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庆假期结束的第一天，北上广深四地同时出台了当地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的“落地细则”征求意见稿。这次各地出台新规，是对于交通部之前网约车新政的落地，会切实影响到网约车的发展与民众利益。因此，受到较大关切。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新规异常严苛，完全与改革和社会期待背道而驰，引起舆论剧烈反弹。
地方化政策的“软抵抗”
此次四地新政，北京上海均要求本地户籍，广州深圳相对宽松，仅要求持有居住证。除了对人的要求，对车的要求也异常严格，不但要求本地车牌，加装GPS硬件，还要求是2.0L或1.8T排量、轴距不小于2700毫米；除此之外，各地新规还规定了复杂的申请网约车司机资格的流程。
简单的说，四地的新政通过提高车辆价格、增加硬件成本、减少合格司机潜在数量、增加审批流程复杂度等措施，将全面减少网约车的供给，推高网约车的价格，保护出租车公司的利益，但却会使民众重回打车难的局面。讽刺的是，前段时间，舆论在严肃而真诚地争论“滴滴与优步合并之后是否会涨价”，现在大家才惊觉幼稚，原来，不顾一切要推高价格的，是政府相关部门。
这些政策，不但触犯民意，也涉及就业歧视，违反劳动法、行政许可法，相关论述很多，不再累述。更值得探寻的是，从交通部的征求意见稿，到各地新规，专车新政的翻云覆雨，所体现出来的系统性“软抵制”——地方相关部门不反对改革，但是，却通过地方化的政策来进行软抵制，化庙堂之上的改革意愿于无形。
首先，这种抵制来源于交通部留下的空间。之前交通部的新政的征求意见稿，也引起较大批评，在后来的暂行办法中，去掉了很多保守的、不合时宜的东西，受到社会的欢迎。
在交通部发布网约车管理办法的征求意见稿时，就要求网约车“车内设施配置及车辆性能指标应明显高于主流巡游出租车”。在随后的舆论压力下，这一条被取消，在新的暂行办法中，仅要求“车辆技术性能符合运营安全相关标准要求”，不过，紧接其后留了一个小尾巴，表示“车辆的具体标准和营运要求，由相应的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按照高品质服务、差异化经营的发展原则，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确定”。正是在这一个尾巴的空间之下，借着“地方实际情况”，交通部基于改革意愿与舆论压力而去掉的条款又卷土重来。
在中国的政治现实中，“地方实际”这四个字，往往是改革的障碍。地方政府与中央的改革意愿隔得更远，感受到的压力更小，同时，又有着熟悉地方特殊情况的理由，比起北京城里的部委，操作空间与躲闪空间也就更大。就这样，改革意愿离中南海越远也就越弱。所以，并不难理解，温家宝曾感叹过“政令不出中南海”，李克强也斥责“部长都同意的事情，难道还需要处长来把关？”
不仅如此，这种软抵制进一步变为各地配合。在同一天，四个中国最大的城市，同时出台相关政策，是非常罕见的。相比之下，就在同一时段，各地也纷纷出台了房地产调控政策，这种对经济影响更大的政策，反而没有这种协同一致的行动。其原因就在于，或多或少，房地产调控起码从目的性上还算站得住脚，而严苛、倒退的网约车政策，几乎很难得到认同，从而需要同时出台，以分摊舆论压力。
面对舆论压力的办法不是仅此而已。交通领域的出行改革，是民众普遍关切所在，是一个最民生的话题，也是最民生的改革，并不敏感。况且，此次各地本就是征求意见稿，畅所欲言本是题中应有之意。虽然相关部门留下了沟通渠道，但社会舆论的讨论、争论、批评，也是正常的与必要的。某种程度上，如当年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正是江湖之远的草根民意与庙堂之高的改革意愿共鸣，为改革赋能之机。一旦舆论受到压制，民意被阻隔在下，冲破软抵制、改革的力量就被削弱。
最易被效仿的“倒退性政策”
这张软抵抗的大网形成的最后一步是各地仿效。正如我多次说的那样，中国改革的艰难之处就在于，好的事情，改革的事情，需要力排众议，艰难前行，逐省落地，而保守的、保护既得利益的事情，却很快得到效仿，卷土重来。北上广深作为中国一线城市，具有标杆意义，各地政策效仿，政治风险与舆论风险都更小。所以，这个倒退的政策，不出意外，将会得到各地相关部门的效仿，在全国普遍实施。就在写下此文时，重庆、杭州、天津也推出了类似的严厉政策。
于是，这种对改革的“软抵制”，上下贯通、纵横交错，迅速蔓延，系统性地形成一张紧密的大网，上阻改革意愿，下隔民情。出行领域的改革，不管从消费升级，供给侧优化，还是解决打车难的民生之苦，解决就业与大众创业，都是一件好事。遗憾的是，在这张软抵制的大网阻隔下，改革意愿被消解了。
中国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反腐大潮，对于民众而言，高层的反腐，纵然解气，令人鼓舞，但终究离自己的衣食住行太远，只有改革深入身边，才能化为百姓身边的基层雨露普惠。不过，改革从来不是易事。
记得多年前的一部电视剧《新星》，讲诉的是古陵县新任县委书记李向南在政府内部，力排众议、艰难前行，开展改革，使古陵面貌焕然一新的故事，浓缩地描绘了1982年中国农村改革所遭遇的阻碍与改革者的艰辛与奋进。编剧给主人翁——古陵县委书记取名李向南，绝对不会想到10年之后，邓小平南巡，多省力推改革，在关键时刻尽自己最后的政治能量，再次把中国推向改革，为此后长达2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邓小平都需要身体力行为改革逐省喊话，如今出行领域的改革，又岂是交通部一纸新规就能完成的呢？更何况，交通部的新规之中，还留着偌大的空间。
出租车问题是民生领域的痼疾，但相比其他垄断性行业，它毕竟是一个基层的、既得利益分散、缺乏权势的既得利益，因而是所有硬骨头中最软的一块。那么，某种程度上，这块骨头是不是当年秦国城门的那根立柱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