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实现供需动态平衡。“三去一降一补”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从去年到今年，国务院及各地方政府都出台了降成本的政策措施。需要政府推动降成本，自然是当前成本太高了。那怎么理解成本太高？为什么成本会高？这些问题搞不清楚，可能无法真正实现降成本。
降成本是整体性问题
过去我国的发展是低成本、低附加值，现在变成高成本，但依然是低附加值。一些地方当年的经济增加值已经低于当年的总投资，经济发展的成本越来越高。为什么从低成本变成了高成本？直观地从会计成本的角度来看，成本高就是原材料成本高、能源成本高，还有销售费用、管理成本、财务费用高，这些都构成企业的成本。
单从一个企业的角度来看，降成本是很难的，因为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以及企业的各项成本之间都是相互关联的，这是一个整体性的问题。其实成本问题，还是一个分配问题。比如人工成本，对企业来说是成本，对劳动者来说就是收入；原材料成本，对下游企业来说是成本，对上游企业来说又是收入。
所以，从整体来看，降成本同时也是利益分配关系的调整。这边降了，那边就少了，比如降了工资，人工成本虽然下降了，但是劳动者的收入也会减少，这就涉及分配的比例关系。如果仅仅是从财务会计的角度去看待降成本，就很可能形成一个跷跷板，按下葫芦浮起瓢。因此，降成本要整体考虑，统筹施策，很难针对局部去降成本。
高成本的根本原因是制度变迁滞后
我认为，以下六个方面导致成本趋势性上升：产能过剩、杠杆率高、库存多；研发投入不足；人口老龄化；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社会诚信缺失。这些成本之所以会越来越高，根本原因是制度变迁滞后。这里所说的制度变迁滞后是相对于风险而言的，制度变迁跟不上风险的衍生、扩大，而风险会转化为生产、生活的成本。这些成本其实都是风险凝结沉淀的结果。随着风险水平的整体上升，全社会的整体成本就会上升，微观主体的成本也会水涨船高。事实上，现在人类社会已经进入“风险社会”，全球经济及我国的经济也进入“风险经济”状态，这也是经济新常态的一个基本特征。但我们的制度变迁无疑是慢于风险产生的速度，这时整个经济社会的不确定性就会放大，行为方式也会转变，就会导致成本快速上升。
从定价的角度来看，我们过去说的定价是按照历史成本来定价，或者说是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的。而现在的定价机制已经改变，是按照风险来定价的，或者说是以未来风险为基础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重新认识市场的定价机制。按照历史成本定价与按照未来风险定价，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定价机制。一旦按照风险来定价，就不是以前那种基于所谓的供求规律——供大于求就会降价，供小于求就会涨价；而是基于供求双方的风险判断，风险上升，就会涨价，风险下降，则会降价。比如煤炭、钢材的产能是过剩的，政府正在推动去产能，结果去年下半年出现了煤炭、钢材价格大幅度上涨的情况，这用流行的经济学原理是无法解释的。是去产能减少了产量，导致价格上涨，还是需求突然大增所致？这恐怕都难以自圆其说。其中更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是供求双方对风险的判断。
对风险的预期比实物交易行情更能决定价格的走势。风险预期改变了行为，行为改变了供求关系，从而改变了价格。从期货与现货价格的关联中不难发现这一点。再比如现阶段的资金是相对过剩的，但是当银行给企业贷款的时候，首先要评估企业的风险状况，中小企业风险大，利率就要高，大企业风险低，利率就低。除此之外还有抵押，抵押要评估，担保还要有再担保，这就产生了交易费用，所以整个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就很高。
当定价机制按照未来风险在定价的时候，风险水平全面上升，就意味着所有的生产要素都会变贵。在这种情况下，包括实体经济在内的成本就都会提高。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风险社会意味着有很多的风险要内部化，比如老龄化的风险要企业承担，就是社保缴费，导致企业的成本上升。还有环境污染的风险要内部化，也会导致企业的成本上升，不能企业去污染，而让政府来治理。社会领域的风险都在内部化，内部化就意味着转化为企业的成本，这些都会导致成本上升。社会诚信水平下降，信用风险普遍增高，所有企业的成本都会由此而增加。
由于经济、社会各种各样风险的扩大，也就是不确定性的增加，会使整个经济的运行成本上升，会使所有实体企业的成本上升，由此进入一个高成本的时代。
高成本的时代实际上和高风险的时代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的成本不是会计学意义上的成本，而是风险的转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降低整个社会的公共风险水平，那么，高成本是无法降下来的。
而要降低整个社会的公共风险水平，那就要加快改革，加快制度的创新，推进制度变迁，使制度和风险之间形成一种良好的匹配，充分发挥制度及时防范化解风险的功能，避免风险累积和集聚。当经济、社会的不确定性程度总体下降的时候，即公共风险呈收敛状态时，经济、社会整体的成本水平才能够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