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历史和地缘等多重因素困扰，安全问题一直是中日关系中的敏感问题，安全关系也是中日关系中最为薄弱的一个环节。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中日安全关系的障碍主要表现为日本成为美国在远东地区推行冷战政策的前沿基地与军事工具，以及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图谋。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日关系整体上以友好稳定为主，特别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后，中日在安全层面上的矛盾与争端隐性化。
冷战结束以后，中日安全关系逐渐紧张。一方面，冷战后美国迅速调整东亚安全政策，以“奈设想”为基础，把“漂流”的日美同盟拉回强化的轨道。1997年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及1999年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突破日本“专守防卫”政策，强调应对“周边事态”，日美同盟针对的目标开始转向中国。另一方面，冷战后日本政治总体趋于保守，“正常国家化”战略持续深入并以中国为防范对象和假想敌。在这样形势下，中日安全问题凸显，摩擦不断。特别是2010年钓鱼岛撞船事件及2012年日本对钓鱼岛进行所谓“国有化”加剧中日安全关系的紧张，两国安全互信进一步缺失。目前中日安全关系的态势是在冷战后中日安全关系整体走低的形势下出现的，并有复杂化趋势。
一
2012年12月安倍再次就任日本首相后，中日安全关系不仅未改善反倒进一步紧张，日本加强了与中国的对抗。导致这种局面出现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紧张的安全关系持续得不到有效缓释。
第一，在钓鱼岛争端上中日安全关系持续紧张。首先，钓鱼岛海域和空域存在冲突风险。从2012年9月至2017年2月23日，中国公务船在钓鱼岛海域不间断巡航共577艘次，其中最多一月有28艘次，时时面临日方舰船挑衅甚至冲撞的威胁。2016年1月，日本防卫相中谷元甚至威胁出动军舰驱离进入钓鱼岛海域的中国海警船。2016年6月，日本派出军舰应对钓鱼岛附近的中国军舰并予以大肆渲染。同时，日本也频频出动军机拦截在钓鱼岛周边海域空域正常巡逻的中国军机，甚至作出挑衅性行动，极易引发空中意外事件。仅2016年1～6月，日本航空自卫队的战机就出动了397次，比2014年增加了92%。2016年6月17日，中国军队两架“苏－30”战斗机在东海防空识别区例行性巡航，日本两架F－15战机高速逼近挑衅，甚至开启火控雷达照射。其次，日本持续加强对钓鱼岛的控制，进一步侵犯中国主权。日本在加强对钓鱼岛及周边的监视和情报收集能力外还加强岛屿防御能力，包括成立新的部队。日本海上保安厅提出“构筑战略的海上安保体制”，强化对钓鱼岛控制。按照海保厅的计划，到2018年将完成“钓鱼岛渔船应对体制”，到2019年将完成“钓鱼岛24小时监视体制。”2014～2018年度日本《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强调加强钓鱼岛防卫。2017年日本防卫预算连续5年增加，包括建造新型潜艇和引进F－35战机等。日本对钓鱼岛“国有化”使中日安全关系一度降到冰点，其对钓鱼岛的强化控制显然也不利于中日安全关系的改善。再次，日本把钓鱼岛海空域摩擦进一步扩大到东海海空域，对中国正常出海训练的舰机跟踪和监视，收集情报。2016年9月26日，对于中国军机通过宫古海峡前往西太平洋训练，官房长官菅义伟表示要“加强警戒监视”。中国国防部指出，日本自卫队舰机“对华高频度侦察，严重干扰了中方的日常训练活动，损害了中国的安全利益”，日本“危险的挑衅行为”是“引发中日海空问题的根源。”2016年12月10日，日本自卫队的两架F－15战斗机再次对通过国际航道前往太平洋训练的中国军机近距离干扰并发射干扰弹。
第二，除领土争端上的对抗外，日本的其他各种举动也加剧了中日安全互信的缺失。首先，日本借整顿国内安保体制，大幅调整安保政策，加深了中国对日本军事安全政策方向的担忧。习主席在2014年11月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时就当面指出，希望日本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采取审慎的军事安全政策，多做有利于增进同邻国互信的事。安倍再次上台后进行了一系列的外向型军事安全政策调整，包括成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实施《特定秘密保护法》、强化自卫队一元化管理、通过《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特别是2016年正式实施新安保法案解禁集体自卫权，扩大了自卫队的海外军事功能。基于新安保法案，2016年11月15日，日本决定给派往南苏丹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陆上自卫队赋予“驰援护卫”新任务，允许自卫队持有武器进行相关的营救活动。对此，中国外交部称“希望日方恪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承诺”。其次，日本试图把中日矛盾引向多边，强化安全同盟、大力构筑针对中国的安保包围圈。日本紧拉美国，以日美军事同盟威慑中国。日本国内强硬对华势力强调以军事力量与军事同盟迫使中国服膺，提出“最重要的是在东亚恢复‘均衡的体系’，达成此目的的关键在美国继续介入东亚和美日同盟的强化。”在2017年2月2日的记者会上围绕美国防长马蒂斯访日，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强调“美国展示对亚太地区的承诺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与马蒂斯的会谈中，安倍力陈日美安全同盟不可动摇。而马蒂斯也确认了美国的防卫义务，表示钓鱼岛问题“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美国反对有损日本施政权和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事情”。2月10日，日美首脑会谈后发表的新《联合声明》确认《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钓鱼岛，并“反对妨碍日本施政的任何单方面行动”。中国外交部就此指出，“坚决反对日本以所谓《美日安保条约》为名拉美国为其非法领土主张背书。”日本还与相关国家加强安保合作，以包围中国。安倍视澳大利亚为其遏制联盟的潜在参与者，谋求与澳建立“准同盟”关系。2017年1月14日，日澳签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修改协定》(ACSA修订版)，使日本自卫队与澳军相互提供弹药成为可能。2015年12月12日，日本与印度签署交换防卫机密的“情报保护协定”和有关防卫装备品及相关技术转移的协定。2016年6月10日日美印三国海军进行联合演练，旨在应对中国。此外，日本还积极介入南海问题，为困于“老问题”的中日安全关系增添新麻烦。日本大力炒作“基于法治”和“航行自由”，推动菲律宾阿基诺挑起“南海仲裁”并为其站队并通过加强与菲律宾、越南等相关国家的安全合作，试图把“南海问题”与“东海问题”联动起来向中国施加压力。日本国内还一度出现派遣自卫队参与美军在南海的所谓“航行自由”行动等言论。
第三，中日海空联络机制的建立曲折缓慢。2012年，中日防务部门关于海上联络机制第三轮磋商达成了三点共识:(1)防卫部门定期举行会议；(2)设置防卫部门之间的热线；(3)统一舰艇和飞机在现场联络的无线电频率和语言。但2012年9月，中日关系因为日本政府非法‘购岛’而处于严峻局面，两国防务领域交流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相关磋商停滞的责任完全在日方。一直到2014年11月，在中日实现了中断近三年的首脑会谈后，相关磋商才得以继续进行。2015年1月，中日海上联络机制第四轮磋商举行，在中国的建议下，双方同意将机制名称由“海上联络机制”更改为“海空联络机制”。其他共识还包括:(1)确认此前双方在机制的目的、构成、运行方法以及相关的技术规范等方面的共识；(2)双方一致认为海空联络机制启动运行的基本技术条件已经具备，同意尽早启动该机制；(3)就完善通信规则达成共识。但在2015年6月的第五轮磋商中，由于日本背离双方约定的共同方案，提出了把钓鱼岛争议领海、领空放置在该机制作用范围之内，妄图继续在钓鱼岛问题上做文章，海空联络机制被迫停滞。日本在其他安全议题上的不当行为也影响了该机制的磋商进度。2016年6月29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代理新闻发言人薛剑在记者会上就指出建立海空联络机制是“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但“日方在国际上利用涉海问题特别是南海问题无理地指责、攻击中方，给双方的对话和磋商带来严重干扰”。直到2016年11月25日中日两国防务部门才在东京举行海空联络机制第六轮专家组磋商。
二
如果日本对钓鱼岛争端能和以前一样“搁置争议”，并以积极的态度来处理中日其他安全议题，中日安全关系也不会经历如此长时间和高系数的紧张。中日安全关系的复杂化很大程度上是日本有意为之。具体分析，日本有以下几方面考虑。
第一，服务日本“国家正常化”战略。安倍政权的政治目标是从战后历史中“夺回强大日本”，并将之“重新交到日本国民手中”。因此，安倍需要摆脱“重经济，轻军事”的“吉田路线”，打破战后以来建立在和平宪法基础上的和平主义体制。日本国内部分势力不断渲染中国捍卫国家主权的行为是对日本的侵犯和威胁，目的就是通过制造紧张氛围，把国内注意力引向外部对抗，以便推动国内进行一系列的“战后体制摆脱”。比如，2016年6月16日，日本国防会议就污称中国军舰在钓鱼岛的正常巡航是“极其危险的行为”，日本政府甚至暗示要发布海上警备行动命令，出动海上自卫队。对此，日本《周刊现代》就指出“安倍及自民党利用中国军舰出没大肆叫嚣和煽动威胁论”是欺世之举，目的是为了修宪。对于日本的“借题发挥”的意图，2016年8月2日，中国国防部也指出，日本“妄称中国依靠实力改变现状”，“无端指责中国军队在钓鱼岛附近单方面升级行动”，根本目的是“为其大幅调整军事安全政策、大力扩充军备、甚至修改和平宪法制造借口。”为符合“战后体制摆脱”的需要，进一步打开安全“绑缚”，在国内总体保守化的氛围中，安倍也刻意在对华问题上保持强硬，满足国内右翼势力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国民的对华安全认知趋于恶化，日本“言论NPO”和中国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共同实施的第十二次中日关系联合舆论调查结果显示，日本民众认为其搞“军国主义”的有39．4%，较2015年增加6．7%；认为其奉行“霸权主义”的有19．9%，较2015年增加8．4%。认为中国是安全威胁的占66．6%，仅次于朝鲜的80．6%。日本国民对“中国威胁”认知的上升显然也为安倍政权下一步的修宪进程埋下伏笔。
第二，对抗崛起的中国，争夺地区安全主导权。在日本的安全视野内，中国的崛起构成对其巨大挑战。2016年日本《防卫白皮书》沿袭以往基调，继续指责中国“令人对今后的方向性抱有强烈担忧”，“强烈希望提高透明度”。日本认为“由于中国的崛起，国际社会力量均衡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导致秩序出现不安定动向。日本《中国安全保障报告2016》也强调“近年的东亚安全保障环境的最大特点是急速增强军事实力的解放军扩大活动范围”，可能使东亚安全秩序混乱。作为海洋国家，日本认为开放国家的利益与稳定的秩序及安全的海洋通道密切相关。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就强调追求开放与稳定的海洋环境。面对不断提升维护国家主权能力的中国，日本迫切需要把地区安全主导权掌控在美日之手。东海和南海存在着与日本“生命”相关的水道，日本认为最安全的方法是让中国远离这些水道。日本有人认为，中国的最终目的是夺取钓鱼岛，确保向西太平洋的进路，增强对美防御能力，而日本的任务就是确保对钓鱼岛在内的西南诸岛的控制权以及保障美军的迅速进入。对于南海，日本认为“海洋法的支配地位、航行的自由”以及海上生命线面临悬念。在美国实力相对下降的情况下日本在“积极和平主义”的口号下较以前更加主动地走到前台，在东海加强控制钓鱼岛，在南海强调“法治”和“规则”，主导编织针对中国的安全包围网，并试图搞“东海、南海联动”来牵制中国。
第三，配合并利用美国的“亚太再平衡”。美国的“亚太再平衡”强调发挥地区盟国的作用，特别强调扩大日本的防卫范围，进一步推进“延伸威慑”。在地区安全需求增加的情况下，对于日本这一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盟国，美国一方面鼓励其在地区扮演更加积极的安全角色，一方面提升日美安全同盟。没有日本的配合，美国的“再平衡”将大打折扣。为弥补美国的力量不足，更为了以日美同盟的威慑力对抗中国，日本积极配合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大幅度调整国内的安全法制，增强日本的防卫能力并在同盟中的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与此同时，日本也在利用美国。毕竟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是日本在安全上最为依赖的国家，为了把美国绑缚在亚洲，日本需要挑起东亚的地区争端并加剧矛盾，防止美国脱身。日本认为一旦美国不支持日本，就会出现日本单独对付中国的局面，而日本的单独行动必然会引起国内的巨大混乱。在国内尚未准备好单独面对中国的情况下，日本需要美国在亚洲保持力量存在。因此，日本一再要求美国表态《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钓鱼岛。美国的战略调整是中日安全关系的重要外部因素，而日本对美国的迎合和利用，使中日安全关系更趋紧张。
三
近期，中日安全关系出现一些积极迹象。2014年以来，中日两国最高领导层和相关部门多次会谈，涉及到两国间的安全议题并达成一定的共识。2016年在G20杭州峰会期间，中日双方领导人都表示要加强对话沟通。2017年1月20日，岸田文雄在日本国会发表外交演说，表示“日中关系是最重要的两国关系之一，在‘战略互惠关系’下两国在地区和国际社会构筑合作关系十分重要”，要“努力全面改善中日关系”。安倍也强调要回到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原点，从大局出发改善中日关系。但另一方面，中日安全关系仍面临很大挑战。
一是美国特朗普新政权对华政策虽还不太明晰，但明显有推动和支持日本继续挑事的迹象。在南海问题上上任前特朗普就抛出中国“在南海搞军建”没有“问过我们的意见”等强硬言论。2017年1月11日，美国务卿提名人蒂勒森在美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提名听证会又就南海问题发出强硬的声音，宣称要向中国发出明确的信号:“一是停止造岛行为，二是不允许中国进入这些岛礁”。而安倍在1月对菲律宾、澳大利亚、印尼和越南的亚太四国访问中重提已和缓的南海问题，强调所谓“法的支配”。2017年2月4日，访日的马蒂斯在与日本防相稻田朋美共同出席的记者会上指责中国的南海活动是“挑战行为”，强调“维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安倍2月访美时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称两国“反对欲通过威胁、强制或武力主张海洋相关权利的任何尝试。包括相关国家的基地军事化在内，要求避免会加剧南海紧张局势的行动，要求依据《国际法》行动”，给日本继续介入南海问题提气。在台湾问题上，特朗普虽然已总体回到“一个中国”的政策立场上，但未来不排除继续在台湾问题上做手脚。日本则在2017年1月23日至27日举行的陆海空自卫队联合演习中以中国大陆与台湾发生军事冲突，导致“重要事态”发生，届时日美共同应对为演习设想。有日本评论指出，“这次演习因发生在特朗普总统的言行使台海局势紧张时期而重要。”这次演习假想的应对是以2016年实施的新安保法案中《重要影响事态法》为依据，表明中国对日本安保政策调整的安全担心是有依据的。日本自卫队高层曾表示，如中美在台湾海峡发生紧张对峙危机，“美军将期待日本自卫队承担保卫美国航母不受中国潜艇威胁的任务”。在钓鱼岛问题上，特朗普就任后在与安倍的首次电话会谈中确定美国对日本安全的承诺。2月10日发表的日美《联合声明》称，“美国利用基于核武器和常规作战能力两方面的所有类型军事力量保卫日本的责任不会动摇”，给日本撑腰。与奥巴马政权的“重返亚太”相比，战略更趋收缩的特朗普政权则倾向于“重返东北亚”，更注重运用地区盟国日本的作用。美国未来的对华政策走向是影响中日安全关系的重大变数。
二是在东亚安全结构的调整中，日本仍在持续针对中国构筑安全包围圈，并有进一步扩大趋势。安保合作是安倍2017年年初“四国行”的重要内容。安倍承诺向菲律宾赠送10艘大型巡逻船，向印尼海上保安机构提供3艘巡逻船；向越南海警提供6艘巡逻船等。而此前不久，日本刚决定给菲律宾提供5架日本海上自卫队训练用的TC90型螺旋桨飞机。2017年2月，在中国与东盟国家商讨南海行为准则期间，日本政府又决定在国会提出修改相关法律以便向东盟国家无偿赠送二手军车，提升东盟防卫能力。除政府层面提供巡逻船和飞机之外，日本海上保安厅还将设置以“海上安保国际合作推进官”为首的新机构，从2017财年起正式援助东南亚各国的海上安保机构提高能力，向相关国家传授在钓鱼岛周边应对中国公务船的经验。2017年1月21日，日英首次外交、防卫“2+2”会议就强化包括防卫装备领域在内的安保合作签署相关文件共同研究日本引进的F－35战斗机所配新型导弹的问题。1月26日，日英又签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ACSA)，据此相互可提供弹药等后方支援。在与韩国签订《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之后，日本又在推进与韩国签订《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日美新《联合声明》中强调“美国将加强在地区的存在，日本将在同盟关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和责任。”这也就意味着日本将在新时期的同盟下扮演更积极的安全角色。此外，在特朗普政府要求盟国作出更大贡献的背景下，日本政府正在考虑引进“萨德”系统。2016年底，日本防卫省已成立以副防卫相为首的委员会，讨论引进“萨德”系统。2017年1月13日，防相稻田朋美前往美属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考察“萨德”系统。基于日韩《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日本如部署该系统的话，韩日两国可联网构建东亚导弹防御体系，并可与美国一起打造美日韩三国反导同盟，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战略威慑，显然这将是引发中日安全关系的新问题。
三是伴随日本国内当前以修宪为主要议程的国家正常化战略深入中日安全关系也可能出现新的障碍。在2017年初国会上的外交演说中，岸田表示，“东海方面，中国继续侵入钓鱼岛周边领海和继续进行资源开发。日本将坚持应坚持的，继续冷静毅然地应对”，这显示出中日安全关系的真正改善依然存在着挑战。同时，安倍政权在历史问题上也还没有向前看的步骤。2017年1月31日，安倍就众议院上提出的防相稻田朋美2016年年底参拜“靖国神社”质询回答到“政府不应插手”，实际是采取默许支持的态度。2017年2月14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公布的中小学新版“学习指导要领”草案中首次明确要求在中小学社会课程中提出钓鱼岛是日固有领土。此外修宪问题是2017年日本的重要议题。2016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之后，赞成在安倍政府下修宪的众参两院的势力已经达到提议修宪所需的2/3议席。2016年11月16日，日本参议院宪法审查会进行了新国会以来的首次实质性讨论。目前自民党的策略是首先争取在紧急事态条款和环境权等条款上过关，打开“封印”，然后再破坏宪法“第九条”。日本对和平宪法的破坏无疑会进一步引发中国的安全担忧，特别是在推动修宪过程中，日本很有可能还会拿“中国威胁”做借口。
四
在未来较长时间内，中日安全关系大幅改善的可能性不大。从日本方面看，当前政治总体保守化，长期战略目标是追求国家“正常化”和“大国化”，这本身就会加剧中日安全结构性矛盾，而安倍政权对这一战略的追求又特别突出。在长期稳定的执政前景下，安倍政权鲜有可能在中日争端中让步，以主动大幅改善中日安全关系。从国际战略形势看，日美同盟针对中国的目标长期不变。但中日两国既是邻国也是地区大国，构建稳定的安全关系对两国及地区和平都有重要意义。而日本在恶化中日安全关系的同时也会恶化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任由其发展恐对中国不利。因此，中国需要采取一定应对措施。
第一，稳住中日安全关系的基本框架。中国要通过高层对话和外交会谈不断敦促日本恪守两国间的四个政治文件以及2014年中日达成的四点原则共识，使中日安全关系不至于脱离这些基本框架。“四个政治文件”强调:“建立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长期和平友好合作是双方唯一选择”，“双方决心正视历史、面向未来，不断开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新局面”，“两国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双方重申，相互支持对方的和平发展”“双方坚持通过协商和谈判解决两国间的问题”等。四点原则共识中则包括“双方认识到围绕钓鱼岛等东海海域近年来出现的紧张局势存在不同主张，同意通过对话磋商防止局势恶化，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避免发生不测事态”。从政治和外交层面对这些文件和共识加以强调，让日本表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使日本按照已有框架维护两国安全关系。同时，这也是中国对自身坚持和平友好的立场的政治表态，有利于增强两国的政治安全互信。
第二，给日本政府施加必要的压力。中日间稳定的安全关系不能以忍让和牺牲国家主权来获得，中国也不能因为日本以“中国威胁”为借口完成国内危险的军事体制转型而畏首畏尾。从根本上看，日本的转型是由其国家战略决定的，而外部最大的影响因素则是美国出于全球霸权考虑下的大力推动和要求，中国更多是被用来作为口实，对日本国内一些人来说，“中国发展本身就是霸权行动”。具体而言，在岛屿争端问题上，中国应继续加强在钓鱼岛海空的巡航力度，保持强势存在，用事实驳斥日本政府不承认钓鱼岛主权存在争端的主张。在东海防空识别区则加大对日本飞机的查证力度，在合理合法的情况下对日本飞机的挑衅行为予以回击，促使日本加快相关机制的磋商同时通过加强东海方面的力度制约日本在南海问题上的挑事行为。日本通过新安保法案，不排除将来会配合美国在南海的相关军事活动。但日本不是南海的关涉方，在恰当的时候中国可以在南海对日本可能会出现的“联合巡航”等行为等采取正当的军事手段促使日本认识到四处挑事对自身的危害。目前，阻止日本变成危险的军事大国的路径有二:一是日本自己认识到这种转型的危害性，毕竟日本国民有深受因对外扩张而罹受痛苦的特殊历史，只有日本自己停止住危险的步伐才是最关键的。只有知错才会改错。中国在南海对日本采取维护国家主权的军事行动也可以呼应其国内反对卷入“美国的战争”及反对日本军事大国化的呼声，用压力从内部促使其追求和平。二是联合其他国家阻止日本危险化进程。在第二个路径上中国可基于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向美国及周边国家揭露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危险本质，让这些国家都对此保持警惕。
第三，把握形势，积极争取周边国家。和周边国家妥善处理好矛盾和争端可以打破日本在地区构建的对华安全包围圈，消除日本在地区给中国添乱的“抓手”。目前，南海争端形势正在和缓。2016年7月，中国和东盟国家外长共同发表了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联合声明，承诺回到由直接当事方协商解决具体争议的正确轨道。2016年9月，越南总理阮春福访华。此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也相继访华。中国应该把握好当前形势，进一步与周边国家加强合作，加强协商对话，坚持妥善处理争端问题。只要地区相关国家不挑事，日美也就很难插手挑事。目前来看，与菲律宾增进关系当为重点。菲律宾既是美国南海政策的支点，也是日本介入南海问题的重要依托，其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的争端也最为激烈。菲律宾的杜特尔特政府主张“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对日本通过自己介入南海问题表现出了一定的疏离。在2016年10月访问日本期间，杜特尔特就不愿过多涉及南海，说“现在不是讨论南海问题的时候”。在2017年初安倍访问菲律宾期间，杜特尔特对安倍提出的“法治”也没有回应，对安倍主动提出的提供导弹也加以拒绝。2017年菲律宾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南海问题的进一步和缓在很大程度上也需要菲律宾的推动。考虑到杜特尔特目前的施政重点是振兴经济，中国可以通过在“一带一路”上的合作加深与菲律宾的关系，也可以由此加强中国对菲律宾的影响力，让日本难以挑拨离间。
第四，加强与日本国民沟通与理解。战后，日本民间人士在推动中日友好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中国外交重点和主要争取对象更多地转向了日本财界和上层政治家，民间人士似乎有被遗忘之感。其实在两国政治安全关系面临困难的情况下，更应该注重影响日本民众，不能因为一部分人的刻意破坏而对其国民予以整体忽视。日本内阁府所做的专门调查显示，在中日岛屿争端相对紧张的时期，连续两年都大约只有48%的日本国民认为钓鱼岛主权问题上不存在争议。也就是说，日本还有相当一部分国民是承认中日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存有争议的。而在日本国内强行通过《秘密保护法安》和新安保法案中，日本国民都展示出了强烈的和平主义精神。尽管日本民众目前对政府政策的影响力变弱，但正是他们才是中日关系发展的源泉。对日本民众的动向和主张，中国需要关注并加以争取，加强两国民间各层面交流，增强民众信赖关系，推动中日安全关系的稳定发展。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