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颖一，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2016中国经济学奖得主。就是这样一个对当前中国主流经济学有代表性的人物，在他最新的获奖讲话中，也是说“二十世纪全球经济中的重大事件之一是人类尝试用计划经济替代市场经济……”。
不论是说用“计划经济”替代“市场经济”，还是说用“市场经济”替代“计划经济”，都是一个极为严重的理论误区！
这显然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当前学界和经济领域通行的问题。其实只要用这样的概念和术语讨论当前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根本不可能“深入”，也不可能“全面”！
提出计划经济思想的马克思，是要以有计划的生产替代因盲目无序而周期危机的经济状态。因为当时能够突出这一弊端的只有市场经济，所以在理论上并未进一步刻意地将市场经济与经济运行状态的调控机制之间加以区分。
而马克思认为造成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更深层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的基本矛盾。这又是由当时唯一的经济运行载体市场经济表现出来的，所以也未进一步刻意地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加以区分。
其实，以生产关系经济利益价值取向为核心的生产方式、既实现生产关系价值取向又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经济运行载体、既有调节生产关系作用又有调控资源配置作用的经济运行状态的调控机制三者之间，都需要在理论上和逻辑上加以明确地区分。这也正是出现非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之后的社会实践所显示出来的理论必要性。
但是，对此未加以区分地并列对比，成为一直以来关于市场经济的主流经济学最惨重的悲哀。
计划和市场根本就不是对当的概念。用哲学的界定来说，计划属于“虚在”的概念，市场属于“实在”的概念。凡是属于“实在”的概念，反映和概括的都是“实物”，是可以与其他实物相互作用，并在相互作用中改变状态，表现为自身的变化或“运动”，而这些相互作用、变化、运动，都是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被人通过感官感知到。而属于“虚在”的概念，反映和概括的则是所谓“实物”的“属性”，是不能脱离实物而独立存在的“现象”，即不能与任何实物分立而与其相互作用，也就不可能呈现脱离实物的变化和运动。其实“虚在”的现象，就是实物之间关系、实物的变化和运动。属于“虚在”的概念，反映和概括的就是实物之间的关系、实物的的变化和运动。
“虚在”与“实在”之间具有辩证的同一性，之所以强调辩证，就是有条件的同一性。这些条件，就是实物之间相互作用、实物的变化和运动，都要依从固有的因果关系而呈现出“实在”的多元、多样、多维、多层，由此而决定“虚在”也相应地呈现为多元、多样、多维、多层；这使得在层次的相对性上，呈现出“实在”与“虚在”之间相互有别、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相互统一；但“实在”与“虚在”之间转化、同一的条件，是“实在”的“实物”作为“整体”的“实体”，在“实质”上达到层次的转换；而在确定的某一具体层次上，“实在”与“虚在”之间的有别是绝对的，是不容混淆的，否则“实在”与“虚在”两个范畴也就不能成立，就没有必要。
由此可见，以属于虚在的计划与属于实在的市场并列起来，用市场替换计划，这在理论上和逻辑上都是不通的，不能成立的。“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从哲学的层面看，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自觉能动论的高度看，这就在阐明“虚在”（表现为思想、理论）与“实在”（表现为实践的人、群众）之间的界别，以及相互转化的可能和转化的条件。
其实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也讲了，社会主义可以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经济也可以有计划。这是基于社会实践新经验的新认识，更重要的是新的政治决断。但是这还不够透彻，因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市场经济、经济计划这是三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各有各对应并列甚至相反的范畴。资本主义对应的是社会主义，既是在生产关系上有不同价值取向的经济社会制度，也是在发展现代生产力和全面现代化进程中不同的历史道路；市场经济对应的是“行政经济”，都是为适应现代经济发展需要而承载资源配置功能的社会组织形态，也因此而成为经济运行的载体，彼此所不同的是，市场经济是在工业革命以前生产力基础上的商品经济自发地演进而成的，而且在当时的历史进程中，只有而且只能以基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价值取向为唯一的生产方式而自发地进行和展开；其实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也出现了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要借助国家、法律等上层建筑来促进、保障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要借助国家、法律等上层建筑来制约个别资本盲目自发的极端行为对全体资本利益的侵害，由此显现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多少带有能动性甚至自觉性的反作用；而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制度正是在揭示和评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历史局限性和现实罪恶性，以及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制度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的基础上，展示出来的新制度。只是在现代生产力基础上，依据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价值取向提前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制度。而这种应当成为“现代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制度从生产力的时代性质上就有别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始人对未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理论认知和设想（参见王立杰：《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特点》1991年7月1日，此文收集在《跋涉与探索》（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中发表）。
现代社会主义的历史特点：
一是基于发展现代生产力，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条件，而且是相当长时期的历史条件，这一历史时期的长久尺度只能以生产力的历史性质为根本尺度，这也是第一个所谓“不够格”的社会主义。
二是作为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必然以国家主权的形式与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制度并存，而且要并存相当长时期的历史时期，从而不仅有批判和力求革除资本主义罪恶的特性，而且不可避免地具有基于相同历史性质生产力的共性，也不可避免地在与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制度较量、竞争的同时还会有互利共赢的合作、乃至相互妥协的包容。
三是当前的现实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制度，都是在帝国主义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上建立起来的，而且至今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上还落后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平均水平，乃至还要在相当长的时期中都会落后于帝国主义最强国的生产力水平，处在现代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就是第二个所谓“不够格”的社会主义。
为此，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生产关系价值取向的具体实现形式上，必须更加符合现实生产力历史性和发展水平的状况，据此探索、选择、定位、改革体现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基本制度的管理体制和经济社会运行的体制、机制；由于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情不同，也不可避免地形成有国别特色的现代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管理、运行的体制、机制。
四是基于国情，当前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从最初所谓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而这种表述在理论、逻辑上存在的问题，既是使人们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流于严重的肤浅和可怕的误区，更是对波澜壮阔的经济体制改革实践倍感迷茫和陷入困境。
那么，应该怎样阐述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才是在理论上、逻辑上能够成立的呢？
首先，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经济运行载体上，从“行政载体”转换到“市场载体”上。这种转换是由生产力的历史性质决定的。这种转换固然是为了获得资源配置的更高效率，其实也必然归结到获得经济社会制度上的竞争、较量优势上，根本上是解放和发展现代生产力的优势，特别是使现代生产力中最根本、最活跃的因素，即人的因素，尤其是劳动人民的因素、作为历史发展主体的人民的因素获得解放、幸福和更好的发展。而对于这一历史必然，恰恰不是仅由经济学所能透彻论证的，而是必须深入到唯物史观的哲学、历史论证中（参见王立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客观规律的要求》（笔名：阿夏）（《求是》杂志社《内部文稿》1992年21期（ 11月10日）），才有可能在经济学上得到接近现象的具体论证。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传统体制，是以国家政权的行政载体承载经济运行的，不仅经济运行的核心部分——经济资源的配置由统购统销和物资调配的行政系统承载，而且连生活资料的分配也以商业行政机构和行政化的商品销售（分配——从最初战时沿袭下来的配给制，到工资制，又到三年自然灾害后越来越严格的户口、购物本和票证分配制，再加各类机构内部各不相同的福利制——“男怕入错行”、“就怕入错庙门”就反映出福利待遇差别对人生的影响之大）组织为主承载；不仅商业组织企业性质所剩无几，就是市场交易也都以计划价格、计划指标、购物本、票证等限制，使得行政隶属的性质更为突出。这种经济管理体制的形成有历史必然性，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全面封锁中，源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加速进行工业化、城市化原始积累的客观需要；后来也越来越显现出历史局限性，而后者作为弊端而成为必须改革的对象。最根本的是由现代生产力的历史性质决定，随着积累的增加、经济发展、工业化、城市化大扩展，达到一定规模和复杂程度后，对宏观资源配置和微观要素组合在效率和质量上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原有的以行政体系为载体的经济社会运行功能越来越难以适合这种不断提高的要求，仅从这一脉络的发展变化，就使经济社会运行载体从行政体系转换到市场体系上成为足够必要、日渐紧迫的历史性需要。如果不即使进行这种转换，现代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不仅在配置资源上将失去制度性优势，而且使社会主义价值取向上的生产关系、分配关系失去竞争力的基础，甚至会滋生出破坏、瓦解生产关系、分配关系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倾向。
行政体系与市场体系有明显的不同，在结构上行政体系是建立在上下领属关系基础上的科层体系。之所以把传统经济管理体制错称为“计划体制”，就在于历史上新生的经济社会制度不得已而能选择的。当时强烈地需要能够从高度分散、发展高度不平衡的小农经济那里加速聚集原始积累的资源，并实行有计划配置和有计划分配的经济运行载体，一方面在配置资源上能够集中力量启动寥寥无几的工业化重点项目、竭力保障国家安全的重点任务，一方面要在极为匮乏、极低水平的总盘子内尽可能实现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生活资料分配，当时以作为上层建筑的行政体系作为实现这种功能的经济运行载体，成为最简洁、最直接，也是唯一可行的必然选择。这种唯一性使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直接合一，使经济运行载体的组织形态和运行功能直接合一，是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基本制度与经济社会的管理体制、经济社会运行的机制直接合一。作为这种社会现实的主观反映，以“计划经济”表述这种传统体制也无可厚非。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的体制改革全面深化，这种表述乃至概括的肤浅和误导的严重性也就逐渐凸显，已经到了积重难返，但又必须从根本上厘清的地步。
其次，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要在市场经济载体上，针对市场运行机制的失灵和功能缺陷，重构调控经济运行状态的计划体制、机制。这种新的计划体制、机制不在局限于行政体系范围内，而是要延伸到市场体系上（这表现在计划指标上也分为约束性和指导性）；而且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原来完全由行政体系承载计划机制必然分化为三类，一类是“国家参与”，即以国有资产投入企业的方式，通过国资企业法人治理体系改革，作为市场交易主体与其他企业平等交易、平等竞争。一类是“行政干预”，即以行政机构依据国家战略和市场参数制订发展规划、计划，一方面直接规范、约束行政机关对公共资源的征集和投向；一方面以指导性计划和与此相配的公共资源投向的撬动，引导市场主体的行为；此外，还会有货币当局的市场操作以有计划地调控宏观经济参数，发挥引导市场主体行为的作用；一类是财政的各种类型转移支付，在市场功能外发挥二次分配作用；此外在国家治理下，还会有公益、慈善的时按此分配作用。
第三，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要在市场经济载体上，重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而这是在所谓计划经济改为市场经济的说法下被严重模糊和掩盖了的问题。历史上自发形成的市场经济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不论是前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还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都不可能自发地再生产出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生产关系。而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说市场经济可以自发地产生和再生产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是要在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上，构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这就是说，一是不能像传统的行政经济体系那样完全在行政系统内，通过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市场经济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完全人为地建立和维护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通过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市场经济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引导、调节下，延伸到市场的自动运行机制，在尽可能充分地发挥市场自动运行机制的作用，实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这包括以市场经济的产权形式及其运行的自动机制实现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再生产，形成公有制国有制为主导、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和共同发展的状态，并通过股份制、混合所有制和市场化的投融资体制机制和产权、物权的法律制度，完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再生产的经济形式；以市场主体对产出的初次分配为基础，加以上层建筑参与和干预的二次分配、三次分配，实现符合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收入分配关系和资产的简单再生产特别是扩大再生产关系；其中在迟迟分配上达到按劳分配为主，结合按生产要素对经济效用产出的贡献分配，构成能够依托市场经济运行、符合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收入分配格局和产权收益机制；根据生产要素投入及其对产出效用的贡献为框架，以劳动者、生产者、建设者当家作主、参与经济利益和管理权利为导向，构成符合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维护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和法定权益。
“计划经济”，人人都这么说，说了这多年了，不改口行不行？还真的不行！以上的说明，足以证明这一点。
当前，许多经济学者不仅片面地用西方效用经济理论指导中国的经济运行和发展，而且指导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西方效用经济理论几乎成为主流经济学。关于效用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之间表里关系，我已经多次阐述（详见《我们的经济学怎么了？》王立杰，2012年4月20日 ；《理论经济学的顶层架构——效用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表里关系》王立杰，2013年5月30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责任理清效用经济学的理论根基》王立杰，2013年7月12日星期五）。可以说，忽视、排斥甚至抹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指导地位和根本指导作用，正是当前所谓主流经济学最大悲哀！
参考文献网址：http://blog.sina.com.cn/wlj52
参考文献目录：
《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特点》王立杰，1991年7月1日，此文收集在《跋涉与探索》（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客观规律的要求》（王立杰，笔名：阿夏）（《求是》杂志社《内部文稿》1992年21期（ 11月10日）；
《我们的经济学怎么了？》王立杰，2012年4月20日 ；
《理论经济学的顶层架构——效用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表里关系》王立杰，2013年5月30日；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责任理清效用经济学的理论根基》王立杰，2013年7月12日星期五
《何时才能够看透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难度？》王立杰，2016年9月13日星期二
《肤浅与跛脚——对《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国发〔2013〕6号）》的评析》王立杰，（2013年4月）
《对经济体制改革出发点、基本要求和特点的重新思考》王立杰，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北京社会科学》1989年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