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3年前，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首先提出“文明冲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的概念，在当时乃至今日都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当中他曾提过“现代全球的政治，应当基于全世界不同宗教与文明间的深刻冲突来理解”，这在近年来不断地被印证。一般上较多人关注的是西方世界与穆斯林世界的冲突，或是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但是印度教徒与伊斯兰世界的冲突虽然不乏其重要性却较少受到应有的关注。
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冲突，在目前的南亚时有所闻的。有印度，两个宗教信徒之间的冲突有其长远历史缘由。历史上，穆斯林统治者曾屠杀印度教徒与破坏印度教寺庙，种下了今日南亚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冲突的种子。
印巴分治前后，大规模宗教冲突造成20万至100万人丧生。近几十年来的印度，一些印度教右翼组织，如民族志工组织（RSS）曾煽动印度教徒对抗穆斯林，甚至策划暴动，如在1992年印度教徒极端分子就拆毁了巴布里清真寺（Babri Mosque）。2002年古吉拉特邦（Gujerat）发生大规模宗教冲突，超过1000人丧生，而一些印度主流政党印度人民党（BJP）的政客则常煽动印度教徒对抗穆斯林与基督教徒，以获取政治资本。与此同时，穆斯林针对印度教徒的暴力事件在今年来也曾发生过，如2013年在印度康宁（Canning）发生的暴动，200家印度教徒的住家被烧毁，一些印度教徒的商店被洗劫。
而在印度教徒是少数群体的孟加拉与巴基斯坦，主要是印度教徒被制度化地歧视，也有印度教宗教场所被破坏、教徒被强制该信伊斯兰教等事件。在巴基斯坦，对印度教徒的歧视是制度化的，而学校教科书对印度教徒的描绘也是负面的，如一本中学乌尔都语课本，即称“印度教徒是穆斯林的敌人”。另外，巴基斯坦人权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也指出，在2010年每个月约有20至25名女性被强制该信伊斯兰教，而强制改信教在巴基斯坦仍然是个争议性话题。在孟加拉，该国最大的伊斯兰教政党伊斯兰大会党（Jamaat-e-Islami）
曾在2013年煽动穆斯林暴力对待印度教徒、抢劫印度教徒商店、强暴印度教徒妇女、破坏印度教寺庙。
纵观南亚两个宗教信徒的对抗，除了宗教情绪，牵涉在内的往往是和政治相关，如印度人民党部分政客称印度教徒受到穆斯林威胁而需与穆斯林对抗，或巴基斯坦把和印度的冲突反映在宗教层面上。
马来西亚印度教徒状况
在马来西亚大致上穆斯林和印度教徒能和平共处，不过也不乏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冲突的事件，虽然在大多数情况并未像南亚一样涉及暴力冲突，但也对族群、宗教信徒之间的关系蒙上阴影。在马来西亚，合法印度教的寺庙、神祠被摧毁，是个引起族紧张的缘由之一。马来西亚印度人，尤其是印度教徒处于劣势状态，以及受到不平等对待。2009年在雪兰莪州也爆发了大约50名穆斯林为了抗议印度教徒建造寺庙，而带着一个被砍下的牛头到州政府大厦前示威。而在2016年，至少在7间在槟城的印度教庙宇被破坏。同样的在2016年，马来西亚工艺大学（UTM）的伊斯兰与亚洲文明课程的教材出现了对印度教与锡克教具有侮辱性的字句，声称印度教徒是“肮脏”的，引起争议。
纵观马来西亚和南亚国家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冲突，可以察觉有一些异同之处：第一，在南亚国家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冲突，往往是同一民族而不同宗教，在马来西亚却是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即使有少部分印度裔穆斯林与印度教徒冲突，大部分的冲突是在于马来人与印度人之间的冲突；第二，宗教情绪固然在冲突中扮演着相当大程度的角色，但仍然和政治有所挂钩，如在雪兰莪的牛头示威事件，同时也是对民联州政府的示威；第三，和先前举出的南亚例子不一样，马来西亚虽然发生这些宗教之间矛盾的问题，不过尚未发生过大规模宗教暴力冲突，在未来也不太可能发生，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一般上而言算是小规模，在目前阶段并不足以威胁整体国家的安全，但宗教冲突却仍然有升级的迹象；第四，在马来西亚所发生的实际上冲突主要发生在城镇或半城镇地区。
冲突缘由
在马来西亚，印度族群其实并非单独一个群体，而是多个来自南亚大陆群体移民后裔的总称，不过基于淡米尔（Tamil）裔占大多数，约85%，由此“印度裔”在马来西亚往往泛指淡米尔裔。
淡米尔裔印度人虽然有移居东南亚有数个世纪的历史，不过今日大多数马来西亚淡米尔人的先辈是18、19世纪由英国殖民者从南印度带来的，作为橡胶树种植区的劳工，今日约60%马来西亚的印度裔即是这些劳工的后裔，而这些印度裔大多数为印度教徒。
自198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经济取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不过印度裔的经济并未获得足够的提升。一些种植区发展成半城镇或城镇，印度裔印度教徒因为丧失了种植区的工作而有的搬迁至其他城镇，或留在已经不再是橡胶树种植区的城镇。淡米尔社群的寺庙、神祠有的在这些地区保留着、有的被搬迁；部分城镇的人口结构上有着转变，一旦寺庙搬迁至马来穆斯林较多的地区，或在这些地区建造印度教场所，在偏激穆斯林的眼里是挑战伊斯兰教的地位，而牛头示威事件，即是在此背景之下发生。另一方面，在面对失去胶园种植区工作的背景之下，部分印度裔无法找得到更好的就业机会而倾向于加入帮派犯罪活动。在民族往往和宗教画上等号的状况，一旦印度裔当中有犯罪行为，较容易被其他族群视为犯罪或和印度教有关，尤其是一些印度帮派采用印度教符号、仪式，如Geng 35这类帮派都采用印度教神圣符号作为标志，很容易让非印度教徒，尤其是穆斯林对印度教产生负面印象。
无可否认，在近年来全球穆斯林有保守化，甚至是极端化的倾向，而在东南亚地区的穆斯林，包括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的，也受到了影响。
随着瓦哈比（Wahabi）与萨拉非（Salafi）思想在穆斯林之间的传播，以更为保守的态度诠释宗教，也主张“伊斯兰至上”。这个趋势在1980年代开始，即同时得到政治当权者和反对党的支持。在前首相马哈迪执政的22年间（1981年至2003年），国阵的巫统和反对党伊斯兰党，竞相证明自己更具伊斯兰色彩，导致了保守主义浪潮的兴起。
伴随着日益升温的马来民族主义，在极端的例子里马来穆斯林会敌视其他宗教的信徒，这更是提升了非穆斯林群体的不安。瓦哈比与萨拉非思想，尤其在城镇、半城镇之间的穆斯林有影响力，而工艺大学的教材争议，即是这种思想的展现。
随着保守、偏激的思想在部分穆斯林中传开，冲突的频密性也可能增加，、在以偏激视野诠释伊斯兰信仰，认为对抗伊斯兰教以外的宗教为圣战（jihad）的一部分，加剧了与其他宗教冲突的事件，这体现在学术机构教科书对印度教徒的歧视，或是破坏印度教寺庙这类极端的例子。
目前部分伊斯兰宗教教师（Ustaz）、教令宗教司（Mufti）、经学家（Ulama）等，虽然并未名正言顺声呼吁穆斯林与印度教徒对抗，但言论中对印度教徒的歧视却屡见不鲜，足以影响马来穆斯林的思维。
印度教徒作为经济、政治上的弱势群体，并未构成对马来穆斯林的严重威胁，而可以预测的是虽然未来两个宗教信徒之间仍然会有摩擦、冲突，但基本上都会是小规模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冲突不应该也不能被减缓，毕竟虽然是小规模的冲突，但难保一些偏激分子为这样的冲突升温，从而扩展到与其他民族、宗教信徒的冲突，对马来西亚民族和谐、经济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威胁。
兴权会的成败
在面对着印度教徒的不平等对待与窘境， 30个印度族裔非政府组织联合组成了兴都权益行动委员会（Hindraf）。
兴权会在2007年于吉隆坡进行了大规模示威活动，大约3万人出席示威集会，而警方当天出动大批警员、使用催泪弹、喷射含有化学药物的高压水柱对付示威的印度裔群众，也出现在国际媒体。
兴权会曾号召印度教徒向国阵投下反对票，而之后兴权会核心领袖瓦达姆迪（Waythamoorthy）改变方向，曾在2013年与国阵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宣布，将会在即将举行的第十三届全国大选中与国阵政府同在，不过后来兴权会却认为国阵无法兑现提升印度社群状况的诺言而退出国阵。
虽然兴权会在向外界传递马来西亚印度裔、印度教徒所面对的困境达到一定的效果，但是在实质上这个组织还是仍然无法进一步改善状况，无法提升印度群众的经济、社会程度，也无法在根本上解决穆斯林与印度教徒冲突。
华人的角色
独立民调机构默迪卡中心（Merdeka Centre）去年的一项调查显示，67.4%的马来人认为他们首要的身份认同是穆斯林，27%认为是马来西亚人，只有极其低的6%认为是马来人。 调查使用了国籍、宗教和族群为指标。对马来人来说，宗教是他们最重要的身份认同。
另一方面，同一项调查显示，华人的首要的身份认同是国籍“马来西亚人”的身份，而并非以宗教认同为主。在谈论关于印度裔或印度教徒与马来穆斯林的冲突中，华人的角色往往被忽略，而华人实际上能为这项冲突带来正面的改变。
基于不以宗教作为主要的认同，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上一般和其他主要民族相比，是世俗的；虽然大部分马来西亚华人为佛教徒、民间信仰者、道教徒、基督教徒等，但在对待不同的宗教层次上还是相对的中立、开放。
基于这项开放性，安邦智库（ANBOUND）主张华人能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定位为“缓冲角色”，而这种角色的重要性在于华人以宗教中立性，再以经济力量就行跨族群合作，平衡以宗教作为认同的穆斯林与印度教徒的冲突。
以文化交流、对话的的层次来看，基于这种非以宗教作为身份认同的状况，华人更能在宗教对话方面扮演更积极、恰当的角色，释放善意于印度教徒与穆斯林，让三方面有更能深刻的交流与理解。在做出释放善意的努力，马来西亚华裔群体却应该有新的思考模式，而这将应该是有别于以往华裔的提升自己权益的思维与行动。
近几年来，马来西亚华人群体为自己在争取权益的时候，所采取的手段是较于倾向于对抗的，希望透过“改朝换代”，即更换国阵政府，让反对党联盟民联上台，藉此依靠成为执政党的民联改善华人处境。不过，在2008年、2013年的选举之后，华裔群体对国阵的支持率下降，而在国阵仍能执政的情况之下，反而对华裔、印裔少数族群不利。在认为失去非马来裔的选票之下，国阵，特别是其主要成员党巫统，只能透过获得更多马来选票，而在这过程中巫统则透过以保守形式的伊斯兰教、马来民族主义争取马来选民的支持，而不再给予华裔、印裔选民诉求应有的重视。基于客观现实、人口结构，通过对立来改善执政的效果不彰，甚至令族群在政治、社会层次上陷入困局。
在这样的格局之下，以“改朝换代”作为提升少数族群权益的手段效果可说是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自2008年以来，马来西亚民族、宗教的矛盾日益增加。巫统认为华裔选票已经无望回流，所以采取牺牲华裔选民、推行伊斯兰化的政策，以争取郊区、半城镇穆斯林的支持。有迹象显示，这种情况正在改善。最近几届的补选显示，包括华裔在内的非穆斯林选民有回流国阵的倾向，这能让巫统逐渐意识到华裔选民并非只是对抗，因此巫统也没有必要推行宗教保守化的政策来争取马来选民的支持。
正如上面所提到的，穆斯林与印度教徒的冲突较常在城镇、半城镇发生。由于城镇、半城镇较易出现多元民族混杂，而保守、排外形式的伊斯兰教诠释在这类地区有更多的市场，尤其是在处于经济困境的穆斯林，更容易以宗教作为逃避主义（escapism）而受到这类思维的影响；这类马来穆斯林往往是停留在经济活动的底层，从事微型生意、低薪的工作。
因此，透过对抗的手段并不足以改善印度裔、华裔的处境，唯有改善经济活动底层的马来穆斯林群众以及印度教徒的经济状况，才能在根本上降低、抵消冲突。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依靠大规模的跨族群互动和扶持，在这其中中资企业能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在郊区和半城镇地区开发制造业、服务业，以不同族群结盟，提供经济机遇于城镇与半城镇的马来穆斯林与印度教徒，协助马来群体提升经济程度，减少因为贫困导致受到较为偏激的伊斯兰保守思想的影响，在印度裔中提供就业机会，减少这个群体中加入被部分非印裔以为和印度教挂钩的非法组织的倾向。
上面提到因为橡胶种植区被开发而发展称城镇、半城镇，以及人口结构变迁而导致冲突的问题，即和城镇化息息相关。安邦智库首席研究员陈功曾指出，“一般来说城市化是社会现代化的一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农业社会，第二个阶段涉及到农民进城的问题，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城镇化的过程，第三个阶段就是向知识化的进程发展”，现在许多东盟城镇，包括马来西亚的不少主要城市都处于着第二阶段至第三阶段，而需要在城市社会生活地区做出有必要、有计划的改建，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和谐发展。
中国部分地区实行的农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能成为一些马来西亚更加参考的对象，依据非城镇地区的歷史及特点进行符合当地状况的改造，並与周边郊区配合转型成为城镇，发展这些地区中小型企业，为该当地社群，尤其是年轻社群创造就业、商业机会，避免人口过度迁移至主要大城市地区，进而提升不同族群的经济状况。
除了提供经济上的机遇，华裔活动应该能对穆斯林和印度教徒都有实质上的利益，如援助、资助两者的宗教场所、活动、对这两个社群的弱势群体如单亲家庭、残障人士、贫穷病患等，释放华企、华社对这些群体的关怀，更可以有效的堵住极端分子煽动族群间仇恨，比兴权会更能有效地提升印度教徒的经济水平的同时，也能让穆斯林群体实际上体会华社的利益和穆斯林的利益不仅并不相触，反而能互助互补，而让煽动极端宗教思维的言论失去其价值。
在马来西亚族群当中，华人作为在教育上最为成功的族群，特别是在母语教育方面，应该与印度裔有更多在这方面的交流与互动，提供经验作为印度裔在淡米尔语教育方面的借鉴。淡米尔语作为马来西亚印度裔的母语，也是印度教徒传递宗教文化的主要语言之一；在小学教育方面往往面临着不少淡米尔语小学设备简陋、资金不足的问题，这方面华人群体应该给予恰当的协助，为淡米尔语小学提供物质上的援助。透过华、印共通协助建设淡米尔语小学，而这方面也能与华企在资金上的配合，而这点在马来西亚郊区、半城镇地区发展的企业更应该提供恰当的协助。
与此同时，华裔族群更应该加强对马来穆斯林中庸领袖的了解与支持，无论是政治方面的，还是宗教方面的，尤其是与教令宗教司（Mufti）和经学家（Ulama）这一环的互动，更是需要非穆斯林，尤其是华裔群体的关注，尤其应该资助注重中庸、尊重不同宗教与族群的宗教领袖，透过这些领袖的宗教演说、活动来传递中庸、正面的讯息，为不同宗教信徒与不同民族之间提供有更多和谐共处的推动力。
然而，无论是华裔企业在半城镇、郊区扩展业务，进行以上的提升不同族群的经济程度与社会文化交流，都面对缺乏资金的问题。这个时候，中资企业的角色即更能凸显出来。在马来西亚的中资企业往往较为注重城市地区，而对半城镇、郊区的潜能并不了解，这唯有透过华裔的协调、加盟，中资企业才更能在这些地区开发，特别是是在制造业与服务业获取人力资源，而中资企业更能将资金输入以上为不同族群利益的活动。
对马来西亚华人而言，跨族群互动应该是能让华人是对其他群体的了解，而跨族群扶持的好处是增强不同族群的人才资本，更有条件服务其他来自如伊斯兰或穆斯林国家、印度等国家的消费者与投资者。透过马来西亚穆斯林与印度裔的加盟，将能打开马来西亚企业与在马来西亚的中资企业开拓印尼、印度、穆斯林国家的市场。
这种互惠互利的结盟合作构思框架，事实上也与马华总会长廖中莱曾经提出的“结合国企力量和非华裔的加盟，实现区域分工、西方式管理和全球布局，吸引亚洲四大文明地区迅速崛起的消费者和投资者”有着共同之处，而安邦主张中资企业的角色在这样的框架，以及华人作为不同族群“缓冲角色”的重要性更应该凸显出来。
这些努力，在实际上最终不但有利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也能在有助于马来西亚华人在政治上有更多话语权，而让华人政党，或是华人为主体的政党，无论是在国阵或是反对党中都能更获得穆斯林与印度教徒的重视。在经济方面，透过与中资企业的合作，不但能协助马来西亚华人中小企业的发展，更能提升马来穆斯林与印度裔，乃至于其他少数族群的经济状况。在文化上，马来西亚华人能在争取教育、传统文化等方面的做出最大化。
安邦在以经济、社会文化层次上提出了以上的建议，而这份初步的建议仍未够全面，还希望能藉此抛砖引玉，吸引更多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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