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为提升国家软实力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发挥智库在重大决策中的咨询作用，出台了一系列指导性文件并由中宣部牵头组织实施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各类智库通过研究、交流和公共传播，在咨政启民和为国家与地方改革发展服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与新时代背景下中央赋予智库的功能定位相比，与发达国家智库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的作用相较，我国智库体系的建设尚处于初级阶段，智库行业普遍存在着方向不清、定位不准、同质竞争、功能缺失、活力不足、缺乏协同等问题。为解决好这些矛盾和问题，促进我国智库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当前亟需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生态圈，并使其在推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构建智库生态圈，促进行业资源共享和效率优化
智库生态系统又称为智库生态圈，它借鉴并延伸了生物圈-产业生态圈的丰富内涵。作为思想产品的供给系统，智库生态圈的圈层及链环结构有很强的特殊性。它是一个跨地域空间的、由一些竞争力较强的核心组织和紧密关联的行业多维网络体系形成的特定环境的总和。多维网络主要是指内外结合支撑和涵养智库生存发展并输出能量的社会系统，它包括可持续的研究创新能力、社会智力资源共享平台、公共政策和社会化服务保障、通畅的信息获得和交互渠道、思想产品的产权保护和成果分享机制等。
构建智库生态圈的关键，在于通过需求市场的选择和智库间的理性竞争推动其合理分工和专业协作，促进行业资源共享和效率优化，实现智库结构多元化、思想产品专业化，使各类智库在错位发展中形成共存、共创、共赢的发展局面。智库生态圈是一种跨越区域、行业限制，覆盖不同社会属性特征的高级社会系统，因而它不能依靠丛林法则自我生成。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生态圈，需要国家布局和市场选择相结合，进行必要的规划和顶层设计。
找准生态位，围绕自己熟悉的领域和专长做精做优
智库生态圈是多样性和专业性的统一。与生物圈相似，智库生态圈通过竞争和选择形成相辅相依的“智库相”。
智库生态的多样性包括智库类型多样性、结构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良性的智库生态圈，首先表现为各类智库在数量、结构、空间分布、功能分工和资源占用上较为合理，相辅相依并保持平衡稳定。目前，我国智库类型已呈现多样化的趋势，政府、高校、企业、社会、军队、媒体智库发展迅速，分别承担着为中央和地方政府、为产业和企业服务的责任，也有一些智库在加强公众影响、促进国际交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结构上，我国智库已形成了高、中、低端共存的状态，同时还可以分为体制内外、综合与专业、战略性及应用性、研究型和传播型等多数类型。因此，我国智库发展要坚持“兼容并蓄”的原则，鼓励不同智库充分发挥研究方式、表达方式和视角多样化的特点，使其在国家治理上既能体现国家意志，又能畅通民意渠道；在国际交流中，既能坚守国家利益，又能获得理解和认同。这样才能实现我国智库体系功效的最大化。
专业化是指不同类型的智库要找准自己的生态位，围绕自己熟悉的领域和业务专长做精做优，开展研究与交流工作，形成独特有序的智库生态。比如同是开展国际交流工作，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着重于搭建中美、中日、中欧的智库二轨平台和开展综合性交流活动，而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则侧重于G20、绿色金融等领域的交流和研究；同是开展国家战略与安全问题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专注于国际问题和“一带一路”研究，中国南海研究院侧重于南海问题，杭州城市学研究中心专注于城市化问题研究等，都充分体现了智库生态圈多样性与专业性的统一。
智库发展总体规划与重点布局中应体现国家战略
智库存在的意义在于咨政启民，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推进经济发展迈向“双中高”、全面参与全球治理，需要中国智库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宣介中国主张。为国家核心利益服务的智库就是智库生态圈结构中的核心组织，形成这些核心组织并使之能发挥好作用，需要国家的统筹布局和规划。从国情出发，我国此类核心智库的发展已经有了较好的基础，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的建立，进一步把国家对智库的引导和支持工作纳入了更高水平的轨道。
目前重点应做好两件事：一是改善智库在重点研究领域的布局。为避免智库在国家重要战略领域同质化过度竞争，需突出一些重点智库主要业务方向和研究专长。如在国家战略、公共外交、国家安全、宏观经济、改革、创新、开放、金融、高科技、社会治理、能源、民生等领域，国家应引导一些智库进行长期定向研究，形成立体化、网络化的覆盖和深度的研究布局，提升研究的针对性和精确度。二是制定智库业发展规划。明确智库业发展的方向、目标和政策，赋予各类智库平等的地位，加强党的领导、政府有效监管和行业自律，防止内外利益集团的渗透和控制。对智库在国际舞台如何开展交流活动，也要有总体规划，如最近建立的中美智库间经济对话机制就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完善政策分析供需体系，实现思想产品供需对接
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智库竞争，主要表现在谁能用自己的思想产品影响政府决策。在政策分析供需体系中，智库是供给方，提供政策思想和专业建议，政府、媒体和公众是政策思想的需求者。思想产品的供需双方应加强互动，决策部门主动打开公共需求的“闸门”，接上智库产品供给的“活水”。
充分发挥智库在重大决策过程中的咨询作用，使智库参与政府政策研究制度化。加快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重大决策意见征集制度、政府购买政策咨询服务制度、政策绩效评估制度。政府将“断”与“谋”适当分离，将智库参与作为必不可缺的一环纳入政策制定和公共决策的过程，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构建政策分析研究供需交流平台，使智库了解政府对公共政策研究的需求。政府及时向智库发布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政策意向，构建政策开放讨论的社会化网络，释放政策研究需求信息，促进决策者、研究者和公众多方有效积极互动，引导智库发挥已之所长，对重大政策进行跟踪研究并使之不断深化。
建立研究成果多层次输出渠道，使智库的思想产品为国为民所用。政府要畅通与智库沟通的渠道，建立择优选用机制，引导智库通过思想产品供给、参与政府决策过程和研究成果社会共享等方式发挥作用。鼓励决策者到智库发表重要演讲，鼓励智库通过公共传播手段对政策进行解读，引导社会舆论，提升政府公共政策的社会共识度。
形成政府政策测试机制，使智库参与决策程序化。通过调查研究、意见征集、方案设计等方式，让智库充分介入政策制定的前端程序；通过敏感性分析、第三方评估、试错测验等方式，对政策实施状况进行中期评价，发现政策漏洞，提出修订意见；通过预期绩效考察、宏观效果分析、社会反馈等方式，对政策提出后期完善和调整意见。
深化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激发智库创新活力
构建支撑智库发展的多维网络体系需要良好的社会条件和制度环境。中央《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明确提出，智库应发挥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等重要功能，因此，智库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抓紧克服智库管理体制机制仍存在的一些制约性问题。当前，智库研究人员在参加国际交流、研究报酬获得、职称评定、业绩考核、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存在诸多刚性约束和实际困难。建议首先解决最突出的三个问题：
改善智库参加国际交流的管理。充分发挥新型智库开展对外交流的重要功能，简化智库在外事活动管理、中外专家对话、举办或参加国际会议等方面的审批程序，缩短审批时间。出台有利于智库发展的关于出访经费、出访时限、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等方面的政策。
落实科研激励支持政策。有关部门要及时开展对《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等相关政策的细化落实，并对落实情况组织督查。审计机关应按照新的管理办法和规定，开展对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和财政资金的审计监督。
出台智库评价制度。智库评价制度包括对智库科研人员的评价和对智库的评价。鉴于咨政类成果与学术研究成果存在区别，应建立智库科研人员职称评定系统，以体现咨政类成果的针对性、务实性、可操作性等特征。制定智库评价体系和评价方法，通过对智库的科学评价，激励智库健康发展、提升智库总体发展水平。
组建智库行业协会，促进协同发展
通过行业自律提高智库生态圈的自我净化能力，组建智库行业协会，搭建智库间合作交流平台。通过同行共治、同行评价引导智库规范发展，发挥互相监督功能，监督智库对其研究成果负责，提高其严肃性和科学性。通过行业协会举办各类学术活动，加强合作，做好成果统计和智库评价，加强思想产品的产权保护和成果分享。构建方便快捷、资源共建共享的智库信息化平台，实现智库间对重大战略项目共同探讨研究、共享知识资源。在不同的战略领域内各聚集数十个顶尖智库，避免重复研究，有效组织分工，及时沟通信息，赶超国际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