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现代史上，民族主义无疑是社会变动最具能量的因素之一。这一点从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的国民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就已经看得非常清楚。就当代社会来说，中东的战争自不待言，就是最近半年来，无论是中国还是英美的民族主义大潮，一波接着一波向人们袭来，就足以让人们感到它的巨大能量。
半年来的几波民族主义浪潮
举例来说，2016年7月南海仲裁案以后，一时间上至退役少将张召忠，下至出租车司机，一片喊打的声音。“百度”一下“张召忠谈南海”，你会发现不少“该出手就出手”、“我们学一招后，你就死定了”（指美国军舰）、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等火药味颇浓的字眼。在一篇题为“南海之后又妄想东海仲裁，日本三十六计玩得溜，中国如何一招制敌”的文章中，张召忠主张“我们在军事上要有大量的动作，要做好打仗的准备”，要“让世界知道，谁才是东海和南海真正的主人”。
网上也曾疯传这样的爱国诗：“韩货日货肯德基, 丰田本田苹果七。国难当头不能买, 买了助敌打南海。只要人民都不用, 日美韩菲就得穷！就算不能上前线,在家也能作贡献！”另外一些人则采取了实际行动，跑到肯德基或麦当劳等美式快餐店，拉起横幅、高呼口号，要人们抵制“美食”，说吃美国的肯德基就是“丢老祖宗的脸”，就是在“赞助美国人”制造炮弹打中国，就是汉奸。张召忠也号召人们不要去菲律宾旅游（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号召人们不要去美国以及日本旅游）。这个劲头颇似2012年西安打砸日系车、重伤并致残一车主事件。最近中菲关系又好了起来，张召忠是否又要号召人们去菲律宾旅游？这些人把国际关系看作是小孩子打架一样，只逞口舌之快，而不考虑前因后果。
这种针对美日的战争喧嚣，最近又蔓延到了台海两岸。中国社科院台研所所长周志怀在10月24召开的由台湾研究会主办的两岸关系研讨会上指出，目前两岸和平的“机会不断流失、互疑不断加深、风险不断叠加”，“对立、对抗或许会成为现阶段两岸关系发展的新常态”。那么如何对抗呢？原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洪光中将10月21日在环球网上发表文章，称“《反分裂国家法》明确的武力统一台湾的条件之一——‘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正在显现。因此，中国军队要在台海军事地理环境下，进入武装夺取台湾的针对性战备训练阶段”，比如，要准备多少个什么样的“编组作战集团”、研究如何将炮火覆盖“台岛新竹、桃园甚至台北”。总之，“我军任务部队的每一名官兵都要认识到，解放台湾是受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重托，是统一中国的革命英雄主义壮举，必将在中国历史上像郑成功、施琅一样留下传世英名”。其实早在2016年初，王洪光就和另一位将军罗援就提出来要让台湾人民体验一下什么叫“地动山摇”与“水深火热”。真是辛辛苦苦40年，一下回到改革开放前——“解放台湾”可是文革前与文革中的口号。
看来，除了解放军要做好打仗的准备之外，普通老百姓也要做好抵制台货、将台湾人从大陆赶出去的准备。台湾女艺人陈艾琳，两年前在社交网站写“我是台湾人，台湾是我的国家”，遭到大陆网民的抵制，最近被大陆导演陈菱思开除出自己的电影《女友贩卖机》剧组。导演并为此事向所有网民道歉，检讨说应该在拍摄前查清楚演员的政治立场。这让人想到了台湾大选时的周子瑜事件，以及台湾男艺人戴立忍因被举报有台独情绪被大陆剧组换角的事件。
那么由于香港也有人在搞独立运动，是不是也要抵制港货，将相关商人赶出大陆，或者用什么其他办法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呢？当然，颜色已经有了，也看到了。澳门已经拒绝了有台独色彩的台湾学者入境，也拒绝了香港不少有支持民主运动的相关学者入境。如此看来，两岸四地是不是要剑拔弩张，刀枪相见了呢？
民族主义的能量是很大的，创造性是很强的，只要“政治正确”，是没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干的。
当然，民族主义不是只有中国人才有。英国于2016年6月举行公投决定脱欧，是为了自己更大程度上的独立与自主，是英国民族主义的表现。美国国会于2001年通过的反恐法案别名干脆就是“爱国者法案”。目前美国的总统大选，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打民族主义的大旗。共和党候选人川普的所谓“让美国再强大起来”的口号，就是针对其他国家的政府以及移民、保卫自己的国家利益的美国民族主义诉求。这和中国的“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台湾民族主义、港独等等是异曲同工的。
那么，学界对这一波一波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反应如何？我们应该作何分析？中国民族主义的勃兴和英美民族主义的勃兴有没有相同与不同之处？这些民族主义会给大家带来怎样的后果？我们应该奉行什么样的民族主义？这正是本文想要探讨的问题。
对这一股股民族主义思潮的反应
首先，有不少人是支持这些民族主义思潮的。比如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周永明。他在一篇关于“西方分析中国民族主义的三种套路”的文章中（见2016年8月5日雅理读书网），尽管没有直接为上述那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观点与行为辩护，但还是假借批判西方人的观点，间接地作了辩护。他说，西方人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可以分为三类，即愚氓、傀儡、病人。我说是假借，因为他口中的西方人，是所谓“西方学者和媒体”，但是这有点匪夷所思。因为第一，西方学者或者媒体是不会用这样的字眼的，就是他在文中唯一点名批判的林培瑞也没有用这些词。第二，其实西方并没有那么多人会那么关注中国的民族主义以至于要为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起个什么名字。正如他自己在文中所说，中国人关注和了解西方的事情远远超过了西方人关注和了解中国的事情。
所以说，周教授是假借西方人，来批判中国人中批判这些民族主义的人。的确，他的口吻也是对着这些中国人来的。比如，他认为这些民族主义者不应该被称作“爱国贼”（见他的另外一篇文章，“在美国叫爱国主义，在中国就叫民族主义”，2016年7月27日，观察者网），而“爱国贼”是一些反对这种民族主义的中国人给这些民族主义者起的名字。相反，他认为这些民族主义者，比如军事论坛上的民族主义者，“大多受过良好教育”（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是“知情的民族主义者”。他认为“民族主义者=愚氓的时代早已过去”，“中国热血的爱国青年”并不是“一群没有独立思考，没有自主性，任凭政府操纵的木偶或傀儡”，他们“没有那么好忽悠”，反而是“美国政府伙同媒体忽悠美国乃至世界人们的能力”要远远超过任何人。同时，把“施暴者变成正常人，受害者变成变态人”是“混帐逻辑”！他认为“对历史的记忆与反省，对当下的自立与自信，以及对未来的憧憬和规划，中国民族主义的动力既丰富又强劲又正常”。周教授认为“自诩心智正常的西方学者绅士......的判断实属错误又多余”。他认为把这些“爱国者”称作“爱国贼”是对“爱国者这一概念的超出想象”的“影射和亵渎”。他感到“惊诧莫名”！
周教授的这种观点，也间接地反映在哈佛大学留学的中国学生许吉如在北京卫视演讲时所表达出来的爱国叙事中（也见她7月发表于FT中文网的文章《哈佛女孩的‘爱国演讲’：你所不知的台前幕后”》）。正如凤凰国际智库研究员李江的文章《哈佛女孩与她的爱国叙事》中所言，许吉如将国家拟人化了，在她的口中和笔下，“国家是一位慈祥的母亲或父亲，赐予了儿女们稳定安康的生活”。
但是，李江说，在这里，人们看不到“公民直面国家、社会、社区存在的问题，并致力于改善家园”。人们看到的是“一番宏大的道德宣言，一碗精致的心灵鸡汤”，“对身边的不义”则“视而不见麻木不仁，而对千里之外的‘敌人’张牙舞爪义愤填膺”。
的确，这也正是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刘擎所关注的问题（见《为什么精英联合、中下层分裂》，搜狐文化网，2016年8月3日）。刘认为“民族主义的危险在于把民族国家的利益视为最高价值”，而不问“民族或国家利益与个体公民的利益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是否存在独立于个体公民利益的民族利益？”如果国家利益是公民利益的总和，那么人们应该问公民的权利是否得到保障，公民的福祉，比如自由、民主、公平、公正这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否得到保障。那些以爱国的名义、以狂热的举动来宣泄自己对社会的不满的人，并不是真正的爱国。这就涉及到一个到底什么是民族主义，什么是爱国主义的问题。这正是我们在下面要论述的。
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重要性与盲目性
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目前的民族主义思潮，没有人会否认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重要性与积极的一面。的确，在法国革命、美国革命、中国革命中，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就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两个主义也都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些民族主义的积极的一面，是它正面的政治与社会功能。在受到他者的威胁时，民族主义会凝聚该民族成员的向心力，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民族主义可以为弱小的文化群体在民族国家林立的世界中争得自己的一席之地 (见Anthony D. Smith,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a Global Era.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5, pp. 153-60)。人们可以利用民族主义进行政治动员，维护自己群内的团结，保护自己的文化。在自然灾害面前，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也可以让大家更好地团结互助，转危为安。
不过这种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有时侯确实是盲目的，这是它负面的政治与社会功能。它在不同的民族或者国家之间竖起了一道墙，阻碍了它们之间的联系，损害了它们之间的关系，结果对各方都弊多利少。比如，英国脱欧其实不见得比留在欧盟对自己的发展更有利，欧盟也失去了一根台柱子。美国的民族主义曾经导致侵略伊拉克的严重悲剧，使伊拉克和美国两败俱伤。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也受到了威胁。今年美国总统大选以共和党为代表的民族主义也不是美国的福音。如果川普获胜，美国的领导地位会得到进一步的削弱。川普获胜的可能性不大，但他代表的民族主义还会持续占领一定的市场。美国的总统大选是由两党选民的基本盘所代表的两种民族主义的博弈，就和中国也有两种民族主义的博弈一样。
藏独、疆独、台独、港独也都不是中国的福音，当然也不是西藏、新疆、台湾和香港人民的福音。2012年中国的反日浪潮导致了人民财产的损失与个人身体的伤害。本文开始时谈到的人们关于战争的喧嚣，也会导致更多财产的损失与生命的丧失。（关于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在世界上的发展，也见吴建民《当今哪两种思潮特别值得警惕》，《人民论坛》2016年5月1日）。两岸三地的民族主义使得台海关系、大陆和香港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国家的真正统一，即毛泽东当年所说的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离大家越来越远。
当然，所有这些民族主义的诉求，都需要正视，需要得到解决。即使是借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之名行而发泄对社会的不满（见邱震海《有些底层民众盼打仗是爱国还是对现实绝望”》360图书馆，2016年6月24日），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台独和港独，基本上是一个政治宣言，没有现实的可操作性。但是它们所代表的是一种政治诉求，是需要认真面对、认真解决的政治诉求。只是如何解决，需要人们思想的转变与利益的博弈。
这种转变，是要向与这种民族主义思潮相对的世界主义精神(cosmopolitanism)的转变。美国民主党所倡导的就是一种类似世界主义的精神，即包容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民族，保障国家安全、人民幸福，保证社会的民主、自由、公平、公正，而不是一种狭隘的、极端的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真正的爱国主义，是一种宪政爱国主义（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即践行宪法所规定的普遍性原则的民族主义。
我们到底要什么样的民族主义？
要回答这个问题，当然首先要定义什么叫民族主义。其实，民族主义有两个含义。第一，它是一个意识形态，认为政治单位和民族单位是一体的，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见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3）。当然也可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比如中国。第二，它是一个运动，即建立一个（多）民族国家的运动。而爱国主义则是一个价值观，即热爱自己的文化、传统、国家和人民的感情。这和打砸日系汽车或者抵制美国快餐店本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那么，这个民族国家的性质是什么呢，比如是专制独裁的、威权的，还是自由民主的呢？这就是建国的宗旨问题，或者说是民族主义的内涵问题。我在2010年出版的一本书（Whither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National Identities, the State, and Intellectuals，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中总结了民族主义和国家的几个理想型分类，请看下表。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横列有两种民族主义，一种强调个体（1），可以称作个体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会注重人权、自由、平等，可见于民主国家。另外一种强调集体（2），即所谓国家利益超越个人利益，并且在民族与民族之间竖起了一道墙，让他们互相残杀。这也是著名学者纪连海所说的“为了保护中国在南海的利益，不惜牺牲10亿人口”（见凤凰评论部《“牺牲十亿人口”论，是以爱国的名义反文明》）。在这种民族主义看来，这种牺牲是合法的，应该的。现代文明与秩序是可以被破坏与漠视的，对待生命是可以残忍、暴戾与冷血的。殊不知人都牺牲了，要了南海的利益给谁呢？但是这在集权国家或者民粹主义国家是可能的。
从纵列来看，也有两种民族主义，一种强调公民权益（3），不论民族或者种族，只要认可这个国家的价值体系与行为方式，即可成为公民。美国即这样的国家。但是这种国家也可能用同一个标准要求自己的公民，不看个人或者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从而使国家变为一个压迫少数民族、压迫不同文化群体的工具。中国国内一些研究民族问题的学者如马戎、胡鞍钢等提出，取消少数民族待遇，无论是高考还是招工，不分民族，没有差别，一律以公民身份对待，也是同一个思路。这一点很类似美国共和党的意识形态，即取消平权法案，不给少数民族以任何优待。如果共和党候选人川普上台，美国的问题就会更加严重。
另外一种民族主义则强调族群或者民族群体的权益。这个族群民族主义（4）和集体民族主义（2）是相通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排外的，比如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发生在不少国家的种族灭绝等，都是这类民族主义的代表。这里有可能是多数民族/族群对少数民族/族群的屠杀，也可能是少数民族/族群对多数民族/族群的报复性屠杀。这在国内外的历史上，包括当代史上，都不少见。
在多数情况下，上面这四种比较纯粹的理想型分类的民族主义都是比较少见的，我们更可能看到的是他们的结合体，所以才有了从第（5）到第（8）的另外四种民族主义。具体说来，个体民族主义可以和公民民族主义相结合，成为个体公民民族主义（5），使得（1）、（3）、（5）三种民族主义成为一体，三个名词也可以相互指称、互换通用。这是强调人权、强调公民权益的民族主义，也是民主国家与政体的特点。它的问题，如上所说，是可能单纯强调公民的一致性，而忽视少数民族与族群的个体利益。
上述第6种民族主义，即集体公民民族主义（6），是有点自相矛盾，因为集体和公民个人两者是可以相互抵触的。在制度设计上如何既能够保证集体利益又能够保障个人利益，对制度设计者来说，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也是有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列文森所提出来的“儒家中国的现代命运”（Joseph R. Levenson,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A Tri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5）。这也是另一位有名的汉学家白鲁恂所提出的“中国民族主义的内涵到底是什么”的问题（Lucian W. Pye, “How China’s Nationalism Was Shanghaied,” pp. 86-112 in Chinese Nationalism, edited by Jonathan Unger, Armonk, New York: M.E. Sharpe, 1996）。也就是说，中国人到底想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国家？答案其实不是很清楚，挑战是很明显的，尽管集体公民民族主义是一个不错的选项，也并不是不可能的。这是民主社会主义，或者社会民主主义的选项。
另外一个可能的不错的选项是是第（7）种，即个人族群民族主义。它和第（6）种选项的不同是强调了族群/民族的利益。换句话说，第（6）个选项中的“集体”现在更加具体了。这对像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来说，是比较合适的，既强调个人权利，又强调族群权利。但是和集体公民民族主义一样，个人权利和族群权利也可能是相矛盾的。和集体公民民族主义一样，挑战也是很明显的。多元文化主义在欧美都受到了宗教极端主义的挑战，而使人们开始怀疑文化多元主义是否出了问题。当然宗教极端主义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能发生，不应该和宗教多元、文化多元挂钩。
但是，很可惜，很多政府和个人都以反对宗教极端主义为名，行反对文化多元主义之实。结果就是集体族群民族主义（8）的崛起。这是集体民族主义（2）族群民族主义（4）的结合。英国的脱欧和美国共和党候选人川普的崛起都和集体族群民族主义有很大关系。这种民族主义要求个人或者族群利益服从大民族的利益，鄙视个人自由与族群自由。例子包括中国的大汉族主义（比如只许讲汉语、不鼓励讲本族语言），美国的“川普主义”（抵制伊斯兰教、抵制新移民尤其是墨西哥移民，以及曾经风行一时的“只讲英语”运动）。当然在少数民族或族群用同样的方式抵制其他民族和族群的时候，他们也是在奉行集体族群民族主义，也是同样有问题的。这些问题可见于台独、藏独、疆独、港独的一些言行之中。
结论
现在，我们可以返回来看一下我们在文章开头所讨论的民族主义的性质了。显然，那种不考虑公民权益、个人权益，而只考虑集体利益的民族主义是一种片面的、排外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或者说是集体族群民族主义。而一种更应该奉行的民族主义则是既强调集体/民族的利益，也强调个人权益的民族主义，或者说是哈贝马斯所讲的宪政爱国主义，也即强调普遍的原则与价值，既不单纯是个体的权益，也不单纯是集体的权益，而是应该强调两者并重的民族主义。在南海问题上，人们应该考虑的是个人权益和集体权益的并重，而不是只考虑集体权益，国家利益，不考虑个人权益。
就南海、东海的问题来说，个人族群民族主义会要求冲突各方都考虑到对方的利益，同时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样是世界主义的视角。菲律宾总统访问中国，双方达成了解决南海黄岩岛鱼权问题的协议，双方的利益都能照顾到。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实行个人族群民族主义的例子。其实东海问题也可以照此办理。
关于台海问题，按照个人族群民族主义的原则，也只能是加强沟通，而不是关闭沟通渠道；相互理解，而不是相互猜忌；是在被定义为“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基础上，相互承认对方，同时设计一个联邦式的邦联，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都包含在这个中国里面，而不是准备打仗，用战争来消灭中华民国、消灭台独。这些东西，不是战争可以消灭得了的。
另外在南海、东海、台海打仗到底对谁有好处？打仗就要死人，是士兵、老百姓去死还是像张召忠、王洪光、罗援这样的将军去死？答案不是很明显吗？打仗能够解决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等对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来说是性命攸关的问题吗？这样的民族主义不是很危险吗？所以，如果对民族主义情有独钟，那么应该是个人族群民族主义（7），或者个体公民民族主义（5），至少是集体公民民族主义（6）。总之一定要有公民的利益、个人的利益、民族/族群的利益在里面，而不是只强调群体的集体族群民族主义（8）。这一点对中国、美国都是适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