化不但要有开放的体系，而且能够自觉自省、吐故纳新，在保持与其他文明进行对话的同时，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其次，文化的信息化，在不断挑战创新的时效性。尤其是在日新月异的互联网时代，我们似乎每一天都在“尝试”创造，却又每一天都在“失去”新意；新旧更替的频度加快，一方面令每次创新的难度不断增大，另一方面也要求我们只能持续创新。再次，文化的延续性，在反复考验我们对创新内涵的把控能力。往哪个方向创新、用什么方式创新、怎么去应用创新，这都关系到一个国家民族性、现代性的确立。创新不等于与传统断裂，更不等于抛弃自我，否则创新不仅不能凝聚力量，反而会消解文化自信。文化创新的过程，总是在具体的现实境遇中展开。上述的多重挑战构成了中国重塑“文化大国”形象的话语困境。历史上中国之“大国”更多地被解读为“伟大”之“大”，而非“强大”之“大”。从此意义上说，如今中国再度树立大国形象，虽步履蹒跚，但文化必须与时俱进。
三、何以“大国”常“新”
当前对文化创新问题的热议，根植于中国人在现代化思潮中对自我存在的一种认识上的自觉。表现为回应、反思20世纪以来多元文化冲击之下的战略性抉择。那么，作为大国崛起当务之急所要创新之中国文化，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我们又该如何创新？这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却又极其复杂，笔者拟从“三对关系”入手，望能有助于剥丝抽茧，探索路径。
第一，挑战与应战。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以文明为基本单位，探讨了文明演进的内在机制。书中写道：各个文明不是起源于单因，而是起源于多因，“文明的起因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是一种关系” [1]，而汤因比把这种由多因促成的关系称为“挑战”与“应战”的关系。由此可知，新文明产生的环境往往不是安逸的，而是困难的，人类必须努力应付挑战，才能促成创造性的迸发。事实上，占据中国文化核心位置的儒家也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中重生的：孔子面临“礼崩乐坏”而去“重建斯文”，宋明士大夫面对“儒佛之辩”才有“穷理尽性”，现代新儒家也是为了回应西方文明才有了“返本开新”。儒家如此，马克思主义亦然。作为影响近代中国最深刻的一股西方思潮，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之后也屡遭挫折，经历了多次的自我革新：从“以俄为师”到“农村包围城市”，从“苏维埃”到“延安道路”，从依赖“一边倒”到探索“中国道路”。这些曲折与复兴都激发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式创新。知往鉴来，可知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往往是文化大发展的时代。而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们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为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2] 当我们今天再次面对社会思潮的纷纭激荡，我们的自决能力之强弱、自控能力之大小，将直接决定着未来中国文化的走向。因此，只有直面挑战、主动选择、积极行动，才能探索出一条创新之路，才能加快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步伐。
第二，输入与输出。中国近代的文化创新，伴随着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整合。在不同文化的相互碰撞与交锋中，中国文化重新定义着自己与他者的强弱关系。20世纪初，梁启超将新的时代称之为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结婚之时代”，坚信“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3]；而胡适也明确指出“五四”学人之任务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4]。 中国文明的“再造”，首先经历了西方文化的“输入”过程，并且在洋枪洋炮的强攻之下，这种“输入”显得十分急躁、功利和激进。我们无心辨别西方究竟是否为“美人”，也无力提炼故纸堆中的“国粹”成分。但是，“拿来主义”只导致了牙牙学语，在根本上不能产生新人，也不能产生新文艺。[5] 由此可见，“输入”可以激发创新，却不能替代创新。创新在本质上一种对自我潜能的挖掘，若“输入”太多、“输出”太少，就会失去在世界舞台上展示自我的机会，失去在多元文化中自我定义的维度，难以认清什么是经历欧风美雨洗刷之后依然具有活力、富有魅力的中国文明。从这一角度上去讲，现代文明要兼具“输入”与“输出”两个面向。一方面要胸怀开阔，不固步自封，另一方面要提升话语权，树立自信心。文化输出是推动文化创新的一个重要催化剂，要让别人接受你的文化、认同你的文化，需要将本国文化放在世界体系中进行甄别、定义和革新。能够让人心悦诚服、由衷欣赏的文化，一定具有非凡的魅力。美国前国防部官员约瑟夫·奈是“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他认为，在某一程度上“软实力”就是“同化力”：“同化性力量是一种能力，根据这一能力，一个国家可创造出一种环境，使其他国家能模仿该国的方式来考虑自己的发展，确定自己的利益”[6]。事实上，“软实力”不仅是衡量综合国力的一个指征，也是测试文化生命力的温度计。“输入”有助于保持与他者的对话，“输出”有助于构建更平等的互动，在一来一去中，古老的中国文明才有可能赢得现代语境的肯定，从而塑造“富而有礼”“威而不猛”的大国形象。
第三，共性与个性。“挑战与应战”关乎“创新”的动力，“输入与输出”关乎“创新”的途径，除此，我们还需进一步思考“创新”应该“新”在哪里。在互联网时代，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快，世界性文化和民族性文化似乎都成为了“创新”的有力增长点：一方面，全球性的规范、思想和实践的盛行，使各个地方的同质性增加；另一方面，强势文化侵入也激起了各国文化的防范意识，人们需要根据本地传统进行自我解释，以保有民族文化。那么，如何处理文化创新中的“共性”与“个性”关系？在大国崛起的征途中，这两类文化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德国文化社会学家艾尔弗雷德·韦伯认为：“文化与文明的分别，便是文明是‘发现’出来的，而文化是‘创造’出来的。发现的东西可以传授，可以从一个民族传授到另一个民族，而不失其特性”，例如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各种定理在被“发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而“文化既是创造的，所以它是一个地方一个时代的民族性的表现，只有在一定时间与空间内，能保存其原有意义，个别地方的人，如抄袭过去，总会把原意失去”[7] 。据此而言，所谓“共性”的文化多指自然科学与物质工具的创新，谁“发现”了它们，谁就掌握了影响他国文化的钥匙，进而能在世界文明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所谓“个性”的文化则多指宗教、哲学、艺术、制度等这些领域，它们往往根植于本国条件，为了去解决本国的问题，因此它们更需要在本民族、本时代被认真总结、形成体系，而不能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当前中国正经历着伟大的社会变革，我们对于“共性”和“个性”的创新，应成为文化创新中的两个重点，因为它们一个体现了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重要贡献，另一个回答了中国文化之所以为“中国”的内在逻辑。而要塑造一个“伟大”的中国形象，这两方面也需相辅相成，才有可能在面对世界发展的重大议题时，表现出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核心竞争力。
泱泱之大国，需有宏大之气魄、强大之实力、伟大之文化。当前中国已有大国之框架，却仍然缺乏大国之精神，一个重要的根源就在于“面目模糊”的现代文化。“就中国文化的形象而言，中国面临着一种自身的‘阐释焦虑’和‘自卑镜像’。”[8] 但是，中华民族所积淀的深厚传统、中国革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中国人民所创造的壮阔历史，本不应让我们在当代世界失去声音。要实现文化创新，就需要正视挑战、直面应战，就需要有批判地“输入”、有意识地“输出”，就需要开拓“共性”、发展“个性”。近代中国的复兴之路，是在崭新而复杂的时空境遇中展开的，若能真正做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中国文化之创新必带来中华民族之复兴。
注释：
[1]【英】汤因比：《历史研究》，石础缩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2]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6年5月18日。
[3]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4] 胡适：《胡适学术文集·哲学与文化》，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25页。
[5] 笔者注：鲁迅认为，中国一向是“闭关主义”，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来。当枪炮打破了大门之后，我们又被洋人“送来”的东西吓怕了，所以他主张“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参见鲁迅：《拿来主义》，《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18-120页。
[6]【美】约瑟夫·奈：《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何小东、盖玉云译，军事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58-159页。
[7]【德】艾尔弗雷德·韦伯：《文化社会学》，【日】山本新等译，创文社1958年版，第23-4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