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舶来品、学术概念到政治术语，从文化软实力到中国模式软实力，软实力概念在中国已落地生根，深入影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然而，不计其基督教背景和美国特色，泛泛而谈软实力，将越来越陷入软实力陷阱。
其实，软实力理论具有两大误区:一是自认为正确，故通过各种手段让对方接受、学习；二是潜意识里认为自己无所不能，并想方设法让人家确信这一点。
这两点都具有浓重的宗教情结，因为只有上帝才会永远正确且无所不能。正本清源，中国软实力概念和理论必须超越特色—普世的悖论，不忘本来——中国传统文化的软实力之实，吸收外来——西方软实力之名，开创未来——包容性软实力体系。
近年来，软实力的概念在中国日益流行，其流行度超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连其发源地美国，软实力也只是学术概念，不像在中国如此家喻户晓。2013年12月30日，中央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主题就是如何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这再次表明，软实力被赋予国家战略的高度。
一般认为，国际形象是软实力的最初表征，公共外交是展示和提升软实力的重要手段。然而，皮尤等国际舆情调查近年数据显示，中国的国际形象并未随着中国公共外交投入而提升，甚至在一些国家反而有所下滑。为什么中国越发展，形象反而越差？为什么中国如此投入，形象改善效果并不佳？决定中国软实力的因素究竟是什么？软实力与公共外交究竟是什么关系？
当然，这取决于谁定义的形象，什么形象？中国的国际形象似乎从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向超级大国转化，因而随着硬实力迅速提升，形象反而大打折扣。软实力果真与硬实力成反比？进一步的思考表明，软实力自身存在难以克服的悖论。中国软实力，既具有各国软实力的共性，也具有中国特色的个性。因此，认清中国软实力悖论，须从一般性软实力的美国性探讨着手，探讨中国特色软实力悖论的形成与克服之道，才能明了中国公共外交之可为与不可为，更好以中国梦引领中国软实力未来发展。
一、软实力悖论
在分析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时，通常将之分为有形力量与无形力量，或硬实力与软实力。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就将综合国力分为硬实力与软实力两种形态。硬实力（hardpower）是指支配性实力，包括基本资源（如土地面积、人口、自然资源）、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等；软实力（softpower）则分为国家的凝聚力、文化被普遍认同的程度和参与国际机构的程度等。相比之下，硬实力较易理解，而软实力就复杂一些。约瑟夫·奈把软实力概括为导向力、吸引力和效仿力，是一种同化式的实力——一个国家思想的吸引力和政治导向的能力。“软实力”作为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指一个国家依靠政治制度的吸引力、文化价值的感召力和国民形象的亲和力等释放出来的无形影响力。它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国际关系的看法。不计其基督教背景和美国特色，泛泛而谈软实力，将越来越陷入软实力陷阱。
首先是名与实的陷阱:名是舶来品，实则中国具有丰富的实践。中国用其名，但已经把它给中国化，这就是多从文化角度强调之，并与传统中国文化和而不同的理念等结合在一起，强调文化影响力、道德感召力、形象亲和力三大方面内涵。也因此，中国特色的软实力概念较具中国文化内涵，难以量化衡量，只能从结果感知。
其次是二分法陷阱: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软实力—硬实力建设，也是如此。很难说哪个重要、哪个难度大，而是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时代背景和不同国际环境下，针对不同对象平衡硬软实力发展。通常人们认为，硬实力是软实力的基础，但也存在大量反例，且持如此观念可能将软实力作为硬实力的润滑剂和包装，过于简单化、实用化、庸俗化看待软实力。其实，正如溶质与溶液关系一样，硬实力与软实力是谁也离不开谁的问题，即所谓水乳交融，评判效果的关键是输出正能量，而非产生一国实力的反作用。在中国，许多人认为软实力实现的保障还是硬实力。归根到底，国际关系还是强者的世界。这种看法比较简单化，但颇为流行。其实硬实力也分好几种:
结构性硬实力——一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国际结构的能力，如美元作为国际金融、贸易体系的主要货币使美国的硬实力大大超过其GDP总量。瑞士是小国，但在制造业、金融业的全球分工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增加了其硬实力。
体系性硬实力——一国的联盟体系及其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如美军，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体系性硬实力是其重返亚太的底气，或者说重返亚太也是为了更好维护这种体系性硬实力。
包容性硬实力——一国硬实力的国际相互依存度，体现、包容其他国家权益的能力。如对外依存度越高，硬实力越打折扣，反之，外界对该国依存度越高（如技术上拥有更多的知识产权），越增加该国硬实力；GDP构成中体现国际共同利益的部分越大，硬实力越强。中国的包容性硬实力的这两方面都制约了中国的对外影响力。
这三种硬实力中可能本身就蕴含了软实力的成分。因此，硬—软实力二分法会误导认识。而且，以为软实力是新概念，以美式思维看中国，会丧失我们的三个自信。其实，软实力悖论是软实力概念的美国性所导致的。
二、软实力的美国性
“在美国，任何一种见解，任何一种习惯，任何一项法律，而且我敢说任何一个事件，都不难从这个国家的起源当中找到解释。”软实力概念就深深烙着美国例外论与天定命运论印记，其张力导致美国软实力悖论。所谓“美国例外论”，是指那些把美国和其它国家区别开来的显著特征。具体包括一套特殊的政治及社会价值、独特的历史轨迹、诸制宪结构的特异性，以及它们影响决策的方式。
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塞特在“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一文中写道:“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建立在‘信念’（creed）上的国家，这包括自由、平等、个人主义、平民主义和市场经济等一整套美国价值观。因此‘成为一个美国人’不是出生的问题，而是对理念的承诺。”软实力概念就带有这种宗教情怀:美国永远正确，站在上帝一边，站在历史正确性一边，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例外。美国不仅自诩站在人类道义制高点，而且积极在世界上推广其价值观，将软实力上升为意识形态战略高度，这就是“天定命运”（manifestdestiny）。美国在世界上极力推广自身价值观，而美国又是独一无二的，其中的内在矛盾性，就体现出美国软实力的内在悖论:
悖论一:例外与普世悖论。基于天定命运论冲动，美国极力在世界上推广其软实力，前提是假定美国模式和价值观是普世的，但其生成基础又是美国例外论，这就是美国软实力的悖论。反映到实践中，就是美国的假公济私行为。美国将其意志包装为国际社会意志，其实是要挟盟友支持的做法，动辄以国际社会自居，打着全球公域或普世价值旗号，推行自己主张，最终损害了国际社会利益，也损害了美国自身的软实力。
悖论二:自以为是悖论。美国软实力概念假定自己站在历史的正确性一边，而对方相反。这种先入为主、以自我为中心的认识，导致推广软实力的公共外交实质是片面宣传，这迟早会被对方识破，效果适得其反。为推广软实力的公共外交也是着眼于“告诉”，而非“交流”，其实质是美国居高临下地传播美国福音而非平等互动，尊重对方看法，倾听对方想法。告诉他国民众，不见得赢得他国民众的理解。美国在中东地区推广民主，导致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就是自以为是的典型。
悖论三:言行不一悖论，或曰名与实的悖论。美国不仅内外有别，且将世界分为三六九等，以双重标准推广软实力。比如，南海问题上，美国未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却要求其他国家按此行事。美国式公共外交试图改变别人的看法而非自己的看法和行为，既不对等，也不可靠。美国不改变自身的霸权行为而试图改变他国人民对美国的观念或印象，只能是缘木求鱼。
美国软实力悖论的一个鲜明例子是美国对中国梦的反应。美国总统奥巴马2010年4月15日在接受澳大利亚电视台采访时说:“如果超过十亿的中国居民也像澳大利亚人、美国人现在这样生活，那么我们所有人都将陷入十分悲惨的境地，因为那是这个星球所无法承受的。所以中国领导人会理解，他们不得不做出决定去采取一个新的、更可持续的模式，使得他们在追求他们想要的经济增长的同时，能应对经济发展给环境带来的挑战”。而中国做到这一点的结果，便是开创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新文明，成为世界领导型国家。这一点，自然是奥巴马所未能意识到的。
三、软实力的国家性
概括起来，软实力的国家性，尤其体现在美国性方面:
其一是美国软实力概念的意识形态色彩。“公共外交”概念的提出是在冷战期间，带有“和平演变”战略的深深烙印。其成功实践为美国赢得冷战立下汗马功劳。冷战结束以后，“软实力”理论的提出，增进了公共外交的合法性，终于摆脱了“和平演变”的影子，名正言顺地登上了大雅之堂。但公共外交一直难脱意识形态的干系。
其二是美国软实力概念的宗教情结。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概念，本是针对大国兴衰铁律、反对美国衰落论、提振美国霸权合法性而发明的。当冷战戛然而止，美国欢呼雀跃之余，软实力理论不幸助长了历史终结的错误解释，即将苏联体制的自我解体，错误地解释为美国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而苏联相反。回顾历史，美国的“软实力”概念基于硬—软权力二分法思维，带有鲜明的美国例外论与天定命运情结——认为自己永远正确，且无所不能。这与中国传统内圣外王的权势观大相径庭。美国人很少质疑自己的做法、制度、价值有什么问题，问题都是出在对方误解了美国的好意，而技术路径思维，又让美国人自信地认为假以时日，美国的公共外交可以改变别人的认识，变得和我们美国人一样。正如米尔斯海默指出的:“美国人基本上是乐观主义者。无论是国家抑或国际层面的进步，他们都视为既可遇亦可求。美国人的信念是，假以时日和努力，理智的个人可以联合起来解决重要的社会问题。”
种种软实力悖论，也是美国式基督教思维悖论。
传统中国文化认为，有四种力量境界:诸道同源之理，万法归一之道，纲举目张之法，提纲挈领之术。美国软实力的悖论体现在道、理、法、术各个层面。
道：美国软实力成功之道，在于将美国意志完美包装为人类意志和普世价值。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其失误之道也在于给世人留下“挟天子以令诸侯”印象，不能很好处理公与私的关系，滥发美元是典型例子。
理:美国学者不断通过软实力、心灵政治等丰富的政治学、传播学理论建立了较完整的软实力理论体系，深刻折射了时代矛盾。
然而，软实力理论具有两大误区:
一是自认为正确，故通过各种手段让对方接受、学习；二是潜意识里认为自己无所不能，并想方设法让人家确信这一点。这两点都具有浓重的宗教情结，因为只有上帝才会永远正确且无所不能。
法:美国软实力也充分体现了美国内政与外交相互交织的特征。这助长了美国人的自我中心倾向，不能真正设身处地为人着想，而是极力想去改变别人的认识和价值观。“9·11”事件后，美国人首先问的是“为什么世界憎恨美国”，因而急功近利地减少外界对美国的误解。
当时负责公共外交与公共事务的副国务卿夏洛特·比尔斯在众议院听证时称:“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目前整个世界对美国的观念是最大的误解……美国有必要行动起来，告知、教育和说服那些国家的民众。”这表明，美国公共外交之“法”，仍然是俯视“他者”，通过“教育”之以减少对“我”的误解。这就有些本末倒置。
术:美国软实力之术，走在了时代前沿，主要有三大方式。一是统筹国内外市民社会与民间力量。除了富布赖特、汉弗莱等政府项目外，美国私人基金会发达，便于在社会层面开展公共外交。二是通过公开手段。美国多“阳谋”，少“阴谋”。三是运用公共资源。新公共外交（公共外交2.0）特别推崇YouTube、Facebook、Twitter等网络新手段。
美国软实力的道、理、法、术，有不少值得中国借鉴和学习的地方。比如，将美国意志与国际社会意志相结合，追求普适性。对中国的挑战就在于，提出一整套“源于中国、属于世界”的核心价值观。为此应淡化核心利益，多讲核心价值；淡化民族特色，多讲国际社会。同时应努力追求普遍性，在共同利益之上追求共享价值；隐化国家性，多以民间渠道与国际社会平等沟通和对话；把握时代性，充分发掘我公共外交的后发优势与文化优势，与时俱进地反映多数国家的多数人意志。中国是公共外交的后来者，是美国的学生。但是，中国公共外交弱在理、法、术，而强在道。这就是中国的软实力优势。古人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更一般而言，软实力概念具有浓重的国家性。中美欧国情不同，历史文化各异，软实力概念便折射出种种差异来，见表1。（点击放大）
实践表明，一国立国之道直接塑造其公共外交形态。法国以文化立国，美国以价值观立国，故法国公共外交强调语言、文化，而美国公共外交重视价值观输出。除了国家性外，软实力概念还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一国的软实力取决于该国多大程度上代表世界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多数国家的多数民意、代表人类共享文化价值观。公共外交发达程度因而取决于一国对时代本质的把握和人类普遍意志的折射。所谓弱者无外交，基本上也适用于公共外交。弱国的公共外交主要表明“我存在”，旨在不被遗忘；次弱国家的公共外交则告诉世界“我是谁”，希望增进了解、引起注意、避免误解；强国则展示“我拥有”，一方面是引以为豪，另一方面可兹与人分享；而领导性国家则以“我行你也行”的理念引领他国人民去探索梦想、激发羡慕和追随。这一点，从上海世博会上各展馆内容和反响，即可明了。
中国崛起，既具有历史上大国崛起的共性，也具有中华民族复兴的独特个性。这是分析中国软实力崛起的时空背景。共性:崛起国家引发守成和衰落国家的担忧是正常的，当年的美国也不例外。对崛起的恐惧是国际关系史的常态。其结果，崛起的硬实力往往导致受损的软实力。个性:中国崛起是文明复兴，正在颠覆西方中心世界观。其结果，普世的成为地方的，神圣的变成虚伪的，自我变成他者。过去，欧洲人认为，中国力量上（GDP）、技术上（Ｒ＆D）乃至制度上（中国模式）都在赶超西方，但道义上无法企及西方，因为不能提出像西方那样的普世价值体系。现在，“中国软实力威胁论”又在欧洲蔓延，认定中国威胁的真正源泉是走出西方之外的替代选择之路，集中体现在对西方普世价值神话的挑战上。
西方心目中的“中国威胁论”有以下不同版本:
——中国威胁论Ⅰ:中国发展不可持续，因为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的核心价值。因而对中国的人权、民主甚为关心，希望通过接触中国而塑造、输入核心价值体系。
——中国威胁论Ⅱ:中国存在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但是不能普世化，并且否定普世价值的存在。中国于是成为西方普世价值的公敌。西方对华接触，就是要将中国纳入西方普世价值体系。
——中国威胁论Ⅲ:中国提出类似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如“中国模式”概括的，并且极力推广，取代西方的统治地位。正如彭定康所言，中国的潜在威胁，不在于其廉价的出口货物，而在于民主的灭亡，在于中国传扬着不需要西方的民主也可以致富的理念，这是对西方最大的威胁。西方人于是担心“中国统治世界”，主张西方须自强，继续占据道德高地。
在这种话语霸权体系下，中国便处于“三元悖论”困境:无论有无核心价值，无论如何对待普世价值，都成为西方世界的威胁。不破除这种价值悖论，解释清楚“价值普世性”与“普世价值”的关系，便无法让西方人对中国崛起放心，心悦诚服地接受中国崛起，也就不能消除西方担忧——中国崛起是否在重复历史悲剧？中国提出和平崛起、新型大国关系，就是针对此。如今，中国既同国际产业链底端的发展中国家竞争，又在与中端的新兴国家竞争，随着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开始与高端的发达国家竞争，导致中国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这不是中国软实力的问题而是中国发展打破了原有利益、权力格局的自然过程。超越三元悖论，必须确立中国特色的软实力概念和理论体系。
为何老强调中国特色？政治上，我们强调“中国特色”开始是针对苏联体制而言，后来上升到“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和不输出“中国模式”的承诺，中国特色的时代内涵特在哪里？
首先，中国不仅是民族国家，更是文明型国家。中华文明不仅连续不断，未被完全殖民，更重要的是一种世俗文明。中国崛起是世俗文明的崛起，这是最大的特色。今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这种世俗文明在政体上的体现。其次，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政治的鲜明特色。故此，我们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由、民主等是社会主义理解的自由、民主，不能等同于西方的自由、民主。尽管自由、民主具有普世性，但并非普世价值。以所谓的普世价值，反对中国特色，是政治意识形态斗争的焦点。再次，中国是超大规模社会，具有超长历史，正在走出一条有别于历史上其他国家的独特的现代化与民族复兴之路。中国崛起本身因而丰富了现代化与民族复兴的内涵，也在鼓励其他国家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与民族复兴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特色就是中国最大的软实力。当今世界乃至人类历史上，能有资格称自己为特色的国家不多。中国特色超越了一般国家的个性具有鲜明的中国内涵与时代色彩；强调中国特色，体现了中国的自信、自觉、担当。
先说自信。中国特色充分表明“三个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能走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能管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不断焕发活力。三个自信，折射的是文明自信。历史上，中华文明成功将外来的佛教包容为佛学、禅宗，近代又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就是中华文明的包容特色与包容能力，现在完全能够以第五个现代化——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将西方普世价值包容为人类共同价值。
再说自觉。现在的中国，颇似170年前的美国。当时，美国开启了脱欧洲化进程。美国诗人爱默生1837年在哈佛演讲时说:“我们依赖的日子，我们向外国学习的漫长学徒期，就要结束。我们周遭那千百万冲向生活的人不可能总是靠外国果实的干枯残核来喂养。”爱默生说的外国是指欧洲，表明美国自独立战争以来迈入精神立国阶段。现在的中国，强调中国特色，正是表明告别鸦片战争以来中—西、体—用的二元思维与接轨、转型的迷思，自觉践行社会主义，在国内外倡导公平正义，并结合传统“公天下”思想，实现中国的精神立国。
再说担当。我们讲的中国特色，绝非排他，恰恰相反，是强调和而不同、和谐共生。兼收并蓄、融会贯通，是中华文明之所以长盛不衰的原因。中国特色是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是全球化时代对“张载命题“的有力回答:为天地立心，就是去挖掘中华文明与中国价值的世界意义，探寻人类共同价值体系。为生民立命，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彰显中国的人权、国权；为往圣继绝学，就是实现人类永续发展，各种文明、发展模式相得益彰、美美与共；为万世开太平，就是推动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实现全球化时代的“天下大同”。一般认为，“软实力”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内容:一是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二是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三是外交政策的道义和正当性。四是处理国家间关系时的亲和力。五是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的吸引力。六是对国际规范、国际标准和国际机制的导向、制定和控制能力。七是国际舆论对一国国际形象的赞赏和认可程度。
一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精神基因，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当然，喜欢传统中国文化，不见得喜欢现在的中国。让传统中华文化塑造现代中国形象，还真得好好琢磨。
二是形成中的中国模式。正如“一带一路”倡议在世界上引发广泛而积极反响所显示的，中国模式越来越具有世界意义，成为中国软实力不断生长的来源。当然，中国模式在不断形成、不断完善中，具有极大的开放性、包容性和普遍意义，将不自觉地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后发国家和新兴国家产生巨大的吸引力。越来越多的国家从中国成功中找到了西方现代化路径之外的选择，积极学习、借鉴中国模式。真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我们对此要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
三是现在提倡的中国梦。中国梦给世界带来机遇、惊喜和希望。这是未来中国软实力不竭源泉。这一过程，既是中国不断完善自身核心价值观、身份和认同的过程，也是外界不断理解、认同和接受乃至欣赏中国价值观的过程。中国梦要求中国是一个创造性民族、浪漫性民族，既要弘扬原生文明，又要实现文明的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任重而道远。
厘清软实力概念的国家性、时代性，呼唤我们努力构建中国的软实力理论。无论特色与否，中国的理论要超越美国。但是，构建理论出发点，恰恰不能太强调“特色”。
（1）软实力的逻辑起点:客体主义——这是中国软实力理论的哲学基础。不同于美国软实力以先验论强调单方面输出，中国软实力理论强调尊重对方，反对自以为是，不将自己意志强加于人，让对方从中国发展自主找到自我认同。
（2）软实力的思维过程:关系主义——强调互动学习，重视印象、情感构建的相互性，既希望对方尊重自己的感受，也倾听、尊重对方的感受。
（3）软实力的实施理念:包容性——评价软实力的结果是包容性。为此，中国致力于包容性崛起，软实力具有鲜明的防御性。
（4）软实力的追求目标:和谐性——软实力的目标不是试图同化对方，而是追求和而不同的境界。
总之，中国软实力理论构建必须去美国化，寻求时代使命与传统文化的有机统一，从逻辑起点的客体主义、思维过程的关系主义、实施理念的包容性、追求目标的和谐性等方面，客观上呈现鲜明的中国特色，从一个侧面为多元化世界建设做出中国应有的贡献。应然与实然，总是存在鸿沟。具体表现而言，中国软实力的实践及理论均存在显著的制约因素:从国际层面而言，观念转变滞后于力量格局，中国崛起的硬实力尚需时日转化为相应软实力；从中国与世界关系而言，中国改革开放基本上还是按照以西方游戏规则为主导的全球化逻辑展开的，故长期以来会产生一种路径依赖。
从国内制约因素讲，包括三大方面:
第一，社会制约。传统中国文化是取经文化，传统中国社会是世俗社会，导致公共外交缺乏进取性。比如，佛教反执著，而执著是理论产生的动力；道教消极出世，缺乏现实关怀；儒家重伦理道德，束缚了科学理论建构。
第二，文化制约。其一，文化窒息理论。费孝通先生称，中国文化太强大，没有给宗教留下空间，遑论理论了。其二，传统文化是传经文化而非送经文化。历史上只有“西天取经”的故事或“万国来朝”的壮举，很少有传教士精神，即便郑和七下西洋，也只是传播皇恩浩荡，并未积极输出中国观念。中国世俗文化的内敛性，是限制软实力理论产生的重要根源。相比，美国商业扩张是以传教士为铺路石的，其软实力具有浓厚的天定命运情结，因而不仅为外交官所践行，甚至为普通民众所传播。
第三，话语与思维体系制约。体现在:
（1）太强调特色，缺乏普世话语。强调特色，表明难以超越西方，反映出近两百年来的心结——既想赶超西方，又怕被西方同化，便在西方化和中国化间走极端、绕圈子。千万不能以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否定普世性。（2）难以放弃自我，缺乏利他关怀。总想着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外交思维围绕自己而展开，如中美关系、中欧关系、中日关系，很少讨论与中国没有关系的关系——讨论欧美关系，也是因为影响到中国，便不可能有公认的话语权。美国的话语权很大程度源于公民的“志愿者”意识。所谓“领导源于服务”。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取得从根本上也取决于中国能够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提供什么公共产品。（3）太实用，缺乏永恒诉求。外交主张过于经世济用，无论是多极世界、和谐世界，无不充满中国情怀，具有明显的针对性，缺乏普遍、恒定国际理想。
中国当今世界地位类似威尔逊时期的美国，最大的不同是缺乏威尔逊“十四点声明”、国联之类的远见卓识。鉴此，中国国际话语权须从以下方面着手培养:首先，话语权产生土壤——培育终极关怀和普世观念。当我们奉行“不干涉内政”原则，秉持“和而不同”理念时，很难有一套全球治理的国际话语权。中国文化是一种取经文化、世俗文化。传统关系主义，仍然围绕“我”来展开——首先是包含我，其次以我包容人家，或希望人家包容我。为此，要摒弃以关系主义等农耕文明孕育的天下主义情怀，真正树立起世界观、国际社会观。其次，话语权产生动因——培育国际关系精神。国际关系的盎格鲁—撒克逊理论——英国学派、哥本哈根学派，都是新教体系。没有真正的非新教体系的国际关系理论，而只有地区性学说，如法国国际关系理论、拉美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国际关系话语权，如何从传统世俗社会产生，能否以中国模式表现国际关系精神，是重大考验。
最后，话语权产生要素——培育独立探索的学术体系。应自下而上塑造话语权，即国际话语权源自民间，反映到官方，表达于世界。总之，中国公共外交理论建构，需从培养国际话语权着手，对外展示自身核心价值，以及核心价值的普世性。毕竟，一国的软实力取决于该国多大程度上代表世界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多数国家的多数民意、代表人类共享文化价值观。相应的，其公共外交发达程度取决于一国对时代本质的把握和人类普遍意志的折射。中国软实力理论建构要超越国际、国内制约，尚需时日。正本清源，中国软实力概念和理论必须超越特色—普世的悖论，不忘本来——中国传统文化的软实力之实，吸收外来——西方软实力之名，开创未来——包容性软实力体系。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