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朝鲜战争及其对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迅速作出强烈反应，仅仅2天后的6月27日，杜鲁门总统即下令出动海军、空军援助韩国军队，同时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宣布台湾中立化，以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进攻台湾。6月30日，美国又决定向朝鲜派出地面部队。对于国家安全环境的这一重大变化，中国政府自然不能无动于衷，也迅即于6月28日发表声明，严正谴责美国对朝鲜半岛的侵略和对中国台湾的军事干涉。双方在政治外交上的对立对抗进一步加剧，并导致了军事上的直接冲突。
远东地区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使中共中央领导人认为，美军对朝鲜和中国台湾的侵略在东北和东南两个战略方向上对新中国的安全构成了最大威胁，不能不予以认真应对。但鉴于以下两个原因，我们只能选择在一个战略方向上与美国对抗：一是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内百废待兴，国力积贫积弱，尚不具备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对美国的军事威胁进行反击的物质力量。为了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与安全，也为了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只能暂时改变解放台湾的战略方针和军事部署，将主要的军事力量和物质资源转向东北方向，支援朝鲜人民抗美救国，保卫国家安全。二是美国的军事介入导致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不利于我的重大变化，不仅使美、蒋的海空军力量大大超过解放军的海空力量，也使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政治外交支持大为增加，“台湾地位未定论”、将台湾交由“联合国托管”等论调一时纷纷出笼，从而加大了武力解放台湾的难度。中共中央在内部指示中承认：我们还没有与美国现代化的海空军进行海上较量的可能，并于6月30日决定暂时停止解放台湾的军事战备工作。7月2日，周恩来告诉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中国已经把3个军12万人集中到了沈阳地区，如果美国人越过三八线，中国军队将扮成朝鲜人进入朝鲜境内；他还问到，苏联红军到时候可不可以提供空军加以掩护？这说明出动中国军队介入朝鲜战争这一问题已经在中国领导人的考虑之中。但是否需要就朝鲜战争作出反应，应采取何种政策、何种方式，尚在高层的观察和思考之中，直到7月上旬仍未就是否介入朝鲜战争作出任何重大的决定。
1950年7月7日下午，中共中央军委在中南海居仁堂召开国防会议，讨论关于保卫国家安全、组建东北边防军、保卫东北边防的有关问题。参加会议的有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和副政治委员谭政、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和副主任萧华、总情报部部长李克农、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军委作战部部长李涛、摩托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海军司令员萧劲光、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军委铁道部部长滕代远、炮兵副司令员苏进等。从这份会议出席人员的名单可以看出，与会者主要是中央军委三总部、陆海空三军及有关军兵种的负责人。周恩来主持会议，并传达了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成立东北边防军的决定。林彪在会上发言，积极支持组建东北边防军。会议作出决定：到7月底将13兵团加强为4个军（38军、39军、40军、42军）并配属3个炮兵师调往东北地区集结。7月1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第二次有关保卫国防问题会议，与会者基本上还是上述各部门的领导。林彪再次发言，谈及组建东北边防军的具体问题，主要内容有：第四野战军在组建东北边防军的问题上义不容辞，要多少人出多少人，要多少装备出多少装备。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分别从河南、广东、广西、湖南、黑龙江等地抽调13兵团的38军、39军、40军及42军，炮兵第1、2、8师，以及1个高射炮团、1个工兵团，共计25.5万余人，组成东北边防军，同时开展包括兵员补充、后勤准备和政治思想动员的战备工作。由于这些部队大多来自林彪原来所率领的四野部队，所以作为野战军领导人参加两次国防会议的，只有林彪和谭政。林彪历来对粟裕十分赏识，认为粟裕有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和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验，所以提名粟裕为入朝部队主帅，指挥由原第四野战军部队组成的东北边防军。考虑到当时毛泽东亲自提名粟裕担任东南沿海地区的解放军部队的指挥员，承担解放台湾的任务，还不能任命粟裕入朝的职务，会议决定先任命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为副司令员，萧华为副政治委员，以先期组成东北边防军的指挥机构。这一系列决定在会后经周恩来斟酌修改，并给林彪看过，于13日上报毛泽东。毛泽东当天即批示：立即执行。7月13日，中共中央军委正式下达了《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7月中旬，毛泽东向金日成的代表表示，朝鲜如需援助，中国“可以派自己的军队去朝鲜。中国方面已为此准备了4个军共32万人”。
周恩来和聂荣臻考虑到粟裕正在青岛养病，不能赴朝指挥作战，而萧劲光、萧华二人一时也无法到东北边防军任职，便联名致函毛泽东，建议东北边防军“先归东北军区高岗司令员兼政委指挥”，待粟裕、萧劲光、萧华赴任后再成立边防军司令部。毛泽东同意他们的意见。直到此时，中国政府组建东北边防军与其说是已准备参加朝鲜战争，不如说是为了加强国家安全的防卫，为防备朝鲜战争的扩大危及中国的国家安全而未雨绸缪，中央领导人还没有把军事工作的注意力完全转移到朝鲜战争上来。是否全面停止解放台湾的战备工作，是否需要把军事力量配置的重心完全从东南沿海转移到东北方向，还将视朝鲜战局的变化再作出进一步决定，因此也还没有把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工作的重心完全从东南转向东北。因此，被视为解放台湾之前哨战的解放东南沿海各岛屿的战斗仍在继续进行之中。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相继解放了广东、浙江沿海的伶仃岛、三门列岛、万山群岛、嵊泗列岛。8月，我军先后解放了担杆岛、佳蓬列岛和南鹏岛。同时，华东军区所属的24军、25军和3个炮兵师也按照既定的作战计划，积极进行着解放金门的战役准备工作。
由此可见，在朝鲜战争爆发一个多月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仍然按照既定的军事计划准备解放东南沿海岛屿的军事任务。这说明，尽管美国武装力量介入了作为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但中共中央在作出必要的政治外交反应和成立东北边防军的军事部署的同时，只是推迟了武装解放台湾的时间表，并未完全放弃解放台湾的军事计划，也未立刻停止解放东南沿海岛屿的战备行动。也就是说，中央尚未完全将军事的重点、军力的配置转向东北方向，还没有完全改变既定的国家安全防卫方针，还没有对国家安全战略作出重大调整与转换。
当然，朝鲜战争的爆发及其进程使毛泽东进一步提高了对国家安全问题的关注和警惕性。当时他每天一起床，首先要看的就是有关朝鲜战事的文件和东北边防军情况的文件。在中央军委的统一领导和精心安排下，东北边防军的部队建设、武器补充、物资筹措等准备工作一直在紧张进行，应该调动的部队也开赴东北，但由于主帅没有定下来，东北边防军的领导班子一直没有成立。7月末以后，美国加紧准备对朝鲜进行更大规模和更广范围的军事干涉。对此，毛泽东开始感到：朝鲜战争的前景“不容乐观”，为了能在朝鲜战争发生对我不利态势时及时作出迅速而有效的反应，中共中央一方面密切关注朝鲜战局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对国家安全战略作出了进一步的调整，不仅无限期地推迟了解放台湾的时间，而且将东南沿海地区以解放台湾为目标的主动进攻战略调整为以沿海防御为主的军事防卫战略，对国家安全战略逐步作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根本性调整。7月20日，华东军区发出关于加强沿海岛屿防卫和海防警备工作的指示；8月，在东南沿海的浙江、山东两省公安厅设立海防处，在苏北区、苏南区设立海防局。7月27日，中央军委决定将43军主力配置于雷州半岛，其中只留一个师驻守海南岛。8月25日，中央军委又指示中南军区，以国民党军队可能在潮阳、汕头、海丰、陆丰等地登陆为假想事态，加强上述沿海地区的军力配置和防御措施。到9月，东南沿海地区的军事战略基本上完全转换到战略防御态势，最终建立起初步的沿海防御体系。
8月下旬，朝鲜战局发生变化。强弩之末的朝鲜人民军南进攻势受挫，美韩军队的釜山防御圈渐趋稳定，朝鲜战场上呈现僵持局面，美军以日本为基地调兵遣将，准备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迹象日益明显，战局发生逆转的可能性逐渐增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领导人对朝鲜战局的发展日趋警惕，参战意向开始增强，并采取了一系列必要的准备措施。毛泽东预见到，中国不出兵朝鲜，已经不可能。8月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朝鲜问题。毛泽东指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不能不帮，必须帮，用志愿军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周恩来也在会议上发表讲话说：“如果美帝将北朝鲜压下去，则对和平不利，其气焰就会高涨起来。要争取胜利，一定要加上中国的因素，中国的因素加上去后，可能引起国际上的变化。我们不能不有此远大设想。”5日，毛泽东电令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边防军各部现已集中”，“各部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8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但应准备于9月上旬能作战”。高岗随即在东北边防军干部会议上说：“我们必须主动帮助朝鲜人民……让朝鲜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8月18日，毛泽东又电告高岗：“边防军完成训练及其他准备工作的时间可以延长至9月底，请你加紧督促，务在9月30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19日和28日，毛泽东在两次会见苏联的尤金院士时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增加在朝鲜的兵力，只靠北朝鲜是对付不了的，他们需要中国的直接援助，而最新情报又表明，美国决心大规模增加在朝鲜的兵力。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毛泽东立即致信高岗，说：“看来不出兵不行了，必须抓紧准备。”总参谋部对朝鲜战局进行认真细致地研究后，判断美军“在仁川登陆可能性很大”。8月23日，中央军委作战部一局副局长兼总参谋部作战室主任雷英夫向周恩来汇报了上述判断，随后雷英夫受到毛泽东召见。毛泽东详细听取雷英夫的汇报之后作出3项指示：1.检查和督促东北边防军的战备工作情况，必须在9月底以前完成一切战备工作，保证随时能够出兵作战；2.把美军可能在仁川登陆的情况通报朝鲜和苏联，建议朝鲜做好应付最坏局势的准备，采取主动后撤主力部队，加强仁川地区的布防等措施，供朝、苏方面参考；3.总参和外交部要随时密切注意朝鲜战局的变化。刘少奇也于9月21日告诉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如果美国在朝鲜占了上风，中国有义务帮助朝鲜同志。至此，为防备朝鲜战局的逆转危及中国的国家安全，中共中央最终调整了东北、东南两个战略方向的军事部署，明确提出了派兵入朝参战的构想。8月26日，周恩来召集关于保卫国家安全的第三次国防会议，通报了朝鲜战局的情况和总参谋部对美军动向的研判，他着重指出，出兵朝鲜的可能性正在增大，要求东北边防军务必在9月底以前做好一切战斗准备，并提出“如果出国作战，主要对象是美帝国主义，而不是李承晚伪军”。中共中央对朝鲜战局前景“不容乐观”的估计包括两个要点：一是判断美军的军事行动可能于9月底前后进展到中朝边境地区，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二是中国军队一旦赴朝作战，将主要以美军为作战对象。
鉴于敌我力量对比较为悬殊的现状，毛泽东考虑再向东北调动8个军，使东北边防军达到12个军的规模。根据代参谋总长聂荣臻的建议，中央军委决定：1.将中南地区的50军开赴东北，加入东北边防军的战斗序列。2.将华东军区主力、准备用于攻打台湾的第9兵团的3个军（20军、26军、27军）和西北军区的19兵团分别调到津浦铁路和陇海铁路这两个利于大兵团机动部署的大动脉的沿线，令他们作好战斗准备，作为第二梯队，随时准备赴朝参战。3.加快建设特殊技术兵种，增编3个坦克旅、4个飞行团、18个高射炮团、10个军的直属炮兵团。4.制定防空计划，把3个航空兵师、15个高射炮团、1个探照灯团分别部署在沿海大城市，担当对空防卫任务，防备美蒋的空中袭击。5.把靠近朝鲜的东北南部地区的部分工业设备和战略物资迁往相对安全的东北北部地区。此时，中共中央虽然还未明确作出出兵参加朝鲜战争的正式决策，但军事力量的配置和战备工作的重心已经明显向东北这一战略方向倾斜。
9月15日，美军在朝鲜的仁川登陆成功，随即向北大举进攻，不久即攻占汉城，并继续向三八线以北进攻，朝鲜战局急转直下，使得出兵朝鲜的问题终于成为中共中央在军事方面的最重要议题。中央军委正式下令：推迟进攻金门、台湾。毛泽东致信高岗：“看来不出兵是不行了，必须抓紧准备”。9月29日，毛泽东指示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以后请注意，只说要打台湾西藏，不说任何时间”。这很明显是因为，朝鲜战局的急剧变化引发中国所处之周边安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国家安全形势的复杂化，虽然毛泽东已经下决心出兵朝鲜，但很难对朝鲜战争所需要的时间作出较为精确的预测，也无法预计何时可以重新恢复到解放台湾的主动进攻性军事战略，因此才有“不说任何时间”的指示。10月2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正式告之中国决定以“志愿军的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表示要出兵朝鲜。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11月，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下令解除准备攻打金门的解放军部队的攻击任务。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和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的决策后，中央军委解除了解放军在东南沿海地区渡海进攻作战的攻击令，标志着新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终于作出了从东南转向东北、从主动进攻转向沿海防御的重要调整，东南沿海地区的军事战略完全转入防御态势。
二、朝鲜战争与东南沿海军事战略的转型
在国家安全战略调整的大框架和国际安全格局演变的大背景之下，新中国东南沿海防卫战略的确立和防卫体制的形成与朝鲜战局的变化、美蒋军队的动向密切相关。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之后，美蒋军队是否会趁中国的军事重心和军力配置转向东北之机，联合对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发动军事进攻？如果会的话，大概会在何时、在何地，发动何种形式、何种规模的进攻？这是对新中国的国家安全与政权巩固构成最大威胁的问题，因此必然成为在设计国家安全战略和确立东南沿海地区的防卫战略与防卫体制时，不能不加以详尽考虑、认真筹划的重大安全问题。
有鉴于此，1950年年末，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就如何加强东南沿海地区的防御力量和军事设施，以防备和反击美蒋军队的大规模登陆作战，发出了一系列指示。11月17日，毛泽东要求华东局、中南局在加强东南沿海战备工作的同时，以美蒋军队的登陆进攻作为假想事态进行军力配置和作战准备。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认为，美蒋军队可能登陆的地点包括浙江、福建沿海和广东潮阳、汕头、海陆丰等地；可能攻击的要点有上海、广州等大城市。而当时驻守在上述地区的解放军军力明显不足。比如，包括海南岛在内的广东省除43军外仅有地方部队的6个师，如要防卫广东、广西两省的沿海地区，并防备和反击美蒋军队的大规模登陆，这些兵力显然是不够的。因此，毛泽东在11月中旬发出指示，要求在5个月之后，广东驻军应从3个军增强到7个军。同时，考虑到美蒋军队对广州、上海等大城市的进攻形式很可能首先是由空军进行的空中打击，所以大城市的防卫重点在于防空，要加强防空兵力和武器，建构严密的防空体系，防备美蒋空军的轰炸，保卫大城市居民的生命财产以及经济社会生活的安全，当然也不能排除蒋军登陆的可能性。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张爱萍11月4日在华东军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蒋军很可能有在美国海空军的支援下夺取上海的意图。19日，华南情报局也提交报告指出，最近盛传美国向台湾派遣了2000名空军作战人员，将可能以蒋军名义，对大陆沿海城市进行空中打击。中央军委认为这种可能性很高，要求东南沿海各军区加强防空兵力和武器部署，完善防空体系，决不能对敌人可能发动的空袭掉以轻心。
同时，保卫国家安全任务面临的另一形势，则是在大陆内地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土匪武装依然活动猖獗，特别是在福建、广西等地还有相当数量的土匪，一旦美蒋军队对东南沿海地区发动登陆进攻，土匪武装必将会在解放军防线后面制造反革命暴乱，进行破坏和袭击，配合美蒋军队反攻大陆的正面进攻。因此，解放军也有必要在加强东南沿海地区防卫体系的同时安定后方，尽快彻底肃清残余土匪，所以剿匪工作也是加强东南沿海防卫体制的重要一环。
东南沿海地区防卫战略的转换、防卫体系的建立和防御兵力配备的调整，又与朝鲜战局的发展变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1951年，经过第一、第二次战役，志愿军将美韩军队打退至三八线以南地区，并一度夺回了汉城，美国甚至准备在战局的进一步发展对己方不利的情况下从朝鲜半岛撤军。为挽救败局，远东地区美军最高司令长官麦克阿瑟主张动用国民党军队攻击中国大陆，使中国在东南和东北同时遭到进攻，陷入两面作战的困难境地。1951年1月8日，中央军委得到的情报说，国民党军队20万-25万人准备对厦门和汕头发动登陆作战，并得到蒋介石的批准，麦克阿瑟充分研究了这一计划，将于1月底解除限制国民党军队进攻大陆的禁令。对此，毛泽东于13日致电华东军区的陈毅和邓子恢，认为蒋介石实施这一作战计划的“可能性非常高”，并指示中南军区，向汕头、海丰、陆丰等地调动2个军，华东军区在福建省配置4个军。
由于解放军大量兵力赴朝参战，无法向东南沿海地区投放更多的部队兵员和兵器装备，特别是缺乏用于海空作战的特种兵力和技术兵器，中央军委要求华东军区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单独完成战区防卫任务。毛泽东致电陈毅表示：“由于准备参加朝鲜战争，不能在华东军区配备空军”，“华东全军应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担负起歼灭国民党军的任务，不能期待外来援助”。华东军区解放军因此决定沿海地区防卫作战的重点为，在沿海地带大规模建设各种防御工事，以求歼来犯之敌于海面或滩头。但这种战术思想和防御方针显然并不符合毛泽东历来提倡的“诱敌深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所以毛泽东于1月24日致电中南、华南军区批评“歼敌于海上或滩头”的战术战法是“畏敌如虎”。在另一封电报中，毛泽东再次批评了在东南沿海地区大量建设防御工事的做法和歼敌于海上或滩头的作战方针，强调采用“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解放军传统作战方法和战术方针的有效性，要求在美蒋军队登陆之际，引诱敌军至内陆地区后再包围全歼之，并强调这才是“克敌制胜的方法”。毛泽东与东南前线解放军指挥官在作战方针上的意见分歧，反映出对于在有大量海空军参战、大量使用现代化兵器的登陆和反登陆作战中，解放军传统作战方式和战术方针是否仍然有效这一问题的不同看法。当然，东南前线解放军指挥官之所以决定在沿海地带大规模建设各种防御工事，采用歼来犯之敌于海面或滩头的战术战法，也有朝鲜战争的影响。因为当时，解放军大批部队调往朝鲜战场（已从中南军区调出13兵团和50军，从华东军区调出9兵团；由华东军区陆军改编的航空兵第10、12、14、15、16师共5个师，也于1951年年底赴朝参战），尤其是未配备在反登陆作战中至关重要的空军，使东南沿海地区的解放军在进行反登陆防卫作战的时候，面临着海防线漫长、配置相对分散、整体兵力不足和无法掌握制空权等诸多困难。
综合以上事实可以说明：1.新中国建国之初，尽管面临美国在东南和东北两个战略方向上对国家安全构成的现实性威胁，但确实没有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以进攻方式来对抗美国的力量，只能选择其中之一，集中主要军事力量和最大量的资源展开进攻，而在另一个战略方向上转入防卫态势，建立防卫体系，实施防卫战略。这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把东南沿海地区的以解放台湾为最终目标的进攻性战略，转变为防备美蒋军队登陆作战的防御性战略的根本原因。
2.在国家整体安全战略中，东北（朝鲜战争）与东南（解放台湾）两个战略方向有主有次、有轻有重，必须把军事力量和兵器装备优先配置于主要的战略方向；这不仅使新中国当时无法集中必要的物质力量和技术手段以解放台湾统一祖国，也使得东南沿海的解放军即使遂行防卫战略，转入防卫态势、建立防卫体系之后，仍然面临着许多因技术力量和物质手段不足而产生的困难。
到1951年上半年，美蒋军队仍未发动对大陆的大规模登陆进攻，而朝鲜战局却发生了重大变化，战斗虽然仍在激烈进行之中，但交战双方均出现了停战谈判的意向。4月，积极主张以美国海空军对中国本土发动攻击，并动用国民党军队反攻大陆的联合国军司令官麦克阿瑟被美国总统杜鲁门解除了职务。6月，中方也对停战谈判表示出积极的意向。朝鲜战局的这一变化对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的防卫战略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以及东南沿海地区的解放军指挥官均认识到，即使美蒋军队联合对大陆发动登陆进攻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但至少进攻的规模要比当初设想的为小，因而有必要依据安全形势和敌情变化调整解放军的防卫体制和防卫态势。随着福建、广西等地的剿匪任务基本完成之后，剿匪部队逐次投入东南沿海防御体系，从各地调来的部队也都相继就位，最终形成了东南沿海地区以反击敌军登陆、消灭登陆之敌为目标的三重防线的防御作战体系。第一线，由边防部队、地方武装和民兵担任海岸沿线的守卫和警备；第二线，在海岸线的后方配置解放军的机动部队，一旦第一线发生紧急事态，即可迅速出动支援前方；第三线，在沿海省份的内陆地区部署解放军的主力部队，进行军事训练，准备彻底包围并歼灭任何敢于深入内陆的入侵之敌。这种三重防线的兵力配置和防卫体系，体现了毛泽东“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战术思想和作战方针。
注：因篇幅有限，本文对原文进行了节选，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