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办的第三次中国共产党与世界的对话在重庆召开。15日，主办者组织了“走进重庆市委”的活动。前两次都在北京举行，主办者组织了“走进中纪委”等活动，并且和中共高层进行了相当开放的对话。
对主办者来说，组织这个对话活动一方面是为了让世界了解一向被视为“神秘”的中国共产党，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了解世界各国政党和学界，对中国共产党现状和未来的看法。
现在的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地，是1945年国共两党谈判的地方，也是上世纪50年代邓小平主政西南局工作时的居住地。作为对话参与者，笔者感兴趣的是中国共产党和当代中国历史发展之间的内在逻辑。1945年，国共两党曾经在这里商谈43天，最终达成《双十协议》，毛泽东和蒋介石为此合影。不过，没有过多久，国共两党分道扬镳，演化出当代中国历史。
为什么国共两党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为什么共产党成为胜利者，而国民党则是失败者？在参观邓小平的居所时，讲解员所引述的邓小平的一段话，可以说给出了有效的答案。邓小平当时在解释什么是共产党的政治时说：政治是人民的，也是为人民的，共产党就是为发展生产力的。
这里的几个关键词就是：共产党、人民和生产力。理顺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便是共产党的执政逻辑，或者说是共产党的治国理政的方法论。简单地说，就是要在政治、经济和人民三者之间实现均衡，而这个均衡的支点便是人民。
尽管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表现得相当复杂，但实际上就其内核来说，便是“人民”两字。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中国共产党中的“政党”概念是从西方“进口”而来，尤其是列宁主义政党，但其内核仍然是中国的儒家文化。毫无疑问，作为治国理政的哲学，儒家哲学的核心就是“人民”。
从三者之间的平衡来说，也很容易理解中国政治话语中的“极左”和“极右”的概念。所谓的“极左”就是只讲政治，不讲经济，所谓的“极右”则是只讲经济而不讲政治，而无论是“极左”还是“极右”，都会导致治国理政的失效，甚至失败。传统意义上的“中庸”或者现代意义上的“既要防止极右、也要防止极左”，就是为了达成这个平衡。这个逻辑既能解释国共两党的成败历史，也能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出现的社会经济问题，以及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兴衰问题。
就国共两党的成败根源，中外学者已经沿着这个主题做了很多研究。这里面因素尽管很复杂，但核心是国民党政权的起点不是“人民”，更不能为“人民”谋取利益。毛泽东一代的共产党人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既然国民党政权不能为人民服务，就应当把它推翻和打倒。
民众被排除在政治过程外
的确，受时代的限制，蒋介石依靠的是军阀和少数地方精英。在地方层次，地方民众被国民党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由于地方精英没有能力改善地方人民的生活，加上官员腐败，蒋介石的政权尽管高度集权，但实为极其脆弱。相反，共产党是在中国的农村边缘地带成长起来的，当多数地方精英已经为国民党所吸引，共产党所能利用的资源主要是民众，这使得共产党走上了一条自下而上的革命道路。
更重要的是，国民党政府没有能够发展出为普通人民所能理解和接受的政治理念和思想。就是说，国民党的政治理念和思想是针对各精英阶层的，而非普通中国人民的。作为一个统治党，国民党只强调权力的集中性，不容许来自下面的政治参与；国民党忽视了，那个时候人民主权的概念，对很多中国人来说，特别是知识分子来说，已经具有相当大的感染力。而中国共产党接受并改变了人民主权的概念，使得其能为多数人所接受。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利用民主的思想，动员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最终取得了政权。
正因为如此，1949年建国之后，执政党把重心置于发展社会经济上。在50年代早期，中国也取得了伟大的经济建设成就。至文化大革命前夕，中国通过国家的力量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在“大跃进”阶段，即使是激进的经济政策，也是为了发展经济的，只不过是不讲客观经济规律，搞唯意志论，操之过急，反而对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强调“继续革命”，最终走上了极左路线，导致了政治和经济之间的高度失衡，搞了贫穷社会主义，损害了人民的利益。
很自然，等邓小平复出，改革开放就成为了执政党的最重要议程。而改革开放就是要解放生产力，通过解放生产力来改变贫穷社会主义的局面，让老百姓看到共产党政权能够给自己带来的利益。在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在很短时间内解体，邓小平再一次作了正确判断，认为苏东共产党的解体的根本内在根源，在于那里的执政党没有能力发展社会经济，为人民提供利益，致使政权失去了合法性。苏东共产党政权长期执政，表面上有“高度”的支持率（或者合法性），实际上严重脱离社会现实，仅仅依靠强制力来统治国家，政权建立在虚假的高合法性之上，一有风吹草动（无论是高层内部变化还是外在力量），便摇摇欲坠。这种现象苏东学者实际上早有觉察，只不过是这些学者被视为是持不同政见者而被镇压或者处理，导致人们不敢说真话。
邓小平的判断是正确的。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之后，中国不仅没有关起门来，反而开始了大规模的改革和开放。在之后的20多年时间里，中国经济飞速发展，迄今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同时更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家。即使就人均国民所得来说，中国也从1980年代早期的人均所得不到300美元，提升到目前的8000美元，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
共产党的革命是要解放生产力，共产党的执政更是要解放生产力，否则与革命目标背道而驰。更为重要的是，解放生产力的目标就是为了人民的福利。邓小平的这个思路，从主政西南局到改革开放再到1992年“南巡”，一直没有变化。实际上，这也已经成为共产党的执政逻辑。
不过，正如毛泽东时代走了很多弯路，解放生产力与人民利益的获得之间，并不总是能够实现平衡的。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很多年里，生产力的确解放了，经济得以快速发展，但社会目标渐行渐远，甚至被置于一个很不重要的位置。抓经济发展走上了极端，演变成单纯追求经济发展的GDP主义。
GDP主义的严重恶果
GDP主义造成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尤其是社会服务的供应不足，表现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和环保等各个社会领域。再加上全球化的效应，社会群体之间收入差异加大，社会越来越分化。经济发展不仅没有夯实社会基础，相反，社会变得越来越脆弱。这也就是这些年来，人们越来越担心社会的不稳定，甚至动荡。尽管执政党在抓经济建设方面成绩显著，但忽视甚至忘记了最大的政治，那就是人民的利益。
同样严重的是忽视了共产党本身的政治，即执政党的自身建设，造成了严重的恶果，那就是各种形式的腐败变得不可收拾。党内形成“团团伙伙”和政治寡头，从高层到基层的一些领导只有个人的利益、家庭的利益和小圈子的利益，而没有社会和国家的利益。尽管执政党党员庞大，但凝聚力缺乏，认同感微弱。执政党内部的这些变化，加上上述社会问题，使得人们对中国社会未来的不确定性日益增加。
如何改变政治、经济和人民三者之间高度失衡的局面？这就是中共十八大以来执政党所需要回答的问题。十八大以来，执政党高层从经济转向政治，首先从党内入手，进行了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这也是符合共产党的逻辑。共产党是政治主体，主体本身出现了问题，就要从主体开始纠正。
尽管一些人不相信党内的改革，这种内部“手术”也经常受到人们的质疑，但经验地看，自我纠正要比外部纠正更有效。例如苏联、东欧国家就是外部纠正，即试图通过激进的民主化来纠正问题，结果不仅导致了执政党的解体，而且更因为政治主体的解体，没有政治力量负责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导致了社会经济的大倒退。
治党只是起点，其最终目标就是为了再次实现政治、经济和人民三者之间的平衡。治党并不是说经济发展不重要了；相反，治党是为了更有效的经济发展，这种发展不再是单纯的GDP主义，而是一种有助于社会公平正义的经济发展。如果治党演变成从前那样的政治主义（类似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继续革命”），同样不能通过向人民提供利益，而促成执政党获取足够的社会支持，也同样会发生执政危机。同时，人民也不是抽象的，在满足了基本的经济社会需求之后，还会有政治参与方面的需求。这要求执政党更加开放，让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自己所主导的政治过程中来。
在任何社会，一旦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和社会三者之间不能达成均衡，就会出现巨大的治理危机。在西方，林肯的名言“民有、民治、民享”中至少包含了两个要点：第一，“人民”是政权的核心；第二，通过民主的方式来实现人民的核心价值。不过，西方民主走到今天已经出现了重大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民粹主义的再次崛起，这表明仅仅依靠选举制度，很难达成人民利益的实现。
如果把林肯的名言和前面引述的邓小平对政治的定义做一比较，很容易看出中国共产党所采用的实现人民利益的方法论的不同，尽管双方都强调的是“人民”。西方民主制度促成了政治和经济的分野，促成了市场力量的最大化，但政治很难纠正市场的失败，最终会导致社会失衡，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与此不同，中国共产党把自己和生产力（经济）连接起来，把发展经济视为是执政党的内在任务。前者要通过社会危机来纠正问题，而后者则通过执政党本身的整治来纠正问题，避免重大社会危机的发生。
两个模式，两种逻辑，各自拥有源于自身的优劣。从长远看，尽管两个模式都可以借鉴和学习对方的一些经验，来改善自己，但不管怎样的借鉴和学习，都不会改变各自自身的发展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