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何以冲突
21世纪初的开幕就是以“9·11”事件的发生以及随后在全球范围展开的“反恐战争”为标志的；时隔14年，“11·13”事件再次撼动世界，巴黎恐袭以更为贴近平民和常规手段而让世人震撼。而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冲突似乎由来已久，追溯其根源则必然要归结到文明史上的“考镜源流”。如果说纽约“双子星座”的坠毁，意味着对世界警察的美利坚的打击，本·拉登的死亡则宣告了“反恐战争”的阶段性胜利；那么选择巴黎这座欧洲文明之都作为攻击对象，则似乎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之意，因为即便是再野蛮的恐怖分子，也不可能丝毫不考量对象攻击的象征意义。“伊斯兰国”的出现，乃是当代世界和文明史进程中值得重视的现象，不仅是在政治意义上的、也是文化意义上的与西方文明对抗的符号。
为什么伊斯兰世界要针对西方？我们需要意识到，现实世界发生的各类事件，必然有着错综复杂的场域因素，甚至尔虞我诈、杯弓蛇影、纵横捭阖；但不可否认的则是，最终的较量仍会是“观念的战争”，终极的决战疆场仍在观念之中。欧洲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以矛盾为主）自古有之，但历史上两者之间曾展开精彩的文明对话。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伊斯兰文明的崛起完全是建立在与外来文化的接触、交流和融合基础之上的，没有文化间、尤其是多文化间的互动，伊斯兰文明的繁盛也是不可想象的；从另一方面来看，伊斯兰文明也在其他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同样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譬如古希腊文明长期是被湮灭的，西欧国家的重归希腊，实际上是借助了阿拉伯人的“文化传承”之功，如果没有阿拉伯人的“点亮灯火”，欧洲人恐怕很难得其知识之门而入。而目前的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世界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胶着情况，“11·13”事件所涉及暴力主体的复杂性本身就说明了这种态势，并非简单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如何才能超越简单的利益争夺思路，使得人类走向一种共赢之路？我以为里夫金此际提出的“同理心文明”是很有超前性和预占性的：“关于人性，生物科学与认知科学领域正在涌现一种全新的解读，并在学术界、商界与政府引发了争议。脑科学与儿童发展领域的新发现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一个由来已久的观念，即人类本性是好斗、物质、功利和自私的。最近，我们认识到人类是一个具有同理心的物种，这种认识将对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实际上是在说，人类不仅须求同存异、各美其美，更需存异求同、美美与共，这样才有可能心通理同、同济天下、天下大同。这与心系天下的儒家思想不谋而合，马凯硕的判断或许也可遥相呼应：“我们对这个星球上的其他70亿居民的道德同情感将会继续扩大。世界将会不断压缩。技术将会消除地理距离。在我们曾经生活于小村庄的时候，我们在村庄里会不可避免地形成一个道德社会，一种村庄道德同情感，一种对待所有其他村民的道德同情感。在未来几十年中，我们会越来越多地认识到，我们的村庄是一个世界，但我们的世界绝不是一个村庄。”
在这样一个村庄世界里，我们究竟该如何自处与相处？特别是世界诸宗教之间的关系也会愈加密切，作为一个唯一在公元纪年之后诞生的宗教，伊斯兰教以其丰富的教义、武力的征服和强势的文化跻身世界宗教行列，而且政教合一、摧坚拔城，成为世界的核心力量之一。“对照基督徒大多出身欧洲而言，阿拉伯穆斯林(创立了伊斯兰教)现在估计仅占15亿穆斯林的1／6。世界上拥有穆斯林最多的七个国家分别是印度尼西亚(2亿)、印度(1.44亿)、巴基斯坦(1.4亿)、孟加拉国(1.15亿)、尼日利亚(9400万)、土耳其(6600万)和伊朗(6500万)。这七个国家中竟然没有一个是阿拉伯国家。大多数穆斯林都居住在南亚和东南亚，而现代性进程早已横扫了该地区。”这种全球布局的态势与比例，当然与伊斯兰教独特的宗教理念和影响力有关；当然由此带来的文化杂糅成分也需要认真区分和剖析，但至少我们得承认，如果没有对阿拉伯国家、伊斯兰世界的整体理解，想要理解一个全球化的世界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就人类文明史发展而言，大致有几个阶段。第一个是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即各个文明在相对孤立的情况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的犹太教先知们，古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老子、孔子，等等；第二个是“互动时代”，就是更为明确地相互作用之历史，即便在文明体内部，这种互动也是明显的；第三个阶段，则应是“二元时代”，即大范围的、杂糅文化的出现与消化过程，然后不断趋近普遍性的若干核心元文化。我们现在面临或经历的就是这个时代，“新轴心时代”即将到来或已在形成过程之中，在这样一个崭新的时代里，除了宗教、地缘、文化等本身的传统因素，还必须考量资本、技术、观念等新基因的加入，这些会综合形成新轴心时代的元素确定。那么目前可以蠡测“轴心”可能的标尺是什么？观侨取象，是之谓也。可如何察变寻异？发掘其迥异于他者的特质，则确实考验研究者的心智。二元三维，乃是一种理解世界的智慧方式，是一种直指元思维的“追问方式”；而大道侨易则提供了一种具体可操作的把握方法，或者我们可以说：“道在易中，有侨乃大。”为什么是“道”？为什么是“易”？为什么又是“侨”？为什么还有“大”？
文明史视域里的侨易主体
阿拉伯国家对现代欧洲和西方的再认知，是从拿破仑的军事征服开始的，因为伴随暴力战争而来的还有文化交流，面对西力、西学双重袭来的困境和机遇，对亚洲国家甚至非洲、拉美都是有普遍性的。而这种“学习敌人”的自强选择和路径开启，则使得阿拉伯人（甚至是东方人整体）逐渐形成了一种类似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应对思路，史家这样描述道：“阿拉伯人提出了一种似是而非的议论，就是用右手抵抗欧洲的进攻，同时用左手接受和采用欧洲的观念和技术。从欧洲取得的各种新成就，都被利用来对欧洲人作战。从欧洲输入了无数的新观念，其中以民族主义和政治民主为最有力量，这是毫无疑义的。由于拥护民族主义，进而便要实现民族自决的原则，而这两者又导致了为摆脱外国统治而进行的斗争。西方的意识形态，强调世俗的和物质的价值，而且着重种族的畛域和地理的疆界，从西方传入的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同伊斯兰教最珍贵的各种传统是背道而驰的。还有，宗教上的普遍性的概念，政治上的神权政体和闭关自守的主权，也是与这种新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的。穆斯林们作为奋斗目标的理想，与其说是泛阿拉伯主义，不如说是泛伊斯兰主义。斗争是对外的，也是对内的。”每一个子集个体，都有其不可回避的命运和职责。最小的譬如到人的个体，每个伟大、优秀或杰出的人物，都有其不得不承当的文化史或文明史使命，他需要在这个框架下来衡定自己的位置。或许我们可以说“个象载共”，即每个个体都表现共同体的特点；同时也有“共象射个”，即每种共同体的影像也都非凭空而来，它体现组成各部分的个体的特点。
侨易主体是变幻的，是始终在过程之中的，而且若引入“混杂性”或“杂种文化（hybridity）”的概念或能展现得更清楚些：“‘杂种文化’指两种不同的纯粹文化的中间形态，它的形成过程(hybridization)也从拉美国家的非西方化的现代化扩展而指现代化过程中第三世界国家发生的文化重构，即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不是整体移入，而是选取‘融合文化的片断特征’和多种文化的杂交，有别于‘文化同化’和‘文化移入’的概念。在文化同化中，被纳入的群体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学会要求做到行为方式、服饰、语言和其他日常生活的规范。”实际上就是超越原有的简单二元关系框架，而意识到多边文化交汇的复杂性，或者就是“异文化博弈”之局，即正是在一个整体性的全球系统中发生着各种文化子集的多边关系，彼此犬牙交错、混沌构局，但却并非完全没有层次感。这里就牵涉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空间意义上的文化交错关系，另一则是时间意义上新旧文化关系，这种纵横交织、新旧东西并生的局面，正有些“战国策派”的思路，不过并不完全是在政治力和军事力上的逐鹿，而且更兼及经济力与文化力，这是一个远为系统的战略构思。正是在这样一种大浪淘沙过程中会显出“春秋战国”的那种峥嵘气象，逐渐向五霸七雄归并，甚至成秦汉之局。林同济在《战国策》创刊号上撰《战国时代的重演》一文仿佛宣言，称抗战时的国际形势是“战国时代的重演”，强调“战国时代的意义，是战的一个字”，所以出路只能是“我们须要‘倒走’二千年，再建起‘战国七雄’时代的意识与立场”。雷海宗则引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观为理论依据，认为每种独立发展的文化都有周期代谢：青春勃发——茁壮成长——繁荣昌盛——枯萎凋落，即要经历封建时代——贵族国家时代——帝国主义时代——大一统时代——政治破裂与文化灭亡时代的末世过程。而中国的情况，在他们看来，是必须借战国时代的到来进行大变革才行。说到底，在文明关系之中，还是知识力和思想力的决胜于高端。其实，这种“合力竞胜”的文明间关系从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就已经开始了。伊斯兰世界古国的文化力和思想力的形成过程，有始终是在和周边“他者”的比较和互动维度中不断得以呈现和获得的。伊斯兰世界作为一个大的宗教文明体就更可能有其跨越国族区域的雄心，譬如“伊斯兰国”的兴起，或正反映出这种趋势和历史传承的面相。
我们要记住，“不要把‘伊斯兰国’看成一个简单的恐怖组织，而要将之视为‘基地’组织模式发生质变的产物。不光是军事战略设计和执行得愈加专业，还诞生了实用的社会治理模式，事实证明，这种模式在动荡环境中出人意料地成功”。追溯阿拉伯民族和伊斯兰世界的形成过程时，“在伊斯兰教历史的初期，当伊斯兰教是一个纯粹的阿拉伯宗教，而哈里发构架是一个阿拉伯帝国的时候，‘阿拉伯人’这个名词适用于那些说阿拉伯语言、在血统上是一个阿拉伯部落的真正成员、而其本身或祖先生于阿拉伯半岛的人们”。“从公元8世纪起，哈里发国家逐渐由一个阿拉伯帝国变为一个伊斯兰教帝国。在这个国家里，统治阶级的成员是由信仰而不是由血统来决定的。因为被征服的民族改信伊斯兰教的日益增多，伊斯兰教不再是阿拉伯征服者的民族或部落的信仰，而具有迄今仍然保持着的世界性。”阿拉伯帝国—伊斯兰教帝国是不同的概念，前者更多还是一个区域—民族的权力概念，后者则更近于宗教—信仰和文化区的概念，其涵盖范围和地区要大得多。接下来，历史上的伊斯兰世界与更广阔的外部世界的关系：不仅是外部的东西两线关系，还有内部的分裂冲突都充分体现出“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强弱转换、盛衰兴替”的历史规律。十字军对伊斯兰世界留下的两大深远影响无疑经常被视为是消极的：一为非穆斯林臣民处境之恶化；二为伊斯兰世界与欧洲关系的改变——“十字军各国给这种关系创建了新的结构，在穆斯林后继者看来，继续维持也颇为便利。欧洲商人(尤其意大利人)于近东地区设立几个港口，在此形成有组织的社会，拥有自己的地方首长和法律规章。相对地，穆斯林主政者也尽量不打扰他们，任其自由通商，这不仅对从事商业者有利，也对统治者本身有所帮助。欧洲商人继续在之前十字军的各个据点做生意，甚至还往来于埃及和其他十字军未曾征服的地方”。在这个多文化交错的区域内，由生存需要和利益交换而构成的人类社会的基本推动力成为文明体之间交往的根本性角色。
整个世界的发展趋势，都是在不断地“相互作用”，或者也可视作“小侨易”和“大侨易”激荡互动的过程，在本质上也可视作“求同存异”“美美与共”的过程。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一方面我们要意识到在历史过程中伊斯兰世界和其他文明体始终是彼此交互、渗透关联的关系，另一方面它也有其自身的“自美其美”的需求，譬如对自身文化传统的强烈维护。“‘伊拉克伊斯兰国’的建立意在表现一种质变：叛乱组织转变成为负责统治一片领土的军事政治参与者。”伊斯兰国的意义，或正在于其有可能带给阿拉伯乃至伊斯兰世界的“文明复兴”之可能！但问题的本质或在于，正在崛起过程中的伊斯兰国，其实本更应该行之以“王道”，而不是目前的恐怖暴力，而且针对的主要是西方世界尤其是欧洲，这经由“11·13”事件似乎愈演愈烈。这种本就存在的、尤其是在欧洲领土上一直发生着的“文明的潜在冲突”问题经由恐怖事件无疑透明化、扩大化和威胁化了，或者我们可以毫不隐讳地说“文明的冲突”至少在表面上已成为事实。欧洲人已经开始反思“殖民主义”和“欧洲中心”的元思维方式。在欧洲给世界、尤其是东方带来灾难的同时，也带去了新的技术、观念和制度的世界，它的资本制度也并非完全一无可取，甚至从根本上规训了至今我们仍生存其中的社会体系。或者我们还是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文明体多重侨易的过程，既有各个层级的子文明体的主体侨易，也有具有当量的核心文明体的互生侨易，在其之上则是具有二元三维框架根本规定性的“大道侨易”。
“二元三维之眼”中的世界秩序
相比较其它宗教的思维方式，譬如诺斯替教以简单的二元关系及光明和黑暗来理解整个世界构成，基督教的思路其实类似之，即必须通过建构对立面的方法来确定自身。这种二元思维模式一直在西方世界居于主流，即非此即彼、我他分界，甚至是你死我活。现代性是当前时代的核心概念，但它基本上还是一个西方为主导的概念，或者在我看来更应该是“西方现代性”的概念，所以我会特别强调“东方现代性”概念，在承认“多元现代性”的前提下，特别关注“二元现代性”结构，也就是说，由“西方现代性—东方现代性”互动生成的复杂关系。相比较明确的西方现代性概念，东方现代性不是在自足的自然环境中徐缓成长的，它是在西方现代性的强势袭来之下被迫应对的，甚至在长期内以不同方式接受了西方现代性所赋予的种种规制，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必将重新界定由自身传统整合而来、兼容西方优长的独特概念。当代所谓“多元文化主义”意味着对他者和外部世界的尊重，是很有包容性的概念，但仅仅讲多元是不够的，因为这个世界是如此广大，它必须也是被理解和被结构的，否则就容易陷入到过于散漫、无所归依的地步，就会失序，这也是必须被规避的消极方向。在我看来，伊斯兰世界，尤其是阿拉伯中心区，其实正是第三维的重要组成，必须高度重视。在亚欧大陆之间，阿拉伯区域与斯拉夫区域是两个中间区。从单向度二元的视角来看，我们看到的仅仅是他们与欧洲的关系，或者是其亚洲性的一面。但从全球宏观的角度看，或者用侨易学的视角看，则其独特的地理、文化甚至精神史意义都是不可替代的。
其一，从根本上看，世界文明结构是“二元结构”，即东方—西方的二元关系，当然这不是简单的西方意义上的二元论。在这样一个基本结构中，我们来把握各类子文明的发生和发展。
其二，二元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不断发生接触、矛盾、冲撞乃至战争的动态过程，但总量应是“能量守恒”，即阴阳消长始终不断、周而复始。说到底这种一种“侨易二元关系”，即二元之间始终存在着阴阳两者之间的互生互动。当我们在不断陈述当代语境中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激烈冲突时，我们也不要忘记，在文明史上正是通过战争、贸易、文化交流等多种手段，实现了伊斯兰世界的崛起于世界和“欧洲文明的文艺复兴”。
其三，第三维如何开出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建构起一个基本的运作模型，即“球型结构的二元占位”的话，那么在这样一个立体型的地球圈中，二元核心位置是始终存在的，能否达到二元关系的适度占位，并且使之尽可能维持平衡，则在于是否能合理地开出第三维。“伊斯兰国”其实是“庙堂—江湖”二元结构中对应江湖暴力角色的变形，江湖—庙堂之间并非截然对立的两极，而往往存在着彼此渗透，甚至相互转化的动力机制，“在传播穆斯林文化上，西西里的重要地位，仅次于西班牙，而高于十字军战争期间的叙利亚”。这种第三维凸显可能，其实是饶有意味的，因为它提醒我们，在两个文明体之间，始终有不同的第三维可能存在，端在于我们是否能开辟塑形，使之在整体文明结构中发挥合适的“构三维二”的作用，使“1-2-3”能形成有效构局。
当欧洲领袖以一种博大的胸怀来面对涌入的伊斯兰难民，让伊斯兰梦—欧洲梦的对撞希望开出文明之花的时候，展现在世人眼前的却是“破碎的残叶”，为什么美丽的愿望结不出盛开的鲜花？为什么理想的选择得不到浪漫的回报？这背后究竟有怎样的内在逻辑可以推演？文明的冲突由“美国”转移到“欧洲”，而且是从法国到德国，在欧洲核心区的爆炸，将会彻底炸掉“欧洲梦”，也是人类文明的“世界梦”！面对如此纷繁困扰的世界乱局，资本的裹挟、技术的飞奔、血腥的杀戮、文明的冲突，我们究竟该选择怎样的路向？路在脚下，脚步究竟该迈向何方？欧洲梦的理想是否仍有希望？世界秩序是否仍可能继续弘扬？
郑永年认为，全球知识体系面临转型，至今为止的西方主导型知识体系将被替代，问题在于，后继者为谁？他进而忠告说：“权力和知识之间既互相配合，又有互相的矛盾，从而构成一种动态的平衡。”
而朱云汉则提出：“非西方世界知识分子也意识到，他们的发展道路不能重蹈西方物质文明的覆辙，因为地球无法承担；广大的非西方世界必须另辟蹊径发展。中国与印度的知识精英更是责无旁贷，因为人口和经济规模庞大，联构的经济崛起对地球生态平衡的潜在冲击，将远大于西方先进工业化国家遗留的历史包袱，因此中国与印度无法回避自己的发展模式给全球带来的负面外部性问题。”
朱云汉甚至认为：“非西方社会的知识精英必须认真回顾自己的文化脉络，以及从多元文化的视野汲取不同文明历史发展经验的精髓，来试图摸索出超越与替代现存的西方中心观的世界观与世界秩序。来自非西方社会的知识精英无法回避全球社会的公平正义与人类和谐共生议题，尤其是中国与印度的知识社群供是责无旁贷，因为这些国家的人口和经济规模让它们无法回避自己的发展模式给地球带来的负面外部性问题。西方传统的国族体制下国家利益极大化的思考逻辑对中国与印度知识精英而言是完全不可取的。”两者相连，或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了某种积极的思考进路。
按照穆罕默德的说法，“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如果有后世来者称：“梦想，虽作于东方，亦当践之！”或许证明我们现在所行之路，于大道之侨易，也是若合符节了。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逝去的智者李光耀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判断：“资本主义制度并不存在更根本的缺陷。尽管这样的说法对一些人来说显得越来越浮夸，这个制度却无需摒弃或重建。”若将其置于二元三维的框架之下，或许也是不无道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