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清楚有机知识分子，首先得弄清楚什么是知识分子。郝志东教授认为，“广义而言，知识分子是指那些受过相当的教育且从事某种专业性工作的人。”[1]谢泳教授则认为，“中国知识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用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概念，即在专业之外保持对社会关心并用批判性思维对待社会现实的那个群体。”[2]所以，从这两个层面综合来看，所谓知识分子即为受过一定教育，并且在专业之外保持对社会关心，并用批判性思维对待社会问题的群体。[③]
但是，往往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又会遇到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中一个比较特殊的角色，即有机知识分子。他们的批判性更多的是建设性的批判，所以他们也属于知识分子的一种类型，并且他们主要做的工作是服务于政府的一些决策咨询等。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这种机构内的研究者们。正如郝志东教授所说，“有机知识分子，是指那些处在领导地位，受过一定教育的人，他们在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订立政策并执行这些政策。”[3]这只是一种看法。接下来，让我们再看看其他人对有机知识分子的定义。
首先，当我们回溯“有机知识分子”的概念时，可以发现，其最早由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提出，他认为，“每个社会集团既然产生于经济社会原始的基本职能领域，它也同时有机地制造出一个或多个知识分子阶层，这样的阶层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社会与政治领域将同质性以及对自身功用的认识赋予该社会集团。”[4]他还说，“按照曼海姆的智识活动者定义，必然得出‘我们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非所有的人在社会中都具有知识分子的职能’的结论。”[5]这也就是说，并非所有从事并且发挥特定或专业职能的知识分子都是有机的。且其所说的“特定”往往与“有机性”是可以等同或者约等。其次，具备什么样职能的知识分子才是有机知识分子呢？葛兰西说，“在我看来，方法上最普遍的错误是，从智力活动的内在本质去寻求这种区分的标准，而不从这些智力活动（以及人格化地体现这些活动的知识分子集团）在社会关系总复合体中占有其地位的整个关系体系中去寻求这种区分。”[6]所以，还需要是智力活动者，才能算作有机知识分子。
前台湾嘉义县文化局局长钱永丰认为，“所谓有机化，就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不是服务于某一个社群，某一个阶级，而是为了促进社会整体的进步。因此，知识分子必须让自己有机化，让自己自由，知道不同的利益之间要怎么对话、串连。”[7]所以，如此看来，有机知识分子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呈现出两个进路的演变，一个是“为政府出谋划策的人，作为智囊成员，可以称为有机知识分子”；另外一个是因为社会的有机分化，智力活动的群体从事自由与独立的行为，帮助社会整体进步。可以发现，这两个进路有一个共同特征，正如他们所定义的，都是在帮助社会进步，只不过，一个是协助政府来执行或自己去执行政策，以推动社会进步，一个是在社会基层生长，争取社会的进步。
本文主要采取的是第一个进路，简而言之，即服务于政府的知识分子才能算作有机知识分子。又因为在《知识分子与农村发展》[8]一书中，郝志东教授将知识分子分为：有机知识分子、批判知识分子和专业知识分子。[④]所以，本文认为，有机知识分子主要在于能够基于职业立场而不是道德立场去发挥他们的能动性，从实践和决策等层面推动社会关系的变化，这些关系包括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的关系等。同时，他们还可以推动政府在公共政策中职能的发挥，一个是采取直接性的实践，一个是建设性的监督。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有机知识分子的角色自然也就可以定位于政府的智囊，或从事政治辅佐性质工作的知识分子。
既然知识分子是作用于政府的，那么这种“作用”背后的“有机性”又该如何去理解呢？在葛兰西那里，“有机性”有两层意思：一是知识分子与特定社会历史集团的“有机性”，即每一个社会集团都会产生与其保持紧密联系的知识分子阶层；另外一个是知识分子与大众的“有机性”，这种有机性即知识分子与大众的辩证法。[9]简单的理解，即为知识分子可以和特定社会历史集体“联系”在一起，也可以与社会大众“联系”在一起，而什么时候和什么对象“联系”在一起，则看知识分子本身和社会环境对他们行为的左右。值得一提的是，在当代中国社会，有机知识分子往往与社会大众联系的途径并不太多，而与政府却越来越近。比如说，《社会》在2011年第5期发表了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李钧鹏的《知识分子与政治》一文，其中谈到：“在现代性模式下, 知识分子是社会进步的旗手或导师 ( 或曰立法者)；而在后现代性模式下,知识分子与权力的结盟开始破裂,知识分子成为专家(expert)、智囊 (adviser)或顾问 (counselor) (或曰阐释者 )的同义词。”[10]
由此来看，“知识分子的‘有机性’已经脱离了葛兰西当初所定的范畴，并且随着时代的变迁，越发的向权力靠拢。”[11]但是，这样的靠拢，是帮助权利的有效实施,把知识与政府决策实践结合起来，因为他们的实质性权力不大。他们多半是起着一种智囊的作用，为政府决策提供智力支撑,类似中国古代的幕僚。
在如今的中国，如今的幕僚，可以说是新型智库。因为，政府需要非常专业的知识来对社会的问题进行对策性的提议。同时，在对政府发挥作用的时候，他们在网络时代还通过智库的平台来帮助政府决策和农村发展。
所以，本文主要关注的是，从有机知识分子的角度来分析两个问题：第一，新型智库建设与有机知识分子的有效参与。正如前文所述，有机知识分子的参与，往往可以通过智库的形式完成，比如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的迟福林，[⑤]可以算作是1978年中国改革最早的一批此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第二，不难发现，“两湖地区”（湖南省和湖北省）的知识分子们在乡村治理领域的“有机性”比较明显。[⑥]这种帮助政府的形式，缘起于政府与科研机构的衔接。主要因为以下两个原因：第一，这些知识分子们处于教育和研究的第一线，具备良好的知识素养和专业兴趣，而在研究资源方面获得高校和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具备承担智库的基本条件。换句话说，这种“帮助政府”的职能是内外部原因的互相作用，一方面是知识分子自身的抱负诉求和知识价值转换理念，另一方面，政府处于当前社会问题频发、社会风险不断增大的转型时期，对外部知识及建言献策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第二，他们个人也乐意成为这样的角色，帮助政府来协助“三农问题”的解决，在彼此致力推进农村发展的前提下，政府与有机知识分子的合作就此完成,在行动上形成默契。
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该文指出：“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宝贵的资源。近年来，我国智库发展很快，在出思想、出成果、出人才方面取得很大成绩，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12]可以发现，这个文件从正面肯定了智力资源对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新华日报》也刊文指出，“推进智库建设，应在以下几点展开深入推进：第一点是顶层设计，中央应出台配套政策对地方进行指导；第二点是抓试点，开展地方性试点工作；第三点是深化改革事项，将智库建设纳入改革意识；第四点是加大人才引进，加大人才培养的同时，也加大对国内外高端人才的遴选工作。”[13]唐洲雁认为，“新型智库需要做好以下三点：第一，决策需求增加，智库参与重大决策的渠道更加畅通；第二，信息公开力度加大，数据获取及分析处理更加及时准确；第三，政策评估制度更加健全，智库第三方评价作用凸显。”[14]可以发现，它们都几乎在关注智库的职能建设，包括类如地方性社科院的智库转型研究，也多是如此，而很少关注如何吸纳人才和如何建设智库。
首先，智库的建设离不开人才的支持。在上文中我们对新型智库建设的要点有了一些罗列，而在《新华日报》所刊登的《中国新型智库的路在何方》一文中[⑦]，虽有提出对人才吸纳的问题，却没有更为具体地论述，比如“智库建设可用‘热、急、难’三个字来形容。要顺势而为，从高峰、高人和高效三方面上构建我们的智库建设高地，建设具有高质量、高端人才和高效运营体制的新型特色智库。”[15]。而没有说如何吸纳“高人”，如何吸引高端人才？恰好，这些才是建设高质量智库的关键。本文以为：第一，人才的智力贡献可以帮助政府做出更为科学全面的决策；第二，引入的新型人才往往可以改善智库建设，而不是再利用非现代国家的治理思维去作出判断和决策；第三，人才要进行分类，有的人才并不是适合于有机角色，而更多是基于专业的角色作出的研究。也就是说，专业知识分子的非有机性，并非适合地方智库的发展与建设，因此需要有机知识分子的专业性。[16]
在本文看来，对于有机知识分子的甄别只是新型智库建设还没有注意到的一个问题，对于那些不在公共领域发生作用的专业行为不能算作纯粹的有机知识分子，它们只能算作专业领域的有机知识分子。这并不利于公共社会的建设。比如说“中国农村发展智库平台”这个服务端[⑧]。虽然，该平台的官网上列出了“中国农村智能决策系统”“中国农村调查系统”“中国农村村情观测系统”“中国农村数据库系统”和“中国农村社会动态跟踪系统”。但是，我们很难看到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这个平台采集和分析数据（调查农村时所获得的数据等）的过程；第二，我们无法从这个平台来全面地了解该智库的成员都有哪些？第三，这些知识分子或者有机知识分子又是如何被引入的？因为徐勇教授在《打造“三农”高端智库》一文中曾说，“华中师范大学的中国农村研究院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以下的工作思路和方法”。[17]所以，我们顺藤摸瓜，在中国农村研究院的招聘（即人才引入）中看到了相关的信息。在招聘的信息当中，要求以政治学、统计学、经济学等专业背景为主，而政治学需要2人，其余的需要1人，共招收4人。具体如下：
（资料来源：高校人才网：《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2015年教师招聘启事》，http://gaoxiaojob.com/zhaopin/gaoxiaojiaoshi/20150614/154938.html，2015-6-14，上网日期：2016-6-17）
而这4人需要具备的条件是：1、全日制博士毕业，符合学校人才引进相关要求；2、年龄：青年教师35岁左右，应届博士原则上30岁以下；3、熟悉实证研究方法。[18]从这三个条件可以看出，对于知识分子的引入，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要求，唯一有差别的是，在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的招聘过程中，如有海外留学背景，可以优先考虑。
如此，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分子的专业性作为智库引入人才的条件摆在了第一位，而不是知识分子的有机性。而对新型智库而言，引入人才考虑在先的是“有机”，而不是“专业”。换句话说，人才引入的“有机性”是否把握好，直接影响新型智库的功能。
人才引入之后所面临的一个更为重要的难题是如何有效参与到政府决策的过程中。一方面，传统的知识分子采取的方法是，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以获得政府对意见的采纳。或者，类如地方社科院的专家往往更容易获得地方政府的项目来做出“有机”于政府的行为，且其自身的角色定位也尚且如此。另外一方面，有机知识分子采取更多的办法，除了建言献策之外，就是利用自己的有机身份在网络上发声，以维护社会更多的正义与公平，例如中国社科院的于建嵘教授。
然而，如何“帮助政府”并实现知识分子的有机性体现在知识分子参与乡村建设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发挥智库作用的方式有多种，以中国农村研究院为例，“一是研究人员必须有充足的田野调研实践，并将田野调查的结果以札记或者是研究报告的形式予以记录和反馈；二是研究人员在政府部门的挂职，形成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三是培养研究生的研究旨趣，在生活实践场景中选题，指导学生对生活周边的乡村治理经验进行调研，如“百村观察”项目[⑨]；四是项目支撑，一方面研究院承担国家级和省部级项目，并完成智库书籍和报告，另一方面也通过对外招标外包部分项目给同领域其他学校和学科的研究人员。项目制是当前智库成果产出的主要形式，这种项目通常有较强的指向性和针对性，能够在较短时期内分析出某一问题的对策建议，但同时项目制也带来了研究的全面性和全景式视角的缺失，不能从更长的时间维度观察事件的动态和演变，这些优缺点主要是通过长短期项目来缓解。”[⑩]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有的有机知识分子参与，往往并非是因为其自身的有机地位和角色，而是因为良知；有的有机知识分子，通过调查报告、专著等更为间接的方式参与。前者的有机性要比后者的有机性弱，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身处在有机角色之单位中的位置，而后者，例如杜润生，就是采取调查、著作、讲演等方式来完成其有机的角色及参与。[11]
3新型智库的“有机性”与服务地方发展
“建立有效的需求对接机制。掌握‘国家急需’‘部门要求’是咨政服务的第一要件。”[19]面对“国家需要”和“部门需要，往往又决定了有机知识分子的“针对性”：一是对于需要的针对服务；二是对于特定问题的研究与对策服务。
以社会稳定的研究为例。当前中国农村发生的群体性上访和群体性事件虽有所下降，但依然呈现出比较严峻的态势。“2005年，全国发生环境污染纠纷五万起，对抗程度明显高于其他群体性事件。2009年，中华环保联合会副秘书长冯晓星进一步指出：‘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正以每年30%的速度上升。’”[20]那么，新型智库的有机知识分子们该如何解决这一棘手的问题？窃以为，对农村群体性事件针对性研究，主要体现在对村情的把握和利益诉求的把握。“搭建稳定的社会调查平台，我们有三个能够提供个性化、订单式、针对性强的数据案例系统：一是‘三百’调查网络，即百村观察、百居观察、海外百村观察，通过这个网络长期跟踪调查，掌握历时性的第一手资料；二是五大观察项目，即国务院扶贫办‘贫困村观察村’、国家林业局‘林改村庄观察点’、民政部‘难点村庄观察点’、湖北省委省政府‘湖北省村庄观察点’、湖北省扶贫办‘湖北贫困村观察点’；三是‘三农’数字平台，其核心是中国农村数据库。”[21]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采取数据与调查的方式把控农村发展态势，特别是农民的诉求态势，是必不可少的智库建设的要点。
有机性恰好是体现在这里。一方面，农村地区的发展与社会稳定，有机知识分子依靠专业知识向政府提出社会治理策略。在“基层民主建设”[12]等方面提供了讲解，这为中央了解当代中国的农村治理提供了一种可能。并且，在2015年下半年所开展的“律师入村”项目中，中国农村发展智库平台也发挥了多多少少的作用，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3]另外一方面，从智库平台的成果中可以发现，包括邓大才教授等人的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也为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农村社会提供了一种可能。[22]而这些知识分子的有机性，恰好是选择从智库平台的角度来进行的，例如《土地股份合作与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中国农村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研究》《反贫困在行动：中国农村扶贫调查与实践》等。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农村地区的发展与新型智库中的有机知识分子分不开。主要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重视：
在智库中，知识分子发挥着专业性，进而为政府建言献策，这就能保证新型智库的发展与研究水平。例如，中国农村智库发展平台之所以能成为全国首家农村发展的智库平台，并且获得如此之大的影响力，主要原因在于知识分子的专业性与有机性进行了良好的结合，有类似徐勇、邓大才这样的学者在不停地努力。从知识分子的角度说，我们可以这么认为，智库建设的关键还是在于人才。
3.2 新型智库是地方发展的需要
地方的发展，离不开当地社科院、大学等研究机构的帮助。一方面，大学中的有些知识分子，本身就承担着帮助地方政府发展的研究责任，比如一些对策性的研究尤其可以体现。而社科院的职能，更是需要其研究人员进行服务于地方发展的相关研究并提出可操作的对策。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发展的特点又不同，比如，有的地方需要发展经济更多，有的需要地方社会稳定。而新型智库所包括的有机知识分子需要对此进行相关的针对性的研究，无论是大数据，还是田野调查，都需要坚持在“真实”情况的层面提出专业性的对策，发挥“有机性”的角色。
有机知识分子最大的一个特点在于他的“有机性”，而“有机性”的表达和阐述，多在帮助地方的发展来体现。对于地方发展而言，需要什么样的有机知识分子，是地方利用新型智库建设契机来寻求的。地方发展，可以通过政府引导的方式，进而得到其想要的“有机服务”。
总而言之，有机知识分子，新型智库与农村地方发展的关系，如以上三个方面，缺一不可。如果地方发展想朝着比较好的方面，那么就需要新型智库的服务，而新型智库的发展，又离不开对有机知识分子的依赖。有机知识分子，又需要贡献智力做好智库工作。这样就逐步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
四、结论
在上文中，我们首先分析了有机知识分子，有机性的内涵和定义。随后给出了知识分子的有效参与及其与地方发展之间的关系。以政治稳定作为例子，论述了农村地区具有抗争性质的不利于稳定的农民举动。并且，加强对底层群众的利益诉求问题研究，采取更为专业的对策性、精准式的解决策略是有机知识分子与新型智库需要重视的。而我们如在更大的层面去讨论非地方性或全国性的智库建设问题，有机知识分子的问题或许要更为复杂。
学者储著武在《新型智库建设要正确处理五大问题》中指出：“当前，我国智库建设发展势头迅猛，进入了集中迸发期，但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值得我们关注。一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性质问题。二是中国智库与外国智库的关系。三是智库研究与基础理论研究的关系。四是中国智库建设的评价标准问题。五是智库人才队伍建设问题。”[23]在有机知识分子的视角下，最重要的，在本文看来还是“有机性”建设方面的问题，结合上文论述，即为智库人才队伍的建设问题。具体而言，有以下两个方面需要重视：（1）新型智库需要在人才引入方面改进。其实，我们不难从一些智库的招聘中发现，一些智库引入人才往往过于简单，而且对于有机性的要求也不高。正如我们在前文的判断，更多的是采取专业性优先，但是有机性为何会在智库中被忽视呢？这并不符合智库发展的需要。增强新型智库的有机性，需要从人才构成方面入手，将专业型、经验型以及具备丰富的本土性知识的人才都予以纳入，形成立体系统的有机智库整体。（2）有机知识分子应该更多地参与到社会和政府的活动当中，为其提供渠道的参与，是发挥有机性的一种可能。无论是通过网络，还是通过文章、著作、演讲等都是在“传递”（直接传递或间接传递）研究所得。这并不妨碍他们作为有机知识分子的角色，因为葛兰西早就说过，与政府与社会大众发生职能上的关系，即为有机知识分子的一种。而如果只是单向的为政府提供决策和智力，却不利用广泛的影响力去推动社会进步，这无疑是在浪费舆论资源。所以，总的来说，有机知识分子对于新型智库和地方发展，特别是区域性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关键的一步是如何建立好新型智库中的有机知识分子及发挥其“有机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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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丁竹.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求解.人民论坛，2014（11）：93-95.
[22]中国农村智库发展平台(“智库书系”频道).http://www.ttcrp.cn/index.php?m=article&a=lists&tid=557[EB/OL],2016-6-17.
[①] 作者简介：刘晨（ORCID：0000-0002-5417-3260），澳门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澳门大学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福建省高校人文社科基地“农村廉洁建设研究中心”兼职研究人员，Email:liuchen_hust@126.com ;
[②] 周晶（ORCID：0000-0002-5412-1524），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③] 其实，知识分子没办法完全定义的更为清楚，因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且实在是有太多的说法。这是本文分析的一个出发点，即提出了我们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值得强调的是，就目前而言，知识分子群体可以分为两种：（1）中国现代史研究中那些经历复杂的学者；（2）当下社会中对社会保持热情和关注的人，即这些年来常常为人提起的公共知识分子。（谢泳，2014），详见：http://www.aisixiang.com/data/80476.html，2014-11-25。
[④] 更多可以参见Zhidong Hao and Zhengyang Guo：“Professors as Intellectuals revised version”一文，也见《走向民主与和谐：澳门、台湾与大陆社会进步的艰难历程》，澳门：九鼎传播，2008年，第233页。
[⑤] “90年代中期以来，他主笔提交的100多份改革政策建议报告，许多被直接采纳，有的被用作中央领导重要讲话和中央文件起草的重要参阅件。他以服务于改革的政策决策为己任，很多改革研究成果在改革决策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这是对迟福林的一则简介，而对于其所扮演的角色，《人民政协报》曾评价说，“他身在海南，却放眼全国。他现在是学者，却曾经是官员。他以研究经济体制改革见长，每年主持多个改革热点课题的研究，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这个偏于一隅的学术机构放眼八方，蜚声海内外，使这个位居天涯海角的‘学术重镇’以巨大能量辐射全国，成为中国改革研究重要基地。他，就是被称为改革‘智囊’的迟福林。”引自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link?url=DQTjfXCi9W0xfpuCnvMNDujEa_WXJ4FurxsBsSXfqJGMmWu339hsSwX-A8P0nC1gf2g0WywWvCTZ5-praZrzGK，上网时间：2016-6-17。同时，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关于迟福林的介绍中，我们还看到，其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海南省首批有突出贡献的专家，2002年被中组部、中宣部、国家人事部和国家科学技术部联合授予“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荣誉称号”，在1986年10月—1988年3月，曾任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处长、研究人员。详见http://theory.people.com.cn/GB/68294/101280/101287/6208264.html，上网时间：2016-6-17。
[⑥] 比如之前张厚安等人发起的“乡村政治”研究，以及后来徐勇领导的“中国农村研究院”，包括后来的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以及现在的华中农业大学、湖南社会科学院等一批人，在乡村研究上，可谓是杰作频出。
[⑦] 见http://xh.xhby.net/mp2/html/2015-10/23/content_1325735.htm，2015-10-23。
[⑧] “中国农村发展智库平台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近年来瞄准“国家急需，世界一流”的发展目标，着力打造的高起点、高水平的咨政服务支撑平台。”详见http://www.ttcrp.cn/，上网时间：2016-6-17。
[⑨] 见http://www.ccnu.com.cn/notice/inform/2013/1217/7807.html，上网时期：2016-6-17。
[⑩] H大学的内部文稿，未刊发。
[11] 还要强调的是有效的参与与网络参与有所不同。网络参与所引起的是舆论，再通过舆论来倒逼政府，这并非是我们在开篇所说的“有机知识分子”的行为特征。
[12] “基层民主建设”是徐勇教授的研究范畴，在给第中央政治局讲课的时候，主要谈论的就是这个主题，基层民主的建设，直接关系到农民的权益保障，意味着农民是否有权力监督（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公民权等）作为权力代理人的基层干部们是否乱作为？是否侵犯了农民的利益？等等。更多请见郝志东、刘晨等：《知识分子与农村发展》，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4月版，第137-147页。
[13] 在“律师进村、法律便民”工作中，恩施市将法律服务与恩施基层社会治理相结合，把“律师进村、法律便民”作为精准扶贫的营养剂，把“律师进村、法律便民”作为维护村庄和谐的润滑剂，把“律师进村、法律便民”作为基层治理的助推剂，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通过开通法律便民直通车，建立法律诊所、开展“四诊服务”，把法律送到了老百姓的家门口，通过一起纠纷和顺一个屋场、通过一起案件教育一个村庄、通过一次调处和睦四方八里，实现了从过去“有问题就上访”到“有问题靠法律”的嬗变。载于《恩施市司法行政·普法网》，上网日期：2015年10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