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十五大”提出“维护地区稳定”“需要一个和平国际环境特别是良好的周边环境”后，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布局中的地位不断提高。2013年习总书记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更是强调，“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我国都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要“运筹外交全局，突出周边在我国发展大局和外交全局中的重要作用”。然而，中国周边环境复杂，不同方向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也不同，需要具体分析不同战略方向上的新形势、新挑战和新机遇，并总结经验才能将中央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和新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外交举措。中亚方向是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睦邻外交开展比较顺利的方向，日渐体现出新趋向和特点———以推动区域治理实现睦邻外交。研究中国的中亚外交无疑对中国周边外交总体布局有重要启示。
与中亚有关的研究分为三类：一是关于上合组织的研究，二是中国与中亚国家双边关系研究，三是中亚大国博弈的研究。然而将地区主义视作一种睦邻政策，以地区治理的视角考察中亚外交（周边外交也是如此）的研究尚付阙如。目前，中国的中亚外交为这种研究视角提供了充分的经验事实，加上“一带一路”稳步展开，中国与周边国家已融为一体，中国以地区治理实现睦邻外交的趋向更加彰显。本文拟先论述地区主义和中国治理型周边外交的关系；其次分析中国在中亚方向的治理型外交举措，然后探索其未来塑造路径，进而总结对中国周边外交的规律性认识。
（一）地区主义及相关概念
约瑟夫·奈认为，地区主义（regionalism）的地区（region）是通过地理联系和一定程度相互依赖联系的有限国家的集合。卡赞斯坦认为，地区是在广泛领域显著相互依赖的一群国家，相互依赖模式通常（但不总是）以能够区分这些国家的经济政治活动和社会交往体现出来。因此地区不只以实物存在，不光是能以图表准确描述的商品与人员跨越物理空间的流动，地区也来自社会与认知的结构”。考察国际政治中的地区时应将地区的物质存在与社会建构特性并重。迈克尔·舒尔茨（MichaelSchulz）认为地区主义通常是国家主导的计划（project）和过程，也指一系列旨在创造、保持或修改有关安全、财富、和平与发展规定的思想、价值观和具体目标。路易斯·福西特（LouiseFawcett）将地区主义视为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在特定地区寻求合作和协调战略来实现单一或多个领域共同目标的政策或计划。地区主义分为促进地区意识或共同体的“软性”地区主义和通过联合地区群体或网络，通过国家间安排和组织，使其正式成为泛地区或次地区群体的“硬性”地区主义。翁德里克（Jens-UweWunderlic）将地区主义理解为一种有目的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合作过程。因此，地区主义既可以被看做是一种国家对外政策、计划、战略，也可以被看作是国家间的战略合作与协调过程，还可以被视作是一种思想和运动。
地区主义以地区化（regionalization）为基础。“如果说地区主义是一项政策或计划，地区化则首先和主要是一个过程，它可能是自发和自主力量作用的结果，指特定地区诸如贸易、人员、观念甚至冲突活动的集中。”卡赞斯坦认为地区化是国际和全球经济过程的地理表现，地区主义是反映和塑造政府、企业和各种非政府组织和社会运动的战略。地区化指地区国家间政治、经济、文化的自下而上的自发合作过程，没有特定计划与方向，参与者以私人和社会行为体为主；地区主义则是国家推动的自上而下的合作过程有明确的计划与方向，参与者多为国家或受国家资助。学者们以地区性（regionness）概念“解释某一特定地区或地区体系的凝聚和认同状态”反映地区化水平的高低。
地区主义作为一种地区间国家为解决共同问题进行的战略协作过程，安全上能缓解地区内无政府状态，减少各国安全压力；从地区发展来看，货物、资本、人员和技术的自由流动，减少了地区各国的交易成本，提高地区福利；从地区间竞争考虑，地区合作可以提高地区实力，获取地区间竞争优势。地区主义作为一种国家追求与地区内国家合作的对外政策，往往与其周边外交结合在一起。就地区小国、弱国而言，地区合作能部分消解安全困境，增加本国福利；就大国而言，除了优化安全环境和增进本国福利外，将地区主义作为周边外交政策，推动地区整合，是其获取国际政治经济中的联系性权力（relationalpower）和结构性权力（strucuralpower）的重要手段。地区大国推动的地区性国际公共产品———国际组织会产生“地理外溢”（geographicalspillover）效应———“某些特定国家的一体化会导致毗邻国家的一体化，形成一体化的同心圆模式”，在推动地区安全与发展的同时增强对周边地区的战略控制和塑造能力，进而提高本国的国际影响。地区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和运动，随着地区合作的深入，会形成新的地区意识和地区观念。
中国的中亚地区主义，指中国在其西北方向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实践的旨在实现与中亚五国及俄罗斯共同安全与发展的睦邻外交政策。共同安全与发展需要是中国推动中亚地区主义的基本动力，上合组织是实现中国中亚地区主义的制度框架，其发展演进表明了中国中亚地区主义取得了积极成效“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为中国和相关国家提供了新的合作增长点。中亚地区主义既是睦邻外交的战略选择也是中国实现全球战略平衡的需要。中国的中亚地区主义是中国影响逐渐扩大到中亚地区，与之前俄罗斯主导的中亚地区主义的合作过程互为补充。随着中国的中亚地区主义的展开，一个包含俄西南地区、中亚五国和中国西北地区的新地区在逐渐形成。中国的中亚地区主义，首先源于地区和全球战略安全的需要，中国需要同中亚国家及俄罗斯在本地区协调政策以实现中国西北安全；就全球战略稳定而言，中国的中亚地区主义———以上合组织为推动中亚地区主义的制度基础———能够缓解俄对中国地区影响的担忧，巩固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应对来自美国和西方的压力实现和平崛起。东南亚和中亚是中国实践地区主义的最初方向。东盟最初怀疑中国对台湾和南中国海的意图，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使东南亚国家深信与中国关系密切的机遇大于风险。“中国支持建立了东盟与中、日、韩（10+3）论坛，甚至实现与印度关系的正常化。”然而亚洲各国地区认同较低，历史上没有共同的宗教和涵盖整个亚洲的帝国，近代战争更加深了这些差异和人民之间的嫌隙。当今亚洲秩序没有自成一体，很大程度上是域外国家塑造的结果。其次，中国东亚和南亚地区主义因为与美日的战略矛盾及领土问题而进展缓慢，中国无力推出涵盖整个亚洲的地区主义战略，只能在有利的战略方向上推动次地区的地区主义合作。中亚就是中国地区主义战略的最优方向，其目标在于为和平崛起塑造良好的周边环境，减少周边国家对其战略疑虑，化解因为邻国众多而极易招致的周边国家联合制衡。第三，中国需要中亚和俄罗斯的资源和能源，保证经济发展。“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外交的特征是通过商业和投资自由化以及参与国际制度以扩展同外部世界的互动”。第四，以自身发展惠及周边，形成命运共同体，增强本地区的竞争优势。“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国经济———不管大国还是小国与中国市场无关，也没有一个国家不希望与中国经济互动以求增长。”
一是共同安全与发展需要是中国推动中亚地区主义的基本动力，吸引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地区治理，使政府主导的地区主义和社会自发的地区化过程互相推动。国际政治中的“治理是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和私人行为体以解决他们面对的全球公共问题为目的的活动的总和。”地区主义的当代突出表现是非国家行为体的广泛参与，如国际组织、公民社会、次国家行为体和著名国际活动家等。中国的中亚地区主义适应并积极利用地区主义发展的这种趋势。
二是将周边视为命运共同体以自身发展惠及邻邦。以2014年为例中国是马来西亚、朝鲜、韩国、日本、印尼、缅甸、蒙古、新加坡、泰国、越南、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三是综合配置多种战略资源，广泛领域建立多边机制，综合治理。上合组织是实现中国中亚地区主义的制度框架已从最初的安全合作机制发展为涵盖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科技、人文等多重机制的合作平台。四是推动地区内国际关系新准则，建立地区国际关系文化，培养区域共同体意识和共同利益观念，逐渐形成新的地区认同。
如果将地区主义视作地区国家为解决共同问题进行的战略协调过程，则需要地区性公共产品作为协调机制。就其外溢效应的影响范围而言，地区性公共产品（regionalpublicgoods）是介于国家公共产品与全球性公共产品之间的公共产品类型。一般来说，只服务和适用于特定地区、成本为域内国家共同分担的国际性安排、机制或制度被称为地区性公共产品。为了推动中亚地区主义发展，中国提供了地区合作的多个公共产品，如，以上合组织和“一带一路”为主，亚投行、金砖国家银行等地区公共产品则发挥着重要辅助作用。
从19世纪后期到苏联解体，多数时间里苏联一直是中国北部的主要安全威胁。冷战期间中国新疆与苏联的中亚地区长期处于隔离状态。苏联解体后，中亚国家曾经尝试过推动中亚地区主义，建立了中亚合作组织；随着俄罗斯的加入，中亚地区主义被俄罗斯所主导。在原苏联地区，俄罗斯是该地区的地区主义的倡导者和领导者，其主导成立了多个一体化组织，中亚国家大多也是这些组织成员。例如， 俄、哈、塔、乌、吉均为独联体成员，俄、哈、哈、吉、塔也是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俄、哈、吉、乌四国是曾经的“中亚合作组织”成员，俄、白、哈三国于2015年1月启动具有超国家性质的欧亚经济联盟。所以与中国相比，上合组织成立之前，中亚国家与俄关系更近，中国是中亚地区主义的后来者，因此出现了1992—1997年之间中国与俄、哈、塔、吉四国边境谈判和元首会晤时的“五国两方”格局———四国为一方，中国为另一方，直到1998年的元首会晤才变为“五国五方”格局。四国联合起来防止中国利用苏联解体在获取谈判优势。1992—1997年中国与中亚三国谈判时的让步使其认定中国不是扩张性国家，没有侵略意图，这是三国继续同中国进行安全合作的心理前提。这个转变过程意味着中国与四国的信任稳步提高，中国政府因势利导，倡导成立了“上海五国”机制，并倡导成立了上合组织。“没有北京的参与上合组织绝对是毫无意义的组织”。
1998年之前中国与四国之间的合作还只是传统的安全合作，1998年五国合作开始从边界地区的军事领域的双边合作扩展到为维护地区安全的非传统安全的多边合作，打击三股势力成为五国加强地区安全主要议题。2002年6月六国决定成立反恐机构，2004年6月落实至今已举行了11次反恐演习。上合组织保证了中国在中亚的安全和经济利益，也为俄保持其中亚影响提供了可能，还能通过上合组织掌握中国在中亚的动向。俄需要同中国及中亚国家一道应对其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西方对中亚国家反对派的支持、培养亲西方政党、制造“和平演变”，使普京感到“和平演变”不仅制约其地区雄心，并可能在俄重演。中亚国家也需要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优化周边环境，联合中俄合作增加安全。上合组织是中国实施中亚地区主义的重要杠杆，也是与中亚国家及俄一道，推动本地区的地区主义发展的地区公共产品。然而，因为中国的参与，原本由俄罗斯主导的只覆盖中亚国家及俄西南地区的合作范围逐渐扩大到包括中国的新疆地区，新的地区和六国合作的新地区主义逐渐形成。中国的中亚地区主义就是推动形成新的地区和新地区主义的过程。
安全与经贸合作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是推动区域合作和上合组织发展的两个轮子，只有两者并重，才有“外溢”效应，带动其他领域合作。上合组织成立之初就将经济合作写进《上海合作组织宪章》。随后出台了很多经济合作文件：《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落实措施计划》《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关于加强多边经济合作、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保障经济持续发展的共同倡议》《2012—2016年上海合作组织进一步推动项目合作的措施清单》等等。上合组织还建立和启动了各种协调机制成立了海关、质检等重点领域的专业工作组、实业家委员会和银行联合体。这些协定和机制为上合组织的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法律基础和制度保障。2015年元首理事会通过了《上海合作组织至2025年合作战略》，这是上合组织成立以来的首份发展战略，这份内容涵盖广泛的纲领性文件描绘了未来十年的发展蓝图，为推动成员国更多领域新合作提供了指引。
中国不仅倡导区域经济合作，还提供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2004年中方决定向其他成员国提供总额为9亿美元的优惠出口买方信贷，2012年倡议建立开发银行、粮食安全合作机制、种子库和农业示范合作基地、能源俱乐部等，以推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并表示其后三年将向其他成员国培训1500名专家，十年内将为其他成员国提供3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邀请1万名孔子学院师生来华研修。为支持上合组织框架内经济合作项目，中国决定向其他成员国再提供100亿美元贷款。2014年中方倡导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表示愿通过丝路基金、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等金融平台，解决上合组织成员国投资需求。2015年中国决定向上合组织成员国提供50亿美元贷款用于合作项目融资。中国上合组织成员国贸易发展迅速，实现了合作共赢（参见下页图1和图2点击放大）。
图1和图2显示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贸易自1992年以来一直呈增长态势，中俄和中哈贸易远超其他国家。2008年中国成为俄最大的进口来源国并保持俄最大贸易伙伴至今。2014年中国更上升为俄罗斯的第二大出口国，2015年1~9月中国仍为俄第一贸易伙伴、第一进口来源国和第二大出口国，中国对俄经济影响力与日俱增。哈方在中哈贸易中多年均为顺差。2010年起中国取代俄成为哈第一大贸易伙伴，是哈第一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国。自2011—2014年中国均为哈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国。2015年1~9月中国继续为哈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进口来源国。2015年1~10月，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进出口总额为650亿美元，中国仍是其最大贸易伙伴国。俄哈对华经济和市场的依赖使中国便于发挥影响，推动本地区的地区主义发展。
人文外交最能体现中国中亚地区主义的治理型特质，人文外交使地方政府、民间组织和社会团体均参与了地区交流与合作，有利于正在形成的地区———包括中国西北地区、俄罗斯西南地区和中亚国家的地区化的发展，换言之也就是提高本地区的地区性，从而使政府主导的地区主义的展开更加顺利。地区主义以地区化为基础，民间交流是推动地区化的社会基础，人文外交则是加强和加深文化交流的催化剂，也是提升中国软实力的途径。约瑟夫·奈将“对他国有吸引力的文化”视为国家“软权力”要素之一。中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的人文外交，主要通过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大学为平台的青年文化交流、民间宗教文化交流和地方交流等渠道进行。中方专设上合组织成员国来华留学奖学金项目以配合成员国青年交流，并发起轮流举办青年交流营活动。2006—2007年中哈两国先后举办了两届青少年运动会，800多名青年运动员参加。2012年第四次上合组织成员国教育部长会议通过上合组织大学项目院校增至74所，2013年中方承诺未来10年为其他成员国提供3万政府奖学金名额。
中国还为地区主义的人文合作提供物质和人才建设支持。中国为加强上合组织人力资源建设拨出专项资金，为其他成员国培训不同领域的管理和专业人才，邀请其他成员国大中学生假期来中国，中国愿为各成员国汉语教学提供更多师资和教材支持，推动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论坛机制化，为成员国汉语教学提供师资教材以及培训和进修机会，邀请孔子学院学生来华研修，为其他成员国培训司法人才，不断增加为其他成员国提供的官员、管理、技术人才培训名额。邀请上合组织国家青年领导人来华研修。中方还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合办孔子学院传播中国文化加强宗教交流和地方交流。中国与哈、吉、乌、塔四国合办孔子学院11所，与俄合办21所，并与俄及中亚国家（哈10个、土3个、乌4个、吉10个、塔4个）地方政府建立了友好关系。成立上合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开展民间交流，促进与中亚各国建立良好关系以实现共同发展。
（四）新地区意识和新地区主义观念的培养
中国的中亚地区主义成功的基础是通过自身的积极塑造，逐渐形成新的地区意识和新地区主义合作模式，是政府和民间逐渐形成本地区的共同利益观念和共同体意识，所以才能形成地区主义与地区化的良性互动，将“软性”地区主义和“硬性”地区主义结合起来。上合组织成立十五年来，本地区逐渐形成了这种意识。上合组织成员国政治上高度互信，经济上互利共赢，安全上相互支持，文化上交流互鉴，逐渐形成了新的区域国际社会价值，即“上海精神”。“上海精神”就是中国倡导并获得其他成员国认同本地区主义价值，是共同利益观念和区域意识的基本反映。在历次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上中国均倡导和弘扬“上海精神”，认为这是上合组织得以产生、巩固和未来发展的基础，也代表了国际关系发展的新方向。“上海精神”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是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及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处理地区事务中的集中体现。因此，中亚国家认同和支持“上海精神”，俄总统普京也表示，“我们制定的合作模式和‘上海精神’正日益成为一种准则。鲜明的原则是我们这个组织的基础。这些原则包括：相互信任，公开讨论任何问题，通过磋商和不施加任何压力的情况下解决问题。实际上，这已经是上合组织的完整的方针。”中国践行“上海精神”与西方推动“颜色革命”干涉中亚国家内政形成鲜明对照。中亚国家也希望成员国以“上海精神”作为指导国家间关系的准则，尊重其主权。中亚国家对俄也心怀警惕，白俄总统卢卡申科对普京所谓的“主权不是一个偶像崇拜”已经产生疑问，哈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明显表现出对俄罗斯控制的担忧，认为欧亚联盟仅经济一体化已经足够了。中国提出的“上海精神”和“新安全观”已经成为涵盖中国西北、俄罗斯西南地区和中亚国家的新地区的地区主义共有观念，也意味着本地区的共同利益观念和共同体意识在逐渐形成。
总之，中国的中亚地区主义外交战略的实践通过不同领域———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社会等多个机制来实现地区治理，综合运用权力资源促进中国与本地区的共同安全与发展，实现中国与周边的命运共同体。
未来中国的中亚地区主义的塑造路径应将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既维护本国利益，又照顾相关国家合理关切，寻求与俄及中亚国家的利益公约数，应着力以下方面：
（一）巩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协调引领中亚安全与发展
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强，一个地域包括俄西南地区、中亚国家和中国西北地区，并不断向周边辐射的新的地区和新地区主义正在形成。然而俄一直将中亚视为其“势力范围”，不愿中国取得地区优势。西方学者就认为中俄“战略伙伴这种标语的所有麻烦之处是它不能使任何人相信，其前景黯淡”。俄外交政策以西方为中心，对华关系只为平衡西方。上合组织只能缓解中俄中亚竞争，两国对该组织未来发展战略和成员国资格问题均表有非常不同的观点。目前中国向俄主要出口机电产品，而后者对华出口以能源资源为主。自2007年以来中国长期对俄贸易顺差，使俄担心其经济会对中国过分依赖。俄利用中国目前专注于国内发展，国际上保持低姿态的有利时机，趁机在中亚加强和巩固其地位。俄拥有在中亚发挥影响的多个地区性组织，而中国只有上合组织可以借重。由于上合组织坚持不干涉成员国内政原则，中亚国家自然依靠俄主导的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以求政治支持。
然而中国应以全球战略平衡与地区稳定和发展的高度定位中俄关系，妥善处理好中亚地区主义战略与俄的利益关系，应与俄协调政策，而不应谋求取代俄地区影响，建立自己势力范围。一个国家的地区和国际竞争力归根到底还是由该国在地区和全球产业机构中的地位决定的。长远观之，中国在本地区影响的扩大是必然趋势。国家之间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长期竞争。与俄相比，中国在中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日益增强，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的长期顺差地位就是中国强大竞争力的表现。乌克兰危机后面对西方制裁与中国合作对俄更具有战略意义。未来中国对俄经济的重要性将更加凸显，经济关系成为稳固中俄战略关系的重要纽带。2007年开始中俄贸易中国一直保持顺差，中国应加大对俄投资使俄经济渡过难关，一个强大的俄罗斯的存在符合中国利益。乌克兰危机后俄开始认识到中国是其唯一可以依赖的全球性力量，对中国推动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态度积极，将其与欧亚战略对接，加强对华能源合作。中国应允许美在中亚的存在以减少俄对华疑虑，也有利于减少中亚国家对中国在本地区日益增长影响的担心，从而优化中国中亚地区主义的地区环境。
（二）在与中亚国家关系中真正贯彻亲、诚、惠、容原则，以自身发展惠及中亚国家
2010年起中国在中亚的经济影响超过俄罗斯。中亚国家向中国出口以原材料为主，除哈以外，其他国家对华贸易长期存在巨额逆差，他们担心沦为中国的附庸（vassal）。以2014年为例，中国是吉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进口国，但未进入吉六大出口国之列；中国也是塔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但只是塔第七大出口国，居孟加拉国之后；中国是土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三大进口来源国和第一大出口对象国；中国是乌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二大进口来源国和第一大出口国。中国还没有成为中亚国家的主要出口市场（参见图3和图4点击放大），只有当中国为上合组织成员国提供市场时，经济联系才能转化为影响力。
图3和图4均显示了中国与土、吉、塔、乌贸易顺差明显，中国出口增长迅速，但是进口增长缓慢。中国已经成为哈、吉、塔、土、乌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且成为哈、土、乌第一出口国。第一出口对象国地位表明哈、土、乌三国对中国经济依赖更大，中国更容易通过经济杠杆对哈、土、乌三国发挥影响，实现战略意图。中国不应将中亚看作自己的过剩产能的倾销地，而应以对中亚国家的投资带动本地区经济发展。目前的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银行的建立就是中国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为区域发展提供公共产品；能够为中亚国家和俄经济发展提供融资支持，是实现互利共赢的战略举措。
（三）平衡运用国家权力资源，形成推动区域治理的合力
“9·11”事件前美国对中亚国家知之甚少，与中亚五国也很少有文化与经济联系。“9·11”事件后的反恐战争提升了中亚在美对外战略中的地位美国开始介入中亚事务。虽然美撤出了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军事基地，在中亚影响减小，但美国等西方国家推动的“和平演变”将导致中亚国家政权更迭并危及地区稳定。中国需要同俄协调关系，为本地区安全稳定提供支撑。以上合组织为实现中国中亚地区主义的制度平台，寻求与俄及中国国家关系的最大公约数，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为中国和相关国家提供了新的合作增长点。治理型周边外交模式能够将中国的各种实力资源转化为实现国家外交目标的国家能力，是“成功结合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巧实力”，即综合运用政治、安全、经济、人文等各种手段，建立多种机制实现战略目标。中国应将安全与发展并重，军事与经济并举，只有在安全与经济上同时着力，才能形成对中亚的更大影响。
（四）坚持“上海精神”，形成新型地区国际关系
“上海精神”是上合组织国家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中国践行“上海精神”，不谋求地区优势，不干涉中亚国家内政无论安全还是经济合作，中国视中亚国家为平等伙伴。中亚国家认识到与中国不同，“美国人不仅想得到自己想要的，不光是经济机会和安全，而且还想要一个大致符合自己政治和道德偏好的世界”。正是这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葬送了“9·11”事件后俄与中亚国家同美国良好的合作关系。同样，俄油气公司控制中亚国家的油气运输，中亚国家认为俄对其能源剥削太甚，而将中国看作很好的能源合作伙伴。中国平等相待的态度更容易扩大中国在中亚的影响，化解中亚对中国的谋求地区霸权的担心，也避免了中亚国家政权变更对中国与中亚国家双边关系的影响。
四、结语
中国的中亚地区主义呈现出治理型周边外交（在东南亚方向也有表现）的一些特征。首先，治理型周边战略将中国与周边视作命运共同体，推动多领域合作，在多次博弈中增进共同利益，减少和化解成员国之间零和博弈性质的利益矛盾，有利于形成区域共同体意识，增进共同利益和化解分歧和矛盾，增加域外大国遏制中国的成本，为中国和平崛起塑造良好周边环境。其次，治理型周边的战略会产生“地理外溢”效应，有利于中国影响力在中亚、南亚和东北亚的扩展，提高中国对周边的战略塑造能力，使中国成为未来地区主导国。在全球层面，这也有利于全球战略平衡，化解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然而中国在中亚的治理型睦邻模式也存在经济和军事没有同步推进的问题，使治理效应大打折扣。经济手段解决不了应由军事手段解决的问题，这也是周边其他方向上面临的一个问题。与中国周边其他战略方向相比，西北方向最有利于中国推动地区主义。未来中国的中亚地区主义更需将国家权力资源平衡和综合运用，改变以往单一依靠经济力量的模式。
注释：略
注：外交学院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预研项目“国际机制的中国供给研究”；外交学院重点学科项目“全球治理下的中国与联合国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