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当新科技革命时代到来、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世界主题的时候，苏联共产党未能作出符合时代要求的适应性变革，走了一条从弯路到老路再到邪路的轨迹，终至党的败亡。
一、 苏联的一党政治是一种特殊的政党政治，但作为唯一政党的苏联共产党也必须遵循政党发展的一般规律，不断进行政党适应性改革，以获得执政合法性资源。战后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共产党未能及时进行这种改革。
政党是近代社会发展的产物，政党政治是现代各民族国家政治发展的重要特征。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是一个不成熟的多党制国家，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并没有脱离当代政党政治的主流，即它也是一个政党政治的国家，不过苏联的政党政治具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征：第一，只存在一个政党--苏联共产党。苏联共产党是苏联唯一的合法政党，这也就决定了苏联政党政治中并不存在多个政党间的政治博弈，亦即苏联不具备一般政党政治下政党竞争的特征。第二，党与国家的同一，即党国体制。因为政党本来就是围绕政治权力运行的组织，获取政治权力是政党的目标，所以，在苏联这样只存在一个政党的国家，该政党必然主导着国家的政治权力，并且政党和政府一定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在政党和政府之间不可能进行严格的权力划分，这样的体制一般称之为党国体制。很明显，在苏联这样的党国体制下，一般政治理论所说的党政分开问题根本就是毫无意义的假问题。
既然与一般的政党政治有明显的区别，就需要苏联共产党必须自觉做到两点：一是密切联系群众，持续得到群众的支持。不能因为没有其他政党的竞争就把自己放在特殊的位置，自以为自己天然地代表群众。二是作为现代政党，必须遵循现代政党发展的一般规律，即不断进行政党适应性改革。所谓政党适应性，也就是政党不断适应社会环境变化的属性。现代社会政治环境持续变化，并且经常出现急速的变化。为适应这些变化，政党也必须及时地做出适当的变革和调整，也可以说要不断追求政党的现代化；政党现代化的目标应该是不断获得新的执政合法性资源，合法性资源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发生变化；无论是何种属性的政党，都必须不断推进政党适应性改革，无视环境变化而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政党必将为时代所淘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新科技革命时代的到来及其导致的变化速度持续地加快。战后，随着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的不断涌现，现代新科技革命时代迅速到来。为了适应新科技革命的形势，世界各主要执政党都千方百计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着重于提高自己国家的科技水平，以期在新科技革命时代占据领先地位。战后新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也引导社会发生持续而快速的变革，政党既是社会变革的适应者，也是社会变革的引领者，但首先是适应者，政党必须做出及时的适应性改革，以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
战后国际社会发展变化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和平与发展时代的逐渐到来。其原因主要有二：第一，长期的世界性的战争严重扰乱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更不要说战争造成的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损失。当战争终于结束后，厌战、反战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维护和平与稳定、追求丰裕的物质文化生活成为世界人民的普遍愿望。第二，遏止大规模战争成为长期的趋势，更重要的是科技发展也提供了遏制战争的手段和方法。战后现代科技的发展不仅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同时也提供了毁灭人类自身的能力，这时，战争已经不再是非输即赢的零和游戏，而成为没有赢家的"双输"甚至"双亡"乃至人类"全亡"的危险游戏，这也就从根本上抑制了大规模的世界性战争的发生。在"战争"与"和平"的天平之间，"和平"的分量显然是越来越重。
在和平与发展时代到来时，国际竞争的形式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虽然国家间竞争依然激烈，但这种竞争的内涵已非同以往，国家的强弱不仅仅表现在军事实力上，更主要地表现在科技实力引领的以经济实力为中心的综合国力上。所以，以经济实力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提高是国家间竞争的关键，各国纷纷将提高科技和经济实力确定为长期的发展战略。苏联共产党领导苏联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它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更应该遵循现代政治社会发展的规律，及时察觉科技和社会发展的趋势，并为适应和引领这种趋势而不断进行自我革新。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建立与和平与发展环境及苏联经济政治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不断促进苏联社会的发展。
但是，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共产党，在30年代形成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概括地说，苏联模式是以斗争哲学为思想基础，以备战为核心，以快速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为主要实践活动的党国体制。苏联模式的最主要特征通常被概括为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因为它形成于斯大林主政时期，所以也称之为斯大林体制。在国际斗争异常激烈、党和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时期，以斗争哲学为基础的斯大林体制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实现了国家工业化，镇压和压制了国内的不同意见，保证了苏维埃国家的独立主权并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这时，斯大林体制具有其合理性，苏联共产党也拥有最重要合法性资源，即保卫国家独立主权和共产党政权。但是，如上所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形势使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成为世界人民的普遍追求，谁适应了人民的这种追求，谁就掌握了最重要的合法性资源；对于苏联共产党而言，则面对着重大的模式转换的任务，即由原来的斗争模式向和平建设模式转换的任务。
二战结束后，从1945年到1953年斯大林主政近8年的实践表明，他不能领导苏联共产党带领苏联走上改革之路。主要表现在：第一，从苏共的指导思想上看，战后与战前没有任何改变。早在1928年7月，斯大林就提出"随着我们的进展，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向社会主义的前进不能不引起剥削分子对这种前进的反抗，而剥削分子的反抗不能不引起阶级斗争必然的尖锐化。"〔1〕这种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理论不仅是战前苏共的重要指导思想，战后也没有任何真正的改变。第二，从主要实践活动来看，战后也没有进行任何体制上的改革，反而是在不断强化过度集中的体制。第三，在"过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下，①作为苏共最高领导人的斯大林既然缺少改革家的素质，改革也就不可能出现。因为在这样的体制下，党和国家的发展方向决定于极少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斯大林执政的相当长时间里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斯大林个人。当斯大林认为不需要改革时，苏共和苏维埃国家也就不可能走上改革之路。由此，战后8年的时间里，苏共的政党适应性改革已然被延误，苏共执政的合法性资源已经开始悄然流失，改革也只能寄希望于斯大林之后的苏共领导人。
二、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领导的苏共最难能可贵之处就是认识到了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进行了诸多改革尝试，并获得了不小的改革成效。但是，从1953年到1964年十余年的时间，苏联共产党的革新走了不少弯路，特别是未能从体制改革出发，协调好各种政治和社会矛盾，这也是赫鲁晓夫最终被赶下台的重要原因。
①在学术界，对苏联体制的一般描述是"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社会主义的历史证明，"高度集中"的体制在一定环境和一定时期具有积极意义和作用，而斯大林时期的体制问题不在于"高度集中"，而在于"过度集中"，甚至在多数时间里是"个人独裁"。所以，以"过度集中"和"过度集权"来表达斯大林时期的政治经济体制更为合适。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共党内形成以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为代表的三股力量，三股力量虽有很大不同，但他们有进行改革的共同意愿，这也从一个方面显示出改革的必要性和急迫性。另一方面也说明，在斯大林时期过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下，哪怕是只有极少数甚至是斯大林一个人不愿意进行改革，就不可能开始社会主义革新。而这就是苏联模式过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最大弊端。
斯大林去世之后确立的赫鲁晓夫的执政期也实际上是"变革的十年"，它所变革的对象就是斯大林执政30年确定的一整套体制，即苏联模式的过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
总体而言，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共产党对形势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并根据这种认识做出了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相应变革。这些变革可以归纳为思想和实践方面，一个是指导思想上的变化，即逐步改变以斗争哲学为基础的指导思想，将苏共的指导方针建立在和平建设的基础之上；另一个方面是领导苏共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改革。
先看基本指导思想。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报告上概括了苏共工作的指导思想，这时的苏共认为，"社会主义、民主、和平力量以及民族解放运动力量的不断加强，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苏共二十大报告还指出一个事实，即资本主义国家的著名人士越来越经常地坦白承认，在使用原子武器的战争中"将没有胜利者"。由此，赫鲁晓夫提出了对外政策的"三和路线"，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这样的对外政策是与国内和平建设的方针相配合的，在整个赫鲁晓夫执政期，除了1957年针对赫鲁晓夫的未遂"政变"，苏共党内已经没有了像斯大林时期经常的严酷政治斗争，苏共的工作重心也确实像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报告中所说的："党勇敢地揭露了经济活动、政府活动和党的活动中各方面所存在的缺点，打破了陈腐的观念，坚决扫除一切过时的、阻碍着我们前进的东西。"即苏共在持续地进行改革，推动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尽管我国人民的物质福利有了很大的增长，共产党和苏稚埃政府还必须进行很多工作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它同社会主义制度的潜力和苏联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相适应。"〔2〕
之后看苏共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共产党进行了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革，概括起来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破除个人崇拜，打破思想藩篱；二是进行若干体制改革的探索；第三是尝试进行调动个人和社会积极性的改革。〔3〕苏共进行的这些改革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但是，囿于时代的和个人的局限，赫鲁晓夫领导苏共进行的改革走了许多弯路。
在经济上，将计划经济视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形式，排斥了市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是赫鲁晓夫时期经济改革的最大弯路。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是高举着列宁的旗帜进行的，苏共二十大时赫鲁晓夫就多次引用列宁的经典著作。不过，赫鲁晓夫却没有理解列宁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即适时地实行新经济政策，恢复市场在经济恢复和发展中的地位，并且苏联经济由此呈现出巨大的活力。而只是在斯大林时期才中止了新经济政策，使苏联经济成为完全的计划经济。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进行了许多经济改革，特别是后期进行企业改革尝试，即后来发展为"新经济体制"的改革，其中包含了若干市场因素，虽然还远不是市场经济。赫鲁晓夫时期的苏共还进行了诸多农业革新，包括扩大宅旁园地、废除义务交售制等等，也不乏"义务交售制的废除是把市场和商业关系引进苏联农业经济的发展中来了"。〔4〕但是，这时苏共的经济改革始终没有确立市场经济的理念。既然内有列宁时期的历史经验，外有众多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的榜样，并且在改革中又已经看到市场要素的重要作用（如宅旁园地的高产出），但在改革中就是达不到市场经济的高度，由此不能不说，赫鲁晓夫时期苏共在经济改革中走了一条大大的弯路。
在政治上，赫鲁晓夫时期苏共进行了许多有意义的改革尝试，在克服个人崇拜、建立权力监督机制、干部任期制、限制官僚特权等方面都卓有成效，但是纵观这些政治改革，几乎每一项措施的实施和制度的建立，在产生积极意义的同时，又呈现出负的一面，要么虎头蛇尾，要么朝秦暮楚，还有的出尔反尔。从赫鲁晓夫被"宫廷政变"赶下台的结果来看，改革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支持，特别是没有得到苏共党内大多数高级干部的支持。所以，赫鲁晓夫时期政治改革最明显的弯路应该是没有建立起民主的、制度性的领导人任期和更替制度，如果这种制度得以建立，党的领导人就不会被以"宫廷政变"的形式赶下台，而密谋的"宫廷政变"通常是专制制度下经常出现的政治现象。那么赫鲁晓夫时期有没有可能避免这条弯路呢？事实上，此前列宁和斯大林在最高领导人位置上去世，特别是斯大林的去世，已经为苏共提供了足够多的有关领导人更替的教训，世界历史和多国政治现实中许多国家领导人的良性更替制度也提供了很好的范例。众所周知，赫鲁晓夫时期苏共曾进行干部任期制改革，这说明赫鲁晓夫还是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不过，非常明显的是，赫鲁晓夫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远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所以，这项改革的高度和力度都十分欠缺，更没有相应的配套性改革。由此看来，赫鲁晓夫时期苏共的政治改革方向是正确的，但走向目标的道路却是弯曲的，即是说改革走了很多弯路。
当然，赫鲁晓夫时期苏共政治改革走的弯路还很多，在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上留下了许多教训，需要进行详细的分析总结。
之所以赫鲁晓夫时期苏共改革走了弯路，原因主要有二：其一，思想解放不够。在斯大林时期形成的社会主义模式的长期束缚下，从理论到制度，苏共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均处在教条约束之中，表面上，赫鲁晓夫时期苏共的改革轰轰烈烈，实际上，对原有社会主义模式的真正突破却少之又少，即便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错误的一系列批判，也是在斯大林体制的框架内进行的。其二，权力之争仍是核心。在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下，如果不以民主化来解决权力的来源和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问题，权力之争永远是这种制度下政治运行的主题。赫鲁晓夫时期因为干部任期制及权力监督机制等改革的不彻底，使得权力斗争始终贯穿其间。在权力斗争的困扰下，苏共的社会主义改革肯定要走许多弯路，灵光一现的某些改革最终还是陷入歧途。
三、勃列日涅夫领导的苏共重陷权力斗争的老路，作为苏共最高领导人的勃列日涅夫置党和国家的前途于不顾，一味巩固和加强自身权力，这使苏共重新回到了高度集权体制的老路，在党内形成了官僚特权阶层，苏共也沦落为一个特权的党。这些特权官僚警惕地看管着自己的权力，拒绝民众的改革要求，从而使苏联丧失了改革的最佳时机，党和国家陷入了"停滞"的泥沼。 因为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共放弃了改革，重新回到并固守斯大林时期确立的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所以说，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共是重走了"老路"。
高度集权是这条老路的核心，勃列日涅夫为追求集权不惜一切。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苏共建立了"三驾马车"的集体领导机制：勃列日涅夫与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1965年12月前为米高扬）并列，党的领导人、国务总理、国家元首分工合作，各负其责。这时勃列日涅夫小心翼翼地维持着集体领导的体制。但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之后，勃列日涅夫迅速走向集权，他剥夺其他高级领导人的权力，以"帮派政治"的形式将权力集于一身，即重用自己曾经的同学、同事、朋友、亲属等，形成围绕自己的政治帮派，控制政治权力。70年代初，围绕勃列日涅夫的"第涅伯罗帮"已经形成，1976年，勃列日涅夫兼任国防会议主席，并领苏联元帅的军衔；1977年，他又取代波德戈尔内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早已图有其名的"三驾马车"体制至此瓦解。这样，勃列日涅夫新的个人集权形成了。
勃列日涅夫领导的帮派政治下的个人集权影响极其恶劣。一是造成政治上的因循保守，不思改革。由于勃列日涅夫本人对改革的反对态度，其他人也随声附和；二是导致贪污腐化和营私舞弊现象的盛行，促成了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第三是促成了个人崇拜之风。〔5〕以上三点都表明勃列日涅夫时期回到了斯大林时期的老路，第一点不思改革在二战之后的斯大林时期尤其如此，第三点个人崇拜整个斯大林时期非常明显，只有第二点需要补充说明，在斯大林时期由于贪污腐化和享受特权而出现了官僚特权者，而到勃列日涅夫时期由于体制的缺陷和现实中的包庇与纵容，官僚特权者已经壮大为官僚特权阶层。这只是一个量的变化，没有质的区别。苏共党内官僚特权阶层的成长和壮大表明苏共越来越脱离了民众。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重回老路还表现在经济上严格的计划经济和思想文化上的压制政策。本来，在赫鲁晓夫下台后，苏共党内还是赞同由列别尔曼讨论而开始的经济改革的，由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主持推行"新经济体制"，减少国家计划，激发企业和个人的生产积极性。但是，出现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却被勃列日涅夫视为洪水猛兽，"当捷克斯洛伐克更新社会的群众运动赋予社会主义以""""""""第二种气息""""""""--利用商品关系的尝试，当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因此而十分惊惧时，1968年""""""""布拉格之春""""""""后苏联的改革就被大大压制了。"〔6〕60年代末70年代初，勃列日涅夫逐步消弱柯西金的权力，干涉经济改革，展开对改革思潮的批评。70年代的官方文件中，连"改革"一词也成了忌讳，列别尔曼、利西奇金和列昂节夫等经济学家的观点被当作"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观点的代表，受到严厉批评。在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浪潮下，苏共的经济工作方针发生重大变化，从强调改革传统体制到强调计划经济的优越性，由扩大企业自主权到加强对企业的控制，改革重心由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关系转移到合并企业，建立联合公司。市场的作用被一步步压缩，国家对计划和物资的控制在不断加强。1971年的苏共二十四大体现出勃列日涅夫为代表的反改革力量在苏共高层中占了优势，柯西金的改革路线被勃列日涅夫的"完善"路线替代，在这次大会之后，"改革"完全被"完善""改善"取代了，苏共又完全回到了计划经济的老路。
在思想文化等其他领域，苏共也陆续回到了斯大林模式的老路。作为总书记的勃列日涅夫致力于恢复斯大林时期的个人崇拜。一方面，逐渐增加了对斯大林的正面评价，1969年，克里姆林宫墙下的斯大林纪念雕像正式揭幕；苏共中央几位意识形态领导人在《共产党人》杂志发表文章，批评一批历史学家背离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原理；12月21日《真理报》编辑部文章称赞斯大林是理论家和组织者。另一方面，对勃列日涅夫个人的宣传越来越带有个人崇拜的味道，直至在苏共二十六大上勃列日涅夫的报告被"78次掌声、40次长时间的掌声和8次暴风雨般的掌声"打断。
苏共向"老路"的回转引起了极其严重的后果。首先，这是违背历史潮流的行为。政党的适应性要求一切政党必须根据实践的变化而审时度势地进行变革，而勃列日涅夫领导的苏联共产党却无视迅速变化的现代社会，恢复旧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这就必然导致苏共落在时代发展的后面。其次，违背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导致社会活力的消失。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就是一切从社会的要求出发，充分发挥社会的积极主动性。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的行为实际上是持续加强中央集权而削弱社会的权利，它压制了社会活力，使人民大众失去了积极主动性，社会创造力也无以发挥。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维埃社会死气沉沉，到处弥漫着消极失望的情绪。再次， 向"老路"的回转使苏共内部官僚特权集团的力量不断膨胀，直至形成了以勃列日涅夫为代表的苏共官僚特权阶层，从而严重损害了苏联共产党的声誉，降低了苏联共产党的威信。早在斯大林时期，苏共党内在斯大林周围就形成了一个官僚特权集团，这个集团在赫鲁晓夫时期被削弱，但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一系列政策使苏共干部有了更大的权力和更多的利益，加之苏共监督和制约机制的缺失和无效，使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追求并利用权力牟取个人私利，从而形成了一个官僚特权阶层。这个特殊的社会政治阶层有着庞大的数量，约占苏联总人口的1.5%左右。〔7〕苏共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使苏共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威信大大降低，人民群众和特权阶层之间形成了深深的鸿沟；这也同时意味着苏联社会的分裂，广大群众称特权阶层为"他们"，与"我们"有巨大的差异。最后，苏共向"老路"回转的综合后果就是经济社会的"停滞"状态。进入70年代后，苏联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速度由8.5%降到5.9%，农业总产值从4.3%降到1.1%，社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从6.8%降到3.2%；1982年，苏联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进一步降到2.8%。考虑到苏联经济长期的高投入低产出状况，这样的增长速度实际上是以耗费大量资源为代价的，因此实际上总体财富增长比数字显示的更少，经济停滞状态非常明显。社会其他方面的停滞则突出表现在社会各阶层的消极懈怠情绪，除了"活跃"的官僚特权阶层，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联各阶层均缺乏工作热情，整个社会死气沉沉。
四、戈尔巴乔夫上台意味着苏共进入新的改革时期。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的问题在于只看到了改革的紧迫性，却忽视了改革的复杂性，草率而杂乱的改革措施导致局势的混乱；戈尔巴乔夫属于改革者和特权者的"双重角色"，其重要特征就是在关键时刻首先顾及的不是党和国家的利益而是自己的得失。由此，导致苏联社会主义走向亡党亡国，转向资本主义的"邪路"。 勃列日涅夫去世后，苏联经历了安德罗伯夫和契尔年科的短暂执政期，二人均因年老体衰而病死于任上，再加上勃列日涅夫在任上老病而亡，苏联政治也因此在国际政治中被嘲讽为"老人政治"和"病夫治国"，这在无形之中形成了苏共改革的压力和动力。
1985年戈尔巴乔夫只有54岁，他以年轻、健康的形象成为苏共最高领导人，这无疑是对此前"老人政治"和"病夫治国"的一种"反动"。而更为重要的是，戈尔巴乔夫是高举"改革"的旗帜开始其执政期的，这也是对70年代以来"停滞"的一种"反动"。单凭这两个"反动"，戈尔巴乔夫执政伊始就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支持，广大民众对苏共的这位新领导人寄予厚望。
戈尔巴乔夫也确实配得上"改革者"的称号。这是因为：一方面，他没有因循守旧，而是把"改革"作为自己的执政指导方针。并且，戈尔巴乔夫也确实带领苏共进行了一系列旨在破除陈规陋习、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改革，改革的核心被称为"加速发展战略"。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最初目标是激发社会活力、推动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戈尔巴乔夫在提交苏共二十七大的政治报告中认识到，"应当保证我们成功的主要一点是，群众生机勃勃的创造活动，最大限度地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可能性和优越性。"由此，苏联共产党布置工作："党和全体人民头等重要的任务，是坚持扭转经济发展中的不利倾向，使经济获得应有的活力，为群众的主动精神和创造性以及真正的革命变革开创广阔的天地。"〔8〕由此看来，这一时期，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认识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戈尔巴乔夫改革逐渐改变了方向，朝着放弃苏维埃国家、抛弃苏联共产党和转变苏联社会主义方向演变，从而使改革之路走向了亡党亡国的"邪路"。在苏联的国家体制下，苏联共产党在国家政治中一直处在中心位置，因此，苏联共产党的兴衰荣辱同时也代表着苏维埃国家的兴衰荣辱，或者更进一步，苏联共产党的存亡甚至决定着苏维埃国家的存亡，这是因为，苏联是一个联邦（盟）制国家，按照苏联宪法规定，每一个加盟共和国都有退出苏联的权利。自1922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以后，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由最初成立时的4个增加到后来的15个，却从来没有一个加盟共和国从联盟中退出，究其原因，除了苏维埃国家的凝聚力外，苏联共产党在国家统一中起着非常重要的纽带作用，苏共利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实施党的统一领导，这种统一领导也是苏维埃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所以，一旦苏联共产党受到损害，苏维埃国家也必然受损，即二者是一损俱损的关系。所以，苏联的这种国家体制也是典型的党国体制。
可是，从实际发展变化的情况来看，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党国体制的认识非常肤浅。作为锐意改革的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自然应该把加强党的建设和促进国家发展作为改革的方向，首先，不能肤浅地认为戈尔巴乔夫是哪个国家派来的或者是被哪些人收买的特务，专门来搞垮苏联和苏共，要知道他一直是在苏联接受苏共的教育而成长起来的。其次，他是苏联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他不可能将解散或消灭这个党作为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果真这样的话，他上台前也不可能不露出蛛丝马迹，苏共高层领导集体也不可能推举他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所以，无论是于情于理，还是从主观和客观来看，戈尔巴乔夫都不可能上台后就立足于搞垮苏联和苏共。但是，戈尔巴乔夫又确实在上台不久就出现了两个极端错误的行为，这也是他走上"邪路"的开端：第一，在"公开性"的旗帜下放任对苏共历史负面信息的传播，大大损害了苏共在群众中的威信。戈尔巴乔夫将公开性视为无原则无禁区的完全公开，并进一步提出了"不留历史空白"的公开性倡导。这种公开性迎合了一般人的求知心理和一些人的猎奇心理，加之苏联共产党历史上也确实客观存在着诸多问题，致使一时之间关于苏联共产党的负面信息铺天盖地而来，苏联共产党的威信遭受严重损害。第二，重提"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将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对立起来。1987年起，"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这个类似在1917年二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为了孤立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曾经使用的口号在苏联流行开来，在1988年6-7月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中，这一口号的原则被贯彻，决定把分清党和国家机关的职能及恢复苏维埃的全权作为改革的方向，会后即开始筹备召开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这实际上就人为制造了苏联政治体制的混乱，因为无论是在苏联法律规定中还是在苏联政治生活中，苏联共产党都处于领导地位，现在却又要"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这自然造成了严重的矛盾，苏联共产党的统一和领导也从此开始受到严峻的挑战。
以上两个发展趋势决定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逐渐使苏联和苏共走上了"邪路"。变化的核心在于苏联共产党，表现在：第一，党的威信丧失殆尽。自公开性之后苏共的威信一路下滑，先是入党人数减少，苏共二十七大后，在三年的时间里，苏共党员人数只增加了48.3万人，平均每年增长0.8%；而在二十七大前，平均每年增长1.7%。后来是大批人退党，1990年头六个月，退党人数是37万人，七、八两个月有31万多人退党。〔9〕根据1989和1990年的民意调查，认为苏共领导层代表劳动人民的只有7%，代表工人的只有4%，代表苏共党员的只有11%，而认为他们代表党政官僚和机关工作人员的高达85%。〔10〕虽然后一组数字只说的是苏共领导层，但仍然说明苏共威信的急速下降。十分明显，并非是这几年苏共及其领导人极速堕落，主要是公开性及其他因素造成了苏共威信的下降。第二，苏联共产党的联邦化。1989年，苏共中央九月全会通过《党的当前条件下的民族政策》，实际上放弃了苏共中央对加盟共和国党组织在组织上的领导，从而使统一的苏联共产党开始向"联邦化"方向转变，三个月后的12月，立陶宛共产党就发布了党的独立宣言，宣布成为独立的立陶宛共产党，1990年6月俄联邦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党的"联邦化"的完成；同时，在党国体制下，党的分裂实际上也意味着国家的分裂，各加盟共和国向独立的方向大踏步迈进。第三，苏联共产党的社会民主党化。从1988年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戈尔巴乔夫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起，苏共在理论上和组织上一步步社会民主党化，直至1990年3月苏共失去了法定领导地位。这就意味着，苏共已经成为选举党，苏联的领导核心失去了，随时可能出现联盟的分裂。
以上三个后果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走上"邪路"的集中体现，党被彻底败坏了，又被分裂了，国家也因此不可阻止地同时被分裂了，苏联和苏共走向了绝路。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一个有争议的核心问题是，到底苏联共产党还能不能被解救。前有所言，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共产党就已经特权化官僚化，失去了群众的支持。那么到戈尔巴乔夫时期还能不能拯救这样的党呢？回答是肯定的。关键是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依法治国、从严治党，严惩党内腐败，消灭党内官僚特权阶层，由此使党的干部真正成为人民公仆，恢复党的声誉；二是按部就班地建立党内民主制度，因为对共产主义政党而言，"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11〕必须建立和实行党内民主，包括监督制约机制、任期制、民主选举制等等，执政党的民主建立起来了，自然会得到广大党员的支持，赢得广大民众的拥戴，从而使人民民主也会得到有效带动。令人遗憾的是，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共未能做到这两点，只能任由苏共腐烂下去，其亡党亡国的结局也就不可避免了。
总而言之，战后苏联共产党经历了斯大林时期的固守僵化模式，到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弯路"，再到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重走"老路"，又到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走上"邪路"，世界上第一个掌权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由此败亡，走上绝路，其教训极其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时指出："坚持独立自主，就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12〕这其中从苏共的败亡中吸取了许多教训。
〔参考文献〕
〔1〕 斯大林全集：第11卷〔M〕.人民出版社,1955.149-150.
〔2〕赫鲁晓夫言论：第五集（1956）〔M〕.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23、10、78.
〔3〕 郭春生.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有益探索--再谈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J〕.探索与争鸣,2012,(11);郭春生.在改革与停滞之间：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苏共党建工作的退步〔J〕.社会科学研究,2013,(2).
〔4〕 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1953-1964）〔M〕.人民出版社,1996.125.
〔5〕 郭春生.论勃列日涅夫主政苏联18年的历史特征〔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5).
〔6〕 〔俄〕茹拉夫廖夫.俄国政治史〔M〕.莫斯科,1998.604.（Журавлев В.В.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М.: Юристь1998. ）
〔7〕 〔俄〕萨哈罗夫.20世纪俄国史〔M〕.莫斯科,1996.571.（А.Н.Сахаров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ⅩⅩвек. Москва АСТ 1996.）
〔8〕 辛华编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G〕.人民出版社,1987.31、33.
〔9〕 檀雪菲.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苏共领导权的丧失〔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3).
〔10〕 奚广庆.也谈苏联解体的一个原因〔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1,(2).
〔11〕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A〕.人民日报重要报道汇编〔C〕.人民出版社,2012.54.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6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