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始于“围绕总统的风闻”
2014年7月18日的《朝鲜日报》上发表了记者崔普植的专栏文章《围绕总统的风闻》。两周后的8月3日，“MSN产经新闻（电子版）”以《【发自首尔的追踪报道】沉船之日，朴槿惠总统去向不明……在和谁见面？》为题，刊登了《产经新闻》前首尔分社长加藤达也（当时。现为社会部编辑委员）的报道。
该报道主要引用了崔普植专栏文章的内容，是有关4月16日“世越号”客轮沉没当天朴槿惠总统动向的传闻。其中称，事故当天朴槿惠总统在密会一位男子，因而面临如此重大的事故却难以和总统取得联系。
对产经新闻的这则报道，韩国政府和媒体、社会舆论都表达了强烈的不满。韩国总统府向《产经新闻》首尔分社提出抗议，韩国驻日大使馆以“损害名誉”为由要求产经新闻东京总社删除该报道文章。之后，首尔地方检察院传唤加藤并禁止其出境，进而在10月8日终以违反“信息通讯网法”罪，对其提出不拘留起诉。该法律规定，“以诽谤他人为目的，通过信息通讯网，公然散布谎言，损害他人名誉者，将判处七年以下徒刑，取消十年以下资格或处以5000万韩元以下的罚款”。
日本的政府、媒体、舆论一致强烈反对
日本的政府、媒体、舆论以及一些外媒，对韩国检方的这一系列做法都予以了强烈的谴责。而且，韩国国内的媒体中也出现了质疑之声。日本国内的主要主张如下。
第一，一国之总统，是最高“公职人员”，理所当然会成为各种批判、谣传的对象。因此，损害名誉的罪名是不当的。第二，民主主义社会中媒体最重要的作用是其监督权力的职能，所以，这样的对应措施是违背民主主义精神的。第三，上述产经新闻的报道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朝鲜日报》的报道内容，因此，从只处罚加藤，而不处罚崔普植上看，也缺乏合理性。
产经新闻，以坚定的态度应对
这些批判言论，在本事件的当事人《产经新闻》报的《主张》栏目（2014年10月9日）中得到集中体现。“依据韩国国内法律对外国的报道实施搜查，无视国际社会的忧虑之声，肆意‘行使强权’，实属极端异常之事态。韩国虽以民主国家为己任，言论自由却在受到威胁”。这种论点本身的正当性是毫无疑问。
《产经新闻》就此问题与富士新闻网（FNN，以富士电视台为中心的日本第三大电视联播网——译注）共同进行了舆论调查，并于2014年10月21日在报纸上公布了结果。该调查向受访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韩国的首尔中央地方检察院，以损害了朴槿惠总统名誉为由，对《产经新闻》前首尔分社长提出了不拘留起诉。因报道内容而起诉外国媒体记者的做法前所未有。你能接受韩国的这一举措吗？对此，《产经新闻》报上刊载的调查结果显示，回答“能理解”者为4.9%，“无法接受”者为88.5%，“其他”为6.6%。即便剔除该调查主办者为《产经新闻》社的因素，也可以从中看出日本的舆论对该起诉持有极其严厉的态度。
问题的一大原因，在于日韩关系的紧张局势
导致该问题严重化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毋庸置疑，最主要的一点是由于日韩关系走到了邦交正常化后的“最坏时期”。检察院、法院不应受外交关系及舆论的左右这一主张是正确的。但现实是，只要检察院、法院也是能够影响“政治”的强有力的“政治精英”机关，那么在通常情况下，它就不可能独立于外部环境而存在。
日韩首脑如此长时间没有举行会谈，韩国国民对日本也依然印象不好。最近的日韩联合舆论调查（2014年7月，由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实施。引用自其网页）显示，韩国人对日本的印象，“良好”为17.5%，“不好”为70.9%（参照图1）。
在这次调查中，就“有关历史问题的日韩两国国民的认识”，向受访人询问了“日韩历史问题上应该解决的是什么”这个问题。韩方的回答中最多的有“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占81.9%，其次是“日本人对从军慰安妇的认识”，占71.6%，第三是“日本对侵略战争的认识”，占70.6%（参照图2）。
在观察韩国国内这种舆情的时候，或许还有必要考虑到这样一些情况，即安倍首相于2013年12月强行“参拜靖国神社”，而且积极推动验证“河野谈话”(※1)工作，以颠覆对“为慰安妇问题”的既有认识，而最强有力地支持推进这一系列行动的媒体，就是《产经新闻》。韩国检方的严厉举措的背后，可以说存在着这样的重要因素。
崔普植专栏文，本意不在“曝光秘密”
这里笔者想重复指出的是，对此次韩国检方的举措有充分值得批判的理由。但是，尽管如此依然让人耿耿于心难以排解的，还是原首尔分社长加藤的报道内容及其本质。当你阅读了崔普植的专栏文后就会明白，他的目的并不一定在于曝光总统的秘密。
虽然在该专栏文中提出了羞于启齿的传闻为何被人公开谈论这个问题，但它的中心内容，是在阐述现政府的支持率之低下，以及对其进行的严厉批判。以下是崔普植专栏大意的摘录。
“如果在国政运营中维持较高的支持率，那么人们大概也不会有心思去蜚短流长了。对总统本人的信任崩溃，才导致了谣言四起。这就像是身体的免疫力下降，此前隐而不现的病菌侵入体内一样。（中间部分省略）。国家要实现革新，首先需要的是总统本人和周围成员焕然一新的面貌。”
这篇文章，对朴槿惠总统的危机管理能力及行政手腕进行了尖锐的质疑，最后还论及了人才起用方面的问题。在崔普植的文章中，有关总统的传闻部分，是用来导出这种批判的手段的，并不是要去追究传闻的真实性。何况你无法从文章中读出作者有意藉此传闻要在韩国内外散布总统丑闻的意图。
加藤撰写的报道，其“内容”与“本质”
加藤的报道中，在最后部分引用了崔普植对这桩“不登大雅之堂”的传闻之所以流传的背景原因的分析，以一句“朴政权似正在步步向跛脚鸭转变”结束了全文。但是，这篇报道，焦点绝对对准的是总统的秘密。虽然在指责韩国检方时开口便称，这篇文章主要是依赖于《朝鲜日报》的报道写成的，所以只处罚加藤而放过崔普植有失合理性，但是，实际上正是这一点，让人对加藤报道的本质产生疑问。加藤没有自行采访，有关总统秘密的部分几乎原封不动地引用了崔普植的文章内容，只进行了若干补充说明就炮制了一篇所谓的“传闻报道”。
产经新闻的《记者准则》称道“正确和公正”，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没有事实根据的报道和缺乏旁证的报道，无论怎样伪装客观也终将败露，这对产经新闻来说，是损害读者信赖的自杀性行为，即便是标题也同样。那么，加藤的这篇报道，正可谓应合了“缺乏旁证的报道”这一点。若想触及总统丑闻，说到底首先还是应该自行采访，收集事实证据，在有了充分旁证之后，才可以进行报道。
日本新闻协会编辑委员会于10月9日发表声明称，“对首尔地方检察院的强行起诉深感遗憾，并表示强烈抗议，同时对威胁到自由采访和报道活动的事态深感忧虑”。我们在认识到这项声明的意义和必要性的同时，对有关加藤撰写的这篇报道的内容和本质，看来也有必要重新予以验证。
作者介绍：
大石裕，庆应义塾大学法学系主任。1956年生于东京。1979年庆应义塾大学法学系政治专业毕业。1985年庆应义塾大学法学研究科博士课程修满学分后退学，之后获法学博士学位。历任庆应义塾大学媒介与传播研究所所长、日本媒体和传播学会理事等职，并于2011年就任现职。主要著作有《媒体中的政治》（劲草书房，2014年）、《战后日本的媒体和市民意识——“大故事”的改观》（Menrva书房，2012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