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沿海到内地的城市外交
近年来，城市的对外交往功能和城市外交成为外交学界热议的重要领域，相关研究不断涌现。在国内，随着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城市的外交角色也开始受到学界重视。根据知网数据库统计，自2007年开始，先后有20余篇以“城市外交”为关键词的学术论文和10余篇以城市外交为主题的学位论文完成发表，并呈现逐年递增的态势，关于城市外交的学术讨论和学术著作也在增多。然而，目前对城市外交的研究主要还是锁定广州、上海、北京、大连、海口、天津等特大城市和沿海沿边城市，对内陆城市外交角色的研究还非常有限。中国的对外开放进程基本遵循由南到北、由东到西层层推进的梯级过程最终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对外开放格局。这是中国城市外交研究偏向于沿海沿边城市的根本原因。
内陆城市的对外开放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被提上议事日程。1992年，重庆、武汉、岳阳、九江、芜湖5个城市率先被列为“沿江对外开放城市”（1993年又增加了黄石市）。不久，合肥、南昌、长沙、成都、郑州、太原、西安、兰州、银川、西宁、乌鲁木齐、贵阳、昆明、南宁、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共17个省会城市被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为内陆开放城市。进入21世纪，“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国家战略相继推出，内陆城市越来越成为耀眼的角色。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扩大内陆沿边开放，要“抓住全球产业重新布局机遇，推动内陆贸易、投资、技术创新协调发展；创新加工贸易模式，形成有利于推动内陆产业集群发展的体制机制；支持内陆城市增开国际客货运航线，发展多式联运，形成横贯东中西、联结南北方对外经济走廊；推动内陆同沿海沿边通关协作，实现口岸管理相关部门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这一决定为内陆城市开放做出了具体的指示，为内陆开放经济战略高地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支持。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内陆城市开放提供了新机遇。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这份纲领性文件从时代背景、共建原则、框架思路等方面阐述了“一带一路”的主张与内涵，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的方向和任务。在《愿景与行动》的第六部分“中国各地方开放态势”中，对内陆城市着墨甚多，指出要“利用内陆纵深广阔、人力资源丰富、产业基础较好优势”，打造“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在“一带一路”的规划中，内陆城市的重要性得到极大提升，被定位为连接亚太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的跨区域合作框架中的重要节点和支点城市。在“一带一路”中内陆城市将扮演什么样的外交角色？城市外交的内陆模式在实践中有何特征？这是本文力图回答的主要问题。
二、城市外交研究的理论模型
学界关于城市发展规律的研究表明，城市的发展首先受到地理区位的影响。发达城市或者地处商贸交通要道，或者是重要的军事和安全战略屏障。相比于沿海沿边城市，内陆城市的国际化联络要困难得多，被认为在对外开放中处于“天然的劣势”地位。事实上，这种认识是非常狭隘的。无论是地处欧洲内陆的柏林、法兰克福和慕尼黑，还是美国的芝加哥，无一不是国际外交舞台上活跃的角色。探索内陆城市外交，必须破除狭隘和静止的既定思维，要将内陆城市的对外开放置于世界体系的宏观视野中，认识其参与城市外交的可能性。
城市的外交角色最主要取决于国家战略、制度设计和国际化水平不仅内陆城市如此，沿海和沿边城市也是如此。一份对上海的案例研究表明，即便是一度作为远东重要经济和金融中心的上海，在计划经济时代，其外交角色也并不突出，而改革开放以来则越来越活跃，根本原因就是国家战略规划的影响。因此，考察内陆城市的外交角色，必须将其置于国家战略、制度设计和国际化水平三个因素构成的坐标系中，这是分析城市外交的基本理论模型：
ƒcd(城市外交)=S（国家战略）+G(国际化)+I（制度化）
其中，城市外交水平的测量指标包括外交经费预算、人员编制、外交活动等，主要测量一个城市执行国家对外政策的水平以及城市与其他国家城市交往的水平。国家战略的测量指标包括国家在一个城市中的战略投入、外交任务分配、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优先次序等。国际化或者全球化的测量指标包括进出口贸易总额、对外投资和吸引外资数量、对外经济活动、出入境旅游人数、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参与国际组织情况等，主要衡量城市的对外交往活力。制度化的测量指标包括是否建立专门的城市外交机构和城市外事机构，与国家外交机构以及与其他部门互动的制度化水平等，主要衡量一个城市嵌入到国家外交体系中的程度和水平。
根据这一城市外交的理论研究模型，考察内陆城市的外交角色，主要研究下面三个问题：
城市外交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取决于城市是否能通过对接国家战略有效配置“国际国内两种资源”有效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对内陆城市而言，“一带一路”是改变区位条件、创造新优势的历史性机遇。根据内陆城市在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中的不同角色，可以将其大致分为两类城市：
一是作为经济增长极的国际化城市。
“增长极”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最初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FrancquisPerroux）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指其自身增长与创新会诱导其他经济单元增长的“推进型单元”（propulsiveunit）。随后许多区域经济学者将这种理论引入地理空间，用来解释和预测区域经济的结构和布局。经济增长极城市一般具有主导工业部门和不断扩大的工业综合体，并具有较强的扩散效应，通过各种工业园区、经济协作区等制度安排来实现。目前，我国许多内陆城市都提出要打造经济增长极，例如在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环渤海湾城市群这三大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增长极”之外，许多城市都提出要打造中国“第四经济增长极”，成渝经济区、湖南长株潭经济圈、湖北武汉经济圈，江西环鄱阳湖经济圈等都参与了“第四经济增长极”的竞争。作为经济增长极的城市，往往扮演着链接本土和世界的角色。一般认为，国际化大都市是在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并在全球化趋势中兴起的，具有超群的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实力，并且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有着密切的经济、政治、科技和文化联系，有着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现代化城市。其中，区域性国际化大都市的影响力相对较小，主要限定在特定区域范围内。
二是区域特色城市。
我国的城市中，内陆城市总量超过一半，其中，大多数属中小城市，这些城市的规模不大，影响力更多局限于某一个区域。但是，这些城市往往具备不同的要素禀赋，各具特色，具备发展成为区域特色城市的潜质。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这些中小城市的特色将在国家战略设计和市场化力量的双重推动下获得较大的发展，成为“一带一路”上的璀璨明珠。近年来内陆许多城市纷纷强调特色化发展之路，在全球化时代彰显本土特色，缔造国际优势。例如银川的“中国穆斯林之都”特色、会宁的“会师圣地”特色、洛阳的“牡丹文化节”特色、邹城的“孟子故里”特色等。
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城市化脚步加快，城市开放力度加大，核心城市辐射和纽带作用加强，初步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城市群。内陆城市的国际化水平与城市群的建设密不可分。城市外交应着力提升城市群质量，切实把城市群建设成为我国在全球化网络中具有竞争力的核心节点区域。除沿海已形成的三大城市群外，内陆地区正在形成以成都和重庆为中心的“成渝城市群”，以武汉为中心的“武汉城市群”，以长沙为中心的“长株潭城市群”，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城市群”，以郑州为中心的“郑州城市群”等。在2010年国务院颁布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构建高效、协调、可持续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中，规定了国家层面重点开发区域，其中，不沿海、不沿边的城市群一共有10个，如表1所示：
在“十三五”规划中，城市群建设进一步加大步伐，国务院提出将在“十三五”期间建设19个城市群形成更多支撑区域发展的增长极，涉及内陆城市群的规划也有所调整和修编，具体规划正在陆续出台中。城市群的作用发挥得好，城市外交就可事半功倍，反之，则容易力不从心。发挥城市群作用，一是要处理好城市群与城市群之间的关系，使之服务于总体外交布局的需求；二是要处理好城市群中中心城市与轴线城市、节点城市之间的关系。内陆各个城市群的结构有所不同，有“双核一轴两翼模式”、“三核模式”、“主副中心模式”等，协调好城市之间的关系是城市群能否真正实现集聚效应、提升国际化水平的关键。
制度设计是一个城市对接国家战略和提升自身国际化的重要保证内陆城市开展城市外交，一般强调服务地方发展，彰显地区特色，积极探索比较优势，打造城市软环境的吸引力。从世界范围看，美国芝加哥就是个成功案例。芝加哥地处北美大陆的中心地带是典型的内陆城市，却通过积极探索比较优势，打造美国最重要的铁路、航空枢纽在金融、文化、制造业、期货和商品交易方面培育卓越的软环境，成为美国仅次于纽约和洛杉矶的国际化大都市。我国的内陆城市中，成都就提出“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目标通过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优质、高效、诚信的政务服务和公平、效率至上的投资软环境，来提升城市竞争力。目前，共有包括法国、泰国、德国、澳大利亚、新加坡、波兰、捷克、韩国、新西兰、以色列、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菲律宾、美国共15个国家在成都设立了领事机构，成都成为中国内地“领馆第三城”，居中西部第一。落户成都的世界500强企业已达278家。
本文将锁定西北内陆的西安和银川两座城市进行考察，从中归纳内陆城市外交的可能模式、适用范围和存在问题。
三、案例检证：西安打造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地
西安地处中国陆地版图中心和中国中西部两大经济区域的结合部是我国内陆城市中的典型代表，具有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重要战略地位。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曾在不同时期赋予西安不同的发展定位。1949年后，西安成为陕甘宁边区、西北行政区辖市，1953年设为中央直辖市，1954年改为省辖市，1984年被批准为计划单列市，1992年被批准为内陆开放城市，1994年被批准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和副省级城市。1999年，党中央在西安发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动员令，一举把西安推到了发展改革的前沿。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陕西被确立为西部大开发的第一阶梯，而西安被确立为西部大开发的桥头堡。2009年，在西部大开发十周年之际，国务院又批复和颁布《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了打造“西安国际化大都市”的新定位，为西安建设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创造了新的历史机遇。尽管目前国内提出要打造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数以百计，但由中央层面直接规划的却屈指可数。这个定位首次将西安与北京、上海并列，使其成为国家重点推进国际化大都市建设的三大城市之一。
201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明确指出，要发挥陕西综合经济文化优势，“打造西安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地”，赋予了西安独特而重要的定位。围绕以上战略定位和部署，西安城市外交的重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古丝绸之路原本就发端于贸易，兴盛于贸易，与经济外交密不可分。西安的区位优势使其成为中国东西部经贸合作的中心，具有优良的对外开放传统。近年来，西安外向型经济发展迅速，已经与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关系。每年一度的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以下简称“西洽会”），为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合作交流奠定了基础。“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提出后，“西洽会”升级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国际博览会”。
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是国家先进制造业基地，高新技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行业实力雄厚与中亚、西亚国家有广阔合作前景。目前，西安市针对中亚市场积极开展合作，在中亚国家设立经贸办事机构。目前，在先进制造业方面，西安正与哈萨克斯坦等国共建特色产业园区，在智能制造、航空、汽车等领域开展合作；在能源方面，西安积极与中亚国家共同勘探开发油气资源，合作建设高端油气化工项目，围绕欧亚陆路能源通道和能源俱乐部的建设，打造以西安为中心的区域性能源中心；在金融方面，西安加快金融商务区建设，着手建立与中亚合作的内陆离岸金融市场与合作发展基金。
（二）建设基础设施，打造通江达海的立体交通枢纽
基础设施建设是西安作为丝绸之路新起点城市发挥承东启西、连接南北区位优势的关键，将全面提升亚欧大陆桥陕西段的通行和辐射能力。西安是我国内陆最大的交通通信中心，是全国铁路枢纽之一和高速公路网的重要节点城市，也是欧洲与中亚国家客流、物流进入中国的关口和集散地。西安有全亚洲最大的高铁车站，可形成陆上丝绸之路；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是全国第四大国际航空港，2015年旅客吞吐量突破3000万人次，进入全球繁忙机场之列。咸阳国际机场正大力加强与中亚国家的直联航空通道建设，已向哈萨克斯坦等国提出共建“空中丝绸之路”的设想并得到了积极回应；西安电子信息产业基础较好，是国家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试点城市，正积极探索建设“网上丝绸之路”的可行性。作为内陆城市，西安在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方面的一项核心举措是建立“国际陆港”，《愿景与行动》也明确支持了这一点。“国际陆港”是指建在内陆地区，具有和沿海港口功能相似为企业提供信息、通关、仓储、物流配送等一体化服务的现代物流中心，可实现国际要素的聚集，其发展定位是建设中国最大的“国际陆港”，其两大基石是西安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和西安保税物流中心，已于2010年竣工建成，目前已成为西安经济走向世界的新窗口。
（三）推进文化外交，深化同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
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古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与中亚各国文化交往历史悠久。目前，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遗成功，西安正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增强文化凝聚力，与沿线国家和兄弟省区共同开展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深入发掘丝路文化内涵，大力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旅游等交流合作，打牢民心相通的长久基础。西安的科技实力仅次于北京、上海，居全国第三位，是西部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最为集中的城市，有普通高等学校49所，各类科研技术机构3000多个，具有开展对外文化交流的良好基础。此外，西安外国语大学是新中国最早创建的4所外语院校之一，也是西北地区重要的外语人才培训基地，伴随西安国际化水平的提升，西安外国语大学也成立了丝绸之路语言服务协同创新中心、当代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等科研机构，服务地方的发展需要。
西安城市外交对国家战略、制度设计和国际化水平这三项因素的挖掘都有一定代表性。
首先，国家战略方面，西安充分发挥国家层面赋予的国际化大都市定位，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将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进行落实。例如，制定出台《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发展战略规划（2009年—2020年）》，提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三步走”的计划。根据这一定位，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在西部地区，建成区域性金融经济中心，区域性物流会展中心，成为带动大关中、引领大西北、辐射北方内陆地区的核心城市；在全国范围，建成国家创新型城市，国家统筹资源改革示范基地，高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基地，中国国际航空枢纽城市，中国中西部交通枢纽城市；在国际范围，建成彰显华夏文明的历史文化基地，东西方文化交流平台，世界一流旅游目的地城市。2016年《西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要打造“一带一路”创新高地和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地，全力打造“品质西安”初步形成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国际化大都市。
其次，制度设计方面，拓展外交形式，搭建覆盖多样领域的合作平台：一是接待各国政要。建国以来，世界上已经有200多位国家首脑和政要访问西安；二是召开国际会议。2005年，上海合作组织在西安举办首届欧亚经济论坛，并决定将西安作为永久性会址，以此为契机，西安建设欧亚经济综合园区，作为欧亚合作交流的基地，并努力扩大“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城市市长圆桌会议”的规模，推动欧亚国家领事馆加快西安领事馆区的建设，加强与丝路国家政府间的联系与合作；三是举办品牌展会例如“西洽会”已有逾20年历史。通过不断创新举办机制、丰富展会内容、提高服务水准已成为高端化、国际化的经贸合作平台；四是建立友好城市。2013年西安积极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联合沿线国内外15个城市共同签署了《西安宣言》，与中亚城市马雷和撒马尔罕建立友好关系，并积极吸引一批中亚国家在西安设立领事馆。
再次，国际化水平方面，西安充分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推进国际化进展。西安拥有3100多年的建城史和1100多年的国都史，拥有大量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世界著名历史古都，是中华文明的代表。历史文化资源是西安最具特色和战略意义的优势，本身就具有国际性和世界性，是西安打造国际化大都市的基础。
但也应该看到，在城市外交的制度化水平方面，西安市仍有提升的空间。作为地处我国两大经济区域结合部与资源丰富的西部地区和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都有较好通达性的城市，西安对外交流的地域优势尚未充分发挥。
四、案例检证：银川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
宁夏是我国唯一的回族自治区，深处内陆，人口仅647万，土地面积仅6.64万平方公里。在《愿景与行动》中，宁夏的定位为“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2012年9月，国务院批准建立“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设立“银川综合保税区”，支持宁夏与阿拉伯地区加强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是我国内陆地区首个也是全国唯一覆盖整个省级区域的试验区。银川市抓住此次历史机遇着力打造国际化的内陆首府城市。为加强对“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的指导、协调和服务，经国务院同意，还建立了“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由外交部、发改委、教育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民委等数十个相关国家部委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组成，积极研究解决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2016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对宁夏提出的目标是“实施开放引领战略，加快建设开放宁夏，主动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努力把我区建成辐射西部、面向全国、融入全球的内陆开放示范区、中阿合作先行区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支点”。银川的城市外交特点可以总结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大力推进经贸合作，建设面向阿拉伯世界的开放先导区
国务院批准建立“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和“银川综合保税区”后，宁夏回族自治区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的意见》，将所辖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石嘴山工业园、灵武羊绒产业园升格为国家级园区，同时启动建设阅海湾中央商务区和中阿博览会永久性会址、银川河东机场三期工程和惠农陆路口岸等一批基础设施项目。目前，银川市已在开罗、迪拜、麦地那、圣彼得堡开设了银川市清真食品和穆斯林用品展示展销厅和产业协会联络处。为推动双边贸易的发展近几年，阿联酋、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等国家的政府领导和企业家代表都纷纷到访银川。
（二）持续举办展会论坛，提升银川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
2010年9月，国务院批准在宁夏永久性举办“中国—阿拉伯国家经贸论坛”；2011年9月，银川市被确定为“中国—阿拉伯国家经贸论坛”永久性会址。“中国—阿拉伯国家经贸论坛”落户银川，为银川与阿拉伯国家进行更高级别合作搭建了舞台。自2013年起，“中国—阿拉伯国家经贸论坛”正式更名为“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主办单位为商务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组委会成员单位还包括发改委、财政部、民委等28个部委。“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对于打造国家向西开放的平台，促进宁夏经济社会发展，提升银川对外形象和开放水平具有一定意义。“中国—阿拉伯国家经贸论坛”还发展出若干具体领域的务实合作平台。2012年，论坛框架内的重要活动—第四届中国阿拉伯友好大会在银川开幕，这是中国阿拉伯友好大会自2006年创建以来首次在华举行，来自阿拉伯国家及阿盟的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主题为“以友谊促合作，以交流谋发展”。2013年，在中阿博览会框架下，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阿拉伯工业发展和矿业组织主办的“中国—阿拉伯国家中小企业合作论坛”首次举行，论坛探讨交流了中国与中东阿拉伯国家中小企业和产业的发展合作前景。
（三）积极开展民间外交，丰富与阿拉伯世界的人文交流
由于宗教信仰相同，文化习俗相近，银川与阿拉伯国家之间具备开展人文交流的良好基础。在自治区层面，宁夏先后与阿拉伯地区的15个城市签订了友好城市关系协议书，积极开展民间外交。目前已举办三届的“中国·阿拉伯国家大学校长论坛”为中阿高校加强科学技术合作、开展联合人才培养、推进师生双向流动搭建了平台。宁夏大学在迪拜设立了孔子学院，区内高校和社科研究机构设立了多家阿拉伯研究中心。这些民间领域的交流活动丰富了银川与阿拉伯世界的沟通渠道，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合作范畴。
银川城市外交是个具有鲜明特色的案例，从国家战略、制度设计和国际化水平三个方面做出了重要探索，丰富了城市外交的中国经验：一是国家战略方面，对发展中国家合作模式的探索。2014年，习主席在北京召开的中阿论坛第六届部长会上提出中阿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阿拉伯国家反响热烈。中阿开启外交关系60周年之际，习主席在2016年1月访问阿盟总部并发表重要演讲。习主席提出中阿双方要抓住未来5年的关键时期，开展共建“一带一路”行动。共建“一带一路”逐渐成为中阿集体合作最鲜明的时代特色，影响到中阿交往的方方面面。中阿关系的基调是银川发展对阿城市外交的宏观背景。发展中国家合作的重要条件是优势互补、平等互利。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一贯政策和立场，使中国在阿拉伯国家中建立起了良好的信誉和口碑，相比于西方国家，中国在与阿拉伯国家合作时更遵循平等互利原则，因此也更受其信赖和欢迎。二是制度设计方面，对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的探索和论坛外交合作机制的探索。为加强对“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的指导、协调和服务，经国务院同意建立了“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由外交部、发改委、教育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民委等数十个相关国家部委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组成，积极研究解决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三是在国际化水平方面，对论坛外交合作机制的探索。以“中阿合作论坛”为例，从最初的中阿合作论坛细化为“中国—阿拉伯国家经贸论坛”，再升级为“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这期间合作机制的发展就体现了双方合作关系由表面到深入、由战略部署到战术落实的变化。第三届“中国—阿拉伯国家经贸论坛”推出了“主宾国”机制，调动了阿拉伯国家参与的主动性。此外，在外交参与主体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明确提出将实行中阿共办、部区联办和民间协办机制，凸显出中国通过“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加深与阿拉伯国家进行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的意愿，真正重视了不同主体作用的发挥与协作，但需要指出的是在此过程中要严守国家授权的界限，开展文明对话，推动文明互鉴，防范极端势力和思潮，以共同的安全和繁荣为目标。
结论
美国城市学者芒福德认为：“真正的城市规划必须是区域规划。”综观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都采用指定区域规划的方式来鼓励落后地区的发展。主动对接国家战略是内陆城市开展城市外交的重要依托。《愿景与行动》明确提及了西安、成都、重庆、郑州、武汉、长沙、南昌、合肥等八个内陆城市作为“一带一路”的“新高地”或“重要支撑”。在“一带一路”的整体发展布局中，内陆城市扮演着重要的“二传手”角色。内陆地区城市群是链接“一带一路”三大主力军和两大核心区的重要枢纽，负责将长三角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圈的最新开放成果和两大核心区的最新改革举措消化吸收，转化为带动周边内陆地区发展的强大动力。从西安和银川的城市外交实践来看，重视对接国家战略，挖掘本地资源优势，塑造城市自身特色，拓展国际交往空间是内陆城市外交的必由之路，也构成了城市外交内陆模式的基本内涵。
一是要牢牢立足发展目标，坚持因地制宜，防止盲目国际化。对内陆城市而言，发展还是第一位，不能照搬其他城市的发展模式，进行盲目的国际化。城市建设目标要切合实际，对绝大多数内地城市来说，因地制宜地发掘城市特色，走绿色发展与文化传承之路，让市民们过上舒适的生活，要比盲目追求国际化大都市更有意义。
二是要准确区分城市定位，避免重复建设，防止定位趋同化。内陆城市的国际化对政策依赖较大，因此区域内的城市发展目标接近、定位趋同、重复建设、各自为政的现象还较为突出，容易造成城市间的竞争而非联合，削弱城市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发展城市群就是城市之间的深度联合，是对城市功能的重新定位和分工是对城市资源的重新整合。稳步推进城市群的发展需加强顶层设计，正确分析城市间的差异和利益冲突，加强政府主体之间的协调合作。例如，兰州市与西安市已签署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两市将发挥资源互补优势，建立常态交流机制，在多个领域加强合作，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三是要特别重视人才储备，减少人才流失，推进人才国际化。目前，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要求不相适应的是我国内陆城市尖端人才的断代性匮乏“应对激烈国际竞争的高素质国际化人才奇缺的严峻现实，已成为城市实施国际化战略的瓶颈问题”。因此，要创新人才培养、储备和引进的配套机制，吸纳和留住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熟悉国际惯例、善于进行国际交流、能够进行国际合作的高素质人才。这方面，宁夏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领导小组特意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可以说“在尊重和善用人才方面开了个好头”。
总之，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内陆城市在对外交往方面潜力巨大，前景广阔。只要充分挖掘自身特色和优势，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借助国家外交资源出海，将国家对外战略与城市自身发展战略有机结合起来，并通过制度创新来巩固此种发展成果，中国内陆城市外交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不同于沿海沿边城市的新路。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