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当今世界，我们看到危机正接踵而至：俄罗斯试图入侵乌克兰，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极端主义狂潮，西非的致命疫情，不断升级的东海和南海争端，仍未产生足够增长力并促进共同繁荣的全球经济……几代人努力构造和捍卫的国际秩序，似乎受到了四面八方的压力。难怪有这么多的美国人对我们在世界上的作用和未来感到不确定甚至表示忧虑。
亨利·基辛格的新著《世界秩序》，就是为了解释这种挑战的历史范畴而诞生的。尽管在某些具体政策上与现实有所分歧，但他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美国政府在过去6年间“努力构建一个适应21世纪的全球安全与合作体系”的宏观战略相契合的。
多年来，美国致力于保护和扩展对自由、市场经济和对国际合作的承诺。基辛格对此的评价是中肯且积极的：“一种遵守共同规则和规范、接受自由经济体系、放弃领土征服、尊重国家主权、实行参与式和民主治理制度的国家合作秩序，这种秩序在不可阻挡地扩大。”
正是这种国际范式，被美国的军事和外交力量以及与我们有着相同理念的国家联盟推动，给美国人和数十亿别国国民带来了利益。然而，当今世界上有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并不知道这些成功的故事，所以，描写和讲述美国的领导地位，依然是我们的责任。
建制度框架应求同存异
“我们正面临一个由不受任何约束的力量来决定未来的阶段吗？”基辛格写道。
对笔者而言，类似的话题并不陌生。我2009年1月步入国务院时，大家都已意识到，一个各种变化令人目不暇接的时代已经来临，但大家无法就它到底意味着什么达成一致。经济危机会带来新形式的合作，还是会导致贸易保护主义和冲突？新技术能够帮助公民更有效地掌控负责任的领导者，还是会帮助独裁者更密切地监视持不同政见者？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大国会成为全球问题的解决者，还是全球秩序的破坏者？非国家行为体展现的影响，应根据恐怖主义网络和犯罪集团的威胁来确定，还是应该根据勇敢的非政府组织的贡献来确定？日益增强的全球相互依存关系会带来新的团结感，还是成为冲突的新源泉？
2009年12月，奥巴马总统在其诺贝尔和平奖获奖致辞中解释了当下的严峻挑战。他说，二战之后，“美国领导全世界建立了一种新体系结构以保持和平……然而，进入新世纪这10年以来，这个旧的体系结构被新威胁的重量压垮了。”
我很自豪能够协助他重塑和加强全球秩序，以满足一个相互依存度日益升高的时代的需要。在奥巴马的首届任期内，我们奠定了基础：从修复联盟，到提升国际机构活跃度，再到面对伊朗核计划等挑战和本·拉登等威胁时的重大决策行动。
奥巴马第二任期内出现的种种“意外”，则意味着我们必须投身于一项几代人的工程。基辛格认为，外交政策不是“一个有开头和结尾的故事”，而是“一个控制和调和反复出现的挑战的过程”。这让人想起了约翰·肯尼迪的观点，即和平与进步“不是基于人类本性的奇想，而是逐渐演变……是个过程，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
《世界秩序》的大部分篇幅被用来探讨这种类型的挑战。这是最棒的基辛格，他驾轻就熟地将思维宽度和敏锐性结合起来，用巧妙的手法将标题和趋势连接；他对印度的秩序观追溯至古印度史诗，穆斯林的秩序观至穆罕默德的战役，欧洲的秩序观至30年战争，俄罗斯的秩序观至“草原磨炼，即在一个广阔却没有固定疆界的区域内争抢资源”，称这种秩序观有助于我们理解莫斯科在围绕伊朗问题的谈判策略上的攻击性态度，甚至由此引出的核心议题，即“怎样才能基于不同的历史经验和价值观形成共同秩序”。
基辛格对亚太和中东地区的分析是极富参考意义的：
谈到亚洲，他指出，该地区所有的新兴大国，包括中国在内，对地区和全球秩序都有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是根据其各自的历史和现状所形成的。怎样处理这些有分歧的看法——与中国建立合作关系，同时在一个繁荣稳定的区域内保持我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利益和价值观，这将是确认美国能否迎接更广泛的全球挑战的试金石。
这种有条理的多边外交往往是缓慢甚至令人沮丧的，很少能成为头条新闻，却能真切地影响到数以百万计的人的生活。如果没有有效的区域秩序，挑战就会成倍增加——看看中东就明白了。如基辛格指出：“在世界其他地方，国际秩序挑战都没有这里（中东）那么复杂——无论是在确立区域秩序方面，还是在设法确保这种秩序的兼容性方面。”
美国的领导力自何而来
基辛格是我的朋友，也是我担任国务卿期间的顾问。他定期来白宫，与我分享其对外国领导人的敏锐观察，出访时给我寄送书面报告。尽管彼此对世界以及挑战的认识常常有很大差别，而且现在和过去的主张都不同，但贯穿于他的新书的，仍是一种我们和奥巴马总统共有的信念：美国必须坚守其在维持一个公正和自由的秩序中的领导地位的信念。
基辛格认为，一种国际秩序要起作用并持续下去，就必须有“合法性”。为此，这位著名的现实主义者以理想主义的笔调提醒读者，即使是在我们的价值观和其他目标之间有矛盾的时候，美国仍能成功地支持我们的价值观，而不是回避它们，并通过人民和社会来支持合法性来源，而不仅仅靠政府本身。如果我们的力量能够帮助确保支持相应国际秩序的力量的平衡，那么，我们的价值观和原则就有助于让其他国家接受而且对外国国民产生吸引力。
因此，我们的领导地位的杠杆绝不只限于强大军力和灵活的外交，还在于支持人权，提高妇女和女童的权利和地位，为一个繁荣的公民社会创造空间，为广泛发展创造条件。
我领导国务院期间，类似的原理要求我尽可能地使用所有外交工具，包括那些有时被斥之为“软”的手段——我管它叫“巧实力”，更重要的是，我确信它可以为美国在今后几十年内继续维持领导地位提供某种启迪。我们要发挥既有优势。毕竟，在一个合法性是由下而上而不是由上而下来决定的时代里，美国所处的位置还是比竞争对手强不少。
基辛格也认识到，他离任后，世界有了太大改变，特别是权力的分散及各国政府之外的日益增长的民间力量。国际问题的解决方法越来越集中于非政府组织、企业和公民个人，使用的方式有好有坏。结果，现在的外交政策更多的是考虑人而不是国家。基辛格明智地指出：“这些转变需要一种比之前更广泛、更深层的秩序。世界秩序的任何框架，如果要持续下去的话，必须不仅是能够得到领导者的接受，也要得到公民的认可。”
过去，我们曾被孤立主义包围，却总是服从领导人的召唤。现在是时候来一场大辩论了，我们应该关注：美国对世界意味着什么，世界又对美国意味着什么？大家都需要一起进行诚实的对话，讨论美国领导全球的成本，讨论什么才能真正保证我们的安全和强大。
有待讨论的东西很多。很多时候，我们无法达成一致。但这正是民主的意义之所在。一场真正的全民对话是重建政治舆论以承担21世纪的危险和承诺的惟一途径。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怎样才能成功？现在，基辛格的《世界秩序》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