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是以泰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信仰佛教的泰族占总人口的90%以上，穆斯林人口约为5%。此外，在北部还分散居住着数十个山地民族。
泰国的民族问题主要来自北部山地民族的社会发展和南部马来穆斯林的分离倾向。对于北部山地民族，泰国政府采取社会发展政策。如消灭毒品，发展替代种植和可耕地开发，以及建立健全公共教育系统，从而帮助山地民族逐步摆脱贫困，并取得了瞩目的成绩。然而，针对南部穆斯林，尤其是马来穆斯林群体，泰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同化政策屡次失败，在当地经营的社会发展项目也并不成功，导致穆斯林分离运动的暴力活动愈演愈烈。在如何对待马来穆斯林的问题上，泰国正在面临严峻的挑战。这一问题必须放在泰国国家认同与马来穆斯林民族认同的冲突的背景中来理解。
泰国50%以上的穆斯林集中在泰国南部靠近马来西亚的北大年、也拉和陶公三府，穆斯林占当地人口的70%以上。从民族和文化来看，泰南的马来穆斯林具有鲜明的特点：他们是马来人，讲马来方言，自认为是马来穆斯林，从而与泰国其他地区说泰语的泰族穆斯林区别开来。
尽管泰南北大年地区目前被视作泰国最危险和最贫穷的地区。但事实上直到19世纪后期，这一地区还是一个著名的贸易集散地、有着独立地位的苏丹王国和东南亚穆斯林的高等教育中心。北大年地区从一个独立的马来人苏丹王国转变为现代泰国的南部各府，是19世纪末期以来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和西方殖民主义扩张的共同结果。这也决定了北大年等泰南四府的特殊性：一方面，它们处于泰国最南端，并在种族、宗教和文化上明显区别于泰国的主体民族泰族，另一方面，它们又处于马来穆斯林的最北端，与马来半岛北部的马来西亚各州具有文化一致性和现实中的密切联系，这种状况极易造成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错位。一旦面临来自外部的压力，泰南马来穆斯林的宗教和民族差异就会表现为分离主义倾向，从而产生民族矛盾和宗教冲突。
二、民族同化政策的目标与结果的背离
上世纪以来，在国家权力的渗透之下，泰国南部的马来穆斯林社会经历了急剧的社会变迁，其原有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平衡被打破。马来穆斯林传统的政治精英丧失了政治权力，这使得宗教精英在象征民族认同和政治动员方面的功能得到强化，从而在权力失衡的背景下造成了伊斯兰教的政治化和激进化。泰国政府旨在强化国家认同和民族整合的各项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达到目的，却催生出与政府相对抗的分离主义运动。教育改革后的伊斯兰私立学校，反映了这种政策目标与政策结果之间的背离。
在泰南穆斯林当中，传统的教育机构——波诺有很强的生命力。“波诺”的原义是寄宿学校，是私立的、传统的伊斯兰教教育机构，采用马来语教学，一些高级课程采用阿拉伯语。波诺的教师通常由到过麦加朝圣或从中东学成归来的学者担任。最受尊敬的宗教精英组成了波诺教师和清真寺官员。传统的波诺具有民间性质和相对的独立性；波诺是培育穆斯林知识精英与社区领袖的摇篮，满足了穆斯林社会的人才需求。然而，自从曼谷政权控制北大年地区以来，中央政府就认为波诺构成了同化马来穆斯林的主要障碍。因此，对波诺的改造成为当代泰国南部同化政策的重要内容。
1921年，泰国政府颁布了《义务教育法案》，要求南部地区关闭伊斯兰教传统学校“波诺”，强制推行泰语教育,引发了抗议泰国政府关闭波诺的浪潮。真正对波诺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1961年沙立政府在泰南四府实施的“教育促进计划”。这一计划通过对波诺的财政资助来要求波诺在政府进行登记并引进其他课程，这是国家权力对传统伊斯兰教育体制的有力渗透。
1964年，政府决定所有注册的波诺停止用马来语教学，而且不再增加新的波诺。1971年政府规定了波诺注册的最后期限。当时泰南四府有537家波诺，10年后有109家被关闭。政府对注册的波诺进行了财政和师资投入，为超过四十名学生的波诺提供书本和教学设备；世俗教师被委派到每个波诺，教授泰语和其他世俗科目；所有课程的课本由教育部准备。按照教育促进计划，波诺必须采用泰语教学。但教育部门对泰语教育的开展并不成功。
从1970年代开始，泰国教育部试图设立伊斯兰私立学校，将知识与职业教育与宗教学习结合起来，从而取代以宗教教育为主的传统波诺。与公立学校不同的是，伊斯兰私立学校设立了马来语课程和伊斯兰教育课程。1973年泰国教育部成立了私立伊斯兰学校促进委员会，1982年官方支持创办了伊斯兰私立学校。伊斯兰私立学校试图发展一种同时包括宗教和普通教育的学校机制。它们为学生提供国家认可的文凭，宗教课采用马来语或者阿拉伯语教学，而非宗教课采用泰语教学。目前，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学生在接受宗教教育的同时，也接受了现代课程的学习，并最终进入了全国性的大学。目前，泰国南部的公立学校入学率仍然是全国最低水平。
2004年，泰国政府开始实施《波诺注册条令》，规定注册并且转变为伊斯兰私立学校的波诺，每年可以从国家获得相当于全部预算的财政补贴。大约有350家波诺进行了注册，但仍有许多波诺拒绝注册。其理由是担心国家权力会改变波诺作为宗教教育机构的性质。
教育促进计划在学校现代化方面获得了成功。但是，随着波诺制度渐渐衰落，马来穆斯林社区对于宗教教育和道德培养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一些马来穆斯林学生只在晚上或周末进入传统波诺中学习伊斯兰知识传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被送到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和阿拉伯国家学习。这些人成为后来分离运动的潜在领导人。
北大年地区传统波诺的衰落，反映了马来穆斯林社会面临的两方面压力。一方面是维系马来穆斯林的文化、知识与认同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现代化和民族主义的要求。从表面上来看，泰国政府成功地实现了波诺的现代转型，这一马来穆斯林社会的传统教育制度，丧失了原有的宗教影响和社会功能，马来穆斯林的教育形式不再受到宗教人士的控制。但是，1961年教育促进计划实施之后发生的事实说明，马来穆斯林地区的教育改革政策并没有加强南部与国家的认同，而是造成了相反的效果。1960年代早期出现的民族解放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教育促进计划而产生的，它的创立者是一名在著名波诺任教的宗教教师，他从波诺和伊斯兰私立学校中招募组织成员。1968年成立的北大年联合解放组织（PULO）得到了穆斯林知识分子的支持，他们认为政府的教育政策对于保留马来穆斯林的文化构成了威胁。
有学者指出，尽管某些伊斯兰学校参与了暴力活动，但是不应在伊斯兰教育与暴力之间建立简单的直接关系。相反，政府应当反思对于伊斯兰传统教育形式的破坏，如何导致了穆斯林对中央政府的不满，并激起了宗教领袖的反抗。其次，在泰南伊斯兰地区，“解放者意识形态”而非圣战意识构成了主导意识。传统的伊斯兰教育强调北大年的历史和令他们骄傲的伊斯兰教遗产，这实际上减少了国际圣战运动的影响。再次，合法的伊斯兰教育机构参与暴力活动的事实说明，泰国政府远没有达到成功整合马来穆斯林和有效管理南部冲突的目的。因此，“为了更好理解泰南的学校、宗教、分离主义和暴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超越所谓的马来穆斯林与泰国国家之间的对抗，必须首先理解马来穆斯林共同体自身的动力，尤其是共同体和宗教教育体系内发生的不断强化的合法性和本真性的冲突。”
三、如何走出国家与民族整合困境
那么，泰国如何才能走出国家与民族整合的困境呢？原有的政策思路——通过削弱政治精英的权力来实现政治控制，通过削弱宗教机构的影响力来实现宗教控制——只会导致控制与反控制、同化与反同化的冲突和斗争。这种试图颠覆穆斯林社会结构的政策，很可能造成社会内部的混乱和无序，带来价值失落引发的焦虑，并最终导致极端的报复行动。当务之急是在重建一个充满内在活力和结构平衡的马来穆斯林社会，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整合。
首先，需要改变马来穆斯林与国家对抗的主流观念，只有尊重马来穆斯林的历史和文化，才有可能消除分离主义产生的深层土壤。尽管自上世纪以来，民族国家已经成为普遍的政治组织单位，但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选择是多民族国家获得安定的必要条件。泰国以“宗教（佛教）、国王与国家”三位一体的意识形态作为维护国家认同和政治稳定的方略，这需要创造性的转换，以包容不同群体在语言、宗教和文化上的多样性。
其次，泰国政府需要认识到只有健全的马来穆斯林社会，才可能融入主体民族。很难想象一个政治无能、经济落后、宗教涣散的民族如何能有面对强大国家和主体民族的自信心。泰南马来穆斯林为北大年王国曾经的历史和文化感到骄傲。不幸的是，这种骄傲情绪成为了他们稀有的认同资源，并且与今天的北大年形成了极大的反差。相反，如果马来穆斯林能够为今天的北大年感到骄傲，那么，他们就不再需要通过强调过去来寻找民族认同和缓解生存忧虑。因此，建立一个健全的马来穆斯林社会，是民族整合的最优路径。这意味着该社会在宗教、政治、经济、教育等各方面平衡发展，各项制度都能为作为个体的马来穆斯林提供社会流动的机会，并且符合该社会自身的需求。一个健全的马来穆斯林社会将在不同的精英群体之间达成平衡，使他们相互制约和相互配合，推动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社会发展。
第三，在社会现代化与社会传统方面，可以双轨制来代替单轨制，为马来穆斯林提供多样的文化选择，而不是文化强制。在教育方面，传统的宗教教育机构波诺，可以作为北大年马来穆斯林的文化遗产继续传承下去，使之仍然发挥培养宗教精英和地方认同的重要作用，吸引青年在本地波诺学习而不是到国外去学习。同时，另外建立现代教育部门，为青年一代提供接受普通教育的机会。选择伊斯兰学校还是选择普通学校，应当成为马来穆斯林自己的决定，而不是政府的强制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