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我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实现这一伟大目标的历史进程中，社会服务占据重要地位。始于1884年英国伦敦托因比服务所的社会服务运动以照顾性、治疗性、预防性的功效彰显，能够减轻服务对象的社会压力，改变其行为方式，提升其社会适应能力，使其摆脱弱势地位，革除自身痼疾，走上自立、融合、健康之路。“我国社会治理的背景与要素因不断增加的社会风险与现代性及后现代性而发生巨大变化”，①社会服务需要全面快速增长，但“社会服务缺乏、社会服务覆盖面较小、管理体制和机制滞后等问题”，②使得社会服务问题成为制约我国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短板”。
传统服务主体的集体失灵及合作缺失是造成社会服务“短板效应”的重要原因。以残疾人就业服务为例，2013年37.3%的城镇劳动年龄段残疾人实现就业，农村的这一比例为47.3%，相较于2012年，城镇变化不大，农村略有下降。③这意味着城镇有近2/3、农村有超过一半的有劳动能力残疾人尚未实现就业。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残疾人就业率不高、就业质量低下?作为身心上存在一定障碍的弱势群体，残疾人就业创业的实现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关主体对其的支持力度与作用方式。在传统官僚体制下，政府完全掌控公共权力，排斥其他组织对于社会事务的参与，自上而下单一向度的权力运行方式又无法有效回应基层残疾人的就业创业需要。2013年相关数据显示，残疾人找工作的主要途径是熟人介绍，其中城镇为66.4%，农村为75.7%，通过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找工作的比例仅为45.6%。④政府并非管得太多，而是管得太偏，重“输血”而轻“造血”，重救助而轻服务。作为“亦官亦民”事业单位的残联，过于关注行政职能之发挥而忽略其服务功能，就业工作主要关注城市残疾人，对于农村残疾人则大多关注救济式扶贫，忽视就业创业支持服务；而本应在就业创业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企业受逐利天性驱使，因担忧雇佣残疾人会影响其利润最大化目标之实现，从而对残疾人就业关闭了大门；与此同时，受到政治生态的影响，我国社会组织，尤其是助残组织的发展还较为滞后，尚无法对残疾人有效就业与创业提供技术支持与专业帮助。有鉴于此，必须高度重视社会服务系统建设，着力研究社会服务新主体的有效介入、优势发挥及其与传统主体间的合作方式，完善社会服务主体架构，创新社会服务机制，开创社会服务新局面。
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社会的复杂性、风险性、不确定性日益增强，几乎所有社会变化都“不是一个模式的部分”，查尔斯·汉迪(Charles Handy)认为人类正步入一个“非理性时代”。⑤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进一步指出这就是一个“风险社会”。组织化的不负责任充斥于这一社会，而风险制造者为保护自身权益甚至不惜以风险中受害者作为代价。⑥对这一全新社会阶段的认识需要综合运用各个学科的知识，以“社会治理”这一研究视野加以统领。社会治理所强调的“平等、参与、协作”精神又必然引导人类社会最终步入一个“合作的社会”。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加剧，危机事件呈现日益多样化、复杂化、跨域化特征，风险规避及危机治理已非一国所能应对，必须各国及地区携手通力合作，共同应对和处理风险与危机事件。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组织的成长、社区建设的规范，一些非传统治理力量逐渐出现并日趋成熟，开始积极参与并试图主导社会治理进程，由此带来了对于传统规制模式的巨大冲击，政府一家独大的权力格局开始解体，多元参与合作的新权力架构逐渐形成。萨拉蒙曾对非政府组织等社会治理力量在全球范围内的勃兴作出断言：“历史将证明，这一革命性发展对于20世纪后期世界的影响完全可与民族国家兴起对19世纪后期世界的影响相提并论”。⑦社会组织的兴起对传统权力格局形成了严峻挑战，国家或政府等传统势力如何与社会组织等新兴势力进行有效合作、实现共同治理，就成为这个时代必须面临的一个全新问题。
“合作”是新型社会的本质属性。对合作而言，合作本身即为目的，有关人的其他理论皆为合作前提，为形成与完善合作关系进行历史性准备。合作精神内含于合作者之整合力量是合作之关注点。⑧“合作的社会”必然要求“合作导向”的社会治理，并以“合作治理”加以形态诠释。与传统规制模式下政府独家垄断权力的集权逻辑不同，差异化共存即为合作本意，而差异化的多元主体共存则是合作治理的前提，同时，多元主体正是因合作治理才得以形成。合作治理将所有社会因素的平等共在视为其赖以存在之基础，这完全有别于其他治理形式。所以，差异化的主体共存就成为实现合作治理的重要要素，具体到社会治理实践中即必须实现多元主体的合作共治。
合作社会的治理范式渴求新型主体架构的耦合。国内外无数成功经验证明，社会企业能够有效回应合作社会的治理诉求。一般认为，社会企业介于营利与公益之间，是市场经济与社会慈善结合而成的一种社会组织类型，具有典型的混合特质，其“运用商业策略解决社会问题”的核心关照，以企业运作方式来实现社会目标的灵活性早已得到公认，价值目标、组织形式、运营方式等方面的独特优势使其成为介入社会服务、实现合作治理的适格主体。
作为回应风险社会的新生事物，社会企业具有目标公益性、服务专业性、经营商业性等价值优势与组织特性，能够有效应对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从而引起了各国政府的极大关注。如美国奥巴马政府努力发展社会企业，构建社会大众与社会企业家、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合作关系；英国为促进社会企业进一步发展出台了一揽子支持措施。⑨
社会企业的使命感是其介入社会服务的价值优势。王名等认为，“社会企业具有非营利性、非政府性和志愿公益性”，⑩具有超强的使命感。社会企业追求多元目标价值实现的使命感极为凸显，其以追求积极整合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为己任，而并非消极弥补政府失灵、市场失灵与志愿失灵，整合性特质显著于补缺性特质：将社会企业内嵌于社会之中，以志愿性的集体行动推进社会目标的具体实现；社会企业虽采用企业运营方式，在市场中发生交易行为，但其绝不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终极目标，所获利润均回报、补偿其社会目标的利益相关者；社会企业积极参与承接政府服务外包，合法享受政府补助，为政府公共政策实践提供广阔平台。由此，从资源及其他角度出发，社会企业都处于一个中间位置，即市场、国家和民间团体的交叉点。(11)以残疾人就业服务为例，其服务对象是“残疾人”这一特殊的弱势群体，服务主体在以企业方式运作并进行服务供给时，社会企业崇高的使命感驱使其坚持社会效益优先的多元目标实现，经济效益必须让位于社会效益，欧洲的“工作整合型社会企业”就是典型代表。“工作整合型社会企业”以帮助那些面临被劳动市场永久剔除的弱势失业者，使其重新整合到工作和社会中为主要目标。其具体目标一是稳定地整合组织内部弱势个体(尤其是有某些缺陷者，如智力残疾)，二是作为进入正常劳动力市场的跳板。(12)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存在着为残疾人士设立的、提供职业整合的企业，这些企业的使命就是弥补传统劳动市场所需的生产力与残疾人实际所能提供的劳动力间存在的差异。如今，此类组织大多数得到了政府机关的认可和补助，并向残疾劳工提供开放式的工作合同。鉴于此类工作整合型社会企业的专业性日益提高，他们很少动员志愿者，而是大量使用经过专业培训的残疾劳动者。这类企业包括比利时和丹麦的福利工场、瑞典的Samhall福利工场网络。此外，欧洲还存在着通过生产活动来帮助残疾人重新回归社会的社会企业，如法国的适应工作生活中心、瑞典的社会合作社等。(13)
社会企业的商业性是其介入社会服务的组织优势。社会企业不是纯粹的商业企业，也不是一般的非营利组织，是为特定的社会目标而存在的，这决定其商业性与一般企业的商业性存在差异性。(14)相较于普通非营利组织，社会企业的商业性要考虑用商业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这些商业活动至少是自给自足的，获得的利润应用于提高实现社会目标的水平。(15)正是这一商业性特征，使社会企业在提供社会服务时具备先天的组织优势，具体表现为依据市场规律，以企业化运作机制参与市场竞争，寻求企业利润最大化。与传统的官僚制不同，社会企业引入竞争机制，非常注重优化配置与合理使用资源，突出创新意识，注重自身竞争实力的培养，以期成为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竞争实体。1997年创立的残友集团以实现“大规模的残疾人集中就业，重构中国高科技产业人力结构”为伟大构想，2012年荣获“英国社会企业国际社企大奖”，被誉为创业带动就业之典范。残友集团以商业手段实现社会目的，促进残疾人依靠高科技强势就业，成为世界最大的社会企业和唯一的高科技社会企业。(16)其涉及的产业领域包括软件、动漫、文化设计、电子商务、物联网、培训咨询、高附加值经济农业等，均为高科技行业，改变了残疾人简单体力劳动的传统就业模式，充分发掘残疾人的优势与潜能。残友的社会企业商业性优势还主要体现在独特的投资方式上：一般由当地科技、民生部门提供几年免费场地，“残友”负责出资装修、购置设备、派驻管理及技术团队进行培训，每家分公司均由残友控股51%，集团派出人员担任分公司总经理，掌控资金流向，集团规定全部分公司必须实现残疾人员工占比超过70%。“残友”采取高度商业化的运营方式，要求每个分公司从一开始就实现盈利：第一步是“前店后厂”，由总部到当地签订合同并负责生产，总部只收回成本，利润全留在当地分公司；第二步是协同作战，3-6个月后派驻团队和当地残疾人负责当地的维护任务，总部人员在半年后全部撤走，由本地残疾人自治，实现完全本地化。科学的商业化运营，极大地发挥了社会企业参与残疾人就业服务的组织优势。
社会企业的专业性是其介入社会服务的技术优势。社会企业的专业性通过两个维度展现：创新与混合。戴维·伯恩斯坦强调：社会企业是各种以创新方式解决社会问题的路径的总称，是为应对那些同时出现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的复杂社会问题而形成的创新性解决路径。(17)社会企业坚持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混合，实现价值诉求的创新；坚持提供公共产品与满足经济目标混合，实现目标导向的创新；坚持商业手段与社会目标混合，实现组织形式的创新；坚持社会资本与商业资本混合，实现管理方式的创新；坚持财务绩效与社会影响混合，实现考核指标的创新；坚持市场驱动与使命引导混合，实现动力机制的创新。而这种混合和创新，能够极大增强组织在复杂性日益增强的现代社会应对风险、解决问题的能力。社会企业不满足于治标式地解决社会问题，而是追求根本性和可持续地解决社会问题。(18)根据波兹卡的观点，社会企业能够从专业角度并通过工作整合弱势员工并给人以激励，使人们积极参加经济活动，(19)如芬兰的劳动力合作社、英国的劳动市场中介组织以及法国的临时工作整合企业。而中国“残友”集团的成功则彰显了残障人力资源在现代产业体系中的优越性，他们不再是社会的包袱，而是新知识经济时代高新产业发展的卓越力量。如残障人士刘勇、李虹荣获了捷克布拉格网页设计等国际大赛大奖，另有多名残障员工获得系统架构师、软件系统分析师等资格认证。这些社会企业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与其矢志追求的创新与混合的专业性技术优势不断得到增强密不可分。
在原初的意义上，社会企业就是为保障技术水平低下的工人重新获得工作岗位，而综合运用市场与非市场资源的社会组织，(20)而且一直以来，促进弱势群体就业就应是社会企业始终不变的价值追求。通过社会企业商业化运作机制在就业服务领域的引入，政府直接供给服务带来的效率低下问题迎刃而解，其不再承担服务直接供给者角色，转而担任就业服务的组织者、购买者、监督者以及多方合作的促动者，其职能由“游戏的直接参与者”转变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与监督者”。
社会企业可以综合利用商业与社会手段，发挥其效率高、成本低、创新驱动等显著优势，供给优质的专业服务，解决棘手的社会问题。社会企业必须发挥其价值优势、组织优势、技术优势，与社区、政府、社会工作者等多元主体充分合作，利用互联网的技术支撑，激活社会领域的发展活力，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最终实现对于残疾人就业服务的有效介入。
1.社会企业与社区合作以获取场域支撑：依托社区、利用社区、发展社区
社会企业的涉及领域与社区多有重合，如社区弱势群体就业、社区儿童照护、社区发展等，二者具有天然的近亲关系。(21)社会企业介入社区既可为社区发展注入无尽动力，亦可为社会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活力。社会企业与社区合作具有现实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依托社区，创建提供集中就业的社区工作整合型社会企业。爱尔兰的残疾人就业“工作坊”是社区与志愿者双方针对残疾人在劳动力市场整合方面的需要所做出的回应，充分利用社区空闲场地，发挥社区枢纽优势，链接不同资源，为残疾人就业与培训提供支撑。此类社会企业整合不同类型的资源：政府主要负责提供资本支持和直接就业拨款；市场通过出售社会企业生产的产品与服务获取利润，通过诸如国家彩票机制一类的资金筹措活动获取资源。社会企业采取更具策略性的手段来发展和销售服务，通过差异化定价、多样化服务进一步发挥其在残疾人就业服务领域的作用，包括向社区中经济条件较好，能够以市场价格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成员提供商品与服务，从而赚取额外利润。通过这一手段获取的利润可以被社会企业用来向更加弱势的群体以少量收费或免费的形式提供服务，如为社区有就业创业意愿的残疾居民提供免费专业培训、就业咨询等。采用这种市场分层的手段，工作整合型社会企业在社区中发挥重要的再分配作用，弥补公共部门职能缺陷。
利用社区场域资源、人力资源，在社会企业与社区的合作中推进二者融合。社会企业专注于社会目标，巧妙地规约了市场的逐利性，防止社会受到市场的无情侵蚀。美国学者威尔逊(Therese Ann Wilson)关于金融排斥的研究很好地验证了这一点，他发现“主流金融机构显然缺乏对社区低收入者的足够信任，即便公共福利与社会投入不断增加，依然无法有效解决金融排斥问题，而这些低收入者却可以从社会企业那里获得公平的金融服务”，(22)如社会企业向社区中有创业基础与条件的残疾人提供免息经济资助，免除残疾人创业的资金困扰。此外，社会企业与社区的合作还需利用好社区居民。社会企业以社区合作社的形式推进“居家就业”与“社区创业”的结合，以传统手艺或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文化产业项目为突破口，对社区内拥有技术手艺的居民进行重点扶持，发挥其引领带动辐射作用，对有劳动能力的社区残疾居民进行培训，制作及生产文化产品，最终交由社会企业负责销售与报酬发放。残疾居民的生产场所为社区活动中心或各自居所，既为企业节省生产场地的租赁费用，亦方便残疾居民家人对其照顾。四川阿坝州妇女羌绣就业帮扶中心、江苏宜兴远东创业一条街的紫砂制作坊即为成功案例。
促进社区整合、推动社区发展、实现残疾人自身发展。根据一般经验，社区发展离不开公民社会的有力支持，如社会工作者的专业介入、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社会资本的有效存续等。美国学者彼得考(John J.Betancur)通过研究社会草根运动和专业化群体对社区的影响得知，社区发展与草根运动的发展呈正相关关系，即当草根运动积极倡导社会变化且备受关注时，社区发展良好；而当草根受到专业化群体强力挤压而丧失生存空间时，社区阶层分化、教育弱化、社区贫困也随之出现。(23)社会力量对于社区整合有着重要影响。社区是基于地缘关系而存在的共同体，要形塑迪尔凯姆意义上的“机械团结”较为简单，但要转化为滕尼斯意义上“极富人情味的”生活共同体则非易事，必须借助于外力推动。社会企业的介入有效弥补了社区范围内的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推进社区由原初意义上简单的“机械团结”转化为真正的生活共同体，同时也推进了社区残疾居民由接受政府扶助的弱势群体向积极参与的消费者角色与社区主人翁角色转化。残疾人通过社区社会企业实现就业与创业梦想，实现自我参与，实现“去污名化”，最终实现自我发展。
2.社会企业与社会工作合作以获取专业支撑：专业为残、志愿助残、服务安残
社会工作以提升个人福祉与社会公义为专业志向，与社会企业合作既能通过社会企业有竞争力的报酬提升社会工作者待遇，又可通过专业社工的介入挖掘残疾人潜能，在保障残疾人获得更好专业服务的同时实现社会企业的社会价值，达致多赢格局。
“专业为残”是社会企业与社会工作合作的优势体现。社会企业在介入残疾人就业服务时，必须充分利用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以社会企业为平台，以社会企业聘用之专业社会工作者及其辐射志愿群体为主体，以社区内有就业意愿的残疾人为服务对象，以残疾人特点为服务依据，以专业社会工作方法为介入手段，通过潜能开发、精神慰藉等，促进残疾人主动就业、促进社区融合、发展社区就业。促进和发展社区就业最重要的因素即促进社区居民参与，唯有人人参与其中，社区就业工作方有长期发展之基础与土壤。促使社区居民参与，首先必需重建居民间信任关系，重构社会资本，唤醒公民意识。过去十多年，西方国家的研究实践证明，社会企业是增强社会关怀及凝聚力的有效方法之一。残疾人无法就业既有社会排斥的影响，亦有因自我认知偏差造成的自我排斥，不敢、不愿进入就业领域。社会企业利用经营所获利润聘请专业社会工作者，发挥其专业力量，运用专业方法，使残疾人重燃生活信心，重树就业勇气。此外，社会工作者协助专业机构或志愿者完成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通过社会企业对残疾人就业施以优质的专业支撑与服务支持。
“志愿助残”是社会企业与社会工作合作的重要补充。爱尔兰的经验证明，志愿者在社会企业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不仅通过生产商品与提供服务来贡献劳动力，而且在社会企业内部各个层面发挥其管理才能，给予战略性的管理建议。这些志愿者在通常情况下都是被培训者或雇员的父母或监护人，同时他们也是组织活动及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等方面的重要资源。西班牙一些由慈善组织支持的工作整合型社会企业一般拥有庞大志愿者系统，志愿者平均占企业所有资源的7%。(24)基于中国现实生态，特殊背景下形成的残友模式并不具有普适性，多数残疾人就业创业还是典型的“草根创业”，可资利用的资源有限。依托社会企业兼具经济性与社会性的组织优势，广泛吸纳志愿者，对残疾就业创业者给予会计、法律、网络、营销等方面的专业技术指导，为其成功提供重要助力，方为可行路径。
“服务安残”是社会企业与社会工作合作的目标追求。社会工作以专业性的服务供给为目标诉求，通过“助人自助”解决其经济上、精神上、社会交往上存在的困难。服务性即社会工作的根本特性与价值诉求。依托社区创立的社会企业，无论是对社区资源的利用，还是对专业社工的运用，抑或对志愿助残模式的推行，其最根本的目标都是通过资源链接整合为残疾人就业提供专业服务。通过专业社工及志愿者介入，凸显全面、全人、全程观点，促进社会资源最有效的运用，维持并提升残疾人生活品质，去除阻碍残疾人通过就业实现参与的个人及环境因素，维护其个人尊严，提升就业创业能力，实现个人价值。
李克强总理指出，要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必须使残疾人权益保障制度不断完善，使残疾人社会服务体系不断完备，使残疾人能够平等参与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保证残疾人不会“掉队”。(25)创新残疾人就业服务形式，丰富残疾人就业服务主体内涵，充分发挥具有价值、组织、技术优势的社会企业在残疾人就业领域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推进涉残、助残、为残社会企业与政府、社区、社工的有效融合，在“互联网+”时代实现多元主体在残疾人就业服务领域的合作治理，以“造血式”支持取代“输血式”救助、以就业支持取代生活帮扶、以发展型福利的满足取代基本生存保障的维持，促进残疾人加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之洪流，以创业刺激创新，以创新拉动创业，为8500万残疾同胞依靠聪明才智与坚强拼搏跟上全面小康队伍提供重要保障。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发展型社会政策视域下农村残疾人就业问题研究”(15CSH07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企业社会责任视域下的食品安全治理模式研究”(12YJCZH10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生育政策调整带来的新社会问题研究”(14ZDB150)。
注释：
①范如国：《复杂性治理：工程学范型与多元化实现机制》，《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0期。
②林闽钢：《我国社会服务管理体制和机制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③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印发〈2013年度残疾人状况及小康进程监测报告〉的通知[残联发(2014)47号]》，http://www.cdpf.org.cn/sjzx/jcbg/201408/t20140812_411000.shtml.
④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印发〈2013年度残疾人状况及小康进程监测报告〉的通知[残联发(2014)47号]》，http://www.cdpf.org.cn/sjzx/jcbg/201408/t20140812_411000.shtml.
⑤[英]查尔斯·汉迪：《非理性的时代：掌握未来的组织》，王凯丽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5页。
⑥[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17页。
⑦Lester M.Salamon,"The Rise of the Nonprofit Sector," Foreign Affairs,vol.73,no.4,1994,pp.1025～1053.
⑧张康之：《合作的社会及其治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6页。
⑨林闽钢：《中国社会福利发展战略：从消极走向积极》，《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⑩王名、朱晓红：《社会企业论纲》，《中国非营利评论》2010年第2期。
(11)(12)[比]马尔特·尼森：《社会企业的岔路选择：市场、公共政策与市民社会》，伍巧芳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第111、186页。
(13)Davister C.,Defourny J.and Cregoire O.,"Work Integration Social Enterprises in the European Union:an Overview of Existing Models," Working Paper Series,Liege:EMES European Research Network,2004,04/04.
(14)Grassl W.,"Business Models of Social Enterprise:a Design Approach," ACRN J Entrep,Perpect,vol.1,no.1,2012,pp.37～60.
(15)Yunus M.,"A World Without Poverty:Social Business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 Public Affairs,no.4,2008 pp.15～32.
(16)参见残友网站，http://www.canyouchina.com/index.asp?bianhao=14.
(17)[美]戴维·伯恩斯坦：《如何改变世界——社会企业家与新思想的威力》，吴士宏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39页。
(18)Seelos C.and Mair J.,"Social Entrepreneurship:Creating New Business Models to Serve the Poor," Business Horizons,no.48,2005 pp.241～246.
(19)Borzaga C.and Loss M.,"Work Integration Social Enterprises in Italy," Liege:EMES European Research Network,2002b,02/02.
(20)刘继同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报告节选”，载于《中国社会工作》(第二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97～201页。
(21)贺建军：《社区发展的角色困境及其解决路径—— 一种社会企业的观察视角》，《浙江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22)Therese A.Wilson,"Supporting Social Enterprises to Support Vulnerable Consumers:The Example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Finance Institutions and Financial Exclusion," Journal of Consumer Policy,vol.35,no.2,2012 pp.197～213.
(23)John J.Betancur,"Community Development in Chicago:From Harold Washington to Richard M.Daley,"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Race,Politics,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 U.S.Cities,no.594,2004,pp.92～108.
(24)Vidal I.and Claver N.,"Work Integration Social Enterprises in Spain," Working Papers Series,Liege:EMES European Research Network,2004,04/05.
(25)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网站：《李克强同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出席亚欧会议框架下残疾人合作暨全球辅助器具产业发展大会》，http://www.cdpf.org.cn/yw/201510/t20151029_532405.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