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美贸易摩擦中的三个经济学争论点说起
第一个争论点是比较优势理论。这是由大卫·李嘉图提出并发展起来、具有重商主义色彩的理论。这个理论倡导把一个国家的经济体系牢牢钉在整个全球供应链中的某一个领域，让它发挥应有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发达国家已经全面主导了全球供应链体系，从而占据其中最大的价值。所以比较优势理论没有竞争的含义，只是要求参与者特别是欠发达国家各安其命。因此，一旦放弃比较优势理论，竞争就无可避免。
中美贸易摩擦恰恰说明了这一点——因为中国不再盲目遵守比较优势理论，不希望永远停留在价值链的中低端，而是要往价值链高处迁徙。这个迁徙的过程必然不是简单的对产品贸易的争夺，而是对技术主导权的争夺。中美贸易摩擦不只关乎贸易，而是有竞争优势重构的考量。
如果大家对此有异议，可以研究一下美国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传记。汉密尔顿是很多西方基础制度的早期建设者之一，包括金融制度、中央银行制度等，他也提出一个重要的战略是对比较优势理论的彻底颠覆。
当时作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建议美国不要发展工业，只发展农业即可，工业品可以全部从英国进口。当时美国第一任国务卿杰斐逊全面接受了这个建议，认为这种分工方式既有利于英国又有利于美国。但当时作为财政部长的汉密尔顿坚决反对，他认为如果美国不能建立统一、一体化的工业体系，会对未来发展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如今美国早已是全世界最强的制造业大国，这一定程度上归功于汉密尔顿的战略，归功于他否定了比较优势理论。
第二个争论是关于产业政策。众所周知，日本是运用产业政策比较早的国家之一，其当时的产业政策主要是一些限制清单，提示哪些领域不可为，并不是引导企业在哪些领域投入和发力的政策体系。但中国运用产业政策时，反其道而行之：从政府角度出发，对产业政策进行理论性、框架性的调整，做了很多鼓励性、支持性的引导产业发展的政策。
我不想评论这种政策的好与坏，只想陈述一个事实：市场经济本身从来没有否定相应的宏观调控，尽管很多宏观调控措施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实施，但是宏观调控一定意义上隐含着在某些范围、某些领域中存在某些程度的政府干预和政府调节，这是不容忽视的。
我曾经在《财经》上发表一篇文章《旧王朝新政与凯恩斯主义》，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几次比较有名的新政，包括王安石变法等。最后的结论是，很难严格区分哪些措施是有形的手，哪些是无形的手。政府只要让无形的手发挥其主导和决定性作用就行，但是在必要时，有形之手还是要放出。
中美贸易摩擦第二个争论点就在于此——美国认为中国政府对产业干预过多，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公平竞争环境，所以美国要采取相应措施。但是反观现在美国采取的限制性清单、实体清单和惩罚性措施，每一项都是有形之手，这也否定其一开始关于“政府应该远离市场、不该干预实体经济”的主张。
第三个经济学争论点是政府补贴。在去年10月为英国《金融时报》撰写的文章中，我提到中国应该在一定程度上争取技术主导权，从而获得有效的竞争优势。从政府补贴上看，美国众多核心技术的发展都跟两个机构分不开——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DARPA（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其军事技术的民用化过程需要大量的政府投入和补贴。马斯克的火箭回收再利用项目来自民间资本，但是项目所使用的技术在前期需要巨量资金投入，天量资金来自政府补贴依然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我认为，政府补贴也是经济行为，要承认市场经济的市场参与者是多元的，政府也是市场参与者之一，所以它也会有所行动，当然政府补贴要遵循规则。
再看关于强制技术转让的争论点。过去工业化时代全要素生产率最重要的是土地、人力和资本，现在数字化时代全要素生产率中最重要的是技术。如果中国开放市场和外资公司合作，却不能得到外国先进的技术，那合作的基础是什么呢？中方和外资企业合作的基础，是在掌握外资公司原始创新技术这个前提下，通过外资公司进入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实现增量创新，从而实现双方共赢。否则，中国开放市场进行对外合作的基础逻辑不稳定，因为科技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
后工业化时期，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发展趋势
现在世界经济发生了一些趋势性变化，特别是后工业化时期，这些变化本身对中国有借鉴意义。据我个人观察，这些变化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和以金融业为主的虚拟经济，两者边界越来越模糊，很难分清楚谁为实体谁为虚拟。研究发现，标普500市场估值中，大概有80%左右的资产都是无形资产。
我的问题很简单，知识经济是虚拟经济还是实体经济？尽管这在分类学上有点偷换概念，但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既然我们要向知识经济前进，这个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实体和虚拟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
其二，科技确实在改变世界，这是不争的事实。科技几乎全面渗透在经济环境中的各个角落，一个公司绝不可能脱离科技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现代化企业。即便是一个街边的小作坊，也要考虑使用二维码让支付更便捷。科技已经变成整个现代经济运行的血液了，所以对科技的掌握越来越重要。
其三，国际贸易冲突数量虽然会一定程度上增长——从原来的货物交换到现在的技术主导权竞争，这种争夺的烈度肯定会提升，但在竞争过程中，冲突本身已经是一种过去的叙事方式，而不是现代的叙事方式。
国家之间冲突的形态在变化。货物贸易可以通过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来降低其流动速度，但信息如何被阻断？IoT（一切皆互联）问题如何解决？在万物皆互联的时代，我们无法在某处设置闸道阻止数据流动。随着5G时代的来临、IPv6（互联网协议第6版）应用，世界上每一粒沙子都会有自己的IP地址，每一粒沙之间都可以进行信息交互。
所以，科技进步一定会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加速人与人、国与国、民族与民族、甚至是人与自然、动物和植物之间的交流，科技具备这样的能力，冲突不再是现代的叙事方式，更不是未来的叙事方式。
如果聚焦制造业，大家还应该注意以下几个发展趋势。
第一个趋势是产业边界逐渐消失。比如3D打印，原材料和产品属于制造业，但支撑其运作的是算法和程序，所以很难界定它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
首先，现在生产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已经高度融合。目前全球大的经济体的制造业比重都在下降，我认为这可能因为传统的制造业统计方法存在弊端。现在分享经济等新经济形式出现后，其实很难识别企业所在的行业。此外，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互动速度越来越快，制造业的概念已经变模糊了。
比如原本我们认为可贸易的产品基本都是商品或者是一定产品化的服务，但是现在可贸易化的产品日趋丰富，比如内容贸易，像漫威的动画电影，它既是一个概念，也是一个IP，它可以通过电影这一载体实现贸易。所以，原本不可贸易的产品可贸易化是未来一种趋势，产业边界的模糊越来越成为我们当下所面临的挑战。
其次，迭代创新的速度越来越快。以前创新是从0到1，比如从没有手机到发明了手机，现在更多是增量创新或者边缘创新，是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动态迭代的创新。创新到一定程度之后，实现质的飞跃。举个例子，电话用了将近80年的时间才实现用户数量超过一个亿，但是现在的新型技术大概可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实现用户数量超过一亿，比如电子游戏“Candy Crush”，这个电子游戏大概几个月的时间用户已经超过一个亿。
最后，产业的业态流动性和柔性化越来越快。制造业企业给人的认知，不再停留在传统钢铁企业那样工人在炼钢炉前挥汗如雨的印象。比如，我曾供职的光大集团在宁波有个垃圾焚烧发电厂，工厂达到欧盟2010的标准，处理二噁英已经达到世界最先进的水平。浙江原省委书记夏宝龙参观时说，这工厂跟花园一样，看不出这是制造业企业，这完全是一种高科技赋能的柔性产业。后工业化时代，企业“重”的含量越来越低，“轻”的含量越来越高。
从企业负债表上看，能吃能用手拿把攥的内容越来越少，但是捕捉不到的价值和难以确定的内容越来越多。所以，由此而出现的趋势是，企业生命周期越来越短，成为百年老店的机会越来越小，如果企业希望成为百年老店，需要投入更多的柔性和技术要素。
第二个趋势，企业的初始投资会越来越大。有些人会不理解，因为现在更多是分享经济，本应是小众多元共享，初始投资不应该这么大。但是现在如果一个企业从诞生之日起到变成独角兽，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小众、多元、共享的目标，其实必须要有大量的技术投资，而越是突破性的技术，对企业前期的融资能力要求越高。以前融资5000万可能就够了，而现在没有10亿美金以上的融资额，难以称自己是一个科技初创企业。现在有些人声称要发展一项新科技，比方要做一个区块链技术通证（token），把所有的东西都通过token连接在一起，至少是十亿以上的融资概念，初始投资之大超过传统经济的框架设计。
同时，作为一个初创企业进入市场，要迅速规模化，如果不能在很短时间内做大做强，就没有生存空间。比方说嘀嘀出行与某些同类企业之间的竞争，就是快速烧钱打开市场，否则就等同为零。过去传统经济时代，不同企业可以在产业链中高端、中端、中低端、低端上共同生存，相安无事并存。新经济时代跟以前不一样了，产业链垂直一体化和水平一体化已然成为趋势。
第三个趋势，企业之间完全可以迭代，可以倒果为因。过去是有了需求才有供给，但以后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供给是需求端想象不到的，产业发展骤然提速。
第四个趋势，比较优势将会让位于系统集成。中国未来要占领制造业的最高端，一定要有很强的系统集成能力。这也是我不担心中美贸易战会极大地损害中国实体经济竞争力的原因。现在的实体经济，一个国际性领先企业的能力绝对不在某一项技术上，而是在若干项垂直维度的技术上以及水平维度的集成能力上，比如集成技术、集成产品、集成渠道、集成客户群、集成系统，这样才能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领先企业。比如波音，即使它不生产任何一个机器零件，也不会影响它成为世界最大的飞机生产企业。系统集成能力是未来竞争的关键，而系统集成能力一定建立在高端的技术基础之上。
经过4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制造业确实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而这种进步任何人都不可能视而不见。
首先，中国实体经济的全产业链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也是我对中美贸易摩擦有信心的其中一个原因。中国是世界上整个制造业产业体系最完整的国家，与德国、美国相比各有优劣。中国有高端、中高端、中端、中低端、低端产业，并且都已经系统化、体系化，这个能力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建立起来的。同时，制造业本身与周边的配套企业、配套系统之间的系统性联动和系统性集成能力也是比较强的。比如基础设施建设、电力供应等。
第二，中国具有很强的增量创新能力。美国总是指责中国窃取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之类。但我的观点是，一个国家的经济跟小孩成长其实是一样的。小孩成长最初不都是模仿吗？牛顿和爱因斯坦不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成为巨人的吗？国家经济也一样，只要在规则之内，模仿是可以的。但是很重要的一点，中国通过自己巨大的市场容量创造了增量创新的可能性，这是别的国家没有的能力。
举例来说，以色列开发任何一个产品，一定是看中国市场需求，因为其国内市场很小。以色列开发的产品技术，要么盯着欧美市场，要么盯着中国市场。因为美国和以色列之间互补性有点弱，所以中国是以色列企业必须要研究的市场首选目标。
中国在产业方面有很多增量创新。从0到1是创新，从1到10也是创新，并且中国可以通过巨大的市场容量来进行增量创新，这一部分也蕴含着并且已经创造出很多非常重要的知识产权。所以中国在制造业方面的优势是多维度的。
第一，实体经济的存量结构还不完善，低端、中低端产业占比较高。
第二，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不清晰。政府要发挥有形之手的作用，但是也一定要在主体经济活动之外，不能时不时管不住自己的手。否则，久而久之，整个经济运行的轨迹和规律就会遭到一定程度的扭曲。
第三，实体经济自身发展的方向不清楚，不确定性在增加。目前经济的大趋势是从过去工业化进入了数字化经济，任何人都不全然清楚未来是什么样，即便是世界上最有名的科学家。很多人会提到人工智能是未来工业发展方向，但是人工智能是一个大概念，这个概念可以上到天、下到地，90%的人工智能只停留在PPT上，10%或许有应用的可能性。所以，中国企业不知道未来发展方向也很正常。我们也不知道下一步要投资什么，只能迭代地观察，动态管理、投资。
第四，中国实体经济的核心竞争力不足。很多关键技术没有突破，很多关键知识产权没有掌握，这个方面压力很重。
第五，制造业的可贷款性和可融资性指标不够。过去，制造业企业可以将土地、厂房和成品抵质押给银行，银行就给企业融资，但现在已经变了。这要求企业资产负债表要全面重构，使资产的可贷款性和可融资化、可资本化程度提高。企业融资一定要有上市的思维，怎么讲好技术的故事、专利的故事、产品的故事、分销线的故事、客户群的故事以及未来发展前景的故事，作为一个企业家，要把这些东西都想清楚。
第六，制造业本身非主业化倾向非常严重。2014年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国有企业影子银行问题的文章。中国很多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他们赚钱并非是通过主业而是通过银行理财产品来赚钱。这也是很大的一块影子银行。企业通过银行拿到低于基准利率10%的贷款，反向再投资于银行的理财产品，特别是中小银行理财产品，这完全是无风险套利。因此，如果企业都能赚这么容易的钱，他怎么可能每天研究新科技、新产品呢？所以，企业一定要聚焦主业，制造业的核心还是围绕主业的整体系统集成能力。
还有一种核心观点认为，现在人工智能之后就不需要太多的制造业了，这是大错特错。现在所有新科技的发展最终的瓶颈在制造业，也就是制造能力上。为什么中国芯片发展14纳米困难很大呢？就是输在了加工制造环节上，没有像台湾企业那么好的制造能力。真正支撑AI的是制造业。现在中国有大量新型制造业企业，只想出来还不行，还得把它造出来才行，所以制造业的重要性就在于此。
用市场化手段解决制造业融资难题
怎么解决制造业融资方面的问题？
首先，我坚定认为应该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不应该过度干预市场，包括金融市场的建设和发展也应该按市场规律去做。
第二，一定要培育发展多元化的金融机构，单元化的金融机构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目前，商业银行为什么远远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因为商业银行是基于历史财务数据的融资载体，基于企业的财务状况和抵质押品做出是否融资的判断。商业银行是与工业社会高度联系在一起的。它是承担少量风险而获取稳定收益的机构，而不是博大风险获得超大收益的机构，不是私募（PE）也不是风险投资（VC）。商业银行对应的是工业化时代，我们更需要对应新经济时代及数字化时代的新型融资载体，所以培育多元化的金融机构非常重要。
第三，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建设不好，所有的实体经济就会缺乏一个特别有效的退出机制。任何一个实体经济发展、制造业发展一定是未来可预期的，可预期的重要内容就包括退出渠道，否则前期投入的主观能动性不会太强。因此，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也非常重要。
第四，除了贷款为主的产品组合，银行还要发展多种融资便利组合。监管机构一定要对多种融资便利在风险计量和风险拨备方面出台有针对性的新政策。不能让所有的融资性便利都是一个风险计量或100%风险权重，否则就无法量化新科技、技术、新IP，也就没法出台一个一体化的融资方案，这对监管机构的要求也很高。
最后，监管机构一定要有数字化思维。现在银行处理的更多是资金，但未来要面临两个介质，一是资金，二是数据。因为数据是现代的石油，是现代企业的资产，它是无形的。很多企业的原料就是数据，生产出来的产品也是数据，或者称之为信息，这是全新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监管机构如果没有数字化思维，就无法掌握现代经济最为重要的媒介——数据，也就无法对金融体系的风险定价和风险管理数字化重塑给予适度精确的宏观监管响应。停留在旧有的舒适区域，显然不是有效的监管选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