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今天面临严重的危机，它不仅是欧洲的危机，也是世界的危机，它和全球化与反全球化之间的对抗、民粹主义的崛起、新媒体的发展等全球性的问题有紧密的关联。本文即从这几个方面展开，以“欧洲解体”(European Disintegration)为主要分析单元，展示欧盟危机的根源及其可能的解决途径。
“欧洲解体”的因果链条
对许多人来说， “欧洲解体”可能还是一个很陌生的说法。而在谈论这一点之前，我需要说明——因为我不想把读者带入歧途——这里的“解体”只是一个威胁、一个趋势、一个危险。它还不是现实。今天的欧洲不是已经衰落的罗马帝国，也不是正在解体的神圣罗马帝国。
欧盟仍然是这个世界上国际关系学者所说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最先进的例子。它仍然是多层次治理的独一无二的例子，它仍然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法律共同体和法治共同体。它不是只有一个，而是有两个超国家的法院——欧洲法院和欧洲人权法院，它们的权威超过了它们的成员国的权威。它的很多——尽管不是全部成员国，是拥有繁荣的市场经济和发达福利国家这二者结合体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自由民主国家。它拥有相当大的软实力，也拥有巨大的经济上的、常规的硬实力。如果俄罗斯、印度、巴西或者中国希望与欧盟开展贸易或者在欧盟进行投资，它们就不得不与欧盟机构打交道。同样重要的是，如果谷歌、脸书、推特、腾讯、华为或者中国移动希望在欧盟做生意，就不得不面对欧盟强大的常规贸易权力和相关隐私规则。简而言之，如果套用丘吉尔关于民主制的著名评论的话——跟人类尝试过的其他一切政府形式相比，民主的确是最不坏的政府形式——我会说，与其他所有已经被尝试过的欧洲共存模式相比，欧盟的确是我们目前能找到的“最不坏的”共存模式。
此前从来没有一个欧洲将如此多的自由民主制国家联合到一个经济、政治和安全共同体中。在这个共同体中，一个人可以某一天早晨在大陆一端的里斯本醒来，决定在那天乘飞机到大陆另一端的爱沙尼亚的塔林，在那儿遇到一个女孩或者男孩，定居下来，在当地开始工作并享受与当地公民同样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然而，这个计划现在受到一系列同时发生的危机的搅扰——正如我们所知，量变引起质变——这些危机构成了一个更大的危机，我称之为欧洲计划的存在性危机。这些危机包括但不限于：英国脱欧，欧盟的一个非常主要的成员国、“三巨头”之一，将在不久之后触发《里斯本条约》第50条款，脱离欧盟；乌克兰危机及欧盟与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的关系，一个事实是欧盟没有能力阻止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正在进行的战争；难民危机，它撼动了许多欧盟成员国，尤其是德国；居于核心位置的、难以解决的欧元危机。如果说本文提到的其他危机在某种意义上是欧盟的边缘性危机，从边缘侵蚀欧盟，那么欧元危机确实就是在侵蚀欧盟的腹部、内部和核心。除此之外，欧洲在很多地方还面临着民粹主义，以及非自由主义、反自由主义和排外情绪的威胁。
不仅如此，我们在学术上称之为欧盟的规范性权力的东西，被极大地缩小了。20年以前，东欧新兴民主国家做的很多事情，都是为了成为欧盟成员国。在10年以前的土耳其，几乎所有事情都以接近和加入欧盟为目的。而最近土耳其发生了严酷的镇压，并回到了某种选举式威权政体。欧盟的规范性权力在那里已经毫无影响力。甚至在像匈牙利这样的欧盟成员国，欧盟的规范性权力——保障它尊重自己在其基本法和《欧洲人权公约》中所阐明的价值的权力——坦白来说，都已经可以忽略不计。
这些危机同时发生，构成了整个欧洲计划的危机。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有各自的病理学，但是在我看来，它们也有一系列共同的原因。在关于“欧洲的解体”这一部分，我想揭示的是，造成欧洲计划的危机的许多更深层的原因，可以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法上溯到欧洲伟大胜利的时刻，即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的倒塌，随后德国的统一，还有随时间的推移而来的欧洲的重新团结和东欧的民主化转型。很少有人会怀疑那堵墙的倒掉是1945年之后欧洲历史的最高点，而它的完成不费一枪一弹。有七大因果链条，将那个大胜利的时刻和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深刻危机联系起来。
第一个因果链条：非常简单，天鹅绒革命和柏林墙倒塌的最显然、最直接的结果，是我们过去称之为东欧的那些国家非常迅速地向以西欧民主国家为模型的自由民主体制转型。仅仅15年之后，它们在2004年5月1日加入了欧盟，随着欧盟的成员资格而来的是欧盟的四种核心自由，即资本、服务、商品和人口的流动的自由，这些自由得到了非常慷慨的保障，只有很少的过渡性安排，因为那是巨大的历史乐观主义的时期。为什么那是后来的危机的来源？因为大约有数以亿计的东欧人用双手抓住了这些包括迁徙自由在内的各种自由，于是有了规模巨大的自东向西的人口迁徙，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上，尤其是德国、英国和爱尔兰。英国在2004年以来，接收了大约220万东欧人口。一个有6000万人口的国家加上超过300万的欧洲移民，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欧盟的老成员国。东欧移民加上其他移民，正是触发英国脱欧公投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这是英国脱欧公投中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问题。英国脱欧运动也正是将已经存在的欧洲怀疑论，以及对超国家机构和欧盟运转方式的怀疑态度，与移民问题联系起来。首先是英国独立党，随后是英国脱欧，将上述两个问题联系起来，并把它们变为政治辩论的核心。所以，这是一个因果链条，是第一个因果链条。
第二个因果链条，就是1989年以来的全球化。1989年11月9日，冷战的结束、苏维埃阵营的崩坍，打开了全球化大发展的大门，它在本质上是打开了一扇通向全球化的大门。虽然这一点已经成为老生常谈，但本文重申，我们今天在欧盟见到的许多民粹主义者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是反全球化的反应，即对全球化的不满，这一观点是站得住脚的。重要的是这些不满是如何在那些成为民粹主义者之选区的社会中发生的。他们的不满不仅在于经济的维度：一些人失去了工作。民粹主义者认为，人们把工作丢给了移民。其实他们更可能是把工作丢给了计算机和自动化，或者丢给了中国和印度，但是民粹主义者会坚持说你把工作送给了那些可恶的移民。他们的不满还在于社会的维度：民粹主义者所指责的，不仅仅是实际收益增长停滞，或者失去工作，还有那些非常迅速地变得极富裕的人。所以，像在英国那样，不平等加剧，甚至在德国也是这样，基尼系数正在显著上升。社会的维度还在于社会中你周围发生的变化的迅速性。这一不满还有一个强大的文化维度：社会的自由化、同性婚姻、性少数群体的权利，以至于人们从民粹主义选民口中一次次地听到的句子是“我不再认识我的国家了”。这是多元文化主义，是所有这些特征的集聚。比如在波兰，并没有很大程度的不平等，经济发展得非常好，但是那里发生了戏剧性的社会变革以及社会自由化。波兰的民粹主义者们特别地将欧洲化视为社会的自由化，所有后现代的世俗的多元文化现象都来到了波兰。这是第二个因果链条：全球化与反全球化，以及其三个维度。
第三个因果链条前文已经提到，但是再怎么强调它的重要性都不为过，即欧洲货币联盟。在1989年以前，存在着一个很完善的欧洲货币联盟计划。但是我们今天实际拥有的货币联盟是在对德国统一的反应中产生的协议。可以用档案材料证明的却是，法国领导人弗朗索瓦·密特朗和意大利领导人朱利奥·安德烈奥蒂，实际上和玛格丽特·撒切尔一样对德国统一感到不快。他们完全不想要这个结果。玛格丽特·撒切尔非常愚蠢地尝试去阻止德国统一，这当然完全是徒劳。德国统一必然会发生。如果苏联、德国和美国赞成，她就无法阻止。尤其是法国和意大利当时的态度是，不会阻止德国统一，但这是有条件的；而法国和意大利支持德国统一的价码是，德国人得接受实现欧洲货币联盟的时间表。也就是说，德国人得放弃他们最重要的主权资产——德国马克。当时的笑话是，“密特朗得到一半的德国马克，科尔得到整个德国”。
在柏林墙倒塌之后的几周到几个月时间里，这个交易就达成了。而且因为它是以那样的方式完成的，所以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有两方面巨大缺陷的货币联盟。第一，它是一个没有财政联盟的货币联盟，而没有财政联盟的货币联盟并不是一个好主意。有货币却没有金库，这是货币联盟的先天不足。当时有些人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赫尔穆特·科尔对法国总统说，欧洲需要一个政治联盟，也需要一个货币联盟。他实际上想表达的意思是需要一个财政联盟，同样也需要一个货币联盟。而法国总统和意大利总理的意图是它们控制德国的货币，但德国不能控制它们的预算。所以，这个货币联盟至今的痛苦在最初的政治交易中就已经预先设定了。第二，既然它是一个纯粹的政治计划，就必须有法国的参与。如果必须有法国，就必须有意大利；如果必须有意大利，就必须有西班牙；如果必须有西班牙，就必须有葡萄牙；最后当然还必须有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希腊。所以就得到了一个有19个截然不同的经济体的货币联盟，而这与一个单独的货币区简直是不相容的。这个危机正在侵蚀着整个欧洲计划，因为它在南欧的货币联盟成员国身上导致了如此的不幸，以至于我们的欧洲不仅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分为东西两部分，还正在分裂为南北两部分。它对于许多其他的危机具有激发作用，比如在英国脱欧运动中，在全民公投日，一家影响力很大的报纸《每日邮报》（Daily Mail）就渲染欧元区和南欧国家在经济上的痛苦，以加强脱离欧盟的理由。
第四个因果链条：建立货币联盟具有经济学家所谓的机会成本，即有些事情你没能去做，这本身就是成本。欧盟在过去的25年里做了两个巨大的计划：它建立了一个货币联盟，并将欧盟范围扩大，这都是代价很高昂的计划。它没有足够的精力和政治意愿去建立一个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而这才是对欧盟扩大工程的更自然的支持。所以，难民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欧盟实际上对中东地区没有具有影响力的政策这一事实的结果。中东地区是难民的主要来源地。欧盟并没有对“阿拉伯之春”的应对策略。而没有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就要为此付出重大的代价。
第五个从大胜利到危机的因果链条很简单：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俄罗斯。我们不应该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国家之一——苏联的解体而惊讶。一个历经数个世纪之久建立起来的帝国在短短3年的时间中解体，却几乎不费一枪一弹，我们不应该为在那之后出现对它的反应而惊讶。其实在历史上真正令人惊讶的不是普京正在做的事情，而是戈尔巴乔夫当时的所作所为——在几乎不费一枪一弹的情况下放弃一个有核武器的帝国。这才是历史上令人惊奇的事情，普京做的事并不那么令人惊讶。时任圣彼得堡市市长随从的普京，曾经在1991年一个规模庞大的会议上说：“请记住，我们被剥夺了历史上属于俄罗斯的领土，比如克里米亚。”他在1991年提到了克里米亚。他还说：“请记住那些生活在俄罗斯联邦边界之外的数以千万计的俄罗斯人、说俄语的人、认同俄罗斯文化的人，我们必须为他们做些什么。”那是1991年。所以它从开始就是这样。这当然也增加了欧洲的痛苦。
第六个因果链条是中国，虽然我并不想马上把它跟前面几点完全相提并论。以下两点似乎是无可争议的：第一，中国自从1989年以来扮演了非常不同的角色；第二，中国采取的道路极大地受益于全球化。所以正如本文所指出的，欧洲的许多工作机会没有流向波兰人、土耳其人或者突尼斯人，或者其他移民，而是流向了中国和印度。这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它使数以亿计的人走出贫困。但如果从更狭隘的眼光来看，从欧洲的视角来看，这显然是一种竞争，欧洲与中国之间的相对权力关系发生了变化。
第七个因果链条是最根本的，但人们很少注意，这就是成功的难题。对三代人来说，欧洲计划最重要的一个推动力就是那时欧洲人的个人记忆——关于战争，关于纳粹主义，关于占领，关于大屠杀，关于古拉格，关于西部和南部的法西斯主义专制，关于东欧国家专制，就英国而言还关乎经济衰退。欧洲一点也不缺少坏的记忆。所以在每种不同的情况下，赞成欧洲一体化的论证在根本上都是相同的：我们过去在一个坏的位置，我们想要到达一个更好的地方，那个地方叫做欧洲。坏的地方各不相同：这里的法西斯主义，那里的经济衰退，纳粹主义……但是支持欧洲一体化的基本理由是相同的。现在，我们第一次有了整整一代这样的欧洲人：他们没有那些糟糕的时代的记忆，他们把一个自由、繁荣、民主的欧洲视为理所当然，因此那个根本的动力就丢失了。欧洲不再是一个目标，因为它是现实，而现实肯定不如理想美好。对他们中的许多人而言，说理的模式现在恰好反过来了：我们10年前或者15年前在一个更好的地方。如果我是个年轻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或者希腊人，那么我们过去在一个更好的地方，现在我们在一个差得远的地方。而应该承担责任的是布鲁塞尔，是柏林，是“欧洲人”，是欧元。所以，关于悲惨年代的个人记忆曾经是欧洲一体化的巨大动力，从这种个人记忆到另一种非常不同的自我意识的变化，是这场巨大危机的最深刻原因。
民粹主义的特征
以上所有的原因造成了近年来已经存在的一系列的难题和不满。问题是，谁将在政治上利用它们？答案是民粹主义者。读者可能会说，难道民粹主义不是用来指称我们所讨厌的全部东西的模糊术语吗？“我是民主主义者，你是民粹主义者”，诸如此类。但是，这个术语的确具有某种分析性的而不仅仅是政治上的价值。本文试图概括民粹主义的一些关键特征，这个过程将触及比欧洲更广的范围，比如美国、印度、土耳其。那么民粹主义的关键特征是什么呢？
首先，正如其名字所显示的那样，民粹主义是一种声称其正当性直接来自“人民”的政治形式，它认为那种直接来自“人民”的正当性胜过（trump）——这个词现在有了新的含义——所有其他的正当性来源：宪法法院，独立法院，甚至是议会和国家的力量……凡是你能说出的，它们全都被来自“人民”的直接正当性超过。所以，特朗普的中心思路是：“你们是人民，我是你们的声音。”当一个欧洲政治家批评土耳其的媒体自由崩溃时，土耳其总理说，在土耳其是人民画下了红线。当英国高等法院说英国政府要触发《里斯本条约》第50条，从而启动脱欧谈判必须经过议会投票的时候，《每日邮报》在其著名的头版新闻刊登了一张图片，图片上有三个看上去相当愚蠢的戴着假发的法官，大标题写着“人民的敌人”（enemies of the people）。“人民的敌人”，这是罗伯斯庇尔在法国大革命的恐惧中提出的口号，现在被《每日邮报》用来批评英国高等法院。在波兰，“人民的敌人”——被有效地噤声的宪法法院，是以最高权力的名义被噤声的。这是民主与公正党反复使用的一个术语，最高权力就是“人民”。这是民粹主义的第一个基本特征，所有的民粹主义都具有这个特征。它有多样性的表现，其中之一就是某种形式的极端的多数民主。
第二个典型特征是，如果更仔细地观察，结果总是，“人民”其实只是全体人民的一部分，总有一些“其他人”存在。对特朗普而言，“其他人”就是墨西哥裔和穆斯林；对埃尔多安而言，是库尔德人；对印度的莫迪和其他西欧国家而言，是穆斯林；对英国而言，是东欧人。总有一些“其他人”看起来并不真正属于“人民”，正如种族-文化术语以某种方式所定义的那样。
这又将我们领向民粹主义的第三个非常显著的特征：狭隘民族主义。我认为没有所谓的“国际主义的民粹主义者”。也许并非所有的民族主义者都是民粹主义者，但所有的民粹主义者都是民族主义者。这一点以一种非常有趣和颇为有力的形式体现在欧盟身上。它以恢复民主自治的口号的形式体现出来。众所周知，欧洲议会在理论上、在名义上具有很大的权力，但它实际上只是一个像联邦体系中的联邦议会那样的东西而已。作为对所谓“民主赤字”的回应，欧洲议会事实上被赋予了越来越大的权力，但在主观上没有人相信这一点。在客观上它或许能产生程序正当性，但并不是在主观上。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的民意测验可以为此提供佐证。欧洲晴雨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认为你的声音在欧盟被听到了吗？只有超过1/3的人回答是，而这个数字一直在下降。然后民粹主义者出现并且声称要恢复民主，但是要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进行。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声称，它实际上展示出了欧盟重大的缺陷。
这将我们带向了第四个典型的特征：民粹主义者使用过分简单化的、情绪化的、吸引人的叙事，而不为事实、证据或者现实的复杂真相所困扰——让美国再次伟大，让法国再次伟大，让波兰和匈牙利再次伟大……在英国甚至更加唯我论，英国的民粹主义者直接说“英国就是伟大的”，大写的“伟大”，真的让人很难堪。他们呼吁：“投票脱欧，收回控制。”这是民粹主义真实的而不是偶然的特征。这是关乎民粹主义如何造成其吸引力的一个核心特征。换言之，有时被叫做“后真相政治”或者“后事实政治”的东西，正是民粹主义的新版本所固有的一个部分。在英国脱欧运动期间，脱欧的支持者用一辆巨大的红色巴士在国内到处造势，在这辆巨大红巴士的一侧有一个4米高的巨大条幅，上面写着：“英国每年向欧盟支付3.5亿英镑，而我们可以把这些钱花在国民医疗保健制度上。”很简单，这不是事实，英国从未在一年里送出3.5亿英镑。这一点被多次指出，但谣言持续被重复。它点燃了“投票脱欧，夺回控制”的话语。另一个例子是特朗普的著名断言，他声称奥巴马总统不是在美国出生的。于是奥巴马总统出示了他的出生证明，在纸媒和网络上公布。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就是故事的结束，但对特朗普来说并不是。许多人都知道特朗普多么喜欢说“许多人认为(think)怎样怎样”。但在这件事上他说了些甚至更有趣的话，他说许多人“感觉”（feel）那不是他的出生证明。不是“认为”，而是“感觉”。这超越了后真相，它把感觉放在了理性前面。在一些民意测验中，大约有1/3接受测验的美国人仍然不相信奥巴马总统是在美国出生的。
新媒体的角色
奥巴马总统已经出示了自己的出生证明，而出生证明也得到广泛传播，人们却继续相信他不是在美国出生的，这何以可能？我认为，这一点与新媒体形态的几种效应有关，而这一形态本质上是互联网造成的。
我近年来一个很大的研究计划是关于言论自由的。言论自由意味着表达的自由和获取信息的自由，这是言论自由的两个重要方面。有很多支持言论自由的理由：自我表现；它帮助人们寻找真相——我相信“实事求是”这句中国谚语；它帮助人们在多样性下生活；它有利于创新，等等。但是一种传统的支持言论自由的理由是，它（通过促进协商民主来）帮助人们实现良好的自治。为了提供一个展示它如何起作用的绝对简单的图景，让我们回溯到2500年前古代雅典的卫城脚下，来到古代雅典的集会场所普尼克斯(Pynx)。为了在普尼克斯这个地方——一个巨大的石头平台上集会，雅典的成年公民要走许多个小时。大约三到四千或者五千人汇集于此，然后传令官说：“谁想在大会发表讲话？”任何人都可以发言。他们有“parrēsia isēgoria”，即自由且平等的言论权。关键在于，在这里可以得到关于不同政策和观点的所有可接触到的证据和论证。正是在这种协商民主的运用中，雅典人决定在海上而不是陆上，与入侵的更大强权——波斯人展开战斗。这就是他们如何在萨拉米斯战役中取胜，并挽救世界上第一个民主政体的。协商民主需要一个所有的证据和争论都能被听到的集会场所。在某种程度上，在20世纪50-70年代，那正是我们所拥有的：英国广播公司（BBC），三个主要的美国电视频道，许多主流的全国性报纸——左翼和右翼的都有，总的来说人们可以在这些媒体上得到大多数主流的观点和证据。
现在，互联网尤其是大多数人口袋里、手提包里都有的智能手机——我们生活在一个智能手机的世界——已经在两个方面完全改变了我们的媒体图景。
一方面，它产生了大量的发言平台，更多的人可以在更多的地方发声。但它的无意识的后果，是媒体图景的剧烈碎片化，每个人都到不同的地方获取资讯。这非常有力地造成了回音室效应。如果你相信世界是被蘑菇统治的，你可以在网上找到另外937个也认为世界正被蘑菇统治的人，所以你的观点和偏见得到了某种“确证”。最大的危险是像挪威杀人狂魔安德斯·布雷维克（Anders Breivik）那样的情况，他因为在网上看到一些极端反穆斯林、反伊斯兰的网页而变得激进，然后变成了一个杀人狂魔。但是我们在所有国家都正在目睹的稍微温和的版本，就是民粹主义的回音室效应。如此多的人仍然相信奥巴马不是在美国出生的，因为他们只从不断地重复这个故事的媒体那里得到信息。正如我们知道的，谎言被接受的关键之一，就是纯粹的重复。不只是碎片化和回音室，还有这些媒体的纯粹重复效应。所以我认为，这是互联网和媒体图景在这方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无意识的后果。
另一方面，互联网完全破坏了大多数传统的建制媒体的商业模式。在过去至少150年里，人们大量地通过私人方式接收资讯这种公共物品。于是有了某种形式的商业模式，比如报纸可以借以赚钱，因为有为报纸付费的人和大量的广告。这个商业模式完全被互联网击垮了。人们可以免费得到除了高级新闻和专业新闻之外的大多数新闻，广告也转移到线上，还有谁继续为新闻付费？因此，所有建制媒体，尤其是公共服务媒体，都在为生存而战。就像一个即将被淹死的人会呼喊，所有的建制媒体都在呼喊：更多的名人新闻，更多的哗众取宠的新闻，更多的挑起争议的新闻，更多的呼喊，更少的细微差别，更少的谨慎的基于证据的报道，更少的事实；这儿有福克斯新闻（Fox News），那儿有微软全国有线广播电视公司（MSNBC）……这幅图景几乎在每个欧洲国家都有。这再次强化了回音室效应。回音室效应加上呼喊和极化效应，两者的结合本身就是自由民主制度的未来和欧洲计划的未来所面临的一个真正的结构性难题，因为大多数回音室和呼喊是以不同的民族语言完成的。于是，不同的内容被呼喊出来。这是一个强化效应，它加剧了挑战。
结语：欧洲的前景
一位非常有智慧的历史学家曾经说过，历史充满了惊奇，而最为这些惊奇而感到惊奇的正是历史学家。我们不知道明天将要发生什么，尤其是在这个时代。在今年的法国总统大选中，极右翼候选人玛丽娜·勒庞是一位热门人选。如果勒庞当选，那将毫无疑问会成为有些人所说的“欧盟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将是整个欧洲计划的绝对根本的危机。在今年3月15日的荷兰大选中，民粹主义者吉尔特·怀尔德（Geert Wilder）的政党最终没能胜出，但荷兰的政治版图已然很分裂，未来也很不确定。在我看来，对欧洲计划深陷危险的原因之一——这波民粹主义浪潮做出回应的关键，就是中左翼要提出某种能够赢回他们至少一部分传统选民的蓝图和愿景。因为主要是左翼的选民转到了民粹主义政党旗下。以意大利为例，他们的工人阶级选民转向了民粹主义。因此中左翼得解释清楚目前的困难是什么，要如何夺回流失了的工作，对文化议题的回答又是什么。在我看来另一个核心的挑战——有必要再次重复一遍——就是处理欧元区长期以来的缺陷。我认为失去了作为左臂的英国，右臂乌克兰带着伤痛，一条腿拖着难民，另一条腿被外围的危机困扰，这样的欧盟或许还能步履蹒跚地走下去。但是，如果它罹患了正在侵蚀其核心的癌症，而这个癌症没有得到处理，它就会深陷危险之中。
最后，本文要以稍微乐观的调子结束，因为前文或许有点太悲观了。我的准则一直是“智力的悲观，意志的乐观”，而现在，意志不得不加班工作了。有一种很值得注意的、完全有可能的结果，就是独立的中间派候选人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法国总统大选第二轮中击败勒庞，因为所有其他选民都团结起来投勒庞的反对票。（事后的结果确实如此——译者注。）然后，在德国大选中，或者是默克尔重新出任总理，或者是社会民主党人马丁·舒尔茨担任总理。舒尔茨的意义在于，他来自中左翼，来自欧盟机构。因此他比很多其他德国政治家更能理解欧盟的重要性，他对南欧和欧洲其他地方的痛苦有智力上、政治上和情感上的理解，他在欧元区问题上的态度也更加灵活。所以如果由舒尔茨总理和马克龙总统担任欧盟最重要的两个国家的领导人，那么对于欧盟来说，使其恢复健康的计划便有了希望。做个最粗糙的总结，可能的结果是，法国推行进一步的经济改革，德国在欧元区问题上更加灵活，承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意见是对的，即希腊债务是无法支撑的，承认财政联盟必须有更多的元素支撑，如转移、投资等。这样，在明年此时，我们就会讨论欧洲一体化，而不是欧洲的解体。不过我对此并不太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