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以来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令人吃惊的变化，在这些变化的影响下，国际政治进程出现了某种程度上令世人不安和焦虑的氛围。在全球空间密度和时间密度空前增强的情形下，世界政治经济生活在特定时空中的任一重大变化都会引起国际社会的集体关注和解读，这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在全球范围内，就影响的广度和震荡的强度而言，非常突出的是反全球化思潮、“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民粹主义”等意识形态在美国和西方以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所仅见的方式迅速勃兴，甚而，在上述思潮的助推下，欧美国家出现了令人瞩目的政治实践上的“转轨”和“脱轨”。更加令人不安的是，上述思潮的集中出现，以及欧美国家政治实践大幅度的改弦易辙，一方面是在国际范围内“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及“分离主义”政治思潮和政治活动丝毫没有减弱，以及由乌克兰危机和叙利亚战争所挑起的地缘政治争夺愈加剧烈、中东乱局难见平静的情形下发生的；另一方面又是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亟待变革，国家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持续拉大，全球“消除贫困”行动受阻，“难民危机”愈加深重，“非传统安全”风险挑战日益严峻的形式下发生的。因此，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推测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事态运动趋向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必然联系，甚而对西方国家在压力稍大情况下的政治选择和责任担当提出严重质疑。在此背景下，一度在世界政治经济议程中具有相当重要地位的全球治理议题某种程度上开始冷却，人们对之普遍担忧，在全球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生活日益交融、全球范围内的公共秩序和公共产品的提供亟需增强和丰富的情形下，欧美主要国家与此相反的逆向政策选择和政治实践，会在极大程度上成为负面示范，从而从根本上动摇本来就不牢固的国际秩序，使得本来就非常脆弱的全球治理局面变得更加破碎虚弱。
或许是某种历史的巧合，又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所提出的包含几十个国家在内的“一带一路”建设倡议，以及对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前景影响或许更加深远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由于与上述欧美国家的政策选择和政治实践形成鲜明对比，从而显得更加高远和深邃，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特立独行”。因此，一个必然被提出的问题是，中国是否就此在权力和责任上准备作为领导者打破旧有的国际格局，勇挑更大负担，维护甚至某种程度上重塑国际秩序，提供更多更丰富的国际公共产品？或者，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和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一定意义上的获益者，中国不愿看到这一进程的中断或后退，相当程度上是出于内外部因素的综合考量，并不急于改弦更张或另起炉灶，而是继续寻求与不同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不同政治制度和战略选择的所有国家合作，甚至某种程度上“动员”和“倒逼”欧美已经从或准备从既有国际政治进程中“转轨”或“脱轨”的国家再转向，从而有弹性有选择地平衡国际利益与责任？抑或两者兼而有之？对于上述问题，不同的学者，由于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不同，会给出相当不同的回答。本文拟就全球治理遭遇的困难及其产生根源，以及中国为什么需要参与甚至引领全球治理，“一带一路”战略如何与全球治理镶嵌与对接等问题提出自己的思考。
国际关系的历史如果按照不同的标准和逻辑，会有不同分期，但从全球治理的角度看，如下大致划分可能对人们认识问题的起源和性质更有助益：一是二次大战前的国际关系，二是二战结束到冷战结束的国际关系，三是冷战结束后至今的国际关系。二次大战前的国际政治或国家间关系，总体而言，其宏观结构由两部分组成，其一是解决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战争和控制需要的称霸和制衡结构，其二是解决这些国家与殖民地国家矛盾和斗争的掠夺支配结构。不难看出，在这样相对封闭的二元结构国际体系之中，虽然国际矛盾和纠纷错综复杂，但是不可能产生后来所谓的全球治理的概念和实践。全球治理问题的肇始，实则是二战后全球任一偏僻角落都被纳入到世界范围的利益与权力结构之中以及以联合国的创设为标志的制度体系之中的结果。就权力和利益格局而言，美国和苏联以及围绕美苏所形成的国家集团之间的抗衡和较量，将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吸纳到各自相对独立又相互交织的巨大权力和利益链条之中，换句话说，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都或被动或主动、或深或浅地被卷入到空前的相互联系之中。这正是全球治理问题产生的现实基础。就制度和体制而言，联合国以及后来一系列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的出现，则试图将全球范围内的权力和利益的争取、巩固和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加以规制，从而即使不能彻底也能在相当程度上防止人类再次走向世界大战或自我毁灭。而这正是全球治理问题产生的规范基础。冷战的结束，打开了两霸相争的相对封闭环路，释放出潜藏其中的巨大能量，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国际交往和流动以加速度的方式进行，全球治理议题以其空前的重要性被推向世界政治经济议程的前沿。
当前的全球治理大体上包含了三个维度，即社会、政治和经济，同时有两个内容，即机制和过程。但是如果对全球治理的议题不加以限定的话，它就可以涵盖无限广阔的世界政治内容和国际关系内容，从而大到和平与安全、领土与主权、生存与发展、军备与核武，小到冲突与难民、贫困与援助、减灾与救援、儿童保护、性别平等、走私与洗钱、跨境犯罪、防恐反恐、疾病防控、人口贩卖、传染病防治、毒品禁制；高到政治与秩序、平等与民主，低到贸易与金融、环境与气候，都将成为全球治理的范畴。在这个意义上，许多观察家怀疑全球治理概念的确切与适当，将之看作是无边无界的空洞修辞，则在相当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了。但是，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全球治理具有这样的广阔含义和丰富内容，就怀疑其巨大的现实价值和实践意义，也不能因为这一问题包含有人们不愿意看到更无法找到捷径予以解决的众多难题，就转而否定问题的存在本身及解决问题的实践。恰恰相反，人们只有从纷纭复杂的现象中梳理出全球治理的本质内容和基本指向，才能透过表象到达实质，对问题产生的根源及其原因做出理性的分析和评判。
概而言之，既有的全球治理格局一方面由于其触及的都是世界范围内亟待解决的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成效，从而提供了在民族国家界限仍然明显存在的情形下解决共同问题，以及超越民族国家界限通过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解决问题的思路和途径；另一方面，既有的全球治理格局却由于存在着始终不能突破的局限，从而呈现出步履维艰、困难重重的局面，甚至面临着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的中断和倒退的危险。这种危险可以被称之为“全球治理失灵”现象，即现有的国际规则已经不能有效地管理全球事务，不能应对全球性的挑战，从而导致全球问题不断产生和积累，进而产生了世界秩序失调的状态。这种失灵现象的产生主要是基于当前的制度性安排和秩序理念已经无法跟上世界变化的步伐，从而导致各国在面对全球性挑战时往往显得无能为力。具体而言，则在于如下悖论和困境的存在从根本上制约了全球治理实践的进展与成效。
首先，既有的全球治理格局始终无法突破其所面临的主体困境。所谓全球治理的主体困境，就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而言，本质上是指全球范围内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权力和利益困境，因为政治主体的最现实关切无一例外是围绕其国家权力和战略利益形成的。虽然，全球治理概念的提出乃至实践，在相当程度上需要民主和平等理念的修饰和包装，但无法回避的现实是，对于在一定范围领土上享有至高主权的政治实体来说，国家始终缺少来自于更高权力实体的强制约束，国家在处理国际关系和全球问题中所奉行的某种道义原则，在国家权力和利益需要的硬约束面前，通常一定会显现出现实主义命题下的脆弱性和软弱性。由国家性质导致的这一根本悖论及由之形成的选择困境，在对全球治理具有强依赖意义的一些大国、强国和发达国家那里，表现得尤其明显。在全球范围的公共秩序与这些国家的根本权力需求和利益诉求相一致的情形下，这些大国、强国和发达国家，会在相当程度上表现出提供公共产品和解决国际共同问题的意愿和能力；而在全球公共秩序及其实现机制与自己的权力需求和利益诉求相反或相抵牾的情形下，这些国家则会毫不犹豫地放弃维护国际秩序和支持解决国际问题的责任，做出最符合国家利益的选择，这时它们口中曾无比珍视的民主平等和自由人权的价值，立即就会成为悬在空中的空洞幌子。这些国家从不忌惮国际范围内的战、乱、变，只要这样符合其自身利益，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上述国家就是战、乱、变的始作俑者。最近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在议会审议英国脱欧是否合法前所发表的致辞以及特朗普发表的国情咨文中，这一点得到了充分表现。在特蕾莎·梅那里，只有英国脱离欧盟，才能实现国家更高程度的安全、稳定、繁荣和对外关系的多元化，以及更好地与欧盟相处。但是，人们不能消除的疑问是，她的这些说辞后面，有多少是出于摆脱难民危机、反恐责任和趋利避害的现实考量。更需追问的是，伊拉克战争后遗症和叙利亚战争所造成的难民潮，英国要为其负多大的责任。美国新总统特朗普则指责，美国为保护别国边界能花费三万亿美元，却不愿花钱保护自己的边界；美国让别的国家赚取的成千上万亿美元，完全可以用来将美国的基础设施重建三遍。但是，特朗普却完全遗忘了，美国在中东的强权行为使自己国家获得了多少石油利益和地缘利益，他也完全忘记了，高居全球分工体系顶端的美国，在世界范围内薅了多少国家的羊毛，赚取了多少高额利润，榨取了多少剩余劳动，消费了多少廉价商品。
与上述相对照，全球治理主体困境的另一重含义，则在相当程度上凸显了其荒谬所在。世界上存在的众多小国、弱国和发展中国家，即使认识到全球治理对于自己的积极意义，有意愿参与其中，却困于机会的缺失和能力的薄弱，以及在既有国际秩序中的地位而难以有所作为。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在阐述“霸权稳定论”时就曾指出，世界需要一些大国作为“稳定者”来维持其经济体系的稳定，而这正是英国在19世纪、美国在1945年之后所做的事情。1919～1939年，是英国没有能力而美国不愿意发挥世界领导作用的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爆发了至今仍然令人谈之色变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尽管“霸权稳定论”的观点存在着不少争议，但是它所指出的一个事实——只有大国才有能力而小国没有能力维护世界秩序的稳定——却是客观存在的。更难让人接受的是，在大国、强国和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全球治理格局下，全球治理的某些内容和指向并不是为各国提供公共物品，而是这些大国、强国和发达国家的套路和策略的充分体现，它们被强加到其他国家的身上，可能会对那些国家的利益造成严重的损害。
其次，既有的全球治理格局也始终无法突破其所面临的制度和体制困境。在当前的国际秩序当中，联合国仍旧是最主要的全球治理机构。一方面，自成立以来，联合国确实在推动全球治理实践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进行了一系列有意义的尝试，越来越多的领域——包括人口问题、环境问题、气候变化问题、国际恐怖主义问题乃至跨国犯罪问题——被列入联合国的全球治理名单当中，而联合国则根据自身的体系特点和组织结构在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的过程中发挥了提出倡议、设置议事日程、组织各种论坛和讨论、协调各国间的谈判、推动信息的传递、促进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与联系以及推动相关的国际规则和规范的制定等作用。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自身的不足以及外部所面临的各种挑战等因素的共同作用，联合国在推动全球治理方面也面临着相当严峻的挑战，而这种挑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联合国自身在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方面具有缺陷，而这种缺陷则影响了其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的发挥。作为由主权国家所建立的国际组织，国家间不论大国小国一律平等、不干涉成员国内政领域的各种事务已经作为联合国最基本的原则被写入联合国宪章当中。但是全球治理又要求联合国行使一些超越国家主权的、干预主权国家内部事务的职能，这就导致了对国家主权原则的遵守与国际组织的有效运转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意味着一个国际组织要想有效运转以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干预其成员国的内部事务并且可能损害成员国的行动自由，而成员国如果要坚持自身的主权不受侵犯则必然会影响国际组织行动的有效性，并且因而影响全球治理的开展。同时，由于国与国之间在事实上是不平等的，因此国际组织在某些时候也难免被用作大国维护和实现其自身利益的工具，而这就更引发了广大中小国家对于大国通过国际组织来干预其国内事务的担忧。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一直难以达成共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某些发达国家借助全球治理的名义通过国际组织来干预发展中国家的内部事务，这自然会引起发展中国家的不满。第二，在当代，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事务中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竞争者。作为全球综合性国际组织，联合国的全球治理议程几乎涵盖了所有领域，但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其机构庞杂，从而产生了机构重复、效率低下、在某些问题上难以发挥有效作用等问题。与此相比，当前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各种其他国际组织，包括区域性、次区域性组织以及某些专门的国际机构，在涉及本地区或本问题领域的全球治理当中则相较于联合国而言更具有优势。例如，G20在全球经济治理当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重视，特别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发达国家为核心的G8的作用受到广泛质疑的情况下，G20的级别由原来的部长级会议升格为首脑峰会，在国际社会中的合法性和代表性都得到了明显的提高。2010年，联合国专门举办了名为“全球治理：G20与联合国”的研讨会，其主要内容就是探讨如何确保G20的行动和决策能够加强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而不是影响和损害联合国工作的开展。甚至在联合国内部，也出现了对于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被“边缘化”的担忧。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其他各类国际制度和机制的局限性也是不可忽视的。以G20为例，作为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主要组织之一，它目前仍然是一个以论坛性质为主体的机制，更多地是通过不同层级的政府官员之间的会谈来对特定的问题进行商议，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难以摆脱“清谈馆”的形象。将G20的职能进行一定的扩展，从而使其从经济领域扩大到政治和安全领域是该组织未来发展的一种方向，而这就又面临着协调同其他全球治理机制特别是联合国的关系的问题。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也具有各自不同的和不可替代的功能，但是这两个机构目前仍然为发达国家所掌控，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各种需求往往不能有效满足，或者即使满足也要附带许多其他的条件。世界贸易组织作为自由贸易的主要倡导者，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贸易保护主义回潮的环境中难以有所作为，而自2001年所开始的旨在促进成员国削减贸易壁垒、通过建立更加公平的贸易环境来促进全球特别是较贫困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多哈回合谈判，长期以来也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这些均凸显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开放工业和服务业市场、降低农业补贴等问题上的尖锐分歧。
面对当前全球治理中的种种瓶颈，各国越来越需要加强相互间的协调，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自身狭隘的利益诉求。国际关系学者巴里·布赞（Barry Buzan）等人将当前世界政治中所呈现出来的全球化进程称作“去中心化的全球化（decentred globalism）”，它意味着全球变化的结构不再仅仅是局限于一小部分的国家，而是越来越分散化。在这种情况下，支撑全球结构的权力模式将会变得比先前更加均衡，也就是说传统上的“大国”的优势将不再那么明显。这也意味着在这种全球化的模式当中，将有可能存在着若干大国，它们在一个更加区域化的国际体系当中发挥着自身独特的作用。布赞等人特别指出，在这种全球化模式当中，以往受到西方霸权国家所压制的那些大国——如中国和印度——将会重新崛起并发挥自身的作用，而作为当代全球霸权国的美国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权威则会出现衰落。这也就意味着以往那种通过谋求权力优势来维护支配地位的模式将变得越来越式微，而以权力的流散为主要特征的新的全球化进程则正在开启。
无论全球化进程是否会按照布赞等人所设想的那样前行，他们所提出的新兴大国的崛起以及西方大国的支配地位的衰落却是当代世界政治不争的事实。有学者将当前全球治理中所出现的问题称为“全球治理赤字”，即在当代的全球治理机构当中，由于非西方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的缺失而导致了这些机构的无效性甚至是失败，或者也可以说，由于传统的大国协调在当代世界政治中已经难以继续发挥作用，以往依赖这种协调关系所运行的国际机制也就无法发挥出真正的作用。因此，要推动全球治理进一步深入有效地开展，仅仅凭借西方大国自身的能力已经显得难以为继。作为全球治理进程中的“后起之秀”，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其作用越来越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重视，特别是在填补这些“全球治理赤字”方面，中国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受自身发展水平等因素的限制，中国对于全球治理的需求并不强烈，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其他社会各界对于这一词语都感到比较陌生。中国真正参与到全球治理进程当中应该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不过那时中国的主要需求集中在（即使在当前也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如此）经济治理方面。至于官方正式使用“全球治理”这一术语，则可以追溯到21世纪，特别是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2012年11月，时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全国代表大会所做的报告中，提出了中国要“推动全球治理变革”，并且强调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同时，“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也首次进入了中国的官方话语当中，如胡锦涛在报告中指出要有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中共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则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放到了一个更加突出的位置当中，如在阐述“中国梦”的时候，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同”，“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各国人民”，“中国的梦想，不仅关乎中国的命运，也关系世界的命运”等。⑪
所谓命运共同体，是指由诸多存在着差异的国家和民族所组成的命运悠关、利益相连、相互依存的国家共同体。⑫它是一个具有中国智慧而又蕴含中华传统文化的概念，它关注的重点在于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关系，因此与强调个体性和支配的西方文化不同。在这种关系中，自我与他者应当处于一种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状态当中，而不存在谁支配谁的问题。要实现命运共同体，各国间则需要在五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是建立平等相待、互谅互让的伙伴关系。二是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三是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四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五是构建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进程将会对全球治理局面带来巨大变革。这种变革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观念上的变革，即中国推动了全球治理观念的创新。二是制度上的变革，即中国推动了各种全球治理制度的发展。就前者而言，如前所述，中国在全球治理中所倡导的是一种“命运共同体”理念，而这其中所蕴含的是一种“和谐世界主义”的思想。同西方的世界主义不同，和谐世界主义强调实践的结果，即某一种实践可行与否首先要对其进行评估。如果这种实践可能导致严重的社会动荡或秩序混乱，那么就应该缓行。另一方面，和谐世界主义倡导一种中国式的整体主义的国际观，突破了将国家作为原子看待从而导致国内与国际对立的西方式的国际观。这种国际观蕴含在中国的传统思想当中，如中国古代所强调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将秩序和伦理观念先从个人推向全国，最终再推向国际当中，从而实现了从个人到国家再到世界的有机连接。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反对西方国家动辄以制裁等手段解决相关问题，同时又尊重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权威，就是这种国际观的典型体现。就后者而言，中国积极推动G20和金砖国家组织等机构在全球治理当中的作用，从而弥补了G8等传统上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全球治理机制的不足。这实际上反映了发展中国家所发起的国际合作机制已经成为全球治理当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这其中表现最突出的，则是2009年形成的金砖国家首脑峰会以及于2014年由中国所正式提出的“一带一路”构想和正在筹建的附属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但同时，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方面也仍然面临着一些问题，这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中国主要关注全球经济治理，而对于政治和安全等领域的治理的关注度显然不如前者。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关注全球经济问题从而推动自身的经济发展本是无可否非的，但是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增长，必然要求中国在其他领域承担起更多的国际责任。当前部分中国学者开始倡导“创造性介入”或“有条件的、合法的介入”等理念，实际上就是关注到了中国需要在全球政治与安全治理当中扮演更加积极主动的角色。第二，当前的全球治理制度同中国所倡导的全球治理理念在某些方面存在着矛盾。如前所述，中国所倡导的是一种以平等和相互尊重为基础的治理理念，而当前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全球治理制度还带有一定程度的强权政治色彩，这种理念和现实之间的差异就导致全球治理的实际效果同中国的预期设想相距甚远。
作为中国主动发起的一个合作倡议，“一带一路”是中国今后推动全球治理发展的主要依靠。“一带一路”本身就可以被看作是全球治理发展的产物，它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积极提升自身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以使自身利益在全球治理的进程中得以维护的需求。尽管全球治理的发展大大提升了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但不可否认，主权国家仍然发挥着不容置疑的主导作用。但是，各国之间在权力分配上的巨大差异决定了在全球治理中并不是所有国家的地位和作用都是一样的，因此，全球治理进程既是解决全球性问题的过程，同时也是全球权力分配的过程。全球治理制度也就必然反映出各个国家的权力在全球层面上的分配，也就是说国家权力的大小是决定该国在全球治理制度中所发挥作用大小的主要因素。当前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国际制度也就自然成为主要维护发达国家利益的工具，发展中国家则处于相对不利地位。以作为“一带一路”重要支点的亚投行为例，该机构旨在为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必要的资金。对于某些国家而言，基础设施建设是其所面对的最为迫切的需求，而资金则往往又成为制约其开展基础设施建设的瓶颈。相比之下，中国有能力也有意愿为这些国家的发展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当前亚洲地区的经济治理模式是由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所主导的，而这些机构却被美日等发达国家所垄断，从而导致发展中国家合理的资金需求往往不能得到及时满足。面对这种问题，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也只能依靠自身，建立由发展中国家所主导的新的治理机制。亚投行成立的意义就在于推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以利用更加广泛的市场机制来解决发展中国家资金短缺的问题。
因此，“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适时地反映了中国推动全球治理深入开展，并使这种治理更加广泛地惠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迫切愿望。在这一倡议中，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这种命运共同体不仅包括亚洲国家，也包括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不仅包括发展中国家，也包括发达国家。命运共同体思想集中体现在“一带一路”所倡导的互联互通中，这种互联互通涵盖了欧亚大陆、非洲以及海洋国家，是一种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大战略设计的支撑基础，而实现互联互通则要构建基于基础设施、制度规章和人员交流三位一体的全方位链接，发展四通八达的海、陆、空基础设施网络，从而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全方位、立体化、网络状”的大联通。同时，一带一路还强调包容性原则，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尽量同当地已有的各种制度相兼容，而不是“另起炉灶”。二是包容域外力量，不刻意排斥美日等大国的势力。例如，尽管美国对待亚投行的态度并不友好，但是这一机构一直对美国的加入持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并且，这一机构中的现有成员也包含了法德等西方发达国家。
当前，“一带一路”还处于初始阶段，其主要功能集中在经济、金融和投资等领域，而亚投行也是一个多边投资银行。但是随着这一战略的不断推进，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会不断增强，而其引领全球治理的角色也会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一带一路”战略反映了中国为全球治理提出“善治”方案，为国际合作贡献中国智慧所做出的努力。未来这一战略很有可能会随着国家间合作的不断深化而超越经济领域，深入到更加敏感的政治和安全等领域，从而实现中国提出的“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理念，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同共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目标。亚投行的顺利运作证明了多边主义的可行性，也表明“一带一路”在未来需要在多边主义的框架下进一步推进。未来的“一带一路”也需要进一步的制度化，以建立多边主义的国际制度作为主要目标，从而实现对现有的全球治理机制的有效改革，并且推动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规范的出现。
结论
2016年发生的一系列“黑天鹅”事件，包括英国通过全民公投的方式做出了“脱欧”的决定，特朗普出乎绝大多数人的意料当选为美国总统，以及2017年有可能出现的某些事件——如极右翼的玛丽莲·勒庞有可能当选为法国总统，使得对全球化可能出现逆转的担忧逐渐升温。尽管发达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垄断地位往往受到诟病，但是不可否认的一点在于，离开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推动，全球治理将会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之中。从道义上来讲，西方国家是造成当今世界上绝大部分问题——从全球经济失衡、气候变化到难民危机——的始作俑者，因此有责任也有义务为解决这些问题做出更大的努力。从能力上来讲，尽管近年来西方大国地位有所下降，但仍然是推动全球治理不断前进的一支重要力量。如果西方国家内部的反全球化倾向得到进一步发展，那么全球治理未来的发展也就注定不会一帆风顺，中国所面对的压力也会陡然增加。
相比之下，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中最为积极的全球治理倡导者。2017年初，习近平同志在瑞士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开幕式时，曾引用狄更斯的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来描述当前的世界——它一方面体现出物质财富的不断积累和科技进步的日新月异，另一方面也充斥着地区冲突、恐怖主义、难民潮以及贫困、失业和收入差距拉大——但同时又强调这些问题并不是经济全球化所造成的。要有效解决这些问题，也只有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消除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同时，相较于西方国家，中国仍然是全球治理中的一个初学者，在推动全球治理方面也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需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以在促进各国共同利益的同时提升自身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这是因为，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将会是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的维护者、改进者和合作者，而不是破坏者、颠覆者和对抗者，因此，需要在认识到未来势必要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的前提下，积极谋求和提升本国在现有的全球治理机制和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一带一路”为中国提升自身的话语权提供了契机，同时也提出了一种崭新的全球治理模式，即一种将东方传统对关系性的强调与西方对规则性的强调相结合的治理模式。其中关系性有利于中国同其他国家形成共识，从而构成命运共同体的认知基础，规则性则为相关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制度依据。这种治理理念的创新伴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开展，在推动新的全球治理制度发展的同时，也将提升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
（本文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协同创新中心重大项目“‘走出去’战略对‘一带一路’国家政治经济影响研究”和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国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国家认同构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分别为：201504YY004A、15AZZ006；同时系北京市宣传文化高层次人才培养资助项目“北京市塑造国际化大都市形象的路径研究”的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