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职工面临巨大心理落差
对包括东北三省在内的10个有代表性省份的宏观经济指标进行了横向比较后，可以形成两点基本判断：
1.东北三省在几乎所有宏观经济指标上均明显落后于当前中国经济的“四大名旦”（粤、苏、鲁、浙），而且距离不小；2.与中西部省份相比，数据不能证明东北经济濒临“塌方式”下降。即使今年辽宁经济在前两个季度都降为0.8%，那也不意味着即将进入“灾难模式”。作为参照，今年法国经济第一季度仅增长0.7%，第二季度为0，但没人说法国经济陷入危机。
1904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几乎将沙俄势力逐出东北。为了最终全面侵占东北，日本军国主义者绕开了当时“国联（联合国前身）”的武器禁运，干脆在东北建兵工厂。为此不得不从钢铁、煤炭、重型机械等现代基础工业开始做起，总共向东北投资高达20亿美元之巨（至少相当于现在500亿美元）。新中国成立以后，东北在与其他地区的经济交往中处于极为优越的地位。因此虽然1978年东北三省的GDP占全国比重降至13.2%，但财政收入却占了全国近1/5。辽宁省的产值也长期占据着中国第一的位置。
迄今为止，人们可能都低估了东北经济和国企工人曾经拥有相对优越的地位，在改革开放时代所形成的特殊社会心理。那就是习惯于被别人请求，也习惯于依据政府指令帮助别人，习惯于被别人高看一眼，也习惯于心安理得地听着别人感谢、赞扬、恭维的话语，哪怕言过其实。一般说来，人群的优越感、自豪感是不容易很快消失的。然而在市场化改革中，被更多人认可的社会规范毕竟是人格平等、职业平等基础上的公平竞争。不幸的是，东北国企职工在世纪之交所面临的心理挑战，尤其具有突如其来和没有退路的特点。
其实政府在世纪之交推进国企“抓大放小”改革的理由，一直都很强硬和充分。1996年国有经济总量亏损，国有企业对国有银行的负债，可能很快会扯断全社会的信用链条。如果不是这样明显而即刻的危险临近，估计企业的产权改革很可能还会后延一段时间。
问题在于，企业职工更直观感受到的是厂长经理们的“败家子”行为，以及“穷庙富方丈”的分配结果。与之相比，计划体制下的企业负责人没有多少真实的权力，因此也就没有危害国有资产和侵犯职工权益的能力。不过这个事实与职工的“主人翁”地位并没有多少真实的关系。
当年国企实质性改革过程中的最大失误在于，没有预先准备一套哪怕是初步的社会保障制度，一些人误以为搞“4050工程”很容易实现下岗职工的再就业目标。殊不知，中国宏观经济在1997年前后达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初步平衡，缺乏市场经验的国企职工再就业是比较困难的。国企越集中的地方，这种困难就越大。因此要说近代以来东北经济存在“断崖式”下跌的风险，实际上发生于世纪之交，早已过去了。然而由此造成的职工心理落差是很大的。
旧体制与"自我认知"的差距
涉及东北经济的一个很容易被数字“忽悠”的问题是，2003年中央实施振兴东北计划，共完成了对近9000家原国有企业的改组改制，改制面积达90%以上。此举使东北国企的比重从2008年的67%降至46%，剧降21%。到2008年，辽吉黑三省非公经济产值的比重分别达到55%、42%、40%。从理论上说，这时辽宁经济内生的活力应当迅速增加。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这是很关键的问题，如何解释？
经过研究我们发现，上世纪80年代中国“爆发在农村的工业革命”的时代，人们很少听到来自东北地区乡镇企业的热烈回应。如果人们注意到正是乡镇企业在激活价格发现功能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引进了市场竞争机制，那么如今颇为强硬的因果关系正是，20多年前乡镇企业未曾辉煌耀眼过的地区，进入新世纪以后的经济活力和竞争力就都很有限，而不单是东北地区如此。
由此可见，包括东北地区在内的我国大多数中西部地区在企业产权改革中，都程度不同地面临一个难以补救的问题，即由于缺乏以乡镇企业昌盛作为重要过渡期并构建新的制度环境，导致中小型国企改制改组以后，企业实际上找不到、把握不住若隐若现的市场。许多国有企业甚至还没有完全学会从市场中寻找生存发展之路。于是改制后名义上的私有企业更倾向于驾轻就熟地“找市长”，利用人际关系做生意。这其中当然少不了日趋嚣张的“灰色交易”。这类信息必定会加剧企业职工“礼崩乐坏”的感觉，对政府更加失望，以至消极情绪日积月累。
从根本上说，东北经济问题的喧嚣声，是过强的旧体制负担与当地民众过高的期待，以及自我认知水平之间的较大差距造成的。东北经济中的传统因素不像统计数据所暗示的那么少，市场发育水平也不像人们以为的那么高。即使在目前，东北仍有不少中老年人的自我认知和价值观脱离了时代要求，个别职工自视甚高到不切实际的程度，浑然不知自己的业务能力在市场中的竞争力正慢慢丧失。另外还有些职工因观念陈旧而丧失了在沿海地区的工作机会，然后整日牢骚满腹……总之公平竞争的观念更容易被更多东北的年轻人所接受，而50岁以上者则表现出比较强的“免疫力”。
注：
课题组成员：杨宇立、李正图、张申、徐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