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缩小收入差距，尤其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我国深化改革的一个热点问题。城乡之间不合理的收入分配不仅会扭曲劳动力的市场配置、加剧就业压力，还会产生抑制消费增长、妨害城镇化进程等负面效应。然而，统计数据展现的情景却不尽如此。一方面，1978年以来，尤其是2000年之后，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的确呈现出扩大态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8843.85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10488.88元，前者约为后者的2.75倍。但另一方面，农村居民的消费收入比（人均消费支出/人均收入）却并未明显地低于城镇居民，2004年之后，前者甚至超过了后者。2014年，农村居民的消费收入比为79.92%，而城镇居民的消费收入比仅为69.22%，前者高出后者10个百分点。相比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虽然收入增长相对较慢，但其消费却增长得较快，收入差距似乎没有抑制消费增长。
关注公共卫生投入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或有助于理解这一看似矛盾的现实。这里所指的卫生，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医疗条件（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配置等）、就医便利（居民达到医疗点所需时间等）、医疗保障（是否参加医疗保险等）和饮水安全，等等。1990年以来，我国政府在农村地区的公共卫生投入一直在不断增长。仅以狭义的人均卫生支出（政府公共财政预算里的医疗卫生支出，不包含医疗保险等其他方面的卫生支出）为例，在农村地区，1990年平均不足10元，2012年已接近400元，短短十余年增长了40倍。研究发现，在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保持较大差距的情况下，农村居民的消费得以较快增长，政府的公共卫生投入功不可没。
“挤出效应”和“挤入效应”并不矛盾
有关政府公共支出（或财政支出）如何影响居民消费，国内外已有研究形成了以下两种主流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存在“挤出效应”，即公共支出的暂时性增加会导致产出与消费的短暂增长，但长期而言，公共支出会挤出私人消费。另一种观点认为，公共支出的增加会促进居民消费，并将其称为“挤入效应”。之所以会产生“挤入效应”，主要的解释是公共支出会改变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即当未来消费（比如医疗支出）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时，人们会减少当期消费、增加储蓄，以实现消费平滑；而增加公共支出（尤其是卫生方面的公共支出），居民会相应减少其预防性储蓄，并用于消费。
通过建立一个跨期消费理论模型，并将代表性消费者的消费细分为非医疗消费和医疗消费，研究发现：（1）公共卫生投入是否能促进居民的非医疗消费，取决于居民的风险厌恶程度。居民越保守（风险厌恶度越高），公共卫生投入对非医疗消费的促进效应越弱；反之则越强。（2）公共卫生投入对医疗消费的影响比较复杂，同时受居民的风险厌恶度和医疗消费偏好这两类因素的影响。当居民的风险厌恶度较低且医疗消费偏好较强时，公共卫生投入会刺激居民增加医疗消费，反之则会抑制医疗消费。
上述理论发现说明，已有研究所揭示的两类效应——“挤出效应”和“挤入效应”并不矛盾，可以统一于一个理论框架之内。在此框架里，究竟会出现哪一类效应，取决于居民的风险厌恶度和消费偏好等因素。因此，从理论上讲，公共卫生投入究竟是刺激消费，还是抑制消费，是不确定的，需要进一步的经验证据。
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经验证据
利用来自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实施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所提供的微观层面数据，并选取多个农村卫生状况指标，如饮用水类型、村医疗机构（或称医疗点）个数、村医疗机构医务人员数、家庭到达医疗机构的时间（分钟）、家庭对医疗机构诊疗水平的评价、家庭是否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等来反映我国政府在农村地区的公共卫生投入，实证检验公共卫生投入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真实影响。这套数据涵盖了全国25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样本规模为16000户，调查对象包含了样本家户中的全部家庭成员。此外，之所以使用农村卫生状况来反映农村的公共卫生投入，而不是直接使用宏观的政府卫生支出数据，一方面是因为政府的农村卫生支出缺乏微观层面的细分数据——分村分户数据，另一方面，相比于账面上的支出金额，农村卫生状况能够更为真实地反映政府在农村地区卫生投入的实际结果。
实证分析采用了截面数据估计和面板数据估计两类计量方法，发现：（1）村人均医务人员每增加1位，农村居民的人均非医疗类消费平均增加18.12%；（2）村人均医疗机构数每增加1个，人均非医疗类消费增加10.02%；（3）使用安全饮用水，与不使用相比，人均非医疗消费增加3.24%；（4）饮用水安全对医疗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村人均医务人员数与村人均医疗机构数对医疗消费的影响不显著；（5）到达医疗机构的时间每增加1分钟，人均非医疗消费减少0.15%，这说明就医便利程度的提高会刺激非医疗消费；（6）诊疗水平的提高对人均非医疗消费的影响不显著；（7）加入新农合，人均非医疗消费显著提高16.87%，参加新农合降低了农村居民自己负担的医疗成本，相当于增加了其可支配收入，非医疗消费随之增加；（8）到达医疗机构的时间和对医疗机构诊疗水平的评价对农村居民医疗消费的影响均不显著，而参加新农合会显著提高农村居民的医疗消费，其原因是，加入新农合相当于降低了医疗服务价格，会对居民医疗消费产生直接的刺激作用。
以村平均卫生状况作为家庭卫生状况的工具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上述结果仍然成立。进一步地，使用预防性储蓄动机（家庭收入的标准差与家庭财产的比值）、人均储蓄额和家庭平均健康水平等来反映农村居民的风险厌恶度和医疗消费偏好发现，公共卫生投入对非医疗消费和医疗消费的刺激作用的确会随着农户风险厌恶度的提高或其医疗消费偏好的降低而明显减弱。
切实提高公共卫生投入的资金使用效率
我国政府持续扩大农村地区的公共卫生投入所带来的农村居民卫生状况的不断改善，尤其是安全饮用水和新农合的普及等，能够刺激其非医疗消费的增长，而且这种刺激效应不以减少其医疗消费为代价。这些发现提供了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切不可轻视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的负面影响。不能因为统计数据没有展现出明显的负向关联，就简单地断定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不会抑制农村居民的消费。在控制了公共卫生投入等重要的影响因素之后，收入差距很可能会显现出其抑制消费的负面效应。在研判收入差距的经济效应时，须高度重视公共卫生投入等其他因素的影响。
第二，切实提高公共卫生投入的资金使用效率，保证政府卫生支出能够产生实际效益。这要求各级政府加强对卫生方面财政支出的绩效考核，努力做到每一笔卫生投入都能起到改善农村卫生状况的效果。具体可从农村地区的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配置、农户到医疗机构的时间、饮用水是否安全和新农合覆盖率等多个方面，来考核农村地区公共卫生投入的效率和效益。
第三，持续加大对新农合的财政投入力度。参加新农合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挤入效应”尤为突出，会同时对非医疗消费和医疗消费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加强对新农合的财力支持，能够在更大程度上释放广大农村居民的消费潜力，为国内消费的持久平稳增长提供助力。具体措施包括：在财力允许的范围内，进一步提高新农合的覆盖率和人均医疗保障力度、简化报销程序等；考虑农户的风险偏好和健康水平等因素，设计更富弹性的参保方案，促使农村居民将预防性储蓄保持在合理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