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以来，朝鲜政局一直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年轻领导人所领导的朝鲜能否持续稳定？朝鲜是否要推进改革开放？朝鲜是否向“党—国家体制”回归等一系列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不过由于朝鲜的特殊性以及其他原因，学界对朝鲜体制的理解并不深入，更多地基于对朝鲜的“前见解”进行诊释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导致学术争论日趋激烈。本文以政治合法性为切入点，围绕意识形态、制度(规范)以及国家政策等变量，力求对新时期朝鲜体制现状进行整体性解释。
一、分析框架:合法性资源要素分析
合法性(legitimacy)问题是政治学的一个核心问题，而关于合法性问题的解释主要在经验主义和规范主义两种范式中展开。规范主义侧重“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认为“只有合理正当的政治秩序才具有真正的合法性”。不过，规范主义在价值层面具有浓厚的西方绝对主义色彩，因此在普遍适用性方面受到一定质疑。经验主义则把合法性等同于社会公众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和忠诚的观念。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主张，在现实政治中，任何成功的、稳定的统治，无论其以何种形式出现，都必然是合法的。由于经验主义对合法性的“最一般、最普遍”的认识，深刻影响了后来的著名政治社会学者也为不同形态政治系统合法性研究提供更具普适性的分析路径，因此成为合法性研究的主流。朝鲜是一个传统色彩较浓的国家，高度集权依然是主范式。针对这种体制，从规范理论视角谈论合法性问题似乎需要更多的现实以及逻辑上的跳跃。因此，本文亦把经验主义作为解释朝鲜体制的主要视角。
如若把合法性获取看成是一个政治系统通过某种渠道获得民众认同和支持的过程，那么，统治者是如何获得民众的认同与支持，亦即政治合法性来源问题自然要成为讨论的主要对象。经验主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系统阐述。比如，韦伯曾提出传统基础、个人魅力型基础以及法理基础三种合法性基础并强调所有经验事实中的统治形式都是这三种纯粹类型的混合。伊斯顿基本继承了韦伯的分类但同时把结构制度因素纳入了合法性基础，认为合法性来源归于意识形态、权威结构(及规范)、个人品质三个方面。李普塞特从合法性维护角度，关注了有效性(政府绩效)对合法性的影响。不过，李普塞特认为有效性与合法性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正相关关系—有效性并不一定带来合法性，而合法性也不必然需要有效性。伊斯顿则通过“散布性支持(diffuse supports)”和“特定支持(specific supports)”两个不同概念对政治系统稳定问题加以透视。伊斯顿认为，依靠特定政策绩效来获取受惠者支持(特定支持)的方式是不可靠的，只有以意识形态、结构、个人等要素为基础的政治社会化(即散布性支持)，才是合法性真正主要来源。因为散布性支持基于由民众对政治系统的“善意”情感而形成的“支持蓄积”使民众承认或者容忍那些与其利益相悖的政策输出。当然在不同社会形态，有效性基础对合法性产生的影响不尽一致，因此多数学者强调散布性支持与特定支持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例如，罗斯切尔德主张“即使一个传统的政治体系完全拥有统治的合法性，但如其长久以来表现得昏庸无能，亦会慢慢蚀耗其统治的合法性。”据此，中国学者胡伟认为，“合法性的产生和维护必须通过政策绩效和政治社会化两种途径，以期获得人民对政治体系的特定的和散布性的支持”。
根据上述对合法性理论的考察，旨在讨论朝鲜体制合法性问题，本文拟提出以下几点分析思路:第一，合法性资源由意识形态(主体、先军思想)、结构(社会、法律制度)、领袖魅力、有效性(国家绩效)等要素组成；第二，这些要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为政治系统奠定合法性基础；第三，合法性产生与维护须通过散布性支持与特定支持两种途径，国家政策有效性是产生和维系执政合法性的有益补充，而基于意识形态、结构、个人等要素的散布性支持才是合法性的主要来源。鉴于此，本文主要从意识形态、纲领政策、组织架构和执政绩效等几个方面考察朝鲜的权力接班过程。
二、初始条件:朝鲜国家体制基本架构
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朝鲜建国历程深受苏联影响，国家体制建构也借鉴了苏联政党国家模式，概括来讲就是“以党治国，党凌驾于国家之上”。不过，正如马克思所言，人民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经历几十年风风雨雨，朝鲜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当中，为了求生存、谋发展，建构了独具特色的“朝鲜式社会主义”。
首先，批判地吸收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具有“独创意义”的意识形态—主体思想。主体思想中的“主体”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背景下提出来的。经过多年的深化和发展，朝鲜系统地建构了以“思想上树立主体，政治上自主，经济上自立，国防上自卫”为核心的主体思想体系。1972年，朝鲜把主体思想写入朝鲜宪法；1980年，将其确定为劳动党“唯一的指导方针”。
概括来讲，主体思想包含三重含义:第一，自主。反对帝国主义、事大主义、支配主义，强调独立自主地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第二，主体性改造。认为人决定一切，因此人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主人。主体思想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物质决定精神的思想，但把人的改造工作，即思想改造当作比创造物质经济条件更加重要的首要任务。第三，领袖制。主体思想认为，尽管民众是革命和建设的主人，但民众并不是在任何历史时期都可以发挥主人翁作用的。人民群众只有在伟大领袖的领导下，才能成为自主、创造性地开辟自己命运的“自主性主体”。
其次，确立以领袖为中心的国家体制建构。朝鲜领袖制在20世纪70年代基本得以确立，而主体思想成了朝鲜领袖制建构的理论支撑。1967年，朝鲜劳动党召开中央第4届第15次全体会议，开始立足“领袖论”确立“党唯一的思想(主体思想)体系”。朝鲜劳动党于1970年第5届党的大会修改党章规定“把建构唯一思想体系作为我国革命以及党建工作的基本原则”；1974年提出《确立党的唯一思想体系十大原则》，以此作为巩固和深化领袖制的“行动纲领”。金正日在接班人时期还强调，“在党内只有一个革命思想、只有领袖的革命思想才能领导全党。全党和全体人民要紧紧围绕在领袖周围，在领袖的唯一领导下展开斗争”。可见，人民一主体思想一领袖之间具有天然的联系，朝鲜把领袖、政党、人民看成不可分割的“有机生命体”，而领袖作为引领朝鲜人民走向革命胜利的“首脑部”，成为朝鲜人民需要誓死捍卫的“最高尊严”。
再次，提出先军政治理念，建构朝鲜特有的治国理政框架。20世纪90年代，苏联及东欧剧变给朝鲜在政治、经济各领域带来巨大冲击，再加上连年洪涝灾害以及国家领袖金日成的突然去世，让朝鲜陷人前所未有的“苦难行军时期”。在国家经济几乎濒临崩溃，政党执政能力面临严峻挑战的背景之下，朝鲜开始突出军队的地位把军队作为维护政权和主权的骨干和主力。金正日正式接班之后，朝鲜开始打造先军政治思想体系。朝鲜对先军政治的解释是:首先加大力度重视军队、加强军队，用枪杆子开辟的伟业要用枪杆子来完成；先军政治通过政治与军事有机结合的方式捍卫社会主义是把革命和建设引向胜利的政治方式。概言之，在朝鲜处于极度困难、政党执政能力面临危机这一大背景之下，朝鲜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选择了“军事为先、党军一体”的独特的执政方式。
最后，树立建设强盛国家的总目标。“强盛国家论”是金正日提出的朝鲜美好愿景或是总的发展战略目标。金正日执政后，朝鲜一再强调要根据“重思想、重军队、重科技”的党的战略路线，建设“政治强国、军事强国、经济强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2007年底，朝鲜正式提出“打开强盛大国之门”的口号，计划用5年时间，也就是在已故国家主席金日成诞辰100周年的2012年使经济建设获得一个大飞跃。
总体上，随着国内外政治环境的演变，朝鲜政党国家模式亦发生深刻变化。作为意识形态，主体思想逐渐超越马克思主义，改造人的精神世界成为朝鲜实现强盛国家梦的前提之一，而这种理念却为朝鲜领袖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领袖是“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意志的最高体现者”，人民只有“为领袖蝎尽忠诚”，才能具有“崇高品德”。在极度困难时期，朝鲜把国防投人放在首要位置，对全社会实施军事化管理，从而军队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和精神支柱。这样一来，尽管国家安全得以确保，政权得以稳定，但却也引起其他的一些问题。譬如，如何摆脱经济困境，如何重置党军关系，如何重构国家体系制度化建构等。
金正日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步入政坛，早在确定接班人期间就已积累了丰富的摄政经验，为接班后的执政地位打下了牢固的权力基础。因此，金正日在执政期间可以依靠老练成熟的领导经验以及卡理斯玛型权威，克服体制内存在的种种问题。然而，“新的领袖在接班过程中未能充分掌握现实力量，那么，这样的社会将具有不确定性”。正如亨廷顿曾指出，“许多现代化中国家出现的权力和威信的真空或许可由个人魅力型或军事力量来填补然而，只有政治组织才能永久地填补它……而谁拥有政治组织，谁就控制了未来”。也许，到了执政后期，金正日最忧虑的也是这一问题。
三、谋篇布局:金正日执政后期的权力调整
据称，金正日一直反对过早提出“接班人问题”，但是到了2008年10月，金正日病情得到好转并重新复出政坛之后，这一切发生了变化—金正日开始为权力交接谋篇布局。2009年伊始，朝鲜媒体开始宣传“白头山家族”的光辉历史，号召朝鲜人民世世代代忠于这一家族。与此同时，在国家体制层面也有了较大动作:2009年4月，朝鲜召开12届1次最高人民大会，对1998年宪法进行修改和补充(以下简称“09宪法”)；2010年9月，朝鲜44年来再次召开朝鲜劳动党第3次党代表者会议，并对党章进行大范围修改，同时自1980年以来重新召开了中央全体会议并进行了中央选举。
第一，推进意识形态整顿工作。"09宪法”删除“共产主义”一词，并首次正式写入“先军思想”，规定主体思想与先军思想是国家唯一指导思想。朝鲜认为，先军政治以主体思想为理念，贯穿着主体的原理、原则和方法，是“以主体革命的历史业绩和宝贵经验为基础的政治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先军思想并不是对主体思想的简单替换，而是仍然把主体思想作为它的哲学基础。此次把先军思想正式写入宪法，意味着先军思想作为主体思想对当今社会的现实体现，已升华为具有意识形态意义的国家指导理念并“以法律形式保障先军路线的进一步推进”，朝鲜将继续“以军事先行为原则，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所有问题”。
第二，以先军理念为基础，推进先军体系制度化，加强领袖对国家的掌控能力。先军体系制度化在“09宪法”修改内容中占主要部分。(I)强调军队对最高领导人的绝对忠诚。宪法规定“武装力量”的主要使命是“贯彻先军革命路线”和“保卫革命首脑部”，为此要建构“革命领军体系”，发扬“军政配合、军民一致”的优良传统。(2)以宪法形式规定国防委员长最高领导地位与权限。"09宪法”新增条款将国防委员长规定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第100条)，其职能由原来的“领导国防总体工作”修改为“领导国家总体工作”，并把最高人民委员会原有的赦免权、批准或废除重要条约以及宣布紧急事态等权力也集中到国防委员长权限范围之内。(3)拓宽国防委员会职能范围，加强其对国家领袖领导全国保驾护航的作用。国防委员会权限由“国家主权的最高军事指导机构，管理国防总体工作”，扩大为“作为国家主权的最高国防指导机构，为贯彻先军革命路线，国防委员会负责制定国家重要政策”。而且新规定“监督国防委员会委员长命令以及国防委员会决定、指示的执行情况”“有权废除或纠正违背国防委员长命令、国防委员会决定和指示的国家机构相关决定、指示”，以此加强国防委员会对各级国家部门的监管能力。在此基础上，对国防委员会成员进行整编。比如，在召开12届1次最高人民会议之后，包括2009年2月已上任为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吴克烈在内，张成泽、朱相成、朱奎昌、禹东测、金正阁6人新人选国防委员会。在新人选人员当中，除了书记局行政部长张成泽、负责核军需工业的朱奎昌之外，朱相成、禹东测、金正阁分别为人民保安部、国家安全保卫部、人民军政治部的主要负责人，是负责国家、社会以及军队维稳工作的核心人物。概言之，朝鲜通过修改宪法，以成文形式规定国家最高领导人以及国家最高领导机构地位，并通过制度化形式及成员改组，进一步加强了最高领导人对军队乃至全社会的掌控能力。
第三，整顿党建机制，重树党的权威，加强最高领袖的党内绝对地位。2010年9月，朝鲜几十年来再度召开朝鲜劳动党第3次代表者会议和第6届22次全体会议，主要任务是选举党的“最高领导机构”“提高党的功能和战斗作用”。其具体内容有:(1)1980年召开六大以来首次对党章进行修改内容较为广泛，但重点还是在“领袖即党”原则下，强调了领袖对党领导的“唯一性”和“传承性”。新党章规定“朝鲜劳动党是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党”，确认金正日在党内的核心地位，金正恩则通过此次会议以中央军委第一副委员长身份正式登上政治舞台。(2)在加强党对国家领导地位的同时，对中央领导选举制度进行修改，为金正恩顺利接班奠定了制度平台。比如，2010年新党章重新确认中央政治局在党内最高决策的地位(第25条)，并规定党的总书记不再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而是“通过党的大会推举而产生”。在大会组织议程上，“党的大会由党中央委员会负责召集”，删除原先“党的大会五年举行一次”的具体规定。这样一来，党的总书记可以在中央政治局主持下，通过非常态性质的党的紧急会议(党代表者会议)推举而产生。(3)朝鲜劳动党通过本次会议对中央组织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如前所述，朝鲜劳动党自1980年以来从未进行中央选举，可以说2010年的中央机构基本构成是以1980年班底为基础的。此次会议选举了124名中央委员和105名候补委员以及若干名监察委员会委员，换届率达到8000；大部分被新人物替换，改选率达到85%
第四，国家战略层面，开启“拥核、民生经济”并进步伐。朝鲜早在20世纪60年代曾提出过“经济建设及国防建设并进路线”，因此“并进路线”并非新生事物，在金正日执政后期，这种并进战略思路又重新露出其雏形。首先，2008年，朝美在“核申报”问题上出现重大分歧，六方会谈至此中断。进入2009年朝鲜在核问题上的立场发生了重大转变。同年1月，朝鲜外务省宣布“只有在美国消除对朝鲜的核威胁以及美国不再对南朝鲜提供核保护伞的时候，朝鲜才会放弃核遏制力”。4月，驱逐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朝人员，宣布“恢复所有工厂并重新开始乏燃料棒的再处理”，并在12届1次最高人民会议前4天发射了“光明星二号卫星”。5月25日，进行了第二次核爆试验。其次，2010年，朝鲜高调喊出了“民生经济”口号。比如，在以《在建党六十五周年的今年再致力于轻工业和农业，使人民生活发生根本变化》为题的2010年元旦社论中，“民生经济”一词出现了16次之多。金正日也罕见地承认未能完成已故朝鲜领导人金日成让人民吃上“米饭和肉汤”的遗训，并表示“一定会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解决民生问题”，实现金日成主席的生前愿望。第二次核试验之后，在半岛局势急剧恶化的背景下，朝鲜开始加强中朝经贸合作关系。2010年5月开始，金正日在12个月内对中国进行了三次“非正式访问”，强调中朝传统友好关系“代代相传”，并在经贸合作方面打破以往传统，更加重视特区开发、招商引资、旅游业、劳务输出等领域的发展。朝鲜主张，通过多年努力，其已经开创出以主体思想、先军政治为核心的“思想大国”，进而通过核试验，巩固了“拥核”地位。换言之，建设“强盛国家”三项指标，已经三居其二，国家工作重心将向建设“经济大国”转移。
总之，到了执政后期，金正日通过一系列战略举措，试图要达到两个目的:一是重新整顿国家权力机制，促使国家制度规范更加具有现实针对性；二是为金正恩的顺利接班打造政治平台。朝鲜选择先军政治路线有十多年，实际生活中的政治结构等具体条件已发生较大变化。因此，朝鲜通过一系列措施要协调政治建构及社会现实之间的动态关系。与此同时，朝鲜通过意识形态以及法律规范的整伤，整顿国家权力传承氛围，并通过国家权力机构及人事调整，力求为接班人打造权力基础与制度平台，以期加强权力交接的稳定性。
四、传承与演进:金正恩执政合法性来源
如前所述，金正日在执政后期为了金正恩的权力接班，对国家体制进行大规模调整。不过，金正日的突然辞世给朝鲜带来了巨大挑战。尽管金正恩仅用短短4个月的时间就掌管了党政军三大权力，但是如何树立和稳固领袖权威，不断加强执政合法性仍然是朝鲜所面临的重要任务。朝鲜以金正日生前打造的政治平台为基础，开始调动一切合法性资源，在稳定国内政局的同时，努力捍卫和强化金正恩领袖权威。
第一，传承祖训以示正统，沿承祖辈政治风格，树立新的卡理斯玛型权威。朝鲜特殊的政治文化传统可以说是金正恩执政最有效的合法性资源之一。朝鲜几十年政治体制惯性、宣传教育因素使万景台家族在朝鲜人民心中具有神圣的地位和天然的执政合法性。不过，客观来讲，与经历20多年接班人历程的金正日相比，青年金正恩从接班到成为最高领导人只经历了3年的理政阶段。因此，他必须要面对“压缩式”权力交接可能带来的各种副作用。因此，金正恩不仅要依托“遗训政治”传承领袖正统性，而且需要展现其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所特有的超凡魅力，以获取国内民众的信任和认可。2011年12月，朝鲜劳动党召开政治局会议，并呼吁朝鲜党政军以及全国人民遵循金正日的遗训，在金正恩的领导下把社会主义强盛国家建设事业和主体革命事业进行到底。2012年4月，朝鲜相继召开劳动党第4次代表者会议和第12届5次最高人民会议，并宣布“进一步明确国家最高领导人，并以成文形式规定领袖唯一领导合法地位”是本次两会的主要目的。进而朝鲜再次对劳动党党章及国家宪法进行修订，拥戴金正日为“永远的总书记”“永远的国防委员长”，推举金正恩为“朝鲜劳动党第一书记”“国防委员会第一委员长”。与此同时，朝鲜开始全方位体现领袖公众形象。比如，通过宣传火箭发射、第三次核试验以及福利设施建设等业绩，展现领导人的超凡能力；通过牡丹峰音乐团演出、一系列视察活动凸显其开放而亲民的个人形象；通过对李英浩、张成泽等的肃清以及对各级党军高级干部的频繁调换，展现他对权力部门的掌控能力以及刚硬而果断的政治风格。概言之，金正恩以父祖的正统性为依托，通过刚硬和温情两种方式使自己的目标符合社会期待，以赢得社会各阶层的认可、支持和忠诚。
第二，整合主体、先军理念，把金日成一金正日主义作为国家指导思想。在合法性来源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就是在意识形态上为政治系统的合法性提供道义上的诊释，这有助于培养系统成员对于政治权威和体制的合法性情感。朝鲜在主体思想的指导之下，一直把意识形态教化作为社会管制和整合的重要手段。因此，对刚刚履新的金正恩来讲，在获取人民合法性认同方面，意识形态同样是一个不可替代的重要资源。2012年4月6日，金正恩发文《竭诚拥戴伟大的金正日同志为我们党永远的总书记，出色地完成主体革命事业》，宣布将朝鲜劳动党的指导思想更改为金日成一金正日主义，接着通过朝鲜劳动党第4次代表者会议修订党章，明确了“金日成一金正日主义是朝鲜劳动党唯一的指导思想”。朝鲜认为，金日成一金正日主义作为一种革命理论，是以实现人民自主性为目的的，是关于社会变革的理论和战略战术。朝鲜强调，金日成一金正日主义是主体性思想、理论、方法的系统体现。金正恩也指出，竭诚拥戴伟大的金正日同志为我们党永远的总书记，这并不是象征性的，这是旨在一贯狠抓金正日同志的思想和路线，推动我国革命事业胜利前进的原则要求……要遵照他的思想和意志推进党建工作。可见，在意识形态方面，金正恩仍然把主体思想作为基本内核，侧重于父辈思想的传承与稳定，以此体现对主体思想的自觉践行。
第三，进一步巩固以领袖为中心的党的唯一领导体系。如前所述，金正日在执政后期重新恢复党政国家基本架构，而到了金正恩时代以党治国特征显得更加丰富。
(1)自金正恩上任以来，朝鲜一再强调树立党的绝对权威以及党对国家最高领导的必要性。比如，2013年6月19日，金正恩在党、国家、军队、各劳动团体及出版报道部门负责人会议上，强调“彻底确立党的领导体系是朝鲜必须要推进的最为重要的一项工作”，并公布了《确立党的唯一领导体系十大原则》(以下简称《十大原则》)。与1974年《确立党的唯一思想体系十大原则》相比，此次《十大原则》把原先的“金日成的教导”一词大部分修改为“党的路线和政策”或以“党”来代替，要求“以党的路线和政策彻底武装自己”，“坚守无条件贯彻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的原则”。
(2)在此基础上，金正恩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2013年8月25日先军节上，金正恩指出“党的领导是人民军队的生命，人民军队的威力离不开党的领导，枪杆子要永远成为保障党和伟大事业的强大基础” 2014年4月27日召开的中央军委会上，金正恩要求“进一步加强人民军政治机关的职能和作用，人民军政治机关应该做好政治工作，以按照劳动党意图做好军队工作”。
(3)加强党的领导制度化、程序化建构。金正恩执政以后，国家重大决策往往是通过党的会议讨论决定并公布的。比如，关于李英浩、张成泽的肃清以及主要人事调整、向最高人民会议提交的重要议案等，均是通过有关中央会议的形式来讨论决定的。据笔者统计，从金正恩执政开始到2014年，朝鲜所公开的党的会议包括党代表者会议1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5次、中央军委(扩大)会议2次、中央全体会议1次，而这些在金正日执政时期是十分罕见的。需要关注的是尽管朝鲜为了重树党的权威采取了种种措施，但党建工作实际上同树立领袖绝对权威是同步展开的。如果对《十大原则》做一具体分析，这些因素就显得更加明显。
2013年修订的《十大原则》尽管把原有的“拥护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绝对权威”修改为“誓死拥护伟大金日成、金正日同志的权威、党的权威绝对化”(第3条)，但正如20世纪80年代朝鲜把金正日称为“党中央”一样，其实这里所指的“党”在很大层面上指的就是现任最高领袖。不仅如此，《十大原则》关于捍卫领袖最高形象、防止党干部“出轨行为”、树立领袖绝对权威等方面也做了严格规定。《十大原则》发布之后，朝鲜以肃清张成泽为契机，掀起了一场“党的确立唯一领导体系”思想教育大热潮。可见，自1974年发布《确立党的唯一思想体系十大原则》以来，朝鲜又一次确立了旨在确立领袖权威、掌控朝鲜社会政治经济活动的“行动纲领”。
第四，确立和深化核武装、经济并行发展路线。2013年3月31日，朝鲜劳动党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并行推进经济建设和核武装建设，提早实现社会主义强盛国家建设伟业的最后胜利》决议书，正式提出“经济建设和核武装建设并进路线”。金正恩强调，决不能忘记并应吸取巴尔干地区以及中东一些国家曾放弃核遏制力的沉痛教训，“经济建设和核武装建设并进路线”是“当前局势下，根据革命发展要求而做出的正当选择”。朝鲜的“并进路线”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经济方面，尽快恢复基础工业，以农业、轻工业为主攻方向，在最短时间内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从长远来看，发展科技，继续致力于宇宙科技开发，建设知识经济强国，实现国民经济主体化、现代化。(2)在核遏制力方面，朝鲜要继续发展核武器技术，实现核武力装备常态化。(3)对外政策方面，“基于核强国身份，大胆进行对外活动”，为“并进路线”顺利推进创造有利的对外条件和环境。
实际上，金正恩执政以来所推进的具体政策举措，也是基本按照“并进路线”战略布局展开的。
(1)大力改善经济管理方式，努力改善社会主义经济及民生问题。金正恩履新以后，朝鲜开始着手“建立我们式的经济管理体系”，并于2014年5月30日金正恩发表谈话，呼吁各部门“根据现实发展需求确立我们式的经济管理体系”。金正恩在谈话中要求有关工作人员对“从苦难行军时期至今始终未能解决经济文化及人民生活问题，要进行深刻反思”，并强调“要把科技和生产经营管理相结合，建构能够以科技力量推动经济发展的革新性管理方法”。为此，朝鲜开始落实早在2012年制定的“12年义务教育”，整顿教育体系，注重人才培养。与此同时，在经济领域开始普及和推广农村“包田到组”和国有企业“放权让利”制度，以期提高劳动者生产积极性和生产效率。
(2)大力推进核遏制力量的系统化发展试图进一步稳固“拥核地位”。如前所述，2009年朝鲜核问题立场发生重大转变，而到了金正恩执政时期朝鲜的拥核决心显得更加坚决，具体行为布局也变得更加具体化、系统化。2012年4月，金正恩正式登上政治舞台之际，朝方推翻之前刚刚同美国签署的“2 " 29”协议，再次进行“卫星”发射，并对外公开了朝鲜人民军陆海空军之外的“第四军种”—战略部队。2012年4月朝鲜将“拥核”写入宪法。2013年2月，朝鲜进行第三次核试验；同年4月，以朝鲜外务省发布的《朝鲜半岛和核问题备忘录》(2010年)为基础，制定并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巩固自卫核国家地位》法令，宣布“从质和量上加强核遏制力和核报复能力”，直至“实现全世界无核化”。2016年1月，朝鲜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再次进行了第四次核试验。
(3)在对外战略方面以“核强国”为依托，发挥地缘优势，推进全方位外交，力求实现“外交突围”。2013年的第三次朝核试验，致使中朝关系趋冷，国际社会对朝制裁进一步加强，而朝鲜采取的全面对抗的做法，使其国际形势变得更加严峻。进入2014年，朝鲜摆出了冷战结束以来少有的外交主动姿态。李沫墉、姜锡柱、金永男等朝鲜政府高官密集出访欧亚非多国，并在时隔15年后首次派外长出席联合国大会。与此同时，朝日关系、朝俄关系一时也出现了令人关注的变化。当然，尽管朝俄、朝日双边关系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可能性不大，但从其影响力来看，足以让正处于战略调整阶段的有关国家引起高度警惕。概言之，2012年以来朝鲜的外交举措，从外界来看折射出了年轻领导人在对外政策上的不确定性，但至少从朝鲜内部来讲，展示强硬而灵活的外交风貌有助于增强国内政治凝聚力，稳固领袖的执政合法性。
五、结论:金正恩执政合法性评价
诚然，朝鲜所固有的政治文化传统是权力接班的重要合法性资源，同时金正日执政后期对国家体制的一系列大调整，为金正恩提供了政治平台。不过，合法性获取是一个持续性过程。朝鲜通过新的政治布局与制度安排，不断拓展年轻领导人的合法性资源，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金正恩的领袖地位。
第一，到金正恩时期，以主体思想为主线，各合法性要素之间的契合度显得更加紧凑。意识形态对政体运作产生奠基性和中枢性影响。作为一种价值体系，主体思想的终极价值目标是实现人民“自主”，而树立和巩固领袖权威是实现人民“自主”的根本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讲，主体思想与领袖之间具有天然的联系。进入接班人体系建构阶段，朝鲜推进主体、先军思想的整合工作，为体制稳定以及新规则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在此基础上，朝鲜在加强最高领导人对军队乃至全社会的管控能力的同时，使权力交接通过合理的制度平台得以实现。
第二，以意识形态、结构、个人等要素为基础的政治社会化过程成为树立和稳固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手段。金正恩以父祖的正统性为依托，通过刚硬和温情两种方式重新凸显领袖的公众形象，从而使自己的目标符合社会期待；作为祖辈领袖与民众之间的桥梁，金正恩传承祖辈的主体思想，体现出对祖辈思想传承的自觉践行，加强系统成员对政治权威和体制的合法性情感；通过修改宪法、党章、《十大原则》，整伤社会，同时通过党建工作规范化、程序化，重新修复金正日时期被削弱的国家制度体系，力求结构(规范)性基础在树立领袖权威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第三，以获取散布性支持为前提，逐步重视特定支持的正向功能。几十年来，朝鲜主要通过一种高度的意识形态，同时辅之以全国性的政治动员来获得公众支持，达到对整个国家与社会的高度控制。从内在机理来看，朝鲜在对外认知方面具有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因此抵御外来侵略不仅是朝鲜政权首当其冲的战略任务，而且也是体现朝鲜自主、主体理念，加强国家认同意识的现实依据。从这种意义上讲，朝鲜所认为的“主权威胁”既是客观实在，又是主观建构。2010年，朝鲜提出发展“民生经济”口号，金正恩执政以后继续在农村、国有企业等领域不断探索“我们式的经济管理体系”，并强调劳动党应把“人民生活问题当作众多国事中的第一国事”。朝鲜似乎已认识到经济绩效对执政的重要意义，开始在散布性支持与特定支持之间寻求平衡，最大限度地获得公众的支持。朝鲜劳动党七大的召开意味着朝鲜已走出“接班体系”，迎来更加凸显金正恩执政特色的新的时代。但是，对于具有传统社会主义深刻烙印的朝鲜来说，在传承与演进祖辈治国方略的过程当中，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一系列问题:
第一，如何把意识形态与社会发展现实同步的问题。进入金正恩时期以来，朝鲜经济“革新”正逐步升温，市场力量不断扩大，在这样的条件下，如何让意识形态更加符合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是金正恩必须要面对的重要课题。作为对金日成一金正日主义具有最高解释权的金正恩来说，必须要在传承祖辈思想的同时，确立一套让更多的人共识、认可和接受的属于自己的治国理念。金正恩在治国理念方面能否展现出合理性、灵活性和包容性，将决定朝鲜未来发展的基本方向。
第二，如何正确处理领袖权威与政治系统之间的关系问题。自从进入金正恩时代以来，执政党权威开始被重新树立，制度化建构也取得了一定成效，党对军队的控制能力不断得到加强。不过，朝鲜政党国家体制是以领袖制为前提的，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一般意义上的政党国家模式。如何理顺领袖权威与制度化治国模式之间的关系，理性建构制度化决策平台成为朝鲜所面临的另一个关键问题。
第三，“拥核”背景下如何发展“民生经济”的问题。朝鲜同美国激烈对抗，使其选择了“拥核”道路。从朝鲜来看，核武器不仅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万能宝剑”，同时又是鼓舞士气、凝聚人心的重要手段。因此，朝鲜是不会主动放弃核武器的。随着朝鲜拥核计划的深入，同西方世界的对抗将更加激烈。在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有限、国际环境进一步恶化的条件下，朝鲜在发展“民生经济”方面将面临严峻挑战。
这些年来，朝鲜根据国内外局势的变化，动员内在资源，通过一系列政治布局与制度安排，力求拓展年轻领导人的合法性资源。目前，政局稳定和领袖权威得到巩固已成为朝鲜社会的主趋势。不仅如此，朝鲜以获取散布性支持为前提，开始重视特定支持的正向功能—朝鲜社会呈现出新的发展迹象。然而，朝鲜所具有的结构性困境将持续困扰国家稳定发展及变革。朝鲜决策者能否在治国理政方面展现出高度灵活性和包容性，将决定朝鲜未来发展的基本方向。
注释：略
注：吉林省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延边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项目；延边大学朝鲜半岛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拔尖创新人才培育基金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