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对于基层政府而言，至少有两层意义：一是政治上的晋升机会，二是经济上的财政收入。在过去30多年中，各级地方政府几乎陷入了一场GDP锦标赛，寻求一切可能的手段进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然而，这样的GDP竞赛，以3－5年的官员任期为期限，不仅使地方官员的目标短期化，“疲于奔命”，还使民生、环境等长远目标被忽视“殆尽”。在这样的指挥棒下，经济建设“大干快上”，城市扩张粗放无序，地方债务层层累积，招商引资“压力山大”……
急功近利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使得城市面积粗放增长，而国土经济密度日趋低下。从单位土地承载的经济总量来看，我国每平方公里土地上承载的GDP，即国土经济密度，远低于发达国家。例如，中国与美国的陆地疆域面积相当，但目前中国国土经济密度约为美国的1/5到1/4。再如，韩国国土面积9.9万平方公里，与江苏、浙江面积相当，但其国土经济密度是江苏的2.8倍，是浙江的4倍。
从城镇工业用地投入产出效率来看，我国的一般大城市土地实现的工业产值每平方公里大约只有几亿元，而美国、日本的同类城市约为每平方公里50亿元以上，这说明我国的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明显的差距。工业用地投入产出效率差距也同样明显，北京的工业用地效率仅相当于东京历年平均水平的5.0%左右，每公顷工业用地的从业人员数只相当于东京历年平均水平的12%左右。
实际上，在任何地方，土地资源都是有限资源，国内很多地方在做产业布局的时候，尤其是开始的时候，没有强化经济回报的意识，在土地使用方面大手大脚，结果资源耗尽之后，发展必然无法持续。
以产业园区为例，现在几乎每个县都有工业园，工业园规划中的面积，超出实际招商引资的需要，大量的工业用地并没有实际的项目落地，不少建好的标准厂房出现空置。
为了“填满”那些已建成和规划中的产业园区，各级官员承受着巨大的招商引资压力，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市长、市委书记，像企业的董事长一样，在全国飞来飞去推介当地的投资环境，为了吸引企业和项目，地方政府之间甚至陷入了恶性竞争。这样的恶性竞争，对于中西部城市来说，更为“惨烈”，与西部沿海城市相比，交通不便、缺乏人才，西部城市招商引资方面的竞争，则集中于低地价、低税费等层面。一些为了争取项目，甚至采用“零地价”、“高返还”等方式，明知赔本的生意还要上马，对环境生态等长期发展目标则更为轻视。
GDP这个“指挥棒”，几乎是中国城市发展和经济增长中的一个关键点，要削弱地方政府追求短期经济利益的冲动，就要从制度的源头出发，改变游戏规则，最重要的是从省级层面来统筹发展，降低地方政府，尤其是生态环境脆弱的中西部欠发达城市的投资冲动。
首先，要遏制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GDP和招商引资的排名。降低GDP和招商引资在政绩考核中的比重，增加民生、环境等给予民众满意度为基础的，更为综合的指标来代替原有的单一指标。同时，对那些地理条件欠佳、生态脆弱、旅游资源丰富的地方，降低经济指标的权重，增加环境生态民生的权重。
其次，要从省级层面来进行工业园区的规划，避免“家家冒烟”、县县都有工业园区的现象。工业园区的设置，要综合考虑资源禀赋、地理区位、交通和地形条件，在那些远离大城市、交通不便和地理地形条件复杂的地方，不宜普遍设立工业园。近几年西部地区大搞“园区上山”、“城镇上山”，就是典型的丢了环境搞工业的做法，需从省级层面统筹规划，对不同的城市设定不同的工业发展目标和发展模式。
最后，要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转移支付。有些官员会说，没有了大项目，没有了GDP，城市建设的资金从何而来？对于发达地区来说，需要推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步伐。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是发展地方经济保障民生的重要手段。为了避免欠发达地区过度举债，就需要从中央和省级层面，加大对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财政转移支付，以支持欠发达地区的发展。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发展已经步入转型期，从土地经济转向后土地经济，从GDP主义转向后GDP时代，地方的发展模式，官员的执政理念，甚至一些企业的经营模式，都需要发生相应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