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科学面对的现实问题发生了深刻变化。西方社会科学基于近40年来的自我反思而比较早地触及这些深刻变化并形成了一些新的研究认识。中国社会科学虽面临着相似境遇，却在认识的自觉上总是显得比较滞后。近代以来，我们的学术理论受到了西方的影响，而今天，我们习惯于引用和采纳源自西方的分析框架、概念和方法论，其固有的思维方式和推论逻辑即使在其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国度里也遭遇了失效的问题。在这样的问题面前，我们对建设自身的学术体制、学术体系和学术实践产生了特别的紧迫感，可是我们同时也特别感到了转变自身习惯的能力、基于本土“从实求知” 的能力、深刻解析西方理论失效根源的能力，以及进行实质性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还远远不足以让自己能够尽快地行动起来。因此，我们非常需要厘清造成这种窘境的主要原因和必须正视的主要问题。
一
现代以来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以中国逻辑来讲中国故事的话语能力，其主要原因是我们长期受困于依赖“习惯于”，去从事学术思考和学术研究，没有促成基于本土“从实求知”的能力。对于治学严谨的社会学家或社会科学家而言，他们学术实践的特别点体现在其理解和辨识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实际时所采用的独特认知构架。这一独特认知构架的形塑，即体现为研究者在特定文化—历史脉络下对某种可被验证的并有助于我们理解和认识社会现象的概念、逻辑与分析理路的提炼；又源于研究者持续不断的对其所采用的认知构架进行的再学习与再创造。这些过程在根本上也是研究者对其认可的认知架构内涵的知识底蕴进行理解、反思与演绎的过程。简而言之，社会科学者的研究价值与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其能够在本土“从实求知”的基础上，编织并向大众及他者讲出引人入胜的本土故事，从而激荡起更广阔的知识与思想的涟漪，创造出更丰富的对社会整体的理解与诠释。
由此说来，中国社会学研究的立基之本，就体现在对“从实求知”“实事求是”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强调和苛求。然而，我们对这些认识论和方法论之内涵的深入挖掘还刚刚开始起步。更为紧迫的是，我们还没能摆脱基于欧美经济社会实践而形成的思维方式和推论逻辑的羁绊，却要从我们自身的历史传统、社会文化的现实背景出发，真正形成整体性的中国社会学学术话语体系，以能够有效解释中国社会变迁的脉络和机制。中国大陆社会学自1979年恢复以来取得了很大进步，在一些领域已经形成了较强的科研队伍和比较扎实的研究积累。近30多年中，我国学术界越来越感到，以欧美国家的经济社会实践产生的所谓“普世理论”在解释中国本土实践过程中的不足和缺憾，以及如若满足于以中国实践来修正西方理论则会带来“本土图景呈现碎片化”的后果。为此，中国社会学人在理论和方法论自主性的追索和渴求中，进行了持续不懈的努力。但不得不面对的是，这30多年中，我国社会学学科话语体系的建设仍然缺乏共享的学术问题意识，也缺乏相互间的批评式对话，研究成果的重复率较高而提炼水平较低，难以真正促就本土化的知识积累和理论体系。这在一些学者看来，一方面是由于后生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生疏，社会学研究中普遍缺失历史链条和文化链条，存在断层的危机；另一方面是由于我们还缺少能够支撑话语体系的本土“从实求知”的方法论工具。因此，我们需要坚持探索能够反映中国社会转型实践的方法论，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排斥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反而要善于利用国际前沿的研究工具，并在批判、反思和建设的基础上对其加以创造性转化和利用，使其既能够服务于本土化社会分析，又能够为现代社会科学丰富更多的中国元素，推动中国社会学形塑其理论、方法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二
中国社会科学者肩负着从“地方”走向“世界”的担当，当我们在实践这份担当与责任时，需要反思和认识到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中所存在的“国际劳动分工”现象。从战略视野看，我们所欠缺的并不尽是“以中国逻辑来讲中国故事”和“从中国故事中提出中国问题，运用中国话语回答中国问题”的能力，我们还缺乏运用中国自身的学术概念与知识体系来解读非中国现象的经验，并以此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理性对话与思想交锋的能力。
在今天这样一个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空前发展的时代，仅仅谈论中国自身已经远远不够了，我们着眼的应是与世界关联中的中国。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老一辈社会学家就在“中西古今”的大命题中上下求索，试图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并发掘中国文化的主体性，现在我们仍处在这个过程之中。20世纪末，费孝通先生面对世界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大变化以及不同文明间关系格局的重大转型，敏锐而严肃地提出了“文化自觉”。“文化自觉”强调的是对文化的自知之明，对文化发展的自主能力，发现和提升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当代价值，取得适应新环境时我国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通过更好地认识中国自身来认识世界，又通过理解和认识其他各国的文化来更好地认识中国。从某种角度看，当代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早就演变成为文化之间的角力，而能否领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以本民族的发展实践为世界贡献价值理念和对本土文化之“实”的真正把握。
随着全球化已然成为中国有机的一部分，中国也在“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中碰到了全球情绪的紧张、焦虑与茫然问题。这意味着，我们今天“书写和讲述中国故事”的话语系统与社会情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复杂社会尽管可以跨越，但需要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这不仅涉及技术问题，还涉及理解以及与其关联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当人们尚未看懂复杂社会变化机制的时候，很难提出系统理论假设，没有这些假设存在，也就不可能形成检验这些假设的技术和需求。因此，要破解当前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核心问题，需要我们不断提升思想境界和辨析水平，创建更贴切的理论与方法去把握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实践规律，为我们自己也为世界能够真正看清中国社会转型的推动力及其特有的理性提供更有效的智力支撑。
我们的困难是，无论是上世纪末以来的全球化趋势还是近来全球化逆转的可能，我们的认识与理解所基于的解释框架很多还是来自于西方社会科学的传统，由于缺乏源自本土实践的分析框架，针对西方学者的偏见或错误理解，国内社会学者鲜有能提出相当的理论模式来给出及时且有力的回应。我们在本土“从实求知”能力上的缺憾，使得我们难以敏锐地认识到，理论与方法不能贴近其生成和发展的实际社会生活时所遭遇的失效问题，由此进一步制约了我们与外界在对等层次上展开学术讨论的能力。就此而言，要能够破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核心问题，首先依赖于我们对自身基本功尤其是立足本土“从实求知”的能力，同时又特别需要智慧地开展原创性和建设性的工作，在世界与中国发展的大历史中完善自身对已有的知识体系进行反思、重构与创新的能力。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对自身的知识体系及其所根植的历史文化内核有更深层次的认知。
三
今天我们不仅要推进文化自觉，更要在此基础上不断增强文化自信。去年习近平同志的“5.17讲话”深刻指出，坚定文化自信是推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都需要我们建设系统性的学科体系、包容性的学术体系，以及既能涵盖中国特质、又能与世界其他文化相互沟通进行实质性交流的话语体系，并以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使世界认识中国。但现实中，中国社会学对中国社会转型实践进行阐述的专业术语的概念化能力还很弱，高质量的实证研究所需的“理论储备”也远远不够。不仅如此，近些年来学科、科研、课程与教材建设的评价标准和激励机制，还在制约着我们的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与创新。
20世纪30~40年代，以吴文藻为代表的中国学者，以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为出发点，努力将源自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展开针对中国实际问题的基础研究，并为此初步打造了适合中国需求的社会科学人才培养的教育体系,培养了一批如费孝通、林耀华、杨庆堃等优秀学者，也初步形成了“中国学派”。这种努力和尝试主要走的是一条先吸收再消化的学科发展路径，之后的中国学者坚持实践的基本上也是这样一个传统。
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对中国社会科学理论或话语体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不能仅停留在探索和寻找分析和解释中国社会问题的理论，而是要让中国社会科学的话语进入国际学术界的主流话语体系并对其产生影响。若想达成这样的愿景，基于中国经验的研究而形成的理论就必须具有更宽广的视野，其解释链条既要能深入到国际社会的现实问题，又需要经得起对非中国社会经验与现象的分析论证。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和扩大本土理论的适用性与涵盖面，才能最终形成源于中国经验又对非中国经验具有高度解释力的一般理论，才能对国际学术界作出中国的贡献。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不是简单地寻找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解释方式，而是要在中国社会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具有一定普适性意义的话语体系，但中国社会科学目前的研究还较少有基于这样的思考。比如，我们以往的海外研究要么是局限于传统的历史学研究，要么是局限于国际关系研究，而这两类研究并不需要针对其他国家做深入细致的社会调查，其成果很难运用到中国自己创建的理论中加以分析，也无法验证基于中国社会经验的理论的普适性。
中国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所需做的基础性工作还有很多，并有很长的路要走。首先，我们的研究视角要更具国际性，要在更高水平上不断改进过去在“中国学”研究或“国别学”研究传统基础上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的惯性思维。其次，我们需要创新海外研究的运作机制，进而开拓我们自己的普适性话语能力。目前，妨碍本土话语体系与国际平等对话的主要根源之一，是我们运用自己的理论和话语体系进行海外研究的缺乏和不足。若想扭转这一局面，就需要在学术层面建立起本土学者与海外学者相互对等的学术交流与研讨对话关系。再次，我们需要在学科体系、科研体系和教育方法等方面的基础性建设开展创新性工作。
学科体系、科研体系、教材体系与教育方法是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基础，这个基础如何，关系到能否培养出真正有用的社会学人才。近几十年来，社会科学领域的课程与教材在国内外都处于比较杂乱的状态，不能提供清晰的便于掌握的知识系统，而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整体性思考还刚刚开始。尤其是在西方教材不断进入的背景下，我们的相关教材建设还不能将最新的本土研究成果反映在课堂上，难以使学生对于鲜活的社会生活实际形成更贴切的认识，不利于人才队伍的建设和培养。特别需要关注的是，近些年来国内高校似乎越来越强调以在国际国内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作为考核激励的主要指标，而人文社会科学的国际顶尖期刊及其学术评价标准基本在美国。越来越多的青年骨干开始选择技术型研究，而且为这些研究成果发表于英文期刊而感到满足，并相信与崇尚科学研究的“积累性”能够“逐渐接近”事物的本质。
然而，实际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刻复杂性与很多重要领域都很难应用科学的测量方法，于是聚焦这些领域的研究要么失声，要么脱离甚至远离基层社会生活的现实，以至于使中国社会学对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判断力和敏锐性趋于不断弱化。只有厘清学术交流与争辩中的概念谬误、立场与理解参差，在“共通”的话语体系中通过高质量深层次的对话，才能使得本土研究有可能融合“内在理路”与“外部视角”，从而丰富对整体的认识，进而让我们的思考与认识能够更加接近中国社会生活的现实。在今天这个时代，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包括机遇和挑战的问题链很长也很深，因此要把握好中国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构建是一个十分艰巨的工作，这个艰巨性也许会超出学术话语体系构建本身。对此，我们也要在思想上有所准备。
知易行难，在今天这个急需中国社会科学在推进社会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时刻，我们不能持慢慢来的态度而放松努力！
注：本文系“当代社会转型理论与实践的国际比较研究”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