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美国大选以毫无从政经验的唐纳德·特朗普胜出而告终。透过这场选举，我们看到了美国普通民众长期积蓄的不满情绪和呼吁变革的急迫心态。事实上，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国内日渐陷入失衡与分裂的困境，普通民众对现状强烈不满，政治精英和社会大众空前撕裂，难以就应对内外挑战的方案达成共识，国家政治制度与治理模式的弊端暴露无遗。
一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给美国经济以沉重打击。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通过实施财政刺激、货币杠杆等一系列政策，意图推动经济摆脱危机走向复苏。经济增长率从2009年的负2.8%，提升到此后几年年均2%左右的水平，失业率从2009年的高达10%降至2016年11月的4.6%。从数据上看，美国经济比危机爆发之初有所好转，但诸多深层次问题并未得到解决，老百姓的“获得感”也没有随之提升。美联储原主席伯南克就指出，“很多美国人还是对经济不满意”。
产业结构失衡加剧。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在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完成了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业和虚拟经济发展迅猛，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相对萎缩。据统计，美国虚拟经济和服务业的产值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从1950年的11%上升为88%，金融衍生品总量在1998年为72万亿美元，2008年增长到672万亿美元，10年增长了9倍，而经济总量只增长了不到1倍。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脱离，不仅使虚拟经济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且导致严重的泡沫，泡沫一旦破裂就会造成危机。实体经济相对萎缩使一些传统制造业地区日渐衰败，在五大湖地区一些州形成了所谓“铁锈地带”，基础设施年久失修，状况普遍恶化，更导致支撑美国中产阶层的稳定工作机会大量减少，作为美国社会稳定器的中产阶层人口严重萎缩。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15年美国中产阶层人口首次跌破人口总数的50%。产业结构失衡的情况近年来并未好转。根据2014年的统计数字，美国服务业特别是低专业化服务业提供了超过八成的就业，制造业等实体经济仍处于萎缩状态，只贡献了约15.1%的就业岗位。由于专业度要求低，这些劳动者极易被更低成本的劳动力群体取代而再度失业。
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普通民众收入明显下降，家庭年收入中位数比危机前下降近千美元，贫困线以下人口增加580万人。根据美国官方统计，目前全美贫困人口大约4670万人，占总人口的15%。2016年6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美国的高贫困率发出警告，指出美国每7个人中就有1人生活在贫困之中。普通民众生活日益艰辛，富人财富却快速增加。2015年，美国收入最高的5%的富裕家庭总收入为2.2万亿美元，是收入最低家庭总收入的7倍，占总人口比重0.1%的最富有家庭所拥有的财富，几乎与占总人口高达90%的普通家庭的财富相当。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美国现在是“1%的人所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令中下层民众普遍存在强烈的“被剥夺感”和不满情绪，成为引发2009年“茶党”运动和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的重要原因。
人口结构深刻变化。美国虽然是个移民国家，但白人在人口结构中始终占主导地位。然而近年来，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大批新移民和少数族裔人口涌入美国，引发美国人口结构深刻变化。美国人口普查局的调查显示，2010年，虽然白人仍然以占总人口63.6%的优势居于主导地位，但少数族裔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有较大提升。其中，拉美裔占16.3%，非洲裔占12.6%，亚裔占4.8%。自2000年到2010年十年间，少数族裔人口增长占美国人口增长总数的92%。这种趋势如果持续下去，到2042年，白人占总人口比重将首次低于50%，成为“少数民族”。到2050年，拉美裔将上升到30%，非洲裔将占15%，亚裔也将占9.2%，形成“多数少数化，少数多数化”的人口结构变化。这一巨大变化导致不同族裔间矛盾日益突出。一方面，激增的少数族裔人口与白人特别是白人蓝领阶层对工作岗位的争夺日益激烈，引发后者强烈不满。另一方面，种族歧视始终是美国社会抹不去的阴影，少数族裔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地位并未得到根本改善，族裔裂痕因而变得日益不可弥合。2014年8月，密苏里州弗格森镇18岁非洲裔青年迈克尔·布朗遭白人警察射杀，在当地引发骚乱。密苏里州大陪审团作出白人警察无罪判决后，在全美170多个城市引发大规模示威抗议运动。特朗普2016年3月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说，“在这个国家，种族之间有很深的隔阂，情况并未好转”。美国主流媒体调查认为，美国种族关系处于20余年来最糟糕的时期。
二
面对内外困境，美国国内长期无法形成有效的应对之策。其根本原因在于，当今的美国社会，无论是政治精英层面还是社会大众层面，都充斥着相互冲突的分裂立场，无力在重大议题上达成妥协、形成共识。
政党政治的极化与碎片化加剧。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政党政治陷入极化对峙状态，一党出于本党或利益集团私利彻底反对另一党的所有政策议程，结果是两党激烈博弈、互不妥协，形成政治僵局，多次酿成政府关门或债务危机。皮尤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过去20余年间，民主、共和两党成员相互间的反感程度激增，在所有议题上持温和立场的成员已极其罕见。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两党内部的分裂也日趋严重。民主党内，自称社会主义者的桑德斯在总统初选中崛起，对作为传统民主党精英的希拉里构成威胁。共和党内，以茶党为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分子和走中间路线的主流派渐行渐远。在特朗普参选的过程中，共和党精英对其有诸多不满，一些人士在特朗普获得提名后仍旧坚定拒绝对其表达支持。这种“党间冲突”与“党内冲突”并存的极化与碎片化乱象日甚一日，极大推高了政党内部及政党之间达成妥协、共同推进务实决策的难度。
社会公众对重大议题愈发难以形成共识。近年来，“茶党”“占领华尔街”及“黑人的命也是命”等社会运动接连发生。极化与碎片化态势从党争层面弥散到社会大众中间，民意逐步呈现出空前严重的裂痕与强烈的对峙。美国民众在奥巴马医改、反恐与国家安全、移民政策、气候变化等关乎国家前景的重大议题上立场严重对立。国会参议员蒂姆·凯恩认为，今日美国社会虽然没有像内战时期那样决裂，“但每个天天看新闻的人都知道，美国仍然处在深深的社会分裂之中”。《纽约时报》更是直言不讳地将“美利坚合众国”称为“美利坚分裂国”。特朗普上任伊始，立即决定退出TPP、力主废除奥巴马医改、提出修建美墨边境墙，并强势颁布行政命令，暂时禁止7个穆斯林国家公民入境，立刻引起巨大争议，抗议浪潮席卷全美多地，华盛顿州地方法院作出裁决，暂停实施总统的“限穆令”，美国社会的“内斗”愈演愈烈。
政党精英与民意诉求渐行渐远。由于民意的对峙，美国政党精英为了迎合一部分选民的利益，不得不损害另一部分选民的利益，这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社会的分裂。比如，为了赢得更多选票，近年来民主党在政策上更倾斜于女性、青年人、少数族裔、新移民、同性恋群体等新“票仓”，这使作为传统“票仓”的蓝领中下层选民感到被“忽视”。正是在政党与民意脱节的困境之下，民粹倾向的极端主张才得以抬头。特别是已成为2.19亿美国选民中第一大群体的所谓“千禧一代”（出生于20世纪80—90年代，约7540万人），他们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及全球化冲击最为突出，更易接受某些极端主张。中产阶层的空前缩水也直接压缩了“中间选民”规模以及实现妥协的余地，进一步强化了政治精英的尖锐对峙。
三
失衡与分裂的国家困境，根源在于美国政治制度与治理体系的失败。
政治制度充斥着相互冲突与对抗。美国联邦宪法仅在原则上设定了国家结构。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从联邦到各州都拥有充分的制度创设权，政党政治的确立又进一步加深了多元利益介入政治生活的复杂态势。
“它有它的肯定性力量，也有它的否定性力量，凡是在能发现肯定性力量的地方，都能发现否定性的力量。”这种“美国反对美国”的奇特安排在特定历史时期推进了国家发展，但其影响正日益走向反面。比如，虽然联邦立法必须经过国会参众两院全体审议、通过，但任何一个参议员在特殊利益驱动下，都可以通过“冗长发言”等方式实现对政策的阻挠甚至是否决；又如，面对联邦立法或政策，州政府完全可能受到党争或其他特殊利益影响，采取拖延时间、增加门槛、扣留支出等方式不予执行或使执行效果大打折扣；再如，虽然不断出台关于竞选经费的限制措施，但“软钱”“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等变通方式却大行其道，丝毫不能改变金钱政治对政府施加影响甚至控制的根本问题。
治理体系无法回应民意诉求。美国的国家利益与民众福祉正在被拆解为不同政党、产业、利益群体甚至某些精英个人的私利。任何利益都能找到介入并影响国家重大决策的渠道，任何重大决策也都因为多元利益介入而不得不向各方诉求妥协。这些多元的特殊利益一旦得到满足，国家利益与民众诉求也就更难实现。
诚然，美国历史上也曾多次采取改良方式缓解困境，但从长远看，改良只会后置或积蓄矛盾，埋下更为巨大、严重的隐患。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曾指出，“许多具体的美国政治制度遇上故障，而僵化的认知和根深蒂固的政治力量相结合，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益强大，阻止了这些制度的革新”。然而，严重的内外失衡、社会的深度分裂、特殊利益对政治制度与治理过程的彻底控制……这些困境已远非“故障”“僵化”或“阻止革新”那么简单。
治不必同，期于利民。“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美国的所谓“民主政治”显然严重背离了这一标准，而这正是当今美国国家困境最为本质的根源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