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31日，东盟轮值国主席马来西亚外长阿尼法发布声明，宣布东盟共同体于当天正式成立，这标志着东盟这个区域合作组织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与此同时，中国—东盟关系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和问题，我们需要有新的思维、新的举措把中国—东盟关系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自1991年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到现在，双方已经走过25周年。这25年来中国与东盟各自都经历了巨大变化。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中国开始了全面加速改革开放，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综合国力迅速提升，正在崛起为世界大国；东盟也从最初的5个成员国增加到10个，并于2015年底建成世界最大的地区一体化组织——东盟共同体。回顾以往，中国历来高度重视与东盟发展良好关系，中国第一个同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第一个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TAC），第一个表示愿意签署《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第一个与东盟建成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当前中国—东盟关系总体状况良好，尽管遇到许多挑战，然而，中国和东盟双方都有意愿促进相互合作，都有意愿将这种合作引向深入和可持续发展，共同维护地区的繁荣稳定。
一、东南亚地区格局的新变化、新特点
什么叫地区格局，简单地说，就是支配和影响该地区的各主要力量之间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换句话说就是该地区的各种力量对比关系，当前东南亚地区格局总的特点是什么？笔者认为，当前东南亚地区格局总的特点是权力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处在新旧权力交替的过程中，或者叫新旧权力交替的过渡时期，在这个过渡时期，一切都不稳定，一切都在变化中，旧的平衡被打破了，新的平衡尚未建立，各种力量之间正在博弈，谋求建立新的平衡。
首先，影响东南亚地区格局变化的最主要因素，是中美两个大国在该地区的影响与存在的增减。一方面，是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大国，它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与存在正与日俱增，另一方面，是美国作为老牌超级大国，它在该地区的存在与影响正在衰退或者说在减少，正是这种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导致了东南亚地区格局的急剧改变。由于中国快速和平发展和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大国，打破了原有的地区格局，而新的格局却尚未建立，因此，目前的东南亚地区乃至整个东亚地区都处于新旧格局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也是各国重新学习和相互适应的阶段，地区各国都在学习如何适应一个新的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如何与正在崛起的中国打交道，而中国也在学习如何做一个负责任的、让邻国放心的世界大国。而原来的超级大国，也要学习如何与新兴的大国和平相处，与其他国家一起分享和平与发展的利益。
“老牌大国和崛起中的大国之间存在潜在的紧张因素，这一点自古皆然。崛起中的大国不可避免地会涉足之前被老牌大国视为禁脔的某些领域同样，正在崛起的大国怀疑对手会在它羽翼未丰的时候试图遏制它的成长壮大。”一方面，美国担心中国会逐步取代美国的位置，以致把美国完全排挤出局；另一方面，中国则担心美国在东南亚和各个地区推行遏制战略，在中国周围形成包围圈，阻止中国的崛起。因此，许多国际关系学者都认为，根据历史的经验，新旧格局过渡的时期，是最不稳定的时期，常常会发生战争，通过战争来彻底打破旧的格局和确立新的格局。笔者认为，当前的东南亚乃至东亚地区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中美关系是稳定的、和平的，中美两个大国从来没有像现在那样相互依赖，中美两个大国在东南亚的存在与利益是可以协调的，是可以共存共荣的，一个和平、稳定与繁荣的东南亚符合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
中美两国最近一段时间在南海的行为表明，两国对待分歧的态度是比较冷静和理智的，双方需要继续合作，促进该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其次，东盟作为一支地区的主要领导力量的崛起是导致地区格局变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2015年12月31日，东盟共同体正式成立。至此，东盟正式建成政治安全、经济和社会文化三个共同体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地区一体化组织，是东盟发展新的里程碑。可以预见，一体化进程不断提速的东盟将会对地区秩序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在政治安全方面，东盟将会继续抱团取暖，在内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一致对外，增强影响力；东盟还会继续拉拢美国、日本、印度、欧盟积极参与地区事务，以平衡制约正在崛起的中国。2016年2月，在美国加州举行的东盟—美国峰会发表《安南伯格庄园宣言》，明确加强高层政治对话就是很好的例证。在地区秩序方面，东盟会发挥稳定器的作用，2016年7月，在老挝万象举行的东盟外长会议，会议联合声明没有提及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为地区紧张气氛降温，并且东盟与中国发表了关于全面有效实施《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联合声明推动南海问题继续回到《宣言》确定的轨道上来，督促各方抓紧协商制定《南海各方行为准则》，彰显了东盟在维护地区稳定方面的重大作用。在地区合作方面，东盟会发挥更大的主导作用，积极推动10+1、10+3和10+8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合作，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经济方面，东盟经济共同体建设进程将会加快，东盟自由贸易区已将关税水平降至零或接近于零内部贸易以年均10.5%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20年，内部贸易占东盟贸易额的比重将从现在的25%增长到30%。同时，东盟成员国积极参加地区经济组织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文莱、柬埔寨加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面对一个紧密团结、充满经济活力的东盟，对中国而言，可谓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例如，在南海问题上，中国既反对东盟倡导的多边机制，主张通过与当事国双边谈判解决问题，又需要东盟支持中国立场，为地区紧张局势降温。而且，中、美、日、印、欧盟在东南亚都有重大利益存在，都争相拉拢东盟。中国需要学会与一个独立性、自主性日益增强的新东盟打交道。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关系日益紧密，双方贸易额从1991年的79.6亿美元增至2015年的4721亿美元，增长近60倍。双方累计投资额从1991的5亿美元增至2015年的1564亿美元，增长300多倍。中国倡导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离不开东盟各国的支持东盟10国全部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始成员国。在“一带一路”战略和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大背景下，充满活力的东盟市场是中国的巨大机遇。“10+1的GDP总量近13万亿美元，占亚洲的近60%。双方贸易、投资和产业合作日益密切，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的发展格局。”
再次，导致东南亚地区格局发生变化的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即中国对外政策和周边战略的调整。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自2010年GDP总量超过日本后，已经连续5年稳居世界第二。中共十八大新一届领导集体上台以后，中国外交在以往韬光养晦的基调上，更加积极自信、主动作为。2013年底，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丝绸之路经济带横穿中亚、西亚直达欧洲，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贯通东南亚、南亚直达非洲，构建了亚、欧、非新的经济版图。2014年10月，中国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美国传统盟友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等欧美国家不顾美国反对，纷纷加入，成为创始成员国。亚投行的成立触动了美欧日主导的世界银行、世界经合组织、亚洲开发银行的“奶酪”。2015年9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仪式举行，一个自信而强大的中国展现在世人面前。一系列举动表明中国已经不满足做一个既有国际秩序的被动遵守者，而是希望对既有国际秩序进行修正和改革，使之更趋合理和完善，更能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面对一个迅速成长为世界新兴大国的中国，面对一个对地区和国际事务处处表现得更加主动和积极的中国，东盟感到不适应和不习惯。东盟希望由它来主导地区事务并且担当东南亚的真正主人，然而，事与愿违。东盟的心情是复杂矛盾的，一方面，东盟需要搭上中国高速增长的快车，分享经济红利。中国连续7年成为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东盟需要中国巨大的市场。东盟一体化加速，内部互联互通迫在眉睫，迫切需要中国的技术和资金。在高铁、港口、能源等基础设施领域，相较于美日欧，引进中国资金和技术的成本更有比较优势。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的崛起，其地区影响力日益扩大，东盟在地区事务中有被边缘化的危险。东盟当然不愿意看到这种结局，会继续灵活运用大国平衡战略，在中美日等域外大国之间寻求平衡。东盟各成员国，不会轻易在中、美、日、印、欧盟等大国和地区之间选边站队，对主权争议、南海问题、海洋权益等敏感问题，不会轻易表态，东盟也会继续左右逢源，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上述三个因素相互作用，不仅改变了东南亚地区的格局，也对当前和未来的中国—东盟关系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当前的中国—东盟关系发展总的来说是顺利的，正沿着双方领导人预设的方向和轨道前进，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影响和阻碍中国—东盟关系健康发展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对此，我们必须正视，并采取新的对策。
南海问题日益凸显。近几年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和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域外大国的介入，南海问题有复杂化、国际化的态势。菲律宾在2013年单方面提起的南海仲裁案是一个重要标志，南海仲裁法庭于2016年7月做出裁决。虽然中国对这个仲裁结果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不执行，但是仲裁案本身起到一个非常不利的负面示范效应。我们必须对仲裁事件本身和背后的意义进行研究，分析评估这个事件将会对中国及中国—东盟关系造成哪些消极影响。
笔者认为，南海仲裁案对中国可能是一个警示今后中国—东盟关系不会再像以前25年那样顺风顺水地健康发展了，中国—东盟关系的蜜月期已经结束，今后可能会出现更多的摩擦、纠纷甚至冲突。南海仲裁案后，虽然东盟没有明确表态，并且在东盟外长声明中督促各方恪守《宣言》，抓紧磋商制定《行为准则》，为地区的紧张形势降温，但是，南海问题东盟化、多边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今后，在美、日、澳、菲依据南海仲裁结果步步紧逼的情况下，中国恐怕还得更多地争取东盟的支持。东盟有可能借机主导南海问题，将其纳入多边协商机制，或者利用南海问题借机平衡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
南海仲裁案对中国可能还有另一重意义，那就是如何在国际舞台上利用现有的游戏规则更好地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作为一个遵守规则的新兴大国的形象。有许多国际法规可能是我们原来不熟悉的，必须努力学习，尤其是要培养更多优秀的熟悉国际法、国际关系的人才。
尽管中国和东盟各国领导人及高层官员在各种场合都一再强调，南海问题不是双边关系的全部，双边关系的发展不应该受到南海问题的制约与阻碍，然而，时至今日，我们不得不承认，南海问题的确已成为阻碍双边关系发展的一大障碍，如果不能正确处理，有可能成为地区紧张局势甚至冲突的导火索。
域外大国角力。美国、日本、印度、欧盟在东南亚都有重要的利益与存在。二战后美国一直主导着东南亚的地区秩序，虽然近年来高调宣布重返亚太，其实美国根本就没有离开过东南亚，一直是地区秩序的主导者。在经济贸易领域加快推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在安全领域，利用一些东盟国家对中国的担忧，展示其强大的军事实力与存在。战后日本在东南亚苦心经营，与东盟的经贸关系发展迅速，优势技术输出和由日本主导的亚开行资金融通在东盟国家深受欢迎，从上世纪90年代起，日本不再满足于在经贸方面对东南亚的影响力，开始在政治与安全等领域加强活动，尤其是安倍晋三上台后，日本活动更是日益活跃。东南亚曾是欧盟成员国英国、法国、荷兰、葡萄牙等国的殖民地，深受其意识形态、宗教、社会文化等影响，近年来，欧盟也在利用其历史上的影响力不断加强经济贸易和其他领域的存在。由于历史、地缘等因素的作用，印度的宗教、文化、艺术等在东南亚国家具有很深的影响力，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不遗余力地推行“东向政策”，不断加强与东盟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领域的联系，展示其地区大国的形象。
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与东盟的政治互信稳步提高，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国会发表《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演讲，提出中国“愿同印尼和其他东盟国家共同努力，使双方成为兴衰相伴、安危与共、同舟共济的好邻居、好伙伴，携手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双方和本地区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边经贸关系飞速发展，中国连续7年是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连续5年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东盟双边贸易额占东盟对外贸易的比重从1993年的2%增长到2014年14.5%；与此同时，美、日、欧盟与东盟贸易额占东盟对外贸易的比重呈连续下降趋势：1993年到2014年，美国从18%下降到8.4%、日本从20%下降到9.1%、欧盟从15%下降到9.8%。2015年11月，双方达成一致协定，建设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关系再提速。2016年3月23日，中国在三亚举办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为提升次区域整体发展水平和东亚区域合作发挥积极作用。
正是由于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全面发展与提升，中国在该地区的存在与影响力日益凸显，打破了地区原有的平衡，美国担心被挤出东南亚，积极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日本更是紧跟美国步伐，在航行自由、南海仲裁等问题上与美国保持高度一致。在经贸领域日本更是中国的直接竞争对手，如双方竞标印尼雅万高铁和泰国高铁项目。印度也宣布要加强东进，彰显地区影响力。欧盟虽目前忙于应对难民危机、恐怖袭击和英国脱欧事务，不排除今后继续在东南亚谋求更大的利益和存在的可能。总之，美、日、印、欧盟，甚至还有澳大利亚，都不愿意看到中国在东南亚一家独大，都要谋求与其自身实力相称的影响力。
相互认知上的差距。中国一直认为东盟各成员国都是小国和弱国，这是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不健康的大国心态。东盟10国情况千差万别，以印尼为例，无论从人口（2.48亿）还是国土面积（1904569㎞2）等指标看，印尼都是大国，而且，印尼一直都存在当地区大国和东盟盟主的心理，我们却经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忽略了他。再如泰国、越南、菲律宾等也属于中等国家，他们不希望被轻视。其实，东盟成立以来至今，都是主动实施大国平衡战略，不愿意看到一家独大，也不愿意跟中、美、日、欧盟某一个大国和地区走得太近。“由于权力结构的多元以及相互关系的复杂性，东盟、东南亚各国对各大国各有所需，也各有所防。”目前，我们只是单方面地认为中国—东盟双边关系空前良好，提出要打造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等，至于东盟国家是怎么想和怎么看的，我们却很少顾及。面对中国的满腔热忱，东盟并不一定领情，东盟及其成员国在经济上愿意搭乘中国的经济快车分享红利，然而在政治上并不信任中国，是中国亲近但并不贴心的战略伙伴。新加坡最为典型，近十几年中国与新加坡先后合作苏州工业园、天津生态城、广州知识城等重大项目，新加坡获利颇丰，双方高层也是互动频繁，但是新加坡却公开要求美国加大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与经济存在，以制衡中国的影响力，新加坡一直在悄悄地加强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同时，新加坡也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始作俑者和最为卖力的推行者，一直在鼓动美国通过该协定加强与东南亚的经济贸易联系。地区安全方面，中国单方面认为在南海岛礁填海造岛是维护主权的正常之举，并且对外宣称岛上建筑和设施主要是民用是为国际提供公共产品。然而在东盟及东盟国家看来，中国单方面改变了南海的均势，加强了军事存在，而且咄咄逼人，异常强势。单纯施惠观点也是妨碍我们正确认识东盟的一个重大障碍。中国和东盟各国的经济利益观有很大差别，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追求GDP增长，带来了一系列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也常常引为自豪和骄傲。我们单方面认为，只要不断地给予东盟各种恩惠和看得见的利益，通过减免东盟国家债务、加大援助以及帮助东盟国家发展经济，就可以赢得东盟国家和人民对中国的信任与好感，就可以搞好与东盟及其成员国的关系。实际上，东盟国家民族众多，宗教多元，社会文化多样，政治法律制度也与中国完全不同。对于有宗教信仰的民族而言，经济利益可能不是最重要的，这些国家和人民可能更加看重精神、文化和价值观等无形的东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软实力。我们引以为傲的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带来的成就感，许多东南亚国家的人民并不一定认同，他们的“中国观”除了受到西方传媒的影响外，更多地受到他们国家自身的宗教、文化、价值观等因素的影响。由此可见，中国对东盟国家经济让利和施惠并不必然会换来双边关系良好发展和人民对中国的认同。
东盟国家政治民主化、多元化浪潮。东盟成员国政治形态多样，既有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实行西方式民主的国家，也有越南、老挝等社会主义国家，还有像泰国这样的军政府暂时执政的国家。印尼2014年7月大选，产生第一任民选总统，平民出身的佐科维当选。缅甸2015年11月进行25年来首次公开竞争的全国性民主选举，新政府与新议会于2016年初组成，将开启缅甸新的历史。目前当政的泰国军政府，承诺要尽快举行大选，还政于民。随着民主化进程的深入，东南亚社会管控放松，NGO等社会组织蓬勃发展，对东盟国家的社会治理和内政外交带来深刻的影响。缅甸叫停密松水电站，就是因为当地环保组织强烈抗议。中泰高铁项目出现波折，也是因为泰国官方决策受民间舆论牵制。
随着这些国家民主化改革的推进，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关系必然受到各国国内政治的影响，例如，前政府签订的经贸合作协议，后来的新生政权往往就不承认或有意拖延，这类现象已经出现不少，今后还会层出不穷。我们经常把国内的一套办法照搬到国外去，例如，把政府搭台、企业唱戏，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方式简单移植到东盟国家就会水土不服；又如，许多东盟国家的地方政府拥有一定权力，一些国家实行地方自治（印尼），一些国家实行联邦制（马来西亚），中国需要改变以前只注重与对方中央政府高层交流的做法，更多地关注地方政府、民间和基层互动。再如，中国是强政府、弱社会，而许多东南亚国家是弱政府、强社会，政府说的不一定算数，民间和社会的力量甚至超过政府。我们在与东盟国家打交道时，往往忽视了这些重大差别，从而带来许多困扰。
东南亚民众出现“厌华”情绪。笔者认为，中国—东盟关系发展长期存在“三重三轻”的问题，即重高层领导人的会谈和战略协议的签订，轻具体政策的落实；重经济贸易交往，轻人文交流；重政府间的合作与交往，轻民间与社会的交流。现在，这“三重三轻”已经发酵，正在产生一些消极的后果，突出表现为东南亚民众中正在出现一股“厌华”情绪，而且，这种情绪正在抬头和蔓延。东盟国家民众一方面欢迎中国投资和中国游客，享受经济红利；另一方面，对许多中国企业只重视赢利，轻视社会责任的行为，对许多中国新移民的大量涌入，以及大量中国游客不文明的习惯和行为，表现出不耐烦，甚至厌恶，我们把这种对中国人的矛盾心态，概括为“厌华”情绪，这种情绪如果得不到控制，任其发展下去，就有可能演变成为大规模的敌对事件。对泰国有长期研究的学者张锡镇教授认为，“泰国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看法确实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十年前，从中国大陆来的人在泰国很受欢迎和尊重，泰国人对他们非常客气；现在，态度明显冷淡”，“有不少民众要求政府限制中国游客数量，但政府解释说，为了泰国经济，我们要忍迎中国游客，这反映了泰国对中国游客好恶交织的矛盾心态”。受南海仲裁案的影响，越南对中国游客也出现不和谐因素，媒体报道，越南出入境部门不愿意在中国游客持有的印有九段线的新版中国护照上盖章，出入境人员在护照上涂写侮辱性语言。这些现象都反映出政府间的合作交流并不代表民间的友好认同。
中国与东盟进一步发展战略伙伴关系是双方共同的意愿，现在双方都面对一个全新的对方——崛起的中国和一体化的东盟，都要重新学习适应，中国更要直视双方关系出现的新问题、新挑战，对症施策，避免出现误判。
厘清南海问题的实质，在“维稳”和“维权”两者之间寻求平衡。我们应该对南海问题做一个界定和厘清一些混乱的概念。南海问题包含如下四个层次：
一是南海的水道安全和自由通航的问题。维护南海水道的安全和自由通航符合东盟、中国和各大国的共同利益，尤其是对中国、日本和韩国可以说是生死攸关，因此我们应该高举维护南海水道安全和自由通航的旗帜。随着中国和平崛起，中国的商船要走向世界，走向各大洋，因此，维护海上航道安全和自由通航，也是中国对外政策应该努力争取的一个重要目标，我们也应该经常讲、反复讲。
二是与印度尼西亚和文莱在专属经济区划界的纠纷。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和文莱在专属经济区的划界方面有重叠的部分，这个问题应该是比较容易解决的。
三是中国与菲律宾在位于中沙群岛的黄岩岛的纠纷。这本来是中菲双边的矛盾，现在由于域外大国的介入和南海仲裁案，导致问题复杂化。
四是南沙群岛及其海域的纠纷。这是最棘手的问题，也是南海问题的核心。现有四国五方（包括中国、中国台湾、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提出主权要求，各不相让，在占有和开发等方面中国均处于比较被动的状态。中国坚持当事国双边协商和兼顾历史依据的谈判原则并没有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所谓南海问题的仲裁，激化了矛盾，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
笔者认为，前一段时间，我们在南海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已经初步改变了我国所处的被动局面，加强了我国的存在与影响力，今后一段时间应该考虑在维护我国南海权益的同时采取适当措施促进南海地区的稳定。因为，从整个东南亚乃至东亚地区的大局看，只有一个稳定的南海地区局势，才能保证中国和平发展的大局，才能不让区域外势力乘机挑衅。维护我国在南海的权益是一个长期的任务，目前的南海局势，已经形成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的错综复杂局面，我们必须保持冷静、慎之又慎的态度。双方应该站在世界格局和地区秩序的高度，加强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互动和民间交流，管控南海问题，妥善处置分歧，继续为地区的繁荣稳定做出贡献。
调整经贸关系，突出合作，实现双赢。我们开展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一定要避免重蹈上世纪60～7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与东盟经贸关系的覆辙。当前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层次与水平还比较低，主要还停留在贸易阶段，双边的相互投资、技术领域的合作等都比较少。近年来，前往东盟国家投资的一些企业往往从企业的短期利益着想，只注重谋取眼前的利益，忽视环境保护，忽视履行社会责任，总体而言，可能相当于20世纪70年代日本与东南亚经贸关系的水平与层次，当时日本从东南亚大量进口原材料，然后向东南亚出口各种制成品，曾经一段时间引发东南亚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许多国家掀起大规模的抵制日货等反日浪潮，为了安抚东南亚人民，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抛出“福田主义”，全面发展日本与东南亚的关系。
我们应该吸取日本当年的教训，调整经贸战略，克服某些企业的短视行为，立足于长远利益，立足于双方人民的长期友好关系，立足于双方共赢。“中国与东盟是天然的合作伙伴。我们同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阶段，发展目标和任务相似，推动中国和东盟经济合作发展将激发出巨大的能量。”东盟一体化进程加快，东盟内部互联互通需求大增，铁路、港口、电信、能源等基础设施迎来大发展，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和中国企业“走出去”互有需求，东盟10国都是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东盟内部巨大的市场需求与中国优势产业输出战略互补，中国要加强与东盟内部互联互通战略规划对接，加强合作，实现共赢。
实现软实力要软硬结合。我们在东南亚的软实力主要来源是什么，是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是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友好交往政策，是中国一贯奉行的睦邻、安邻和富邻政策，是在那里长期居住，并且已经成为居住国公民的广大华人。笔者认为，加强中国在东南亚的软实力，“中国有许多西方国家所没有的优势具体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1）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这种文化在东南亚有深远的影响和魅力；（2）不同于西方的东方价值观，包括人权观、发展观、民主观等，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这些方面有较多的共同语言，都对西方以人权为幌子干涉别国内政深恶痛绝；（3）众多的华人这些华人已经是东南亚各国的公民，在政治上效忠于所在的国家，为所在国家服务，但他们在文化上仍然与中华民族保持密切的联系，是沟通东南亚各国与中国的桥梁和纽带；（4）中国对外政策的独特风格，例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事务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交朋友，真心实意地帮助别人，在提供援助时不附带任何条件等”。因此，今后我们加强在东南亚的软实力主要从上述几个方面着手，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这里说的“软硬结合”，“软”是指我们在海外推广和弘扬中华文化时，要注意方式方法，避免使用在国内长期习惯了的那一套宣传手法，这样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所谓“硬”，是指推广软实力时，必须有强大的物质基础，必须舍得投入。
加强与其他大国合作，共同促进东南亚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东南亚所处的特殊的地理和战略环境及丰富的资源，对每一个地区大国和世界大国都有巨大的吸引力，因此，历史上所有大国在该地区都有自己的特殊的利益与存在。正因为此，为确保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东盟一直奉行高度开放的地区主义，欢迎所有大国的存在与利益。作为一个新崛起的大国，中国应该与其他大国一起共同竭力维护该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中国不愿意也没有能力排斥其他大国在该地区的存在与利益，作为一个新兴的大国，中国不应该试图去挑战原有大国在该地区的存在与利益，相反，中国应该与所有大国和平共处，尽力避免出现零和博弈，努力实现共赢。针对东盟国家推行的“大国平衡战略”，中国应该以更加开放的心态，积极拓展与美日等其他区域外大国共同合作的领域和途径。其实，东盟已经为域外大国在该地区的合作提供了一些现成的平台，包括东盟区域论坛、亚欧会议、10+1、10+3、10+8等，中国有必要也有能力在这些地区舞台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不要担心东盟会一边倒。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中美关系制约的，其实，东盟国家也不愿意看到中美两国出现严重的对立，不愿意选择支持一方或反对另一方。正如新加坡前外长尚穆根所说：“美应放弃围堵中国论，以免东南亚国家不自在。”尚穆根认为中美之间固然存在竞争，但竞争之余也可合作。“这是一个互惠互依的经济关系，两国可以一起做很多事。可以有竞争，也可以有合作，竞争与合作可以在一个不影响区域稳定的框架内进行。”他也表示美国若使用冷战言论会让东南亚国家感到不自在。“我们欢迎美国与东亚加强联系，但美国接触亚洲的方式必须能被东南亚及东亚国家所接受。美方不应以冷战言论来形容美国与亚洲的接触，这将引起反响，其他国家会开始盘算，需如何回应美国的表态。”“东南亚国家会开始考虑是否应站在美国这边，还是中国这边。东南亚国家希望看到一个繁荣与强大的中国、一个在区域和平与繁荣方面扮演建设性角色的中国以及一个与美国关系稳定的中国。”“中国越繁荣，东南亚就越繁荣。中美关系越稳定，本区域就会越稳定。有了繁荣与稳定，普通老百姓就有好日子过。”总之，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符合东南亚所有国家的利益，有利于东南亚地区的长期稳定、和平与繁荣。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研究员拉提夫（Asad-ulIqbalLatif）说：“如果出现需要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的情况，不仅对新加坡来说是个噩梦，对东南亚更大的国家来说都是如此。”
正确估计中华文化在东南亚的影响与存在。中华文化在东南亚虽然源远流长，东南亚还有大量的华侨华人，但是，与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相比，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华文化在东南亚的影响与存在远远不如人家。据笔者的考察，中华文化在东南亚的存在与影响，主要是表现为饮食文化和民俗文化等低层次的文化领域，至于高层次的文化，包括哲学思想、人文精神、社会制度、价值观等方面中华文化的影响与存在是比较弱小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妄自尊大，我们现在要做的，是默默地、辛勤地耕耘。
调整对东南亚的援助政策。这几年，我们开始加大对东南亚各国的援助，包括提供无息或低息贷款，无偿修建道路与桥梁，减少或一笔勾销一些国家所欠的政府债务，援建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政府大楼，资助受灾的灾民等。与日本和欧美国家提供的援助相比，中国提供的援助数量还比较小，一些工程的质量也存在问题，因此，往往是我们的钱花了，却得不到好的评价或好的印象。中国政府减免东盟国家的到期债务民众感受不到直接好处。笔者访问印尼，与印尼一些华人议员交谈，在谈到中国对印尼的援助时，他们普遍认为，中国的援助一定要注重效果，要让老百姓有好的印象，要让老百姓真正得到好处。印尼国会议员李祥胜先生在与笔者交谈时中指出：“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到了印尼之后比较封闭不太与当地人接触，当地老百姓得不到太多的好处，对当地老百姓而言，中国的投资项目，可能会对国家或者长远来说有好处，但是，对当地老百姓来说，首先是他们失去了土地，失去了一些他们熟悉的环境，有些甚至可能会损害他们的眼前利益。因此，中国如果要在印尼长久地存在下去，更好地发展，就要主动与当地老百姓搞好关系，做一些他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好事如帮助当地人修建学校、修建教堂、修建道路等。”中国与东盟在高层频繁互动的同时，应该进一步加强民间的交流，在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双方进行广范围、宽领域、深层次的合作交流，实现人心相通、民心相连。
推广海外华文教育既要锦上添花，更要雪中送炭。我国在海外推广华文教育，是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事情。东南亚是设立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较多的地区之一，这些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在该地区也最受欢迎。据国家汉办的统计，到2015年底止，东盟9国一共设有孔子学院30所，孔子课堂19所，只有文莱还没有设立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其中发展最多和最快的要数泰国和印尼两国。与外国的大学合作办孔子学院，走精英教育这条路线，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东南亚地区的特殊性。在东南亚各国（马来西亚除外）华文教育已经被关闭了半个多世纪，在一些国家，例如缅甸，华文教育虽然发展迅速，涌现了许多华文学校，但是，政府原来发布的禁令却一直还没有明令取消，缅甸政府对目前出现的华文教育热潮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此，我们在东南亚推行华文教育，不能只走精英教育这条路线，还要关注那些生下来就没有机会接触华文的华人子弟，给他们提供学习华文的机会，因此，我们应该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助幼儿园和中小学的华文教育，从小抓起，可能会收到更好的效果。例如，在印尼一些华人比较集中的地方，开办了许多“三语”幼儿园、“三语”学校等。笔者曾经去考察过这些学校，办得比较好的“三语”学校，多是当地华人社会力量较强，并由华人捐资办学。我们应该根据东南亚的特殊情况，通过当地政府和华人社会，鼓励更多的政府公立幼儿园和中小学开设华文课程，效果可能会更好。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