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金制度是决定养老金如何获取与如何支付的相关制度，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部分。因此，关于养老金制度的设计，在任何国家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总的看，当前存在着一些基本形式的养老金制度，如现收现付制、基金制及名义账户制等。由于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各国或各地的具体情况不同，因此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尚不存在广泛一致的养老金制度。然而，各具特色的不同养老金制度却均享一个基本相同的特征，即养老金的来源主要是劳动者报酬的贡献。或者从经济增长的层面看，当前养老金制度下的养老金来源主要是经济增长中劳动要素报酬的贡献。其在现实经济中通常表现为，一定的养老金制度要求劳动者按工资收入的一定比例，或者要求相关企业按支付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 提取相应的金额至养老保障系统，由此形成养老金的主要来源。
可见，现行养老金来源的制度设计是以依靠劳动要素报酬的贡献为基本特征的。这意味，经济增长中的劳动要素报酬因素与养老金状况有密切的内在关系。而劳动要素与经济增长密切相联，由此决定了经济增长的状况必然对养老金有重要的内在影响，即经济增长与养老金系统有重要的内在关系。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源于资本要素、劳动要素及技术进步的推动。当前，现代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越来越表现为主要依靠技术进步与资本要素的推动，其中技术进步的作用愈加重要， 而劳动要素的作用则趋于弱化。那么，现代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表现出的这种特征对养老金制度意味着什么？显然，如果养老金的来源仅是依靠劳动要素报酬的贡献，也就意味着经济增长中的技术与资本要素报酬同养老金来源没有直接关系。对此，会产生两个结果：一是，以技术与资本要素为主要驱动力的现代经济增长动力机制没有直接产生加强养老金来源基础的效应；二是，由于劳动要素贡献的作用趋于弱化，现代经济中存在着劳动者报酬所占国民收入的份额难以提高的内在机制。而上述结果实际上涉及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现代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对现行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性有怎样的影响？
目前有关养老金制度可持续性问题的研究，主要是缘于人口老龄化问题而展开的，而非从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视角展开。基于劳动要素贡献的养老金来源机制设计决定了，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动是影响养老金来源的重要因素。人口老龄化对应着经济中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相对乃至绝对下降，与此同时需要领取养老金的人数上升，由此导致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传统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性问题凸显。早年发达国家实行现收现付的养老制度，曾给无数老年人带来福利。然而，当人口老龄化达到一定程度后，依靠现期劳动力缴费为基础的现收现付养老制度已经显示出不可持续性，因此实行这种制度的发达国家不得不进行养老保障制度的重大改革。日本与欧洲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深受其人口老龄化的拖累，已是活生生的现实。
早期关于养老金制度可持续性问题的一些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有：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基于养老制度收益性视角对现收现付制可持续性问题的开创性研究贡献。艾伦(Henry Aaron)基于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之间的最优化选择进行的研究。Cichon对名义账户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名义账户制实际仍是一种现收现付制，因此它不能算是一种全新的养老制度，甚至不能算是一种新型模式，从而同样不具有可持续性。威廉姆森（Williamson）和郑秉文联合论述了名义账户制对中国的适用性问题。一些中国学者也对养老金制度的可持性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如胡秋明、刘猛、黄宏伟、田月红、赵湘莲、刘桂莲等从不同方面进行了研究。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华建敏在由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编写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1》中指出，要将“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作为第一命题”，要有忧患意识，用审慎态度，来看待我国养老金制度的长期性与持续性。符金陵认为，“目前养老保险制度的最大问题之一是可持续性，近几年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增幅明显低于基金支出增幅。随着中国老龄化社会推进，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矛盾可能将更加突出”。目前，解决我国养老金制度可持续性的一个重要政策导向，是采取延迟退休政策，即有计划、分步骤地不断延长现职劳动力的工作年限。同时，一些专家学者对于推行“名义账户制”的呼声进一步加强。然而，这些措施实质上依然局限于养老金来源基于劳动者报酬贡献的制度框架，而没有涉及现行养老金来源制度的系统性缺陷。
简而言之，目前对养老金制度可持续性问题的认识，主要是基于人口老龄化影响的效应，而非是从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层面认识的结果。现在的问题是，如果现代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导致劳动要素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趋于下降，至少是难以提高， 那么是否意味养老金供给源泉的减弱具有必然性、系统性，而不是偶然性、随机性的。也即，此问题涉及现代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与现行养老金制度可持续性的基本关系。然而，此问题直到现在尚未被引起广泛的注意，有关养老金来源制度的改革依然停留在劳动要素报酬贡献的范畴。为此，笔者下面将主要从现代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视角出发，分析主要基于劳动要素报酬贡献的现行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性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在主要以技术与资本要素驱动增长的现代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中，基于劳动要素报酬贡献的养老金来源机制有着系统性缺陷，现代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本身或是导致现行养老金制度不可持续的另一重要原因。长期看，破解养老金增长困难的根本出路是：建立基于全要素贡献的养老金来源机制。
为了能够清楚地分析现代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与现行养老金制度可持续性的关系，有必要简述与之相关的基本问题。
（一）现行养老金来源主要来自劳动要素报酬的贡献
养老金制度是关于养老资金的筹集与支付等行为有关制度的总称。养老金从哪里来、谁是受益者、受益多少、支付方式等，这些是养老金制度要解决的核心性问题。从目前实际情况看，现收现付制与基金制是两种主要的养老金制度，其他养老金制度多数是在此基础上进行变化、组合或变通而形成的。
1.关于现收现付制
现收现付制（PAYG，Pay As You Go）是一种最为原始与基本的养老金制度，目前在西方多数发达国家仍普遍采用。这实际上是现期劳动力供养现期老年人的一种养老金融资制度。在此制度下，在职的劳动力需按其工资收入的一定比例上缴养老保障系统，即劳动力向养老保障系统供款。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障系统将所有劳动力的供款汇聚一起，按一定规则支付给现期老年人。由于在这种制度下现期老年人的养老金是来自现期劳动力的供款，因此这实际是现期劳动力供养现期老年人的一种养老金制度。这时老年人所取得的养老金并不明确是来自哪个劳动力的供款。现期劳动力未来所获取的养老金，则是来自现期劳动力的下一代向养老保障系统的供款，如此下去代代相传。这是一种下代人供养上代人的养老模式。
可以看出，在上述的现收现付养老金制中可取得的养老金总量，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与向养老金系统供款的人数多少有关，即与现行经济中在职的劳动力数量有关；二是与供款人的工资水平有关，即向养老金系统供款的劳动力工资水平越高，养老金系统所得供款的数量越高；三是与规定上缴养老保障系统的工资收入比例有关，这一比例越高，养老金系统所得供款的数量越高。
2.关于基金制
基金制（Fully Funded）是另一种目前普遍采用的养老金融资制度。在此制度下，同样要求现期劳动力按工资收入的一定比例向养老保障系统供款。所不同的是，基金制的养老保障系统不是将劳动力的供款混合在一起，而是分别为每个供款的劳动力建立个人账户，个人的供款实际进入个人账户。进入个人账户中的资金一方面可挣得储蓄利息，另一方面可通过资本运营而获得投资回报。对此，不同国家对个人账户资金的管理有许多具体不同的规定， 如有些国家限定个人账户资金只能用于购买政府债券，而有些国家则允许其进入一定领域的证券市场。在基金制下，因为个人的供款是实际进入个人账户，因此如果个人少向个人账户供款，也就意味未来少支取养老金。可见，在基金制下个人企图逃避或少供款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供款最后实际都属于自己。基金制的养老保障系统的作用相当于一种强制性储蓄系统，比现收现付制具有相对强的供款激励机制。说到底，这是一种变相的自己养自己的养老模式。
3.关于名义账户制
名义账户制（NDC，Notional Defined Contribu- tion）也称虚拟账户制，是20 世纪90 年代中期在瑞典形成构思的一种养老金制度。名义账户制与传统的现收现付和基金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名义账户制本质上仍是现收现付制，但是在养老金支付方面和现收现付制有所不同。在名义账户制下劳动力同样被要求按其工资收入的一定比例向养老保障系统供款，而且这些供款同样是由养老保障系统用于给现期老年人支付养老金。但在名义账户制下这种支付不是按受益基准制方式决定的支付水平，而是按供款基准制方式决定。也就是说，在名义账户制下一个人可取得养老金的多少，不再是依据本人的工作年限和本人职业生涯的平均工资水平来决定可得到的养老金水平，而主要是看本人对养老保障系统供款的多少，即个人账户中资金的多少。由于名义账户制的方式可以将养老金的支付水平同本人供款情况直接联系起来，即原则是供款越多相应可得到的养老金水平就越高。而在现收现付和受益基准制的模式中，决定养老金待遇水平的主要因素是工作年限和平均工资水平，这与实际供款的多少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名义账户制比现收现付和受益基准制的模式在激励效应方面有一定的改善。
总的看，从社会保障制度产生以来，现收现付和受益基准制的养老金制度便是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的养老金制度。二次大战后，西方国家经历了一段相当长的经济快速增长和劳动力供给充足的时期，因此现收现付和受益基准制的养老金制度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曾有过辉煌的经历，给许多老年人带来了福利。为此，这种颇具福利性色彩的养老金制度曾是发达国家引以为荣的养老金制度。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日趋严重，现收现付和受益基准制的养老金制度在养老资金供给上不可持续的制度缺陷越来越明显暴露出来，因此许多国家正面临如何对现收现付和受益基准制的养老金制度进行改革的问题。
由于基金制本质上是“自己养自己”的一种养老金制度，因此从理论上讲，基金制在制度设计上是具有一定程度免受人口老龄化影响的效应。为此，基金制正成为一些国家改革养老金制度的一种方向性制度。但养老金制度的改革并非简单。对于基金制本身的优劣性这里暂且不论，仅是要从现收现付制转向基金制，就存在着巨大的转型成本问题。我国当前基本养老保险采取“统账结合”的管理模式。所谓统账结合，是指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即要求参保单位和个人分别缴纳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分别参加社会统筹调剂和存入职工个人账户中，缴费满一定年限并达到退休年龄者可以领取养老金。关于中国养老金制度改革问题是非常复杂的重要问题，由于本文的重点不在此，不拟对中国养老金制度问题进行更多的论述。
可见，现行养老金的收入来源主要与劳动报酬的因素有关，而与技术及资本要素报酬的因素无直接关系。当然，养老金形成的基金可以进行各种投资而取得投资收益，但这不是养老金的初始来源和主要来源，本文也不会对养老金的投资问题多加讨论。
归结上述的分析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的结论：现行养老金制度下的养老金来源主要是来自劳动要素报酬的贡献，具体涉及劳动者的数量、工资水平、提取比例等因素。
（二）现代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
1.关于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是指一定社会中的经济产出量的增长。在现实经济中，目前对经济增长的度量主要以GDP 增长为度量指标。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即地区生产总值，是指在特定地域范围内在一定时间中所创造出的产品或服务的增加值的总和。现实经济可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数量与质量，关系人民的生活水平，关系国家的综合实力，因此经济增长不仅被各国政府所重视，而且也是经济学中的重要研究问题。
影响经济增长的现实因素是广泛且复杂的。在现行经济学理论中，可将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生产能力，二是供给与需求的关系。首先，生产能力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如果没有生产能力就谈不到经济产出。其次，生产能力的具体实现是为了满足需求，因此经济的活动主体可分为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供给与需求是密不可分的关系。一方面，生产是为了满足需求，因此没有需求的供给是无意义的供给；另一方面，需求必然影响供给，因为需求的多少将影响到生产的多少。
然而，从根本上看，长期经济增长的基本潜力主要是由生产能力决定的，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决定生产能力发挥程度的因素。也即，生产能力是决定经济增长更为基础性的因素。现代人类社会与原始社会的天壤之别，发达国家与贫穷国家的巨大差距，不是由供给与需求关系决定的，而是由不同的生产能力水平的差距造成的。可以说，生产能力的高低决定着人类社会生存能力的高低，也决定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经济中的资本、劳动、技术等生产性要素是决定生产能力的基本要素，因此是决定长期经济增长潜力的主要因素。而价格、成本、制度、预期等是决定供给与需求关系的基本因素，因此是决定短期经济增长与波动的重要因素。
2.关于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
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决定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是不同的。在低收入阶段，经济中一般拥有相对丰富的原始资源以及低成本的劳动力，相对缺乏的主要是资金与技术。因此，在低收入阶段中，经济增长主要表现为投资拉动、低劳动力成本的粗放式增长方式，这时的资源与环境对发展的约束性相对宽松。低收入阶段的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主要取决于供给方面满足人们初级需求的能力。
现代经济增长主要是指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的经济增长机制。当经济发展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 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消费需求趋于多元化、复杂化，经济增长的约束转向需求方面。同时， 拉动经济增长的需求不再是初级的基本需求，而是更多与高科技相关的“高级”需求。而这种复杂的高级需求，更多地需要供给方面创造出来，即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转向供给创造需求的能力。其中，创新能力成为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关键，而创新的关键在于技术。因此，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将发生深刻变化，其中技术与资本要素的作用更为关键。
3.要素收入分配
经济产出由生产能力决定，为此在经济学中可用生产函数表示，即Y=F(K，L)，其中K 为资本要素，L为劳动要素，生产函数关系则体现了生产的技术水平。对函数Y=F(K，L)，如果同样数量与质量的K 和L所对应的产出水平越高，表明函数所体现的生产技术水平越高。而产出需要有生产要素的投入，投入的要素即为生产所付出的成本，因此投入的要素需要取得回报，对此称要素报酬。经济学理论中，假定生产要素为资本与劳动，经济产出与要素报酬有下面的公式关系：
Y=MPL×L+MPK×K+EP （1-1）
其中，MPL（Marginal Product of Labor）为劳动的边际产出，MPK（Marginal Product of Capital）为资本的边际产出。可见，（1-1）式中MPL×L 为劳动要素报酬部分，MPK×K 为资本要素报酬部分，EP（Economic Profit）为经济利润。
长期的实践经验已经充分表明，现代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技术与资本要素的推动，特别是技术进步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最为重要的动力源泉。这样的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意味着，现行经济存在着要素收入向技术及资本持有者集中的内在倾向，而劳动要素的贡献则趋于下降，即公式（1-1）中MPL×L 占产出Y 的份额趋于下降。
现行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性正面临严峻的挑战。目前已经被广泛认识到的，主要是人口老龄化对养老金制度的深刻影响。而笔者要强调的，是一种更为深刻的、内在的系统性缺陷，迄今尚未被广泛地认识到，这便是现行经济增长机制对现行养老金制度所产生的系统性缺陷，即现代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产生弱化养老金来源基础的效应。其基本理论依据如下：
资本、劳动及技术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三大要素。而长期的实践经验已经充分表明，现代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技术与资本要素的推动，特别是技术进步正在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最为重要的动力源泉，劳动要素的贡献则趋于下降。这样的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意味着，现行经济存在着要素收入向技术及资本持有者集中的内在倾向。而由于现行养老金制度下的养老金来源主要是劳动要素的贡献，即不是来自资本与技术要素的贡献，因此劳动要素贡献趋于下降意味着养老金来源基础趋于减弱。这表明现代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有不断弱化养老金来源基础的效应。更为重要的结果是，由于技术与资本要素报酬的贡献没有直接关联养老金系统，由此导致现行制度下的养老金增长不能及时享受到技术与资本要素对经济增长带来的成果。
上述的理论推断需要实证经验的证明。然而， 目前在现实经济中尚难以取得与上述理论公式（1-1） 含义完全一致的统计数据，但是可以利用意义相近的其他数据进行分析。为此，笔者分别采集了美国与中国的有关数据进行分析验证。
养老金来源基础——劳动要素贡献趋于下降的实证分析
国民收入中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的变动情况是下文实证分析的核心问题。如果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总体上呈现趋于降低，则必然弱化养老金供给的源泉。首先以美国两阶段的数据进行分析，第一阶段数据是1970—2014 年期间美国劳动者报酬与美国GDP 的比率，此阶段体现的是美国现代经济的情况；第二阶段数据是1929—1970 年期间美国劳动者报酬与美国GDP 的比率，此阶段体现的是非现代的美国经济情况。
（一）美国数据的分析
图1 是1970—2014 年期间美国劳动者报酬与美国 GDP 比率的图示。可以看到，总体上在 1970—2014 年长达44年的时间里，美国劳动者报酬与美国GDP的比率呈现显著的波动性下降。例如，1970 年该比率为58.3%，到2006 年下降至51.4%，即下降了6.9个百分点。在此期间虽有多次重复上升的情况， 但表现出的总体趋势是下降的。最近的2014 年该比率为51.7%，比1970 年依然下降了6.6 个百分点。因此，利用美国长达44 年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劳动者报酬占总产出的比重总体上呈现波动性下降的趋势。
实际上，要素贡献份额的变化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有关，或者说与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的重要性变化有关。例如，图 2 是与图 1 数据同口径的 1929—1970 年期间美国劳动者报酬与美国 GDP 的比率。可以看到，在此期间美国劳动者报酬与GDP 的比率总体上是呈现上升趋势的。例如， 1929 年该比率为 49.3% ，到 1970 年上升至 58.3，即提高约了 9 个百分点。美国经济发展史告诉我们，1929—1970 年间是美国从经济大萧条到经济复苏的阶段。这说明，劳动者报酬与 GDP 的比率变化呈现出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即在 1929—1969 年期间美国的劳动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断加强的。而这一特征在进入现代经济发展阶段后得以变化，即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的主要特征表现为：技术与资本要素对增长贡献的重要性不断加强，而劳动要素的作用趋于弱化。因此， 现代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特征主要是图 1 而不是图 2 展现的情况。
（二）中国数据的分析
图 3 展现了中国劳动者报酬与增加值合计（GDP）比率的数据情况。可以看到，劳动者报酬与增加值的比率在总体上同样呈现下降趋势。例如， 1999 年该比率为 59.7% ，2011 年下降至最低点为47%，尽管之后该比率呈现上升，但是到2014 年该比率为51%，同1999 年相比仍然低8.7 个百分点。这表明在21 世纪前10 年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劳动者报酬在增加值中的份额总趋势是显著下降的。这可以作为“现代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导致产出成果中用于劳动报酬的比例总体上呈现下降” 的中国数据经验证明。由于目前中国的统计数据中没有早些更长时间序列数据，因此无法像美国那样获取比较早期中国经济的数据情况，即无法考察中国的劳动者报酬与增加值的比率是否也曾经历了上升阶段。
上述的实证分析在数据经验方面总体表明，现代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下劳动要素报酬份额下降或难以提高的结论是基本成立的。因此，在上述实证经验成立的基础上可以进行如下的推断：由于现行养老金制度下的养老金来源主要是来自劳动要素的贡献，而不是来自资本与技术要素的贡献，因此劳动要素贡献趋于下降意味着养老金来源基础趋于减弱，表明现代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具有不断弱化养老金来源基础的效应。
（一）老年人有权合理分享现代经济增长的成果
理论上明确老年人有权合理分享现代经济增长成果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只有明确老年人分享现实经济增长成果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才能理直气壮地维护老年人的基本利益，有关的制度改革才有坚实的理论依据，并可以明确相关制度改革与机制建设的正确方向。对此，需要从生命周期的角度考察老年人及养老金的特殊性。
人的生命周期可大体分为未成年期、工作期和退休期三个阶段。从经济层面看，处于未成年期和退休期者是非生产要素，他们只消费而不从事社会生产活动。一般意义的老年人处于退休期，因此作为非生产要素是老年人的一种特殊性。但是，与未成年人不同的是老年人可以定期取得收入，即领取养老金。可见，养老金对老年人有“不劳而获”的属性。问题是：具有“不劳而获”属性的养老金，是国家与社会对老年人恩赐的福利吗？答案是否定的。对此，需考察老年人在其工作期所创造价值的使用情况。
当老年人处于人生的工作期时，其劳动成果并没有全部归其个人所有。例如，其中的一部分用于抚养后代，一部分通过储蓄而转化为投资，投资用于支持企业与社会建设，还有一部分成为政府的财政收入。事实上，经济社会发展必然是代际传承的过程，如果没有上代人创造价值的贡献，必然不会有下代人的生存与发展。因此，现实经济增长的成果实际上含有老年人过去劳动成果的贡献。本质上，养老金是老年人对其过去创造的价值的剩余部分所进行的补偿，或者说是老年人对其过去创造的价值的剩余索取，而不是国家和社会对他们恩赐的福利。
基于上述的道理，即便不是基于道德伦理的原因，仅从社会公平的视角看，老年人必然拥有分享现实经济增长成果的权利。如果不能让老年人及时、合理地分享现实经济增长的成果，这便是对老年人的不公平。而如何在现实经济中落实老年人分享现实经济增长成果的权利，政府负有首当其冲的最大责任。然而，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还存在理论与实践上的障碍。例如，如何计量老年人过去创造的价值对现实经济增长的贡献，目前在理论上尚不清晰，甚至对此问题的存在还没有形成足够的认识。因此， 当前首先需要加强此方面的有关理论研究，寻求理论创新，为建立新型养老金制度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所谓系统性影响因素，是指这些影响因素不是随机性、偶然性的，而是存在内在作用机制的因素。对这些系统性影响因素的应对，不是老年人个体如何进行理财、如何规避养老风险的问题，而是需要在国家层面统筹相关制度与机制建设。长期看，核心问题是要建立可持续的新型养老金制度。
首先，现行养老金主要来源于劳动要素的贡献，而不是来自包括资本与技术在内的全要素的贡献，这是现行养老金制度的一个重要缺陷。由于现代经济增长中的劳动要素贡献趋于下降，因此，“单纯依靠劳动要素贡献的养老金增长陷入困境”在发生机制上就具有必然性。在此，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当前破解养老金增长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基于全要素贡献的养老金增长与经济增长相关联的机制。
其次，现行收入分配制度不利于养老金增长。初次收入分配是按要素贡献进行的，如资本的利润由资本所有者获得，技术进步的收益由技术拥有者获得，劳动力取得工资收入。老年人是已经从劳动力队伍退出的非生产要素，不参与初次收入分配，因此要素收入增长与养老金增长没有直接关联的机制。这意味着现行经济中缺乏老年人直接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机制。养老金的增长需要相关制度安排才能实现。然而，制度安排有很强的法律、法规及政策性，缺少灵活的弹性，难以做到适时合理应变。同时，老年人不再是经济活动的主体，缺乏“讨价还价” 的能力，在收入再分配过程中处于被支配的不利地位。收入分配领域中存在的这些因素对养老金增长有明显的不利影响。
再次，人口老龄化降低养老金供给的能力。目前我国已进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期，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呈现不断下降态势。由于在我国现行养老金制度下的养老金主要来源于劳动要素的贡献，即来源于劳动收入形成的养老金供款，因此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意味着可向养老金系统缴费的人口比重下降，由此降低养老金供给的能力。同时，人口老龄化导致参与养老金分配的老年人口数量不断增加， 由此将不断增加总体的养老负担。如果国民收入中分配给老年人的部分不能实现合理适度增长，则老年人可得到的养老金水平将难以提高。在现实经济中，人口老龄化不利于养老金增长的效应已经体现 为“代际收入非均衡增长”的倾向，即财富更多地是向年轻一代集中。例如，福布斯发布的《2015 中国高净值阶层财富白皮书》显示，中国高净值人群在年龄构成方面，40 至49 岁年龄段占比最高，达到40.9%。胡润研究院与中国银行私人银行联合发布的《2011 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显示，中国大陆千万富豪平均年龄为39 岁。
最后，老年人知识更新滞后增加了老年人增收及财富管理的难度。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现代信息社会背景下的知识更新不断加快。限于精力与体力下降、思想相对保守、参与经济活动机会减少等多方面的原因，现代社会中的老年人难以适应快速发展的时代而易于成为时代的落伍者，由此深刻影响老年人增收及财富管理的能力。特别是当前金融工具创新层出不穷，老年人更是难以应对和把控。同时，通货膨胀风险、金融风险以及有关政策风险等都是老年人难以应对的。
当然，在现实经济中存在着一些年轻人的收入尚不及老年人的退休金高的情况。比如，很多年轻人一个月辛苦工作的收入只有几千元，远不及一些退休者的上万元退休金。这似乎表明在现实经济中也存在着收入分配在老年人与青年人之间尚“不平等”的现象。笔者认为，对此问题需要从整体角度来看，即需要进行“整体”性比较，而不是“个例”比较。如果进行个例比较，合理的方式也是进行其个人一生中劳动期和退休期的收入水平比较，而不是进行不同个体的收入比较。不同人的收入差距取决于太多的不同因素，如所受的教育程度及其专业、从事的职业或行业、个人能力乃至机遇等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而就同一个人而言，在其一生中职业生涯期间的劳动年均收入，通常高于其退休期的养老金年均收入。事实上，如果将在职劳动力群体作为一个整体，而将退休者群体作为另一个整体，那么在现实经济中的情况是：“劳动力”整体的平均收入水平是明显高于“退休者”整体的平均退休金水平的。对此，在学术上可用“养老金替代率”这一指标体现两个群体间的收入差距。即，养老金替代率指劳动者退休时的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关于替代率的测算，目前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其中一个难点是如何确定收入的口径。多数学者测算的结果表明，目前我国的替代率水平大体在40%－60%范围。即使按较高的估计结果，如根据董雪提供的数据表明，2014 年我国毛替代率水平约为 69% ，也是远低于在职人员的平均收入水平的。
建立基于全要素贡献的养老金制度
由于本文论述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性是系统性问题，因此更加强调从整体角度看问题。
从长远看，建立基于全要素贡献的新型养老金制度是根本性出路。为此，需要全面深入研究“基于全要素贡献的新型养老金制度”的有关理论与实践问题，这是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的课题。这一课题有待进行长期、深入的研究，短期内可考虑从下面两方面入手：
首先，通过税收转移支付机制增加社保养老基金收入。老年人曾对家庭与企业作出贡献，因此家庭与企业应对老年人养老负有主体责任。个人所得税来源于个人收入，企业所得税来源于企业收入，将这两种税收的一部分转移支付给老年人，可以体现后代与企业对老年人养老所尽必要的责任，因此这一转移支付方式具有合理性。具体的做法如下：可按一定比例提取个人所得税收入及企业所得税收入作为社保养老基金的收入。税收的最终来源是经济增长，因此这种将税收与养老金直接相关联的方式， 实际上是建立经济增长与养老金增长相关联机制的一种具体实现方式。由于这种转移支付方式是在个人和企业交纳所得税之后才进行的，因此不会增加个人与企业的负担。同时，这一方式也是还富于民、实现结构性减税的一种有效途径。而关于提取比例的多少以及具体的操作程序等问题，则有待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其次，建立养老金增长同经济增长相关指数关联的机制。老年人养老的根本出路在于不断完善养老的社会保障制度。而这一制度的建设不能局限于现有的保障体系的框架内，而是需要将其放在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考虑。即养老保障需要同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相联系，以此让老年人及时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经济增长是来自全要素贡献的结果，因此将养老金增长同经济增长相关联，在理论上即意味着养老金增长是来自全要素的贡献。具体思路是，可将老年人养老金增长幅度的调整同经济增长率、劳动力收入平均增长率以及同有关价格指数增长率进行关联，由此建立适时动态调整老年人养老金增长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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