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事情的深层意义往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才逐渐显现。三年来，“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国际社会普遍响应，目前，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表达了积极支持和参与的态度，4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了共建协议，一大批互联互通和产能合作项目也正陆续开工建设。在世界体系正经历深刻转型调整的当今时代，“一带一路”建设展现的强大号召力和光明前景，与一些地区民粹主义泛滥、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经济合作进程受阻等形成鲜明对照。“一带一路”建设的世界意义正变得日益清晰。
“互联互通”是一个较新的概念，但其所描述的事实却绵延已久。自古以来，人们一直努力冲破地理因素的束缚，不断探索未知世界，不断拓展生存空间，不断接触陌生人群。这一进程曲折复杂，充满艰辛，其中既有和平合作的佳话，也不乏战争冲突的灾难。“丝绸之路”是人类“互联互通”历史中一段体现和平合作精神的共同记忆，在“丝绸之路”发展史中，不同地域、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通过“接力棒”式的互通有无，奇迹般地打造出一条沟通中西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的大动脉。这条路从来都不是一条单纯地理学意义上的“路”，而是一个集道路、贸易、人员往来和文明交流于一体的多层面、立体化的相互联系网络。[]世界历史发展到今天，各国间的相互联系已经变得空前紧密，但与此同时，人类“互联互通”网络也仍然存在许多漏洞和盲点。自地理大发现以来，洲际间的互联互通主要依靠海路和航空，陆路的地位相对弱化，从道路、贸易、人员往来和文明交流等各个角度看，大陆内部不连不通、连而不通、通而不畅的问题依然普遍。因此，推动陆海平衡发展，推动更加通畅的“互联互通”，仍然是人类面临的重要任务。“一带一路”致力于打通亚欧大陆内部各种物质层面的和精神层面的“中梗阻”，推动陆海平衡发展、要素自由流动、文明互学互鉴，推动人类互联互通迈向新高度。
与过去几十年的传统做法相比，“一带一路”不仅把“互联互通”作为奋斗目标，而且也作为推进路径，这实际是一种方法论的革新。“一带一路”不急于制定具体的目标、规则和规划，更注重过程导向、理念导向和方法导向，更注重循序渐进和务实合作，更注重合作过程的韧性和弹性。“一带一路”提出以来，许多人表示无法用任何传统区域合作模型去界定它，原因就在于这一倡议的方法论已不同于以往，再用传统的范式去分析，结论自然会出现偏差。“互联互通”的方法论寻求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制度之间建立一种联通关系，“在方形水管与圆形水管之间安上转换装置”，而不是要求一方完全变为另外一方。换言之，它强调各方寻找发展战略的契合点，将各国发展思路和发展需求“对接”起来，而不是用一种强制性的、硬约束的统一安排去要求其他参与方。这一方法论和推进模式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中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相互融合、相互转化的哲学智慧，充分照顾各方舒适度，有助于更务实、更灵活、更可持续地推进全球互联互通新进程。
自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长期面临动力不足、需求不振、金融市场反复动荡、国际贸易和投资持续低迷等多重风险和挑战。在上一轮科技进步带来的增长动力逐渐衰减、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尚未形成势头的大背景下，国际社会亟需寻找世界经济发展新动力，推动世界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一带一路”致力于通过消除供应链壁垒、挖掘各方比较优势、鼓励各方创新合作模式等，努力为世界经济发展打造新引擎。
首先，“一带一路”致力于通过提高有效供给来催生新的需求。在国际经济合作陷入困境的背景下，各方为“破局”提出了不同解决思路。美国提供的思路是进一步削减贸易壁垒，其所倡导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TIP（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关系协定）等，力求进一步提高经贸合作门槛，通过制定“高水平国际经济规则”，建设高规格的“超级自由贸易区”。与之相比，“一带一路”的思路则是努力减少供应链壁垒，通过改善基础设施、行业标准、政策和服务等方面的不足，推动跨境商品自由流动，推动国际经济合作发展。世界经济论坛一项研究显示，在当前全球平均关税壁垒已经下降到5%左右的情况下，减少供应链壁垒对全球贸易的促进作用是降低关税壁垒的6倍，这意味着，与TPP、TTIP等相比，“一带一路”的切入点更务实有效，也更能促进贸易便利化和经济发展。
其次，“一带一路”有利于各方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60%多，而经济总量却不到世界的30%。这一数字的“错位”凸显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的相对落后和世界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但同时也意味着沿线地区经济发展存在巨大潜力和空间。“一带一路”强调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对接，有助于将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能力、资金实力等方面的优势与沿线国家在能源、劳动力等方面的优势结合起来，相互借力、相互给力，共同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与此同时，“一带一路”打破以往注重引进和出口的开放模式，强调与相关国家共同打造开放发展的经济区和经济带，以共同发展来拓展发展空间，实现共同繁荣。[]
第三，“一带一路”引领国际经济合作模式创新。创新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而创新不仅包括技术上的，也包括制度和理念上的。过去开展国际合作，往往遵循“制度现行”的逻辑。即先制定明确的制度规则，然后在制度规则框架下开展合作。这一模式对推动国际经济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明显缺陷。因为，制度经常存在“非中性”的问题，历史上形成并继承下来的国际经济制度，往往对一些国家更为有利，而对另外一些国家不太有利。为解决这一问题，国际社会既应改革完善原有制度框架，也应积极探索新的合作模式。“一带一路”在尊重现有国际经济合作机制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超越，鼓励合作模式创新和合作经验推广，鼓励沿线国家因地制宜、量体裁衣，根据各自经济结构、资源禀赋、发展潜力等探索专属性合作方案。“一带一路”就类似于一个国际经济合作“孵化器”，强调机制的开放性、包容性和灵活性，强调充分发挥各方积极性。假以时日，这一模式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必将得到充分印证。
“全球化”的概念源自西方，其内涵也存有广泛争议。其中一种范式以地理大发现为起点，将全球化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指15-17世纪，标志性事件是人类实现全球航行；第二阶段指18-20世纪，标志性事件是英国借助工业革命广泛开拓殖民地；第三阶段指二战结束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主要特点是美国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主导全球化进程；第四阶段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至今，主要特点是全球化在迷茫中找寻新的方向。近年来，美欧一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反全球化思潮此起彼伏。在刚刚过去的2016年，全球贸易增速连续5年低于全球经济增速，民粹主义政党纷纷崛起，“黑天鹅”事件层出不穷，“自由贸易”这一西方传统旗号在欧美似乎越来越成为一种“政治不正确”。有人说全球化正在衰退，有人说全球化已经死亡，有人说世界正经历“再民族国家化”。这些论断的准确与否暂且不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全球化进程的确遇到了一些麻烦和问题，全球化进程的方向需要进行调整。
全球化进程受阻，最重要的原因是各国之间及各国内部发展的不平衡。因此，新一轮全球化应更为强调发展的均衡性、联动性和包容性，确保世界发展更好体现公平正义。“一带一路”可以引领这一潮流。这是因为：第一，“一带一路”注重高速铁路、能源管道等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推动全球产业布局调整，亚欧大陆将逐渐形成高速铁路、高速公路、能源管道及电商物流相结合的全新经济网络，并逐渐发展出许多新的产业链条、产业基地和经济中心，这将深刻改变亚欧大陆的经济格局，不仅将推动沿线国家提高发展水平，而且也能让沿线民众广泛受益，切实减少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第二，“一带一路”遵循以合作促发展、以发展促安全的思路，致力于通过与沿线国家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推动沿线国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减少贫困，努力消除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赖以滋生的土壤，积极促成发展与安全相互助力的良好态势；第三，“一带一路”倡导开放包容原则，欢迎域外国家参与，是一种开放的区域经济合作框架，因此，与已经陷入僵局的TPP相比，“一带一路”更注重在不同层次、不同区域的国际经济合作之间疏通经络、搭建桥梁，解决全球化与地区一体化之间的逻辑矛盾，推动二者彼此包容、相互促进。总的来看，“一带一路”将推动全球化由横向拓展走向纵向深挖，优势技术、优势产业、优势制度、优势理念等将更均匀地分布于世界各地，世界发展的均衡性和包容性将进一步提升。
自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师夷长技以自强”，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到《中国积弱溯源论》，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八年抗战，从新中国成立到冷战结束，从入世到北京奥运，从党的十八大到“一带一路”，在两个多世纪的历史巨变中，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对自身、对世界的认识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应以什么样的方式与世界互动、中国能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何种贡献、中国应如何实现与世界各国的和谐共生，既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大课题，也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大问题。这是一个涉及历史与现实、经济与社会、政治与外交、文明与信仰、实力与心态等各个方面的新型命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必然会是一种新型范式和新型实践。“一带一路”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出现的，它不仅是经济层面的也是社会层面的，不仅是物质层面的也是理念层面的，可谓新时期中国寻求与世界良性互动的一个重要实验场。
首先，随着综合国力的上升，中国有能力也有意愿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这个世界上一部分人过得很好，一部分人过得很不好，不是个好现象。真正的快乐幸福是大家共同快乐、共同幸福。”“一带一路”在推进过程中既授人以鱼亦授人以渔，致力于在保持战略韧性的前提下，通过发挥中国的带动作用，深入挖掘沿线地区发展潜力，充分调动沿线国家各方面的积极性，积极促成互利共赢、合作发展的态势，让沿线国家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和“便车”。这是中国坚决走出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具体抓手，充分体现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决心，以及践行“达则兼济天下”义利观的诚意。
其次，中国愿以建设性的姿态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当前，以新自由制度主义为理论底色的现有国际规则体系未能反映世界权力结构的变化，缺乏针对跨国性事务的制度设计，缺乏对文明多样性的尊重，无法有效管理全球事务，“全球治理赤字”日趋扩大，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正处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国际社会亟需继承、改进、整合、创新现有国际规则体系，使国际制度更趋中性。“一带一路”可谓这方面的一种全新尝试。它注重与现有机制相辅相成，注重合作模式多元多样，注重制度建设与务实合作齐头并进，注重区域治理与全球治理协调共进，致力于做“修庙、建庙、不拆庙”的增量式改进，无疑能为全球治理体系的发展注入一些新要素。
第三，中国崛起代表的是一种文明的崛起，“一带一路”则是践行中国文明观的重要场所。过去几个世纪，由于西方物质力量上的优势，人们在如何看待世界各大文明的问题上也形成了一种“代差”式思维，似乎物质力量强的文明就是先进的，物质力量弱的文明就是落后的,弱势文明理应按强势文明的标准彻底改造自身。站在今天的立场来看，这种认识显然是不科学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所强调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一带一路”所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所注重的“互联互通”理念，所承续的互学互鉴精神，所力推的“民心相通”工程，都体现着中国的这一文明观立场。应该说，秉持这样的理念开展国际合作，才是促进不同文明互动交流的最佳方式。实际上，将中国文明的精髓科学地注入世界文明体系之中，也是人类文明健康、永续发展的重要前提。
“一带一路”已经在世界大变革中顺利启航、坚定前行。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国发展的正面“外溢效应”将逐步呈现，中国的诚意将更好地为国际社会所理解，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将更好地为国际社会所认可，中国的世界文明观也将帮助消弭文明间的误解和隔阂。“一带一路”，正在开启中国与世界良性互动的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