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的类比与现实的政治
与奥巴马政府和前国务卿希拉里不同，特朗普一直对俄罗斯和普京示好，且认为崛起的中国是对美国工人工作岗位以及美国全球性权力的威胁，一些媒体通过历史对比，预测未来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会是对1972年尼克松政府的对华政策的反转，即不再对俄打“中国牌”。特朗普可能反而试图通过加强美俄关系，将俄罗斯拉出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名单，这样美国就不必同时应对中国和俄罗斯，而且如果克里姆林宫不再认为中国是有价值的贸易和战略伙伴，俄罗斯甚至可能帮助美国制衡崛起的中国。
诚然，特朗普对普京亲近，对中国的崛起充满敌意，也不满尼克松和基辛格接近中国的现实政治，做出这样的历史对比看起来是很有吸引力的。但是，这三个国家的经济联系和军事实力却显现出不同的情况。美国与中国的经济相互依存远远超过美俄之间经济的相互依存。
另外在军事实力方面，在一场潜在的冲突中，俄罗斯的军事力量相比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更有可能威胁到美国的政治利益，如俄罗斯对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的占领，以及通过网络信息误导等手段干预美国2016年的总统大选等。
有必要指出，中苏分裂，以及随后双方在领土、地缘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导致苏联和中国在1969年时处于爆发核战争的边缘，因而尼克松和基辛格有效地利用了这一形势。但是在今天，中俄并没有领土和意识形态的冲突。
因此，如果有人把特朗普对中国打“俄罗斯牌”跟尼克松在1972年对苏联打“中国牌”进行比较，而认为特朗普是现实主义者，本文要说明的是，如今的事实表明，现在中美俄的三角关系与1970年代时期三个国家的关系不一定能同比。
二、特朗普对历史的简化理解
根据学者Yaacov Y.I.Vertzberger的说法，政策制定者对历史的参考是制定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是说服自我和他人的一种手段。这种形式的论证对于澄清当前情况的因果结构和因果关系或手段、结果序列的固有逻辑至关重要。因此，通过参考历史的例子可以简化明了当前的政治形势，联系过去的类似情况，制定在过去曾取得成功的策略。
除了历史类比的便利，著名的现实主义学者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和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认为，由于中东和衰落的俄罗斯都不会对美国构成相对权力的直接威胁，只有在亚太地区，美国会是“不可或缺的国家”，能帮助像日本、韩国和越南这样的国家牵制正在崛起的中国，因为这些地区的小国自身无法与中国相制衡。
基于这一观点，鉴于特朗普对俄罗斯比对中国有更多积极的评价，他很可能会加强美俄关系以防止俄罗斯和中国形成反美集团。据独立研究院和平与自由中心的伊万•伊兰（Ivan Eland）主任所称，特朗普的顾问可能将俄罗斯视为是“对崛起的中国有价值的平衡者”和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有效盟友。这种立场与尼克松和基辛格将中国视为对苏联的制衡的价值观有相似之处。所以按照沃兹伯格（Vertzberge）的观点，特朗普及其外交政策团队可能是利用尼克松和基辛格时对中国的政策作为其历史参考点，以简化理解如今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复杂的三角关系。
因此，当把历史对比和现实主义元素结合起来，可以说，既然俄罗斯除了其军事实力外已不是个“上升的强权”，而与此同时中国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在亚太地区可能持续增长，这很容易让人把现在的中国与1970年代的苏联相提并论。此外，由于尼克松政府重新与中国建立外交联系已被广泛地视为有效地打破整个共产主义集团的历史案例——尽管在60年代早期中苏关系就已经产生破裂，这也容易让人提出现在的情况存在着美俄“共同努力”制衡中国的潜在可能。
因此，正如沃兹伯格所说，通过与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历史对比，这种简化的平行关系使得特朗普及其顾问更容易理清当前的国际政治环境，并且可能纯粹基于这一历史案例来制定政策。最后，历史案例是能让决策者简易地理解过去与现状的参考点，并利用这些案例来应对当前中美俄三角关系的不确定形势。
三、中美俄三大国经济关系的转变
除了诉诸简单的历史对比，沃兹伯格还警告说，决策者基于历史经验的分析也可能会导致对当前事件产生偏见和不完全认知，这会导致做出有潜在危险的政策决定。基于这样的分析，需要指出的是，当前中美俄三国的关系与1972年时相比已大不相同，特别是在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分配方面。因此，利用尼克松和基辛格的例子来作为理解中美俄三角关系的参考点，忽视了过去与现在的许多差异。
比如说在经济方面，在1972年时美国的经济并不依赖于对中国和苏联的贸易，而自2011年以来，美国每年向中国出口价值超过1000亿美元的货物，同一时期每年从中国进口价值400—480亿美元的货物。此外，2015年美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和服务总额超过850亿美元。根据中美商会所说，与中国的贸易支持了美国约260万个就业岗位，然而在另一方面，同一时期美国每年只向俄罗斯出口价值不超过111.4亿美元的货物。
因此，由于美国在1972年时没有与中国或是苏联进行如此多的经济活动，而今天，对美国来说中国是比俄罗斯更加重要贸易伙伴，我们不能简单地从1972年三方的经济关系和当前三方的经济关系的对比中得出历史相似之处。因此，如果特朗普及其外交政策团队忽视了中国是一个比俄罗斯更重要的贸易伙伴，如沃兹伯格所认为的，他们会注入一种虚假的现实感，其中可能与现实的实际状况不符。
在这三个大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发生了变化的同时，当今中国的军事力量也无法像1970年代苏联那样对美国进行威胁。除了美国仍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这一事实，俄罗斯是世界上唯一在战略核武器数量上与美国保持平等的国家，而中国则保持着规模小但依然可观的核威慑。比如说，中国目前只拥有260枚核弹头和一部分能够到达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ICBM），而俄罗斯则拥有大约1790枚可运作的核弹头以及几百枚洲际导弹。事实上，苏联和美国在1972年时拥有超过15,000枚可运作的核弹头，而当时中国的核能力是最有限的。
所以，尽管中国人民解放军近年来在亚洲威胁美国盟国和军事基地的能力有所增加，但俄罗斯仍然是唯一能摧毁整个美国本土的主权国家，就像1972年的苏联那样。因此，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瑟夫•邓福德（Joseph Dunford）将军指出，俄罗斯仍然是对美国唯一的“威胁存在”，而不是拥有了像苏联那样能直接威胁美国的能力的中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战略核力量方面，当前的中国与1972年的苏联不可比。
四、俄罗斯对美国的现实威胁
事实上，虽然解放军在近几十年来进行了重大的现代化改革，但俄罗斯的军事实力表现出了对冷战后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威胁。在2014年，在乌克兰爆发革命驱逐其亲俄总统后，俄罗斯的军队抓住机会占领了克里米亚半岛，并随后通过被认为是非法操纵的全民公投吞并了克里米亚半岛。俄罗斯还暗中入侵东乌克兰，并制造出一个冷冲突，作为对在基辅新建立的亲西方政府的施压点。这种入侵是自冷战以来首次一个大国在没有经过另一主权国家的同意下吞并该国的领土。虽然自2014年以来中国在南海建立起了几个大型的军事基地，但中国并没有表现出类似俄罗斯的军事能力。
最后，俄罗斯军方在发动针对美国的网络信息干扰活动（或是信息泄密）中显得更为成功。虽然中国曾成功地窃取美国的工业秘密，如F-35战斗机的细节资料，但中国的黑客却经常被对方抓到。另一方面，有证据表明，俄罗斯的军事情报机构“格勒乌”(ГРУ)曾利用黑客黑进了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总部，同时发布真实的和编辑过的虚假信息来混淆美国的选民，损害了今年美国总统大选中选民所得知的真实新闻。
虽然没有明显的证据证明克里姆林宫帮助特朗普赢得此次大选，但格勒乌的信息干扰活动动摇了美国的选民，使之远离对普京态度严厉的希拉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俄罗斯已经成功地利用其网络战的能力破坏和分裂美国政治，所以俄罗斯比中国具有更大的发动信息战的能力和意愿。
另外，根据美国学者斯蒂芬•G.布鲁克斯(Stephen G. Brooks) 和威廉•C.沃尔福斯(William C. Wohlforth)的说法，与俄罗斯、苏联和美国相比，中国到现在还未能将其经济增长充分地转化为军事实力，这是因为与这些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的技术还相对落后。举个例子，2012年美国投入790亿美元在军事技术的研发上，这是同年中国投入的13倍。美国在开发新技术上拥有14000多项专利，而中国只拥有2000项左右。
此外，知识产权保护和资本分配不当，包括人力资本（技能、教育和健康）在国内的低效只会继续阻碍中国在技术发展中追赶西方、俄罗斯和日本。因此，中国要成为超级大国，仍然需要制定更加精确的长期政策，将其GDP增长转化为建立合理的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这样的创新将有助于使中国军队的现代化，而这仍然有赖于像俄罗斯这样的外国供应商提供关键的零件，比如向中国空军的歼-10系列和歼-20等顶级一线战斗机提供先进的涡扇发动机。
五、中俄关系远远好于1972年
总之，由于198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和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中国与美国在贸易、投资和服务方面也相互依赖。然而，正如斯蒂芬•G.布鲁克斯和威廉•C.沃尔福斯所指出的，与俄罗斯、苏联和美国相比，中国到现在还未能将其经济增长充分地转化为军事实力。正如现实主义者的观点，军事实力仍然是国家权力投射的关键。虽然本文不排斥中国具有最终克服技术缺陷并将其经济成果充分转化为军事能力的潜力，但这样的转变需要时间，因此短期内俄罗斯军队可能仍然是全球第二大军事力量，也是唯一能通过暴力手段结束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的国家。
与此同时，当前的中俄关系更为有建设性。自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中俄到1980年代末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上一直是对手。在此期间，解放军与苏联军队都对对方的边境进行小型的军事干预，同时彼此以核打击相互威胁。与此同时，中国和苏联还在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意识形态竞争。
然而，从1990年代开始，俄罗斯和中国解决了它们的边界争端。这两个国家还在21世纪初成立上海合作组织，以应对激进的伊斯兰势力和其他挑战中亚地区稳定势力的兴起。最后，两国还共同反对以“民主演化”为名在一个主权国家内散播自由民主思想和干预其国内事务。在这点上，1972年以意识对抗为特征的中苏关系，到如今已不再。至于地缘政治竞争，俄罗斯仍然向中国提供先进的战斗机、地对空导弹（SAM）和战斗机的涡扇发动机，这意味着中国并不是克里姆林宫最主要的地缘政治对手。
基于上述的分析，很明显，当前的中美关系与1972年的美苏关系并不相同，现在中美双方的经济互动远远超过美国与俄罗斯的经济互动。事实上，即使是特朗普也承认美国是中国“最好的客户”。另一方面，今天的中国不具备1972年苏联那样对美国威胁的能力，但俄罗斯在相比之下仍然拥有更强的军事实力，并有可能颠覆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
至于中俄关系，由于两国已解决其边界争端，俄罗斯仍继续向中国出售天然气和先进的武器装备，推动中国的经济和军队实现现代化，当前的中俄关系与1972年两国在地缘和意识形态对抗相比已是相去甚远。因此，尽管1972年与现在，两个时期都共同具备某些现实政治的因素，但尼克松和基辛格对苏联打“中国牌”的历史案例，并不能与当前中美俄三角关系相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