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19世纪，伴随着贸易全球化从零起步的发展，我们见证了日不落帝国的辉煌，也看到了亚非拉地区的贫困化。即便是各国经济已经高度关联的今天，贫富差距的扩大依旧是反对贸易全球化的有力理由。面对金融危机后的复苏乏力，“逆全球化”的声音逐渐放大，其政治影响力也进一步增强，英国选择“退欧”与美国社会对特朗普的追捧都与之相关。毫不夸张地讲，我们面临着一个历史性的选择。在这样的背景下探究经济全球化进程，尤其是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后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引言
“效率”与“公平”的取舍权衡，是经济学研究中最核心的命题之一。自地理大发现开始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使得资源得以在更大范围进行自由配置，极大地提升了经济效率，但自由贸易对全球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则众说纷纭。19世纪，伴随着贸易全球化从零起步的发展，我们见证了日不落帝国的辉煌，也看到了亚非拉地区的贫困化。即便是各国经济已经高度关联的今天，贫富差距的扩大依旧是反对贸易全球化的有力理由。面对金融危机后的复苏乏力，“逆全球化”的声音逐渐放大，其政治影响力也进一步增强，英国选择“退欧”与美国社会对特朗普的追捧都与之相关。毫不夸张地讲，我们面临着一个历史性的选择。在这样的背景下探究经济全球化进程，尤其是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后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在全球化如何作用于全球不平等这个问题上，西方学者的观点日趋消极。Held在其书中指出，媒体和国际金融机构常常鼓吹全球化的积极影响，即通过自由贸易和跨国投资实现了增长的“趋同”（convergence），但很多研究证明了全球化在某些视角上也可能加剧了不平等，乃至成为不平等的渊薮（Held，2007）。Neiman和Karabarbounis 发现，从1980年至今的35年内，全球企业部门总产值中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了5个百分点（Neiman & Karabarbounis，2013）。Held 与 Koenig-Archibugi认为经济全球化本身可能阻碍发展，加剧不平等，甚至让世界上很多地区的穷苦人群每况愈下（Held & Koenig-Archibugi，2003）。Elsby等分析了美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变化，认为过去25年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有2/3不能被统计因素解释（Elsby et al.，2013）。法国经济学家Piketty所著《21世纪资本论》对全球财富分配不平等扩大这一现象的分析，将社会对全球收入分配问题的关注推向了新的高潮（Piketty，2014）。Summers（2014）、 Feldstein（2014）等著名经济学家也对这个问题作出评论。
严格地说，Piketty在《21世纪资本论》中研究的是各个发达经济体内部不平等程度的变化，并没有直接研究“国家间”贫富差距的问题（Piketty，2014）。Milanovic（2009）指出所谓全球收入不平等，有3种“递进”的计算方法：第一层次是对所有国家平等对待来计算，第二层次是按照国家人口来加权，第三层次是打破“国家”的概念、从整个世界的角度来计算，核心指标都是基尼系数。他的计算结果说明，以第二层次衡量的不平等水平是持续下降的，且新兴经济体的增长使得第三层次的全球不平等得到抑制。
在各个经济体高度关联的今天，单纯从一个国家的视角研究收入分配好似管中窥豹，且忽略了中国崛起这一过去30年全球最为重大的地缘政治事件。中国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广泛深入地参与20世纪后期以及21世纪的全球经济事务，并深刻影响了世界经济格局。中国经济长期的强劲增长让6亿多人口摆脱了贫困，同时也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使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认为，研究全球收入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决不能忽略拥有世界1/5人口的中国的经济增长，应该把全球的经济发展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作出更深刻、细致的分析。
我们发现，在将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纳入考虑后，全球贫富差距在过去的几十年不仅没有扩大，反而呈现出缩小之势；中国能否保持中高速增长，也将影响未来全球收入不平等的演进。在国际上，已有一些学者对中国增长的全球贡献进行分析，比如Wade（2004）在衡量全球不平等时，认为中国起到了“扭转”（pivoting）作用，这与我们的观点不谋而合。我们除了说明这个统计意义上的“中国贡献”，还将从具体渠道入手，研究中国的增长会如何作用于其他国家的收入分配。
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国内反贫困的成就举世瞩目，但也有观点认为中国在发展初期依靠廉价劳动力支撑的出口导向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发达国家低端制造业的市场，使得发达国家的“穷人”变得更贫穷，从而加剧了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我们不能完全否认这一现象的存在，这种事实上的财富转移恰恰缩小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加之发达国家拥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因此其国内“穷人”的生活水平下降幅度无须夸大。同时，根据李稻葵和徐翔的分析，自2007年起，中国的劳动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开始上升，这意味着劳动力成本开始增加，且这一趋势将保持下去（李稻葵、徐翔，2015）。在印度等其他新兴市场贸易顺差较为平稳的背景下，中国未来经济结构的转变将改善发达国家国内的收入不平等。
我们认为，学界与政策层要充分认识到中国经济增长对抑制全球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突出作用，这是中国对全球经济的重要贡献。在各国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的背景下，我们要大力宣讲中国在改善全球收入分配格局中发挥的作用，并让世界认识到中国未来的增长与结构调整，将继续成为抑制全球不平等加剧的重要力量。
二、全球收入分配的相关研究：西方学者的视角
对于20世纪20年代初到80年代初这段时间的劳动收入份额，学界主流的观点还是相对稳定不变的，这一观点也得到了数据的充分支持。事实上，卡尔多在1957年提出“卡尔多典型化事实”中的劳动收入份额相对不变，并非是对一个全新现象进行判断，而更多的是对一个已经固有的经济现象进行总结和梳理。
20世纪80年代之后，劳动收入份额出现全球范围的趋势性变化。Neiman和Karabarbounis发现，从1980年至今，全球企业部门总产值中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了5个百分点。他们对各个地区或重点国家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Neiman & Karabarbounis，2013）。Elsby、Hobijn和Sahin关注了美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变化，发现在1988年到2013年美国劳动收入份额的趋势性下降，可以用统计口径变更和美国的供给链中劳动密集型的部分被外包来解释（Elsby et al.，2013）。Bentolila和Saint-Paul发现OECD国家的劳动收入变化由每个国家的资本产出比所决定，同时受到进口材料价格和资本有利型技术进步的影响。之后，他们还提供了得到这一结论的实证证据（Bentolila & Saint-Paul，1999）。
Neiman和Karabarbounis的文章系统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并给出了一个和Piketty的研究有共通之处的解释（Neiman &Karabarbounis，2013）。他们认为，投资品相对消费品价格的下降是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因。他们建立了一个新古典经济模型，将劳动收入份额和投资品的相对价格联系在一起。根据他们的估计，1975年到2013年这段时间资本品相对价格25%的下降，可以解释超过2.5%的全球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Elsby、Hobijn和Sahin（2013）把目光放在美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上，从美国整体、美国的各个部门和各个联邦州的视角分析劳动收入变化趋势及其可能的原因。他们采用分解劳动收入份额的方法，将美国的劳动收入份额细分成雇员收入和自我雇佣者收入占增加值的比重，发现已有研究中自我雇佣者收入占比被高估（Gollin，2002; Elsby et al.，2013）。在采用Kravis（1959）的两种方法进行统计调整后，他们发现美国在过去25年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有1/3可以被统计因素解释。
Bentolila和Saint-Paul研究的重点是OECD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变化，他们的研究基于各个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和资本产出比有一一对应关系。具体地说，他们发掘了会影响这两个变量的对应关系的其他变量，包括进口原材料的价格、劳动力的综合技能水平，以及边际劳动生产率和真实工资之间的差异等因素。他们的研究的一个特点，是发现OECD国家劳动收入开始下降的始点是20世纪70年代初而非80年代。这一发现推动学者从更深层次思考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内在原因到底是什么，以及对全球劳动收入份额开始下降的始点的判断（Bentolila & Saint-Paul，1999）。
基于前人的研究，Piketty（2014）从历史的视角，将时间轴拓展至18世纪工业革命至今，分析200多年来发达国家劳动收入份额的变迁。他发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劳动收入份额在全球范围内出现迅速下降的现象，这是全球贫富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证据。
Piketty的整个理论框架建立在两个等式和一个不等式上，分别为：
资本主义第一定律 β=α/r （1）
资本主义第二定律 β=s/g （2）
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 r>g （3）
其中β表示经济中资本存量与产出的比值（资本产出比），α为资本的报酬份额，r为资本回报率，s为储蓄率，g为经济增长率。等式（1）为恒等式，因为任何条件下，资本存量与国民收入的比值，和资本收入份额与资本收益率的比值是相等的。等式（2）表示在稳态下，β一定会趋近于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率的比值。即在稳态下，要让资本产出比不变，储蓄率必须等于资本产出比和经济增长率的乘积。不等式（3）表示资本回报率大于经济增长率，这是贯穿Piketty全书的主线，是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
Piketty的核心逻辑可以概括为：只要保证资本回报中g/r的比例用于储蓄和再投资，就能保证资本存量维持在与整体经济相同的增长率，即稳态增长率。因为资本回报率是大于经济增长率的，只需拿出资本回报中的一部分即可。举例而言，假设r=5%，g=1%，那么资本的拥有者只需要拿出全部资本收益中的1/5进行储蓄和再投资，就可以保证资本产出比维持在稳态水平。Piketty进一步指出，由于拥有资本越多的人的资本收入越高，他们的储蓄率也会越高，这又进一步加剧了资本分配的不平等。而拥有更多资本的人所获得的资本回报率，通常大于拥有资本较少的人所获得的资本回报率，这一点又会促使财富不平等以及收入不平等的加剧。
我们认同Piketty从较长的时间维度对劳动收入份额进行测算的基本逻辑，但是我们认为，该书在概念和方法论上仍然存在一定的瑕疵。
首先，我们认为，《21世纪资本论》远不能比肩《资本论》，因为其研究范围和理论深度无法与马克思相比，尤其是其分析中混淆了资本和财富的概念，其贡献是无法与马克思相提并论的。
其次，由于该书并未对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参与全球市场这一历史性巨变予以充分考虑，其主要结论是有局限性的。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全面深入参与全球市场，资本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各经济体之间加速流动，资本回报率在提高，这带来了发达国家乃至全球资本收入的上升。而在这一进程中，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多达10亿、处于全球收入和财富分布底端的人口，其收入和财富飞速增长。因此，如果纳入中国因素，而不是把眼光局限于发达经济体，全球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差距在过去几十年是缩小的。放眼未来，中国经济中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的趋势已经逆转，正在不断提高，资本收入的比重将随之下降。因此，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将非常有可能逆转全球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资本收入份额上升的大格局。
最后，尽管该书可能对经济学产生重要的长远性贡献，但是Piketty的研究中存在当β较高时低估折旧占国民收入比例的倾向，从而高估由于过去几十年间β上升的同时α也在增加而得到的资本替代弹性，导致未来β越来越高、α也越来越高这一结论不一定成立。由于没有考虑到自有住房这样的消费型财富带来的收入无法用于资本积累，他对实际可用于资本积累的r也存在高估。而贯穿全书的r>g这一主线，也因为其资本积累模型对资本和劳动的严重不对称处理，极大地低估了现实中那些凭借劳动收入跻身总收入分布的前10%甚至是前1%群组的个人在资本积累动态中的贡献，存在理论上的重大缺陷。人类并不一定注定会进入一个“承袭制”社会。Piketty通过一些经济数据作出的理论解释，并非对这些事实的唯一解读，甚至有可能是偏颇的。
中国因素必须放入整个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考虑之中，如果分析的过程中忽略了中国，就会歪曲经济事实。事实上，如果把全球民众的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统一起来计算的话，那么，全球整体的收入差距是在缩小的，全球的财富差距也是在缩小的。因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多达10亿、处于全球收入和财富分布底端的人口的收入和财富，经历了比发达国家人口的收入和财富更快的增长。
在将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纳入考虑后，根据Milanovic等人的研究，全球普遍意义上（既包括国与国之间，也包括每个国家内部）的基尼系数在2000年高达0.70，到2010年已经下降到了0.67。新兴市场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这段时间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对此功不可没。如果仅仅考虑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更加不容忽视（Milanovic，2013）。
在图1中笔者分别列出了1980、1990、2000、2010这4个年份的全球国家间基尼系数和不包括中国的国家间基尼系数。国家间基尼系数衡量的是国与国之间的收入差距。我们发现，全球的国家间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585下降到了2010年的0.54。那么，这一基尼系数的缩减有多少来自于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影响呢？通过观察不包括中国的国家间基尼系数的变化情况，我们发现在2010年，因为中国的存在使得全球的基尼系数从0.575下降到0.54，影响高达3.5个百分点。当然，中国的崛起是否会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替代效应，抑制其他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的上升？笔者不同意这个观点。在1980年，中国的人均GDP排在全球第158位，属于低收入国家水平。到了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排在全球第82位，进步明显。与此同时，按世界银行标准，低收入国家的名义GDP年均增长速度，从20世纪70年代的平均值2.0%上升到21世纪前10年的平均值5.4%，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
在Piketty的书中，采用的一个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就是劳动收入占总产出的比重，也就是劳动收入份额。许多研究表明，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劳动收入份额在全球范围内出现迅速下降的现象，这是全球贫富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证据。
然而，全球范围内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并不仅仅是由贫富差距拉大造成的，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崛起所带来的大量廉价劳动力对世界劳动力市场造成了巨大冲击，从而使得在发达国家内部劳动收入份额不断下降。二战结束以后，全球掀起了一轮反殖民化的民族独立浪潮，许多欠发达国家尤其是前殖民地国家，纷纷走向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可以说，二战结束后的近30年间，发达国家包括英美两国的市场经济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自我循环中发展的。在这个大背景下，劳动力与资本的相对稀缺度在提高，劳动力变得相对昂贵，加上各种各样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实施，使得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逐步提高，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相对降低。这导致了二战后近30年资本积累在发达国家相对比较慢的格局。
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全球化的加速，尤其是以中国为首的一批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使得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使得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越来越高的回报。同时，新兴市场国家充沛的廉价劳动力又反过来导致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发生巨变，包括工会力量的削弱和工资增长的相对放缓。这一革命性变化导致了发达国家资本回报率的上升，这恰恰解释了为什么这一时期发达国家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有所上升，而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有所下降。
从西方发达国家内部来看，这一冲击确实影响了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使得发达国家内部贫富分化进一步扩大。但是在世界范围内，考虑全世界人口的贫富差距，这一过程恰恰有助于低收入国家追赶高收入国家，从而降低了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因此，单纯以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作为全球贫富分化扩大的证据是不充分的，必须看到这一下降趋势背后的中国等国家劳动力的因素，以及全世界人口范围内的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
四、展望未来：中国劳动力成本提升对世界市场的新一轮冲击
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新旧动能交替，面临新的结构性调整。自2007年起，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开始上升，这是一个重要的格局性变化。它反映出劳动力相对短缺，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开始提高，蓝领工人的工资开始上涨。
我们认为，中国劳动工资的上升将导致全世界劳动力与资本的相对谈判能力出现变化。李稻葵和徐翔（2015）系统分析了中国的劳动力转移对于全球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该文认为，中国剩余劳动力的下降已经开始对全球劳动收入份额产生一定的拉动作用，预计全球劳动收入份额将经历先降后升的U型变化过程，到2030年将上升到60%的水平，高于当前的劳动收入份额。
劳动力市场的结构调整将直接反映到对外贸易上来，这也将给世界各国带来发展机会。这些国家可以分为3类：第一类如越南等国家会受益，原因是过去中国生产的鞋帽等低端产品将转移到越南等国。这一类国家在出口产品上与中国有替代关系，随着中国出口产品的升级，这类国家将替代中国生产出口相对较低端的产品。第二类如德国、美国等国家也会受益，中国高端技术产品的部分附加值来自于这些国家。比如，中国高铁的核心设备、核心技术仍然是德国人的，其中20%的附加值来自于德国。第三类是巴西等资源型国家在未来将会受益。尽管目前资源价格比较低，但我们认为在未来半年、最多1年内全球很多大宗商品的价格将有一个U型反弹。在大宗商品价格反弹的过程中，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仍将对原材料有大量的需求，因此这些资源型国家在未来将受益。
在这个过程中，全球的收入分配状况会继续改善。一方面，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提升，中国对西方国家低端制造业的挤出效应将会下降。若西方国家能适时推进制造业振兴计划，其就业状况将获得进一步改善。这将有助于发达国家改善贫富差距，缓解国内的收入分配矛盾，进一步减少全球范围的收入不平等。另一方面，高人力成本推动的中国产业升级，会将部分劳动密集型部门转移到欠发达国家，完成“雁阵模型”的传递。这将有助于欠发达国家获得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机会，改善本国的贫困状况，从而进一步影响全球收入分配格局。
五、政策建议
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需要规避经济增长过程中所面临的潜在风险，充分利用大国优势，在实现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的同时，持续为全球收入不平等改善作出贡献。对此，我们提出以下6点政策建议：
（一）抓住舆论制高点，积极宣传中国增长的全球贡献
中国的增长对改善全球不平等起到了如此重要的作用，我们有必要高举全球化的旗帜，积极向全球宣传世界发展中的“中国元素”，并积极参与全球资源配置和治理变革，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为全球化过程中的收入分配改善作出更大的贡献。
在国际舆论方面，应该理直气壮地反复说明，中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改善了而不是恶化了全球收入差距。近年西方媒体所谓的全球化以及中国经济崛起导致他们国内收入分配恶化的论点是错误的，西方的问题出在西方社会内部，在于其公共政策的失误。他们没有意识到，中国经济崛起也有助于西方国家经济总量上升，西方国内必须加大向资本和智本阶层征税，从而补贴普通劳工阶层；责任在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而非中国经济的崛起。
（二）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促进产业的转型升级
中国出口产品的结构正在持续调整，从以往的鞋帽等低端制造业向精密仪器、大型装备等高端制造业转移。我们认为，持续的产业升级不仅有助于提高国内的居民可支配收入，降低城乡收入差距，而且对全球也存在正向的溢出效应。相对更为落后的东南亚国家，比如越南将承接中国的低端制造业，通过向全球出口鞋帽等产品，实现收入水平的追赶。除此之外，巴西等资源依赖型发展中国家也将从中国的结构调整中获得新一轮商机。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增长，将通过国际贸易持续推动全球收入不平等的改善。
（三）减少劳动力转移的壁垒，推动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
中国作为全球吸纳劳工最多的经济体，其内部贫富分化的降低将为全球收入不平等的改善作出很大贡献。目前中国各地区的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都有很大差异，这是挑战也是机遇，因为这种差异性使得中国相对于日本、韩国等小型经济体而言，具备更独特的大国发展优势。以江苏和安徽为例，江苏省2015年的人均GDP高达88085元，而与之相邻的安徽省人均GDP仅为36176元，省际发展的不平等和地区“收敛效应”将成为未来经济的一大增长点，而要让这种大国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必须打破省际的人口和资源流动壁垒。政府应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城镇化，有序引导劳动力从落后地区迁入发达地区。
（四）加强职工再就业培训，帮助工人适应全球化冲击
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以及国内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在给一些新兴行业带来生机的同时，必将导致传统行业遭遇阵痛。这些受冲击的传统行业将面临工人失业、企业倒闭的困境。事实上，英国的脱欧风波、美国的总统竞选都传达了全球化过程中底层受损民众抵制开放经济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采取向全球化受益群体征税并进行再分配的方式，补贴受损民众。与此同时，加强教育和再就业培训，让本地受损的企业和劳工提升自己的竞争力，更好地参与全球经济大循环。
（五）推动国际治理体系的改革，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
当前国际治理体系不尽合理。在主要的国际机构中，发展中国家所占的份额严重不足，这导致低收入国家的声音无法被世界听到，国际规则向发达国家倾斜，也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发展的不平衡。以IMF为例，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在IMF所占投票权份额仅为4%，远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而美国一国的投票权占比就高达16.74%。由于IMF规定，任何方案均需 85%以上的赞同票方可通过，这意味着美国对于该组织内部重大事务的决策拥有一票否决权。世界银行也存在着相似的问题，美国的投票权占比高达15.85%，而中国的投票权比重仅为4.42%。改变这些国际组织的制度非常困难，在尝试改变的过程中会碰到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反对。因此，我们认为，中国可以通过成立一些新的国际机构，如亚投行、金砖银行、“一带一路”基金等，在体制外进行改革。以亚投行为例，它是对IMF、世界银行的一个补充，也将在促进低收入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和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话语权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注：因篇幅有限，参考文献从略。本文其他作者还有：程浩、陈大鹏、吴舒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