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学家E·A·罗斯有一本书，书名叫《变化中的中国人》，是1911年出版的。这本书的第五章，标题叫作“中国的工业化”，其中有个观点引起了我的注意。
第一是“黄祸”，何为“黄祸”？那个时代中国人口众多，国家又很乱。然而真正的“黄祸”是什么？他认为西方人一直没搞清楚，而他搞清楚了：中国的工业化才是西方真正的“黄祸”。
中国有这么多勤劳的、廉价的、聪明的劳动力，中国人的身体耐力远远超过西方人。这样的劳动力一旦与西方的技术相结合，就会形成巨大的生产力，那让西方的工业阶级吃什么去？
西方的人力资源成本高，想把它降下来，那是不可行的，这一点是竞争不过中国人的。“黄祸”问题对中国开始工业化进程后的欧美第一代和第二代人影响不是很大，因为中国工业化要有一系列的先决条件，比如教育、资本和国家统一等等，这需要一两代人的时间积累，欧美第三代和第四代人将迎来真正的“黄祸”。正如E·A·罗斯预计所言，本世纪末才是“黄祸”到来之时。
不得不说这位学者的判断是如此准确。上世纪末，我们参考了西方体制，成为世界工厂。当然了，针对中国的这个工业化体制，也有“左”和“右”的争论，比如留下了不少污染、血汗工厂等等。
中国的劳动者不仅是受过教育的、廉价的、勤劳的，而且他们对整个市场变动、货币变动能做出灵敏反应，这些全世界都没有。
欧洲在18、19世纪，完成了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从自给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移。同样的过程在非洲和中东地区都出现过很大的问题，而且在中东地区出现的问题比在所有国家出的问题都大。因为农耕时期各种各样的行为方式包括商业方式、借贷方式都由宗教加以规定，所以他们向市场经济转型就特别艰难、特别痛苦。
相比之下，中国有多达几亿的劳动力，如此大规模的人口随着市场需求一直在持续流动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还保持了相应的稳定有序，这是很不简单的事情，然而这些却从未被研究过。
千万不要低估这个现象，而且中国的这些劳动力不是在今天一下子突然涌现的，而是在宋代以后就逐步形成了。
上个世纪末，国际环境相对较好，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的劳动力实现了与西方技术的结合。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沉淀在农村的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在加速流动着和变化着，完成了一个拐点变化。到了2003、2004年，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开始显著提高，劳资关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从这些变化出发，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两个问题。第一，这在中国国内意味着什么？我认为我们未必很好地研究过。第二，这对国际意味着什么？中国的崛起和欧美的那些问题是不是有直接关联呢？
现在中国制造业正在向中高端迈进，按照中国制造2025年的预期目标，通过10年、20年的努力，大批劳动力也将实现转型。那个时候中国的岗位将不再是中低端岗位，而是全世界中产阶级的重点岗位。这些变动，对全球的格局意味着什么？对美国和欧洲又意味着什么？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我们能不能达到这个目标？不能达到就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果我们实现了目标，200年或者500年的工业化历史将被改写，这是一个极大的事情，但是西方所有储备的理论都无法解答。
中国有14亿人口，欧美几个白人国家的人口满打满算不会超过10亿。我们有14亿人口，其中12.56亿是庞大的主体汉民族。没有一个西方政治学、法学的研究者考虑过这个问题，他们也没有兴趣考虑这个问题，但是现实逼着他们去考虑。
等到中国制造业迈进中高端行列的那一天，西方的衰落将不可避免。从目前来看，欧美现在发生的那些现象是资本主义发展周期的一般现象？还是因为中国崛起而产生的全新的历史现象？
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提出历史问题、思考问题，而不必纠结于特朗普这个人怎么样。因为这个人比较怪诞，反应乖张。对于特朗普，人群中惊恐者有之，不以为然的有之，看笑话的有之，各种猜度者有之，不足为奇。
我们需要判断的是，制造业转型的主动权是不是还在我们中国人手里？我们还能不能一步一步地完成转型？如果说美国想加以阻挠和干涉，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中国有14亿人口，不要低估这个人口规模。亚洲四小龙崛起的时候，美国学者一片兴奋，用亚洲四小龙来教训“依附论”者说，你看看人家不是也上来了吗？不也变成发达国家了吗？你们没上来是因为你们笨，你们懒。
中国崛起让有些欧洲人隐约感到了惊恐，但是他们对本国制造业流失的第一反应往往是“这是工业自动化的必然产物”，或者认为本国高污染的低端制造业“出去”之后自然会带走一部分就业岗位。但是，他们没有看到在全球化加速的过程中，中国制造业的崛起与他们国内劳动岗位减少的关联性。
这个问题美国搞清楚了吗？也没有。我们要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既然中国发展到了这个阶段，我们整个的发问方式也要变，要知道一个时代的发问方式会引导整个时代的学说。
近代以来，我们主要的发问方式是“中国何以贫弱”、“西方何以富强”，这是第一大问题；第二大问题是“何以在短期内摆脱贫弱，和西方并驾齐驱”。我们全部的思考都是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
现在，我们仍然死守着原有的发问方式而停滞不前，也就是“何以并如此”的方式。原教旨自由主义者认为中国还没有完成现代民主化的转型，所以经济问题、社会问题、道德问题、污染问题的总根源是民主化问题，只要一选举，这些问题就自动消失了，一私有化，问题就都解决了。
然而，这些发问其实远远滞后于中国发展的现实，我们要明确地提出新的发问方式：为什么中国行？中国现代化之后，对整个世界和西方会有多大的改变？
目前，我们中国人的叙事都是西方叙事，都是西方人代我们叙事。新时代已经来临，我们这代知识分子要承担起改换提问方式的重任，寻找新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