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为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打造发展新引擎，中国政府号召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使我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当前，世界主要大国纷纷把打造国家战略性产业上升为国家战略，使其成为一种有目的、有组织的政府行为。
增强发展新动力、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不仅需要有国家意志，还需要有市场基础与制度保障。企业家是市场力量中推动技术进步的重要群体。作为率先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国家，英国曾在世界范围内引领了技术进步的潮流。然而，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出现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大英帝国在钢铁、电力、有机化学、电话、无线电和内燃机等新兴技术及产业的发展方而却相对滞后。
本文对19世纪末英国技术衰落的解释是，19世纪末，英国尽管在本土建立了良好的制度，却没有在国际社会建立包容性制度。在帝国体系内，英国的制度无法将殖民地的臣民吸纳为公民，致使殖民地离心力不断增长，大英帝国体系内的市场逐渐坍塌；在世界政治中，英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缺乏国际制度建设，难以约束新兴大国，并将其吸纳为战略伙伴。如上制度缺陷导致英国难以维系其海外市场，进而影响了英国企业家利用大市场创新的意愿。
一、对新兴技术态度消极的英国企业家
尽管英国工程师率先发明了许多新兴技术，但英国的企业家却不愿将这些新技术和工艺应用到生产中。无论在新兴产业还是夕阳产业，英国企业家对待新技术的态度都比较消极。
以钢铁业为例，英国企业家对新技术的反应迟缓导致了该产业的衰落。在1876年到1885年间，英国生产的钢铁在海外市场中所占的份额高达73%，使该时期的英国钢铁制造业主导了国际贸易市场。但是好景不长，到20世纪初，德国与美国的钢铁产量开始超过英国。在1910年至1914年五年间，德国平均铁产量接近英国的两倍，钢产量超过了英国的两倍。英国海外市场的丧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英国的企业家没有及时更替陈旧的设备与技术。早在19世纪70年代末，英国人就发明了托马斯-吉尔克里斯特（Thomas-Gilchrist）炼钢法。这种技术在19世纪80年代末迅速在欧洲大陆被广泛采用。然而直到20世纪30年代，英国企业家才用它替代了传统的炼钢技术。
这一现象不仅出现在钢铁这样的新兴产业，同样也出现在其传统优势产业——纺织业中。
在棉纺织业，其他国家纷纷采用新技术，用环锭纺纱机替代了传统的走锭纺纱机。在1913年，美国有87%的纺织机都采用了新式的环锭纺，而在英国的纺织中心兰开夏（Lancashire），走锭纺纱机则占据了绝大多数。在1914年的英国，走锭纺纱机的比例高达到98%-99%。而且，英国纺织业的惯性惊人，直到1954年，英国依然有超过一半的纺织机由走锭纺纱机构成。自动纺织机虽然是由英国人发明的，但将其第一次投入大规模商业生产的却是美国的德雷珀父子公司（George Draper &Sons）。进入20世纪后，英国企业家才开始采用自动纺织机。
英国在其他技术与产业领域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在汽车制造业，美国的亨利•福特（Henry Ford）开始生产标准化的产品及通用零部件，采用专用机床，并开始了流水线作业。美国汽车制造业的技术革新使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而英国的汽车制造业却还停留在传统工艺阶段。英国的企业家在生产过程中使用通用机床而不是专用机床，产品的标准化程度也非常低。
可见，无论在新兴产业还是在传统产业，英国的企业家对新技术均反应迟缓。即便一些新兴技术源自英国，但是英国的企业家却态度消极。英国企业家的消极态度削弱了英国在技术和产业领域的领先优势，迫使大英帝国将制造业霸权让位给了新兴大国。为什么19世纪末的英国企业家缺乏技术革新的意愿？展开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从英国这一典型个案中挖掘技术进步的动力，推动中国的大众创业与万众创新。
就英国企业家对新技术消极态度的成因，学界的解释主要落脚于以下几个方面：传统文化、资本外流、劳工利益集团的抵制、海外市场及其制度保障。
1.传统文化
有研究指出，英国企业家对新兴技术的消极态度是由英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反工业化”与“反商业化”的传统文化造成的。英国中上层阶级普遍对工业化抱有敌意，对变革与创新持怀疑态度，倾向于维持现状。英国从来就不是一个彻底的工业与制造业经济，因为传统文化深深嵌入了这个商业与金融社会。在此文化影响下，英国企业家对新兴技术的态度比较消极。
2.资本外流
但问题是，如果这样的观点成立，又如何解释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以及英国企业家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呢?
关于资本外流，有学者认为英国企业家对新兴技术缺乏兴趣是因为英国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对外输出了大量资本，造成英国企业家缺乏更新技术的资金来源。研究发现，伦敦金融城经常会忽略英国本国的工业，而更倾向于把资金借给国外的政府与企业，这一现象在一战爆发前的三四十年间尤为显著。
但是缺少金融资本并不是关键，问题在于当时英国企业家对资金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需求。因此，我们需要解释，在1870年以后，为何英国企业家缺少对资金的需求。
3.劳工利益集团的抵制
关于劳工集团的抵制，有学者认为，英国的企业家迟迟不采用新技术，是由于强大的劳工集团的抵制。19世纪末英国工会组织的数量快速上升，正是劳工集团的反对减慢了英国在制造业的技术进步，致使英国在1870年后逐渐走向技术衰退。
但问题是，英国曾有效处理过抵制新技术的劳工运动，从而推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而且，当而临激烈的劳工抵制时，理性的企业家将采用新技术来替代劳动力，1945年后的美国就是如此。
4.海外市场及其制度保障
关于海外市场及其制度保证，19世纪末以后，美国、德国等国家开始引领大规模生产的潮流，并逐渐在钢铁、汽车、飞机等产业占据领先优势。这些产业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来实现大规模生产，而庞大的市场规模是大规模生产的重要前提。尽管英国曾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却缺乏相应的制度来维系庞大的帝国市场。各国的贸易保护与殖民地的相继独立使英国的海外市场不断萎缩，降低了英国企业家的出口激励，进而削弱了他们投资新技术的意愿。
以往的制度研究都把英国的制度作为促进技术进步的典范。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系教授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现任芝加哥大学哈里斯公共政策学院教授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在他们2012年出版的著作《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指出，英国的成功在于建立了包容性制度。这个制度包括:在政治上，民众具有政治权利，能够参与政治活动，制衡领导人；在经济上，建立了自由竞争的市场，国家保护民众的财产权，使人们有较高的生产积极性。
下文将通过英国的案例展示，对大国技术进步而言，包容性制度的关键在于制度能容纳新兴群体与组织，既包括国内的新兴群体，也包括海外的新兴国家，这样才能为新技术、新产品提供广阔的市场，进而为持续的技术进步提供市场激励。
三、缺乏包容性的制度与殖民地市场的萎缩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前夕，英国通过不断开拓殖民地市场为其技术发展与产业升级提供了巨大的国际空间，也为英国的企业家提供了重要的市场激励。
对英国而言，美洲市场是重中之重。从1700年到1776年，美洲殖民地的人口增长了10倍，达到了300万人，对英国产品的购买力也出现了快速的增长。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美洲殖民地的民众将30%的收入用于购买进口商品，其中英国商品占据最主要的部分。
美洲市场对铁器制品和黄铜制品的旺盛需求极大促进了英国制铁与制铜产业的发展。仅五金制品一项，北美就消化掉了英国60%的五金制品。同时，英国对美洲殖民地的陶器制品的出口也在增加。到18世纪90年代，英国的陶瓷制品已经遍布北美大陆，绝大部分北美的桌子、茶具、厕具等陶制品均来自英国的进口。除了金属与陶器制品，英国生产的其他制成品，如玻璃制品、窗户玻璃、染色棉以及亚麻制品、丝织品以及法兰绒制品等，在1770年有超过一半出口到了美洲殖民地。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非洲和亚洲。在17世纪中期，英国对西非殖民地的制成品出口还不到其进口制成品的15%，而到了18世纪中期，在西非进口的制成品中有86. 5%为英国的产品。1812年到1829年间，英国对印度棉纺品的出口总额从107306英镑上升至1894602英镑，增长了17倍。
但是，英国却难以将殖民地的民众纳入其制度体系。伦敦把在美洲、印度以及其他殖民地的居民视为臣民而不是国民，由此种下了分裂的种子。在19世纪初，当时英国的政治家威廉•皮特（William Pitt）曾建议扩大英国国会，吸收殖民地代表，但是支持者寥寥。英国的制度不够包容，尤其不能吸纳殖民地的臣民为大英帝国的公民，在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产生了巨大的离心力，使得庞大的帝国市场难以为继。
美洲殖民地对英国进行反抗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既然北美民众在英国的下院中没有代表，英国就没有向他们征取任何税收的权力，即“无代表，不纳税”。由此，英国殖民地的反抗与独立纷至沓来。1776年美国独立，1947年印度宣布独立，此后马来西亚、加纳等殖民地的独立接踵而至。可见，缺乏包容性的制度极大地削弱了大英帝国掌控帝国市场的能力。
四、国际制度的缺失与海外市场的萎缩
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戴维•莱克（David A. Lake）指出，英国和美国霸权的一个显著差异就是美国建立了国际制度来维系庞大的市场，而19世纪的英国缺乏正式的制度与规则来约束国际经济交换。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进一步指出，美国为了让世界各国服从其领导的世界秩序，其制度设计是“战略性克制”的。二战后美国建立的国际制度限制了权力的滥用，把美国的行为锁定在可预测的轨道上，从而具有报酬递增的特征。例如，在建立关贸总协定的时候，为了保护其国内农业利益免遭欧洲等国家农业损害，美国设计了特殊例外条款。但是，当美国农业变得具有国际竞争力，需要扩展海外市场的时候，欧洲等国成功利用这项制度保护了自己的农业，抵制了美国农产品。
类似的例子还有1995年哥斯达黎加政府就美国对其棉花与人造纤维衬衣的进口限制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的诉讼案。尽管哥斯达黎加而对的是美国这样一个经济与军事强国，但是世贸组织做出了有利于哥斯达黎加的裁决。可见，“战略性克制”的制度安排能既能约束大国权力，也能容纳新兴国家的利益诉求，使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经济秩序得以持续。
相比之下，19世纪英国主导的国际市场既没有制度建设，更谈不上包容新兴国家的利益。这使得当时各国的经济竞争具有以邻为壑的特征。在国际经济萧条的时期，各国纷纷提高关税，英国的产品难以进入欧洲与北美的市场。
在1873年到1896年间，出现了一轮世界经济萧条。在这一时期，英国的物价下跌了22%,美国物价下跌了32%，其他国家物价的下跌则更为显著。而临经济萧条的压力，各国保护主义压力增大。
法国在19世纪80年代以及1892年两次上调关税。瑞典在1892年加强了工业保护；意大利在1878年征收了适度的关税，又在1887年大幅上调关税。俄罗斯在1877年，1885年与1891年大幅上调了工业关税。奥地利、匈牙利和西班牙也分别在19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转向贸易保护。巴尔干半岛国家则进一步转向了更高程度的贸易保护。1890年，美国的进口关税税率高达29. 6%，德国达到8.8%，而英国仅为4.8%。这些保护性的贸易政策阻止了来自英国钢铁业的竞争，保护了美国、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市场，使这些国家的本土制造业迅速成长。
以钢铁产业为例，尽管经历了经济衰退，德国的钢铁业却迅速发展，很快主导了海外市场并且超越了除美国以外的其他竞争对手，而英国的钢铁业则陷入了相对的衰退。美国国会在1890年引入的麦金莱关税（McKinley Tariff）就对英国的马口铁以及钢产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因此，随着欧洲大陆国家开始工业化，其国内的工业生产替代了进口，英国出口的商品在欧洲大陆的市场份额日益下降。到1913年，英国已经基本失去美国市场，当时美国占英国商品出口市场中的份额仅为5%。国际制度的缺失使大英帝国无法约束新兴大国，也难以维系一个开放的国际市场。
在帝国体系内，英国的制度难以将殖民地的臣民吸纳为公民；在世界政治中，英国又缺乏国际制度来约束新兴大国，也难以将其吸纳为战略伙伴。因此，当欧洲与北美的贸易保护以及殖民地相继独立，英国的海外市场逐步萎缩，其发展模式变得难以为继。需求方而的限制严重削弱了英国企业家的市场激励，从而削弱了英国企业家进行技术革新的意愿，同样的市场激励还影响了英国的金融家。
首先，英国企业家不愿意在生产中采用新技术。19世纪末出现了几个引领未来技术潮流的新兴产业:电气工程、化工以及汽车制造，但是英国企业家却没有意愿投资于这些新兴产业，而是停留在传统行业中。
需求增长乏力使英国企业家不愿舍弃现有的机器设备。由于英国工厂现有的生产效率足以供给有限的海外市场需求，英国的企业家无须采用新兴技术来提高企业的绩效。他们依然停留在传统的产业，如工业引擎、橡胶、煤炭、造船、肥皂、纺织品等。相比之下，德国与美国投入了更多的资源到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新兴产业，如化学制品、制药、照明、无线电、电气等。在1907年，这些新兴产业仅占英国制造业就业和产出的10%。在一战爆发前夕，纺织品、钢铁与煤炭制品占据了英国出口总收入的三分之二。然而，这些出口导向型产业的技术却仍停留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的水平，这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经济最大的弱点。
其次，英国企业家不愿意扩大公司规模和资本密集度。19世纪末，大型企业开始出现。这些企业利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迅速占领国际与国内市场。在南北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间，美国经济开始朝大公司和寡头垄断方向发展。到1909年，美国的产业集中度要远远高于英国。德国统一之后，德国企业也迅速扩大了企业规模并加强了市场集中度。相比之下，英国的大企业则非常少见，而小型的家庭企业仍是英国最主要的企业形式。
与企业家类似，而对有限的市场激励，英国的金融家也倾向于将资金投向海外而不是国内。
英国的对外投资从19世纪50年代与60年代开始增长，到1870年至1914年间，每年的净投资额能达到该时期英国年储蓄的30%。巨大的资本输出是英国工业衰退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由于英国的海外市场逐渐萎缩，英国的投资者认识到国内工业的资金需求与投资回报率正在减少，而新兴市场的投资回报率则相对较高。在1870年到1913年间，英国海外投资的年均回报率为5.72%，而国内投资的年均回报率是4.60%。在法国和意大利的投资回报率要比英国国内高出50%，在加拿大和美国投资的回报率则要高出60%。因此，理性的金融家选择了投资海外。
如表1所示，在19世纪末，英国的出口市场正遭到侵蚀而海外投资却快速增长。这显示了由于海外市场逐步萎缩，英国企业家和金融家而临的市场激励出现了变化。英国商品贸易的收益减少与海外投资的增加有着紧密的关联。
而对逐渐萎缩的海外市场规模，英国企业家不愿投资新兴技术，金融家也不愿为国内制造业提供资金。这样的转变削弱了英国技术变迁的动力，也削弱了英国作为世界政治经济霸权的经济基础。
六、英国技术能力与产业竞争力的下降
由于缺乏制度化的支撑，英国难以维系其庞大的海外市场，致使英国企业家投资和采用新技术的意愿降低，这影响了英国的技术水平和产业竞争力。
1.英国技术能力的衰退
由于国内企业家没有意愿来投资、采用新兴技术，英国在研发方而的投资水平要明显低于德国与美国。在美国，更大的国内市场规模带动了19世纪末快速的工业发展，因为投资新技术的高额成本可以迅速被数量庞大的消费群体分担。相比之下，逐渐缩小的海外市场以及狭小的国内市场使英国不愿承担制造业部门的高额研发费用。与美国的通用、柯达和贝尔以及德国的拜耳公司相比，英国缺乏足够的研究型实验室。表2的统计数据显示，在1876年至1926年间，英国重大发明的数量逐渐减少，德国和美国则显著增加。
2.英国产业竞争力的下降
在资本积累以及资金规模方而，美国与德国的企业都远远超过了英国。与此同时，英国不仅在新兴产业落后于美国和德国，其传统优势产业也开始失去竞争力。
在传统产业，美国与德国企业家通过扩大公司规模以及提高资本密集度，迅速抢占了由英国长期主导的海外市场。印度曾经是英国兰开夏生产的纺织品最大的出口市场。在1913年英国生产的7亿码布匹中，有43%都销往印度，占英国布匹贸易总收入的36%。然而，由于新兴大国的崛起使国际竞争加剧，海外市场对英国棉纺织品的需求急剧下滑。在1913年到1937年间，英国棉纺织品以及纱织品的出口总量分别减少了71%和24%。
同时，新兴产业的崛起使英国传统产业更难以在全球市场中继续竞争。1899年，纺织品和服装占据了世界制成品贸易的40%，工程制品仅占不到20%的份额。半个世纪之后，这些产业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金属制成品与电器产品占据了国际贸易份额的44%，而纺织品与服装的份额则降至20%。海外市场份额的萎缩改变了英国企业家而临的市场激励，进而造成了英国企业家对新兴技术所持的消极态度。这一转变长远地削弱了英国的技术能力和产业竞争力，为英国世界政治经济霸权的终结拉下了帷幕。
七、从英国技术衰落看中国的创新
长久以来，学界对19世纪末英国企业家对新兴技术所持的消极态度有诸多讨论。本文试图展示，要理解19世纪末英国企业家对技术进步所持的消极态度，需要关注英国包容性制度的缺乏所引发的海外市场萎缩。19世纪末英国技术衰落的案例为当前中国的技术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与借鉴。
首先，庞大的国内市场是大国抵御海外市场波动的重要根基，为大国参与到全球化时代的经济竞争提供了回旋余地。尽管英国的崛起依赖海外市场，但与国内市场相比，在国际竞争加剧的时期，海外市场显得更为不稳定。此时，庞大国内市场的优势就逐步显现，因为通过开发国内市场可以化解全球市场波动的风险，也可以将庞大的国内市场作为对外经济战略的重要筹码。因此，在而对全球经济不测波动、海外市场争夺压力增大的时候，美国仍可以依靠开发国内市场来推动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
此外，凭借其庞大的国内市场，美国还可以通过操纵国内市场准入，来影响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这样的对外经济战略工具也是大英帝国不具备的。在世界经济危机期间，英国也无法将国内市场作为对外经济战略工具，让美国放弃其保护主义政策。
当前，中国政府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事实上，中国在海外市场开拓的过程中，已遭遇到类似英国所遭遇的问题。近年来，拉美国家对拉美“去工业化”趋势的讨论日益增多。有人认为，随着中国出口拉美国家的工业产品的竞争力不断提高，大量中国产品的涌入是造成拉美工业倒退的原因之一。与此同时，印尼等国也相继出现经济民族主义，排斥中国出口的产品。因此，“一带一路”建设需要与国内市场开发同步进行。在海外市场而临不测波动的时候，庞大的国内市场是国家抗拒海外市场波动的重要根基。
其次，包容性制度为市场开发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支撑，而吸纳新兴群体的能力是包容性制度的重要方面。在帝国体系内，英国的制度难以将殖民地的臣民吸纳为公民，造成殖民地离心力不断增长，大英帝国体系内的市场逐渐坍塌。因此，包容性制度不仅需要建立明晰的产权、良好的法治等，还需要具有吸纳新兴群体的能力。在15世纪和16世纪，葡萄牙对异教徒的迫害导致这些群体大量逃离，随之带走的是财富、经商技能与生意关系。这些新兴群体的离开削弱了国内市场的发展动力，促使国家的经济走上衰退。到了1700年，葡萄牙已经从原来的海上强国变成了欧洲的一个落后国家。相比之下，美国的制度通过持续吸纳新兴群体，激发了市场源源不断的创新能力。许多美国企业之所以能够引领全球科技的前沿，离不开包容性制度的支持。
例如，美国波音公司不仅集结了一流的美国工程师，而且还吸纳了很多优秀的俄罗斯工程师，为其技术创新提供了坚实的人才基础。因此，中国的创新与创业不能仅仅看到产权，还需要建立包容性制度，不断吸纳新兴群体。
再次，建立包容性的国际制度对海外市场开发也非常重要，而关键在于保持“战略性克制”。本文展示了，大英帝国难以建立包容性的国际制度来维系庞大的海外市场，是促使其在19世纪末陷入衰退的重要原因。当北美与欧洲市场纷纷关闭、殖民地相继独立，而对急剧缩小的海外市场，英国企业家失去了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的动力，英国经济也由此走向衰退。同时，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也证明了建立包容性国际制度的重要性。二战后，欧洲通过高度的制度化形成了统一的市场，而亚洲的一体化进程则因为缺乏制度保障而显得困难重重。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当美国向日本关闭国内市场时，日本企业难以寻找制度化的区域市场作为替代。相比之下，德、法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有效融合了欧洲市场，使其能够在而对美国的压力时利用欧洲市场化解困境。
当前，中国的企业创新能力增强，逐步走向世界市场。此时，不仅需要发挥中国的经济影响力，还需要让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制度化。事实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制度建设正是重要的努力。此外，这样的制度建设还需要对自身进行“战略性克制”。美国建设全球经济秩序与欧洲统一市场的过程都表明，权力被分享让权力更强大，而权力受制度约束也会让权力更持久。中国海外市场的开拓在体现本国利益的同时，还需要为各国发展提供一个包容性的制度平台。在制度建设的过程中，不仅要包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还要容纳守成大国的利益诉求。这样，中国的海外市场开发才能更持久，从而为激励中国企业家的创新提供一个长久的海外市场平台。
注：本文原刊于《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原题：“包容性制度、海外市场与企业家创新——19世纪末英国技术衰落的政治经济”。澎湃新闻经授权重刊，略去注释，并由作者略加改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