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发展中国家自主创立的第一家多边发展银行，金砖银行的成立对于促进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以及推动国际机制创新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变革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一方面作为新的多边发展金融机构，金砖银行要借鉴以世界银行为代表的现有多边发展银行在治理结构、业务政策、项目管理以及运营机制方面的成熟经验；另一方面，金砖银行也要根据国际发展合作的新趋势以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在制度、政策、工具和程序等方面加强创新，提高效率，以体现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境界和能力。
毋庸讳言建立金砖银行的使命之一就是创新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倒逼发达国家主导的现有多边发展银行的改革。２０１０年，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参与下，Ｇ２０多伦多峰会曾就多边发展银行的改革达成如下共识：“现有多边发展银行应采取具体措施确保在财务可持续的条件下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提高借款国的自主性，权力更加下放，在合适的情况下更多使用国别体系，确保人力资源适当并具有合适的多样性，继续减少银行管理费用并使其更加透明，以实现其促进发展的核心使命。”但观察之后Ｇ２０的进程会发现，这些关于多边发展银行的改革承诺多数仍停留在纸面上，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步伐远远落后于国际社会的预期。在这种背景下，２０１４年金砖国家福塔莱萨峰会正式宣告成立金砖国家新发展银行并再次督促世界银行进行改革：“我们欢迎世界银行提出的消除极端贫困和促进共享繁荣的雄心目标，尽管如此，世界银行要想实现这些目标，就必须大力改革，推动治理结构更加民主，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规模，探索创新型方式进行发展融资和知识共享，以借款国为导向并尊重借款国的发展需求。”
那究竟金砖银行如何倒逼现有多边开发银行改革？换言之，相比于世界银行，金砖银行的改革创新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金砖银行与世界银行之间是一种竞争关系吗？如果是的话，如何确保这种竞争是一种良性竞争以及竞争的后果是更加趋向以规则为导向的国际经济秩序？这些问题无论是对于新生的金砖银行，还是对于金砖国家合作以及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变革无疑都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提出，尽管金砖银行与世界银行在消除全球贫困、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原则和规范上具有一致性，但两者在如何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高效的发展融资上存在着运行规则和决策模式的竞争。与世界银行将各国分为援助国和受援国不同，金砖银行强调股东国与借款国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发展伙伴关系，股东国要充分尊重借款国的发展战略、需求和标准，要以“倾听、学习、协作、创新”的方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融资服务，相应地，金砖银行在话语权分配、治理结构、环境与社会框架、贷款政策等业务程序和制度工具方面采用了一系列新机制，这对于促进世界银行的改革很可能会起到示范作用。
接下来，本文在借鉴茱莉亚·摩尔斯和罗伯特·基欧汉提出的“竞争性多边主义”概念框架基础上，分析金砖银行与世界银行之间实际上是一种“补充性国际机制竞争”，并进一步探讨要实现该目标，金砖银行需要突破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中的三大困境。
一、竞争性多边主义：挑战性还是补充性？
国际机制指的是国际关系特定问题领域内汇聚行为体预期的一整套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原则是指对事实、成因和公正的信仰，规范是指以权利和义务方式确立的行为标准，规则是指对行动的具体规定或禁止，决策程序是制定和实施集体选择的主导行为方式。茱莉亚·摩尔斯和罗伯特·基欧汉指出，二战结束后，美国建立了一个基于国际机制的世界秩序，其特征是“一个问题领域，一个国际机制”，但现在世界政治中出现了“竞争性多边主义”的现象，也就是“一个问题领域，多个国际机制”，对现存国际机制不满的联盟可以通过退出、呼吁或创建新的国际机制，来追求自己的国际议程和政策目标，这样就会导致多个国际机制相互竞争的局面出现。
竞争性多边主义包括两种形式：一是机制转移；二是竞争性机制创建机制转移是指当某些国家对现存国际机制不满，同时又存在其他类似国际机制的条件下，这些国家会将政策重心转移到其他类似国际机制上去。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期，美国一些大公司对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ｏｒｌｄ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简称ＷＩＰＯ）作为知识产权规则谈判主渠道的地位越发不满，尤其是其一国一票的决策程序，认为现有知识产权保护的标准过低不足以保护大企业的创新，因而随着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的逐步展开，发达国家提出要在关贸总协定的机制框架内达成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新协定，发展中国家起初认为这主要是谈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的新规则，并没有进行坚决的抵制。但随着谈判进程的发展，议题范围越来越广泛，发达国家提出成员国对谈判协议“要么接受要么退出”，发展中国家担心，如果退出将不能享受乌拉圭回合关于关税减让的好处，在这种情况下，ＧＡＴＴ达成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Ｔｒａｄ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ｉｇｈｔｓ，简称ＴＲＩＰＳ），实现了发达国家希望的知识产权谈判主渠道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向“关贸总协定”的“机制转移”。
竞争性机制创建是指对现有国际机制不满的行为体会联合起来，通过创建新的正式国际机制或非正式国际机制来追求自己的议程和政策目标。自１９７４年成立以来，国际能源机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ｅｒｇｙＡｇｅｎｃｙ简称ＩＥＡ）是石油消费国之间协调能源政策的机构，包括发展石油供应方面的自给能力，共同采取节约石油需求的措施，加强长期合作以减少对石油进口的依赖，提供石油市场情报拟订石油消费计划，石油发生短缺时按计划分享石油，以及促进它与石油生产国和其他石油消费国的关系等。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德国、丹麦和西班牙等国不断提出，ＩＥＡ必须进行改革，在关注石油等化石能源的同时，也开始关注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并推动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变，但改革倡议遭到美国和ＩＥＡ秘书处的反对，并未在ＩＥＡ内部被接受。
２００９年１月，包括德国、丹麦、西班牙、土耳其、埃及、印度、智利和哥伦比亚等在内的７５个国家代表聚集波恩，宣告成立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ＥｎｅｒｇｙＡｇｅｎｃｙ，简称ＩＲＥＡ），提出要在全球范围内积极推动可再生能源的普及和可持续利用。２０１３年１月，ＩＲＥＡ的成员国扩大到包括美国和其他绝大多数ＩＥＡ成员国在内的国家，成为可再生能源领域举足轻重的国际机构。与此同时，ＩＥＡ也开始更多地关注可再生能源，开启了与ＩＲＥＡ既合作又竞争的新阶段。
对于竞争性多边主义的后果，丹尼尔·德茨纳细致地分析了竞争性多边主义可能会导致权力政治回归的４种因果机制：（１）多个国际机制使得汇聚国际行为体预期的“焦点”增多，大国可以采取“选择菜单式”多边主义；（２）多个国际机制的存在使得国家违反国际条约的行为变得难以识别；（３）多个国际机制的并存使得国家遵守国际条约的“义务感”下降；（４）多个国际机制并存使得小国遵守国际条约的成本增加，大国在与多个国际机制打交道时具有明显优势。
但实际上，德茨纳的分析忽视了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不同的国际机制之间是否具有一定的兼容性。如果是彼此完全排斥的国际机制竞争或者说新机制是一种“挑战性机制”的话，全球治理中就会出现权力政治的“回潮”，而如果是新旧机制是具有一定兼容性的竞争或者说是“补充性机制”，那么新机制的出现则可能会推动原有国际机制的改革，实现全球治理体系的创新和完善。具体来看，如前文所述，如果把国际机制看作是一整套“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而新机制与老机制在机制的这四个方面毫无共性可言，那么新老机制之间可能会出现一种挑战性竞争。但如果新老机制在“原则和规范”上具有一定的共性，只是在“规则和决策程序”上有所差异，那么这样的竞争不仅不会带来规则混乱和强权政治，反而会提升全球治理的有效性，实现国际经济秩序迈向更有效率的“升级换代”。而金砖银行的建立恰恰反映了后一种类型的“补充性国际机制竞争”。
二、“补充性国际机制竞争”与金砖银行的机制创新
２０１４年７月，在《关于成立金砖国家新发展银行的协定》中，金砖国家明确表示“金砖银行应为金砖国家及其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项目动员资源，作为对现有多边和区域发展金融机构的补充，促进全球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与此同时，在《金砖领导人福塔莱萨峰会》中也强调“我们呼吁建设更有助于解决发展挑战的国际金融架构。通过多边协调和金融合作行动，我们积极参与完善国际金融架构，以一种补充的方式增加发展资源的多样性和可及性，维护全球经济稳定”。
２０１６年９月１９日，金砖银行与世界银行签署合作协议，正式确立了两家银行之间的合作关系，明确了两家银行共同感兴趣的领域，包括探索和寻求联合项目融资机会，根据各自政策和程序促进业务知识交流，探索和寻求咨询服务机会，促进人员借调和交流等。值得强调的是，两家银行共同感兴趣的领域广泛，既体现在双方共享的一系列原则和规范上，如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同时也体现为世界银行近年来在改革取向上与金砖银行的发展方向具有一定的趋同性。
金墉担任行长以后号召世界银行由“知识银行”向“解决方案银行”转型，由“程序导向”向“结果导向”、“理论导向”向“实践导向”转变，包括精简程序、减少项目准备时间等方面。同时他还提出了交付科学（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的新理念，强调要更多从借款国的实际出发，确保贷款项目在借款国产生良好发展效益。
此外，世界银行也开始采用与借款国合作的新方法，用“国别伙伴框架”取代了“国别援助战略”，更加强调发展合作的针对性。一方面，在伙伴框架制定前要对借款国进行系统性国别诊断，识别该国发展所面临的制约因素，分析所有可获得的信息，推动世界银行与借款国之间开展公开、前瞻性对话，为框架制定提供尽可能全面的参考资料和数据；另一方面，要以借款国对本国发展目标的愿景作为出发点来制定世界银行的伙伴框架，同时该框架还将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可以根据借款国优先领域、国情变化以及实施中获得的经验而加以修改。
不容忽视的是，尽管世界银行与金砖银行在发展的大方向上具有一定的一致性，但两家银行在业务程序和制度工具上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也正是这种差异性构成了金砖银行倒逼现有多边开放银行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动力，具体体现在话语权分配、治理结构、环境与社会框架、贷款政策等方面。
在话语权分配上，与世界银行按照ＧＤＰ规模来分配股权不同，金砖银行采取了创始成员国平等出资、平分股权的做法，银行首任理事会主席来自俄罗斯，首任董事会主席来自巴西，首任行长来自印度，银行总部设于中国上海，同时在南非设立非洲区域中心，充分体现了金砖国家所倡导的在“尽管各国能力和发展阶段不同，但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应该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参与平等”。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指出，金砖银行５个创始成员国平分话语权，反映了５个发展中大国对现存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诉求，金砖国家的共识就是金砖银行的话语权要体现公平性，这是国际关系民主化在国际金融领域的特殊尝试。
在治理结构上，与世界银行执董会常驻银行总部不同，金砖银行的治理结构类似于股份公司，包括３层：理事会、董事会和管理层。理事会是银行最高权力机构，授予董事会和管理层一定的权力。董事会非常驻，每个季度开一次会议，就重大政策进行决策，给管理层以充分的授权。另外银行还设立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以落实管理层的责任，并根据公开、透明和择优的程序选聘银行的高级管理层，力争打造一种精简、高效、扁平化、去官僚化的同时又能有效问责的治理架构。
在环境与社会框架上，与世界银行输出股东国的环境社会标准不同，金砖银行鼓励借款国识别贷款项目的环境和社会风险提高借款国的自主性，权力更加下放，更多地使用国别体系。正如金砖银行副行长、首席运营官祝宪所言，“针对环境和社会问题，全球都非常重视，但在实践中不同的国家不可能有非常统一的标准世界银行在发达国家的压力下把标准人为拔高，导致很多项目不能通过，或者运行成本太高”。周强武也指出，“世界银行存在的关键问题是不能够准确把握每个成员国的具体国情，用以偏概全的思想作为政策建议的基础，即用一个标准来衡量。那些不符合国情的政策建议，不仅没有产生预期效果，也使得世行在一些借款国中的声誉严重受损”。
在贷款政策上，与世界银行只提供主权担保贷款的政策不同，金砖银行既提供主权担保贷款，也提供非主权贷款。主权担保贷款是由政府担保，财政要承担偿还的责任，也因此导致贷款申请过程中层层申报，周期很长，而非主权贷款因为没有财政担保，不需审批，申请周期短，更加灵活当然，风险要相对大一些。
总体上看，金砖银行的建立属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发展金融领域的一次“补充性国际机制竞争”，在国际发展的根本原则和规范上，金砖银行并没有挑战世界银行，但在如何为包括自身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好的服务，以及在股权分配、治理结构、环境与社会框架、贷款政策等运营规则和决策程序等方面，金砖银行实现了一系列体制机制创新，属于“补充性国际机制竞争”。现在的问题是，金砖银行的“补充性国际机制竞争”究竟是如何推动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换言之，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困境是什么？金砖银行的创立是否有助于突破这些困境？
三、金砖银行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三大困境”
自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尽管各方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全球经济治理的意愿有所上升，但实际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改革仍然面临着三大困境：一是“知识框架困境”。发展中国家提出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但在没有超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治理实践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很难构建出一套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知识框架。二是“发达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困境”。在金融危机严峻的时刻发达国家愿意作出一定的让步，但随着危机的逐渐消退，发达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上升，改革意愿逐步降低。发展中国家得采取可信度高的措施来迫使发达国家重回改革的轨道。三是“新兴经济体集体行动困境”。新兴经济体要想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就必须克服短期利益的诱惑，在发达国家采用“分而治之”的“反改革”策略面前，将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而非本国的短期利益摆在优先位置，只有这样，新兴经济体的改革承诺才会具有可信度，而在没有自身国际机构的条件下，新兴经济体很难做到。
实际上，金砖银行正是通过打破这三大困境，推动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首先，金砖银行有望累积出一套发展中国家关于国际发展和全球经济治理的新知识。发展中国家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首当其冲的挑战是知识框架的问题，在只有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背景下，是很难产生超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知识框架。正如金砖银行副行长祝宪所言，之所以建立金砖银行这样的新机制，就是为５个金砖国家提供解决问题的新方案，提升成员国在世界银行、区域发展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当中的话语权。中国要想在这个新体系中发挥自己的作用，重点是放在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可持续发展方面，不做所谓的捐赠国，而是以平等合作的理念落实一些政策性的措施。５个成员国发展阶段不同，遇到的困难也不尽相同，建立新的金融机制能够帮助金砖国家提高效率，以新的方式推动各自的发展。这在最近几年金砖峰会的主题中也可见一斑。２０１４年巴西福塔莱萨峰会的主题是“包容性增长的可持续解决方案”，２０１５年俄罗斯乌法峰会的主题是“金砖国家伙伴关系—全球发展的强有力因素”，２０１６年印度果阿峰会的主题是“打造有效、包容、共同的金砖解决方案”。实际上这都反映出金砖国家希望构建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不同的发展知识体系和问题解决方案。
在世界银行内部，主流的发展知识体系具有相当的排他性，从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是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中心主义主导世界的意识形态，西方通过将自身的发展经验优越化，将非西方世界的经济成功视为“多元现代性”，作为研究对象，从而构建起自身的发展知识霸权。１９９８年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在同年召开的发展经济学年会上斯蒂格利茨作了关于“更多的手段和更广泛的目标：迈向后华盛顿共识”的报告，主张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要超越华盛顿共识，提出一个更加综合完善和具有广泛基础的新发展范式，但这些理念很快遭到了世行管理层的强烈抵制。一年以后，斯蒂格利茨也被迫离职。
另外，１９９９年诞生的Ｇ２０财长央行行长会议机制以及在２００８年Ｇ２０领导人峰会机制的形成堪称是近年来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突出成果，但正如Ｇ２０的第一份公报所强调的，“Ｇ２０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的一种非正式对话的新机制”。在这个意义上，金砖银行是第一个超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多边国际组织，通过金砖银行多边治理的国际实践有望突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知识体系和框架，构建起一套属于发展中国家自己的国际发展新知识。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的发展经验，包括“发展是硬道理”、“白猫黑猫”、“摸着石头过河”、“要想富、先修路”、“政策实验”、“经济特区”等，巴西的发展经验，包括通过最低工资制度和转移支付缓解不平等问题等，印度的发展经验，包括信息产业孤岛式的发展等，都可以逐步融入新的国际发展知识框架中。
其次，金砖银行的创立有助于约束发达国家的机会主义行为。兰德尔·斯通提出，为了解决国家间力量对比不对称的问题，国际组织在设计时存在一种跨时间的交易：当强国利益受到严重侵害时，会被授予暂时控制组织决策的权力；而作为交换，弱国获得了超出其能力份额的一部分平时的正式权力。而强国获得的这种对国际组织进行暂时控制的方式被称之为非正式治理。它保证了强国利益目标无法在国际组织的正式程序中达到时，能够通过非正式治理的方式对该组织进行暂时的控制，以确保组织能够达成符合其利益偏好的政策结果。例如，１９８８年埃及在向ＩＭＦ申请贷款时，包括美国代表在内的ＩＭＦ执董会提出，埃及必须实行迅速彻底的经济改革才能获得贷款，而埃及政府担心严格的经济改革会破坏国内的政治和社会稳定，双方谈判陷入僵局，而１９９０年海湾危机爆发以后，美国为了获得埃及在军事上的支持，开始采取机会主义的立场，通过掌控谈判主动权、操纵信息不对称和外部影响等３种非正式治理方式帮助埃及获得了一项较为宽松的贷款条件。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在没有自己国际机构的条件下，是很难对发达国家进行真正约束的。在这个意义上，金砖银行的建立标志着发展中国家在现存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外，创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新体系，可以预期，体制外的这种创制将能够有效增强对发达国家机会主义行为的约束。
经济学家赫希曼提出，消费者在面对厂商产品质量下降的时候，通常会采取两种应对策略：一种是退出；另一种是呼吁。所谓退出，就是成员离开所在的组织，或者消费者购买竞争品牌的产品，结果企业消费额下降，组织成员减少，管理者不得不加以修正。所谓呼吁，是指消费者或成员在组织内部进行抗议，向管理者表达不满或投诉施加影响以达到改变现状的目的。值得强调的是，消费者经常是同时使用这两种策略，即“两边下注”。保留退出的可能性会放大呼吁的影响力，换言之，退出威胁会增进呼吁的有效性。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在金砖国家的呼吁下，Ｇ２０首尔峰会达成了关于ＩＭＦ份额和治理改革的历史性方案，其中发达国家承诺向发展中国家转移６％的份额以及两个执董会的席位，这样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４国的ＩＭＦ份额将全部进入前１０名。其中，中国的份额将升至６．３９４％，超越德国、法国和英国，成为位列美国和日本之后的第三大股东国。但随着此后金融危机的压力逐步缓解，美国采取了机会主义的行为，奥巴马政府和美国国会开始长期拖延改革方案的落实。
在这种背景下，金砖国家通过创建自己的国际金融机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向美国发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那就是如果美国持续阻挠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话，新兴经济体将保留退出现有国际经济体系的可能性。正是在这样强大的压力背景下，美国国会终于在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１８日通过了被拖延达５年之久的ＩＭＦ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阶段性地实现了新兴经济体所呼吁的ＩＭＦ要增加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话语权的要求。
最后，金砖银行的创立还有助于解决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中的“集体行动困境”。如果把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话语权视作一项国际公共产品的话，发展中国家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还存在着一个“集体行动困境”。曼瑟尔·奥尔森（ＭａｎｃｕｒＯｌｓｏｎ）指出，由于国际公共产品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集团成员会认为自己不作贡献也能消费公共产品，这就鼓励了搭便车的行为。同时，由于行为体之间的相互猜忌或囿于眼前的一己私利，个体的理性往往会导致集体的非理性，造成集体行动的失败。正如著名的博弈论模型“猎鹿博弈”所指出的，猎人Ａ和猎人Ｂ既可能选择合作打鹿，也可能会单独去抓兔子，在这当中，如果猎人Ａ和Ｂ都抓兔子，那么Ａ和Ｂ都能吃饱４天；如果猎人Ａ抓兔子，猎人Ｂ打鹿，结果是猎人Ａ可以吃饱４天，Ｂ则一无所获；如果猎人Ａ打鹿，猎人Ｂ抓兔子，结果是猎人Ａ一无所获，猎人Ｂ可以吃饱４天；如果猎人Ａ和Ｂ合作抓捕鹿，结果是两人平分猎物，都可以吃饱１０天。显然，两个人合作猎鹿比各自打兔子的好处要大得多，但是要求两个猎人都确信对方不会去追逐眼前的一己私利，否则的话，自己将一无所获。与此类似，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中，守成国家主导的现有国际机制可能会对某些新兴国家作出一些小的让步，如果这些国家以眼前的利益作为主要考虑的话，可能会导致新兴国家整体“猎鹿游戏”的失败。而要打破这一困境，让新兴国家有更长远的利益考量，建立一个自己的机构无疑是改变各国利益计算的解决方案之一。
２０１１年，ＩＭＦ总裁卡恩下台，金砖５国驻ＩＭＦ的执行董事发表联合声明，提出要打破ＩＭＦ总裁来自欧洲的陋习，但随后在新任总裁候选人拉加德的游说下，金砖各国出于各自国家利益的考虑，未能提出统一的候选人，导致５国在对欧洲的谈判中处于被动。２０１２年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２月份，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宣布，将在本届任期届满后不再寻求连任。随后，在Ｇ２０财长央行行长会议期间金砖国家财长举行单独会议，表示世界银行行长的职位应该开放给所有国家，不能为美国所垄断，金砖国家应该联合提名新任行长的候选人。其中，巴西财长曼特加还特别指出，金砖国家都认为新行长人选应当以能力而非国籍为标准，金砖国家应该在此问题上团结一致。但在随后新任行长的竞选过程中，金砖各国出于各自的短期利益考量，并未能够推出联合的候选人，导致韩裔美国人金墉顺利当选世界银行的行长，美国人垄断世行行长的陋习得以延续，这再一次反映出如果没有自己的国际机构，金砖国家在面临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重大机遇前，是很难采取集体行动，将自己的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平衡起来考虑。
四、结语
从金砖国家合作的总体进程来看，金砖银行的建立反映了金砖国家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基本愿景，即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平等为基础，更好地反映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和规则平等，同时多边发展银行的股东国与借款国之间也应该建立一种更加平等的发展伙伴关系发达国家应该更多地响应而非命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和需求。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金砖银行在股权分配、治理结构、环境与社会框架、贷款政策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不同于世界银行的机制创新，但有必要强调的是，这些创新并不是为了挑战和推翻世界银行，而是倒逼世界银行更好地进行改革，与时俱进，顺应２１世纪国际发展的新潮流，而不是停留在二战后帮助一些国家战后重建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在这个意义上，本文提出，金砖银行与世界银行之间的关系仍然是补充性的，是在共享国际发展机制的原则和规范前提下，在规则和决策程序上的一场国际机制竞争，即都是为了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大目标，但看谁的方式和规则更加有效。
竞争过程中，金砖银行能否累积出一套发展中国家关于国际发展的新知识，能否有效制约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行为以及能否使得发展中国家克服各自为政的集体行动困境，这是决定金砖银行能否实现金砖国家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愿景的三大要素。当然，目前金砖银行还处在起步阶段，各种运营政策和制度框架刚刚形成，当务之急是确保这些政策框架在实践中行之有效并不断完善，毕竟，国际机制创新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摸着石头过河”。
注释：略
注：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和英国国际发展部“中国国际发展研究网络”课题的部分成果，特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