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媒体的专栏、采访、时评，到自媒体平台，再到时下火热的付费阅读平台，何帆教授总能敏锐地捕捉到各类媒体平台话语权及其市场价值的变化并迅速作出加盟与否的判断。中国学者当中，少有善于与媒体打交道的。而何帆，却是其中的佼佼者。
所谓擅于与媒体打交道，并不是指私人关系，也不一定以学者口才或文笔好坏为评价标准。对媒体来说，能不能表达出优质内容，才是衡量学者价值高低的标准。无论是党媒还是商业媒体，都要求在政治安全线内尽可能产出有价值的内容，商业媒体尤其受到流量或阅读量的压力而追求更多的“干货”或“爆点”，而党媒则可能更关注学者是否能说出宣传口径所需要的内容。
矛盾的是，学者的学术规范思维往往难以适应于媒体传播话语体系，许多学者又常常言不及义，这使得媒体不得不对学者的表达进行取舍，因而断章取义或者“标题党”等让学者深恶痛绝的现象也就常有发生。
像李稻葵、陈志武、阎学通、何帆、金灿荣、张五常等那般深谙媒体关系的学者毕竟是少数。而他们之所以深受媒体追捧，并非他们学问水平高或者对媒体态度好，而是他们知道媒体想听什么。
即便像许小年教授那样有时对待记者比较粗鲁的学者，媒体也照样前仆后继飞蛾扑火般抢着采访，因为他们属于“自带流量”的话题人物。中国媒体在审查和流量的双重压力下不得不为优质内容而自甘卑微。何帆则不仅了解媒体需求，同时擅于利用和引导媒体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不仅可以帮助他的内容产品摆脱对传统大型媒体平台的依赖性，却又为他知识变现之路创造了更多的可能。
由于中国高校收入普遍较低，课题经费又僧多粥少，讲课和演讲成了许多学者挣外快的主要方式。学校、门第、学术声誉、研究方向自然影响劳务费的高低，但知名度或者曝光度才是决定学者身价的关键因素。笔者从专门从事学者经纪业务的公关公司拿到商业演讲报价来看，学者的媒体曝光度与身价高度正相关。虽然对许多学者来说，许多媒体的稿费标准简直“有辱斯文”。知名学者在经费充足的媒体上撰文尚且只有每字一元的顶级待遇，寻常媒体也就千字数百元的标价。
常常有学者感叹，文字越来越不值钱。采访报道分文不取是行业惯例，除非有商业植入环节。然而，为了曝光度的提高，许多学者也甘愿赐文，接受报道。当然，也有许多学者看中的是媒体的公共平台属性，以及从自己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义务出发与媒体接触。但无论如何，中国学者都或多或少在探索将知识变现的方法。只是有些学者走在了前列。
传统社会中，学者虽然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但将知识变现的渠道却极为有限。虽然当时知识和知识分子都是稀缺的，却也没有内容产品交易的市场。相比之下，现代发达的市场经济有着对知识产品日趋丰富的需求，但另一方面，精英阶层对知识和资讯的垄断却被信息技术的革新所不断打破。
依靠百度等搜索引擎，周小平便可吸引大量读者以及坐享知识变现的福利。这令不少学者们尴尬和气愤之余而不得不思考，他们究竟如何在保持尊严的同时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知识变现方式？
知识变现意味着学者需要将知识输出并包装成为有市场需求的知识产品。在计算机信息时代初期以前，传统媒体、出版社等内容提供方充当了知识产品包装和销售的角色，这多少帮助学者免去了参与知识产品生产和销售过程的许多麻烦。但当这些内容中间商遭到来自于自媒体和其它平台的挑战而严重丧失了话语权时，学者忽然发现自己不得不直接面对大量的终端读者。
他们猛然发现，搜索引擎成为最可怕的敌人。学者们发现，搜索引擎和信息爆炸让知识和资讯变得廉价，他们稍不小心，就会被搜索引擎暴露出自己的知识盲点、逻辑谬误、表述矛盾、预测错误。譬如，好事之徒很容易就能发现，李稻葵教授从2012年开始坚持不懈地在每季度的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上都预测中国经济将触底。
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他未来总有一天会正确，而在于他对最好的预测模型的探索具有积极意义。经济学家的预测准确率极少能高于50%——也就是比瞎猜还不靠谱——在全世界都一样。原因在于人的个体行为和集体行为都难以预测，但这并不妨碍大量优秀经济学家孜孜不倦地尝试着。或许经济学家最希望自己的预测能阅后即焚，但搜索引擎却让他们梦碎。
同行或许更为关注预测模型本身，但普通读者只关注结果。学者倒也无需为大众的浅薄感到无奈，他们或许认为知识体系化和思维训练的意义远远大于知识本身。但在知识产品的市场中，读者显然不具备同行评议的水平，他们绝大多数人所需要的仅仅只是有效知识和浅层的思维方法。各取所需，市场本来就残酷。
学者还是商人？
在市场中，知识不再具有稀缺性，知识产品才具有稀缺性。当下，许多学者发现自己需要直接面对市场需求，并针对市场需求调节知识内容、产品定位、市场策略等等。许多较为传统的学者难以适应这种直接参与市场竞争的状态，因而保持着与传统媒体、出版社合作的模式，代价便是知识由这些内容中间商定价，自己只能取得较低的回报。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大量的媒体曝光之后享受高昂的溢价。只是这种溢价会随着传统内容中间商话语权被一步步消解而降低。
相反，以何帆为代表年轻一代学者，尤其是经济学者，积极参与知识内容市场的竞争，探索知识变现最快速、便捷，渠道成本最低的途径。他们就像售卖知识产品的商人，享受着市场对这些勇于吃螃蟹的人的奖赏。显然，何帆很清醒地认识到，学者已不可能拥有传统社会的权威地位，因而市场对学者价值的衡量标准除了表现在政策影响力之外，将会越来越集中体现在优质知识产品的生产能力，对渠道的管理能力，对平台的运营能力。在这方面，我们不得不佩服何帆教授两者兼得，前者令他收入颇丰。而政策影响力毕竟更具稀缺性，所以知识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将不可避免成为学者将知识变现的主要方式。
可以预见的是，内容生产将越来越走向专业化，甚至会出现大量使用流水线生产的内容生厂商。如果说，“吴晓波”已不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更多成为一个抽象的内容生产者的符号。那么“逻辑思维”则成为知识产品生产流水线化的典型代表。以何帆教授为代表的少数中国学者早已开始以专业化方式经营读者社区，这将为他们带来更为可观的商业营收。
不过，学者对知识变现倾注精力的代价是对学术研究投入的减少，从何帆教授的学术研究成果来看便可窥知。并不是所有学者都一定要将知识变现，问题在于，学者又有多大程度上感受到变现的压力。中国学者如果变现压力越来越大，对学生教育、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来说都绝非幸事。
但换一个角度来看，市场也需要更多的优秀学者成为专业的知识产品生产者，这不仅因为市场需要包含周小平、吴晓波、何帆、咪蒙、罗振宇等各类知识产品生产商，更因为市场太过缺乏具有思想深度的知识产品。在学术道路上绝望的青椒，不妨考虑转型。毕竟比起学术界道貌岸然下的乌烟瘴气，市场的阴暗面倒显得纯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