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以来，中资机构在德国进行的多个并购项目遭遇挫折，甚至以失败告终。仅在2016年10月，德国经济部就连续叫停了两宗关于中资机构收购德国芯片制造商爱思强和欧司朗子公司的并购案。2017年2月，德国又联合法意两国共同呼吁欧盟委员会授予他们对中资高科技收购交易的否决权。据德国中国商会3月6日的声明，近日德国联邦参议院正在讨论修改《德国对外经济法》，准备以维护“公共秩序和安全”的名义限制外国企业对德投资。这表明，原本对中国资本持较为开放态度的德国政府趋于收紧涉华投资政策。
技术、竞争与失衡：德国收紧政策的根源
2016年的确是中国企业在德国投资额迅猛增长的一年。根据美国荣鼎集团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2016年中国对德年度投资额高达110 亿欧元而从2000年到2015年的十多年间，中国对德投资总额仅为79亿欧元。也就是说，仅在2016年中国对德投资总额就超过了过去十多年的投资总额。中国对德投资激增，引发了德国方面的担忧。在中国资本流入激增的背景下，德国政府担忧核心技术流失以及中国国企参与并购会影响其国内竞争环境，同时还对中国市场准入状况感到不满。
首先，对于中国企业的并购行为，德国人最担心的就是中国企业通过并购获取其核心技术，在实现产业升级后，最终在中国市场和第三方市场上与德国产品展开竞争，甚至取代德国产品。
相较其他发达国家，德国经济更为倚重制造业和出口。德国在汽车、机械设备、信息通信、新能源等产业领域拥有较强的领先优势。为了保持和增强这种优势，德国在2013年就提出了“工业4.0”规划，力图深度融合信息技术和制造技术，创建系列智能工厂，继续引领世界制造业的发展潮流。在此背景下，德国十分看重作为其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技术和生产诀窍”。与德国相似，中国也积极规划实现从“世界工厂”到“全球智造基地”的角色转变，以提升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和附加值。为此，中国政府先后提出了“战略新兴产业”和“中国制造2025”等发展规划，并把信息技术、高端制造、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行业作为发展重点。中德之间在制造业发展规划上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都看重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融合，都着力发展智能制造等。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缺少的、想得到的相关技术与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德国拥有的或正在努力取得的技术与资源。为此，通过跨国并购方式获取相关技术、品牌、营销渠道等战略资源不失为中国制造进行产业升级的一条捷径，但这也是德国各界最为担心的。
其次，德国人也担心中国国有企业参与并购会影响其国内竞争环境。在对德国企业展开跨国并购的中国企业中，国有企业占有较大比重。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在近年中国企业对德国资产20宗最大的交易中有70％涉及中国政府持有多数股权的国有企业。在德国人看来，中国企业与德国达成的很多交易都符合中国政府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发展规划，德国人担心这种并购是由政府主导和推动的。据此，德国人认为在多数欧洲企业无法获得政府援助的情形下，从国有银行获取大量贷款并受到政府产业政策扶持的中国国有企业在跨国并购和经营中会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并认为，这种状况如果持续发展会导致德国国内市场形成垄断与集中，不利于良好竞争环境的保持。
此外，德国收紧涉华投资政策的另一原因是其在中国的市场准入问题上有一些看法。部分德国在华企业觉得“我们不像以往那样受欢迎”。可见随着双方经贸来往的增加，彼此对市场准入问题存在的一些不同看法需要磨合。
美国、选举和谈判策略：政策调整的直接动力
除了上述原因以外，还存在一些直接动因导致了德国收紧涉华投资政策，诸如美国因素、德国国内大选因素和在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中的提高要价的策略性因素。
首先，德国政府面临在安全议题上与美国保持一致的压力。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德国经济部采取行动重新审查爱思强并购案，正是因为在美国驻德使馆的情报部门提醒德国高官，用爱思强设备生产的芯片可能会被用于军事项目。德国政府之所以听从美国的建议，说到底是基于德美盟友关系。冷战后，德国等欧洲国家在安全上仍然很大程度地依靠美国“安全伞”的保护，美欧在冷战时期结成的“安全共同体”并未根本动摇；基于此，涉及安全议题，德国多数情况下还是会与美国保持一致的。爱思强的例子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其次，先后由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西格马·加布里尔和布丽吉特·齐普里斯执掌的德国经济部积极推动收紧涉华投资政策，也与即将到来的2017年大选密切相关。在今年初前欧洲议会议长马丁·舒尔茨被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名为该党总理候选人之前，社民党不仅在2016年的地方选举中失利该党的大选民意支持率也一直低迷。大选来临之际，加布里尔长期领导的社民党身负选战压力，祭出保护主义的大旗，摆出“严肃”对待中国投资的姿态，可以迎合德国国内对中国投资激增的担忧情绪，并减轻其面临的工会和党内左派压力（在欧司朗并购案中，企业劳工代表的明确反对是并购失败的重要原因）。这对提升社民党在大选中的得票率是有所裨益的。
再次，德方的行动也有谈判策略的考虑，即力图在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中提高要价。2013年11月以来，中欧启动了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双边在关注投资保护的同时，更多谈判内容涉及双方市场准入的问题，比如准入前国民待遇与负面清单管理以及金融、教育、医疗等高端服务业有序开放等问题。作为欧盟核心国的德国近期屡屡启动对中资并购案的审核程序，可以视为一种欧盟国家力图在正在进行的双边投资协定中，单方面“提高要价”的谈判策略；其目的在于通过向中方施加压力，力图让中方让步，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从而实现欧方所追求的在市场准入问题上“平衡与互惠”。
政企联动、多方布局维护我方经济利益
考虑到德国大选的临近和欧盟决策程序的复杂化，近期德国国内和欧盟能够生效外资并购新法规的可能性不大。但德国参议院的相关动议已提醒中方要认真面对、积极应对相关投资风险。我国政府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应对德国涉华投资政策的趋势：第一，充分利用中德政府间磋商、高级别财政金融对话等机制以及中德经济顾问委员会、德国中国商会等机构与德国政商界人士加强沟通，使其对中国经济发展态势与战略规划有恰当的认识，努力化解其对中国资本流入的顾虑。第二，在当前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中，相关部门在策略上可利用双方投资存量不对等的现象向欧方施压，促使其减少投资壁垒，在内容上则要着力完善投资保护条款以降低中国投资的未来风险。第三，在市场准入方面，我们应做好两手准备：一是结合我国对外开放新态势，做好外资准入门槛领域调整外商投资法规的前期准备；二是在完善我国外资准入审查制度的同时，准备好经济反击工具，以应对可能出现的投资摩擦。
相关企业则可以朝以下几个方向努力：第一，恰当选择对德投资方式在敏感行业进行投资时，可选择与德国企业或其他欧美企业进行“合资”，以舒缓因“独资”并购可能引发的担忧。第二，适当推行“本地化”策略，合理选用德国本地原料与劳动力，解决当地就业并助力当地经济发展，以缓解德方对技术升级后的中国企业会严重影响德国经济安全的顾虑。第三，在维护自身权益的基础上，依据德国相关立法和并购协议注意保护并购对象的知识产权，认真履行当地劳工、环保、公司治理等方面的法律规范并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