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不能随意发钞，稀释老百姓的财产
凤凰网：周其仁说，“大发劣币，就是要在全体人民头上大抽通胀税”。显然，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通胀税，也是更严重、更隐蔽的税负。我觉得，这里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政府不能把的印钞权和发钞权全部控制。美国政府没有发钞权，发钞权在美联储。在其他民主国家，铸币和发钞都要经过严格的约束，政府不可能想印多少钞票就印多少钞票，想发行多少钞票就发行多少钞票。但是中国的铸币权和发钞权现在完全被政府控制，政府想印多少钞票就印多少钞票，想发行多少钞票就发行多少钞票。这些年来，政府发行了过量的钞票，这实际上稀释了老百姓的财产。那么，民众是否应该有权，也应该限制政府铸币和发行钞票的权力？
李炜光：我们强调预算法或者是税收的法定原则，这都是为财政、税收立宪。你刚才提到的一个问题，它是为货币立宪。货币的发行权在谁的手里，谁能决定发行，发行多少，它要经过一个民主的程序，才能够决定下来。我赞成货币立宪。如果没有对政府发行钞票进行限制，就会出现通胀税问题。货币发行跟政府的赤字之间的关系如何把握，应该在什么情况下发行多少货币，跟政府的债务是什么样的比例，我们国家没有让这些东西形成一个联动机制，更缺乏一个民主决策的机制，人代会的作用也没有，社会问责的声音也听不到，基本上它还是政府的财政部门，或货币部门高层说了算。但是其中的依据我们不太清楚，它当然也会有专家论证，可是，这个问题涉及到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居民的重大利益，我们觉得应该更公开一些。政府多印钱的结果，就是稀释了我们的财富。
凤凰网：多印钞票，不仅让老百姓的存款贬值，而且在会带来很多相关的经济问题。
李炜光：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可能出现滞胀。四万亿带来的经济增长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往下降。这四万亿加上地方配套就八万亿，然后再加上银行贷款十几万亿，加起来二十几万亿投进去以后，应该是一个中期增长的政策，这么多钱撒出去以后，它应该保证中国至少有五年的增长，变成GDP。结果没有。2009年的下半年有过昙花一现的增长，达到了达到10%以上，但是2011年就降到10%以下，2012年降得更快，现在连7%都保不住了。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政府开始是不愿意走量化宽松这条路的，该淘汰的产业让它自己淘汰，但是没想到经济增长下降这么快，而且还没有底。这种情况之下，实际上又回到了扩大需求、刺激需求这个政策上来了，所以这几年投入的钱也不少，但是经济增长还是上不去。政府一直在调解需求这一方，但是没有效果，最后想到了供给这一侧，但是供给这一侧我们对它完全不熟悉，不知道应该怎么来。
我们是流转税，流转税跟经济增长是连带着的。经济增长下来了，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财政赤字就会加大，然后，货币的发行是用来弥补财政赤字。政府发行多少货币，它总要有个限制。对于货币发行，我们应该有一个民主的程序，政府应该公开信息，大家通过人民的大会或者是社会问责来监督。可是现在明显缺乏这样一个制约机制。
政府征税为什么不经过纳税人同意？
凤凰网：税收对于民众而言，实际上就是民众把财产“无偿”转让给政府，因此，政府征税必须以人民同意（或人民的代表同意）为前提，这种同意的具体形式，就是由民众的代议机关制定法律。如果政府在征税问题上可以完全由自己说了算，这实际上是民众财产权的侵犯。无代表不纳税，是近代以来的所有民主国家均承认的一条重要原则。在中国，已经征收的税种中，政府基本上从来没有真正经过纳税人的同意和授权，这种做法合理吗？
李炜光：当然是不合理的。咱们国家立法法不是刚修改完了吗？核心的税制的要素应该要坚持法定，也就是经过人民代表大会的审议通过，变成法律以后才能够执行。但是现在，税率的调整基本上没有走程序，它还是财政部自己决定，而财政部现在的主要依据呢，还是1984年那次。1984年，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拟定有关税收条例，以草案形式发布试行；1985年又通过了一个暂行规定，授权进一步扩大。到什么时候失效呢，大概是在2020年。
这种授权，肯定是不合理的。这种授权没有这么长时间的。人大是一个权力机构，把征税权授予国务院，等于就是放权。这个权力授出去以后，应该在较短的时间内收回来。现在这种情况，实际上是不合情理的。这种事情，希望中国以后不要再这样做了，完全不符合预算法，不合乎法理。
现在的财政部门是拿着这个东西做掩护，就是说，人大放弃权力的结果是非常非常不好的。1984年到现在好几十年了，很多财税方面的法治化无法开展，就是因为政府的财政部门有这个东西做挡箭牌，对此，我感到非常着急，事情不应该是这样做的。
凤凰网：这对于我们普通公民来说，这是完全不公平，不公正的，也是毫无道理的。我们知道，现代国家征税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政府用征税的方式从老百姓这里拿钱，你必须要经过我的同意。
李炜光：无代表不纳税，这个道理是天经地义的。但是，这一理念我们还没有接受。凭什么政府不经过我同意就让我交多少多少税啊？我们的现实就是领导决定我们交多少税。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明白这个道理。当年法国大革命之前那些启蒙家，就是告诉人们一句话，你除了有纳税的义务，同时你还有质疑的权利，你可以说不。以前，民众祖祖辈辈交税，就没想到还可以质疑政府的征税权。但是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人们突然明白了这个道理，民众自己才是国家的主人，民众自己才是财富的创造者，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追求幸福生活，他们拿出一部分财富来供养活政府，让政府提供公共服务。那么，你征税起码得经过我的同意。等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明白这个道理，那就是社会的进步。中国现在已经比过去好多了，好多人开始明白这个道理，也开始问责了。有很多民间的自发的社会公益活动，没人组织，政府有关部门也不太喜欢他们做那些事，但他还是做了。实际上，这是一个社会主人意识的觉醒，实际上就是纳税人的意识觉醒，我交了税，就应该有问责的权利。
凤凰网：这是名正言顺，天经地义的，因为政府就应该是为老百姓服务的。
李炜光：对呀，政府征税不合适我可以表示质疑，政府用钱不合乎我自己的价值观，那我也可以问责呀，当年的梭罗不就是这样吗？他说美国政府跟墨西哥去打仗，他认为，我交的税你不应该拿去打仗，就拒绝交税。当然，在中国这样做起来比较困难，但梭罗在道理上没有错。
凤凰网：在目前的状态下，政府征税经过怎样的授权方式征得民众的同意？什么样的程序是可行的？
李炜光：从中国的宪法和法律的基本的精神来说，它不一定有相应的准确的规定，但它有个精神，就是征税的权力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比如，我们现在有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还有车船税，它就是人民代表大会正式立法通过的法律。但是我们有十八个税种，还有十五个税种没有经过人大立法，所以在法定性，法定主义这个问题上，它还没有做到位。怎样才能真正做到了法定主义呢？就是通过一个立法的过程，要经过一个民主的程序，当然不必全民大公决一人一票，但是可以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由他们来代表全体人民对税法问题作出决定，而且程序基本上是投票的制度，以解决这些最重要的问题，当然我们这儿是少数服从多数。要是按照西方，你按照维克塞尔还有布坎南的理论，他们就是全体一致的。全体一致就是说对一些基本的问题，基本的公共服务，基本的税负水平，这些东西至少要全民一致。在具体操作上，可以在充分民主的前提下，搞一些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的程序。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下一步必须把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真正办成一个纳税人的代表机构，由他们来决定。不光是征税的问题，包括政府财政预算的问题，也包括对政府财政信息公开的监督问责。公开问责的目的还是纠错，因为在财政上最容易出错，因为财政会表现一项一项一个一个的具体项目，它用在这儿，用在那儿的钱到底是不是适当，这笔钱是建高速公路还是建地铁，当地的居民会有不同的说法，我们现在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完全是由地方领导自己说了算。所以，它在决策当中很容易出错，而且还容易酿成腐败问题，这个教训已经够深刻了，抓不完的大老虎。不要认为现在反腐的力度很大，将来就能够建立起来一个有效的反腐机制。只有通过民主和法治的程序，才能够真正建立起反腐的防火墙，这是它无法逾越的。这些东西，都有赖于中国搞好代议制民主，让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真正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发挥最高国家权力机构的地位和作用，由他们来决定怎么征税和怎么花钱。
政府援外要有法可依
凤凰网：说到民众有权利监督政府怎么花钱，最近的事实是，中国在非洲和南非花了1000多亿美元，最近又免除了一大笔的外债。有人提出，这些都是我们老百姓的血汗钱，如果把这些钱用来改善民生，比如说老百姓的养老金，比如公共医疗资金，比如教育上，将会解决很多问题。当然，并不是说政府不应该援外，但是援外也应该有一个非常严格的监督和制约程序，政府现在这样花钱，而且数额这么巨大，没有经过任何程序的授权审查通过，这完全是不合理的。
李炜光：绝对不合理。这些钱都是人民创造出来的财富，通过税收积累起来的，这一点没有异议。那么，把钱送给别人，而且一动就是三百亿五百亿美元，送出去之前是否做过预先的研究和评估，这些我们不知道。你花出去的这个钱收得回来收不回来，如果收得回来，什么时候收回来，收不回来这个钱要拿什么样的效果来弥补这个损失？因为这是成本，你花出去得有好处，你白送人钱不是傻子吗？谁花这个钱都要有一个回报，我给你援助的话都要附加条件的，那没有什么不正当的呀，那是我的钱。就是私人之间借钱，你拿我这么多钱走了，你得答应我一些什么条件，然后我才给你。难道二话不说把钱给人家，人家就随便花我不管？那绝对不对的。所以一定要有人对这些钱，对这一笔财富负责。不能说不清道不明，只让老百姓接受，告诉他政府花了多少钱，到底什么事不说，这绝对是不应该的。
凤凰网：说到这儿我有一个印象，二战期间，中国的抗日战争依赖美国的支援，美国制定了《租借法案》，规定美国支援英国、俄罗斯、中国等其他国家多少钱，多少物资，都要经过国会批准。1961年，美国国会通过《对外援助法案》，确定了对外援助的基本方针以及优先目标等原则问题，具体执行流程也得以细化。我国政府援外堪称大手笔，一出手就是几百亿上千亿美元，即便这种援外有必要，至少也应该经过一个严格的法律程序吧，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李炜光：现在有些做法其实是对执政党的考验，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这个政党怎么来面对这些事情。如果要是对了，你要给人民一个交代；如果要是错了的话，你要追究责任。因为它给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最后都是老百姓来承担。这不是个人的问题，不能把这么大笔财富当成个人行为，或者看上去是个人行为。我觉得，应该有这样一个民主程序，有一个审批的过程，有一个问责的机制。我们有预算法，有人民代表大会，这些东西都不能虚设的，应该让它发挥出作用来。
凤凰网：说到追责，之前有人提出，中国投资美国的房地美和房利美两个公司，后来这两个公司倒闭，据说中国损失非常巨大。有人就提出，应当追究决策者的责任，但是也不了了之。损失这么大的一笔钱，全都是中国老百姓的血汗啊。
李炜光：很多问责没法问下去，因为问责的人不能理直气壮的问，因为他不了解全部情况，他只是怀疑。政府没有把这些信息公开，而且它是有意不公开。有一些经济学家他是赞成这样的，他从纯经济学的理论来研究财政问题，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来，因为有些信息过于公开反倒降低效率，他是经济学思维。这种思维，研究纯经济问题是可以的，研究个企业或者个人的行为也是可以的，但是研究政府这种特殊主体的话，不公开信息就不行。只要不涉及到机密，政府信息公开就是必须的，这是政府的责任，而且什么东西是机密，也不是政府自己说了算。你动辄这个机密那个机密，你说了算，那还是不能公开。机密的范围也是通过立法机构确定的，有些信息政府可以不公开，但不能完全变成你的私人行为，必须经过合理的程序，让人民有监督的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