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最近发布的《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在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下降七年之后，2018年中国就业人口总量迎来了历史性拐点，老龄化成为一种趋势。随之而来的，不仅有经济前景方面的压力，也蕴含着一系列商业机会。
老龄化将削弱经济增长动能
老龄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表现在经济增长动能的下降。其背后的理论逻辑主要有两点：
第一，人口年龄结构会影响劳动力资源总量供给，而劳动力又是经济增长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人口老龄化趋势下，劳动力供给下降，社会生产能力不足，经济增速下降。
第二，老龄化会改变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向，对经济增速产生影响。一般而言，老龄化社会中老年人比重上升，老年人在经济中属于“消费型”人口，不创造产出。相应地，社会资源中用于消费的比重增加，必然对资本积累产生“挤出效应”，资本积累能力下降，将削弱经济增长动力。
世界银行统计的200个国家65岁以上人口比重与经济增速的散点图显示，老龄化程度越高的国家，GDP 增速一般越低，二者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参见下图）。
以老龄化极为严重（65岁人口占比超20%）的日本、意大利、希腊为例，2000年-2017年三国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0.7%、-0.1%和-0.9%。相反，印度、越南等年轻国家GDP增速普遍较快，两国65岁人口占比分别仅为5.99%和7.15%，2000年-2017 年年均GDP增速则达到7%和6.5%。
从各国纵向发展的经验看，当一个国家处于人口高速增长、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提升的时期，往往是创造经济发展奇迹的“黄金年代”，反之则相反。
例如，日本的老龄化起步于 20世纪 70年代，自此之后，日本经济增速中枢持续下滑（参见下图）。同样，近年来中国快速进入老龄化时代，也成为中国经济增速下行、进入经济新常态的关键因素。
老龄化将使投资率高位回落
一般而言，一国扩大投资的主要目的是提高人均资本存量，而人口扩张对投资率影响主要有三方面：一是为解决新增人口就业的制造业投资；二是为新增人口提供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基建投资；三是为解决新增人口居住需求的房地产投资。
然而，在老龄化影响下，这三方面的投资需求都将明显减缓。这种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在我国投资率的变化中看得十分清楚。改革开放以来，2010年作为我国投资率拐点的分界线特征十分明显。2010 年之前，我国投资率随着劳动人口占比提升而不断增加，2010年达到 47.9%的历史高点；2010年后，随着我国劳动力人口占比转为下行，投资率也逐步下降（参见下图）。
老龄化将加大财政压力
老龄化对财政收支的压力，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在支出层面，老年人口的增长，会带来养老金支出、医疗卫生服务等的增加，加大财政压力；二是在收入层面，老龄化环境下经济增速放缓，税基和财政收入会相应减少。
同样以日本为例，1975年前后，日本开始快速进入老龄化，1985年65岁以上人口比重首次突破10%，2018年已达到27.05%。相应地，日本政府财政支出中社保支出规模1990年之后快速增加，2009年、2010年和2013年三次突破了100万亿日元，占日本政府支出比重也由1972年的14%持续上升到2018年的33.75%，创下历史新高（见下图）。在此背景下，日本财政赤字率长期保持在10%左右的水平。
老龄化成为日本财政压力的主要因素
同样，最近几年中国老龄化趋势加速，养老金缺口也越来越大，养老金支付对财政补贴的依赖程度不断提升。2014年开始，全国养老金整体出现入不敷出，当年财政补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为3548亿元，到了2017年则扩大到8004 亿元。2007年-2017年全国公共财政支出中，社保和医疗支出由6542亿元急剧扩张至36565亿元，占比也上升到18.8%（参见下图）。在可预见的将来，老龄化还将给我国财政支出形成持续的压力。
中国社保和医疗支出持续攀升
随老龄化而来的产业机遇
当然，老龄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有正向效应。它给相关产业带来了发展机遇：
首先，老龄化将引爆“银发经济”的巨大潜力。“银发经济”的发展，将主要围绕老有所居（养）、老有所医和老有所乐三大目标。其中，老有所养产业中，智能化的养老宜居环境建设，包括养老公寓、养老社区等养老地产的发展，已成为许多大型房地产企业深度介入的产业；在老有所医产业中，医养结合成为许多保险金融机构优先发展的养老项目；在老有所乐产业中，老年教育、旅游、娱乐、古玩鉴赏等行业将吸引更多企业和资本的参与。
其次，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前景广阔。劳动力资源的减少，整体上利好资源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而不利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其中，人工智能、机器人行业的发展前景最为看好，近年来，我们不仅看到已进入老龄化时代的日本机器人产业已独步全球，同时我国的人工智能、机器人产业也吸引了大规模投资的涌入，工业机器人和（生活）服务机器人齐头并进，前者是缓解劳动力短期给制造业发展带来的约束，后者主要是为普通家庭特别是老年人提供基本的生活服务。
最后，养老金融和理财市场将迎来大发展。我们这代人最担心的问题是“人还在，钱没了”。在此大环境下，养老金融产业应运而生，以储蓄、私人养老保险、信托、养老基金等形式为老年人提供金融规划咨询和服务的金融机构，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
从大的金融产品结构看，由于老年人对风险的厌恶，导致高风险的权益类资产在养老金融中将整体低配，而国债等固定收益率资产将超配。
在这里，日本老龄化趋势及金融业结构的变化或许有一些借鉴意义。1980年前后，日本国债收益率一度达到9%左右，但此后四十年则一路下行，这其中包括经济周期、货币政策、国际外部环境等影响因素，但人口结构的变化则是更具决定性的长期因素。特别是在1990年前后资产泡沫破灭之后，国民和金融机构对国债等固定收益产品的明显超配，是国债收益率持续下行的主导因素。预计这一现象有可能在中国重演。
回到国内市场，最近几年P2P等各种金融新业务的快速发展，可以从侧面看到老年人金融需求的旺盛。老年人对固定收益类金融产品的需求，被传统金融机构所忽视，这让P2P等新型金融业态获得了市场。
如此，在互联网金融监管趋严、风险放大的环境下，传统金融机构不妨加大对老年人固定收益类产品的研发，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对养老资产保值增值的金融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