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缘起
民主是一个既具有价值属性又具有工具属性的综合概念。从价值属性来讲，民主与人类福祉、个人自由、安全、公正、社会平等理念紧密联系，是推动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价值依托。从工具属性来看，民主是建构政权合法性，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以及降低政治博弈残酷性的现实载体。“民主政体相对于其他 政体而言，不仅能够有效降低调和政治冲突和维持政治及社会稳定的政治成本，而且能够有效降低公共决策的外部成本，更能够有效降低政治统治的风险成本和政治发展的机会成本。”[1]正是基于以上原因，推进民主发展就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因此，“总体来看，追求民主的运动变成了一项全球性的运动”[2]19。
然而现实往往是无序、混乱和暴力充斥着整个民主进程，其允诺的普遍繁荣目标并未实现。“大部分的‘转型国家’既非独裁，也没有明确地向着民主发展。他们进入了一个政治的灰色区域。”[3]“民主不仅没有带来自由、平等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也没有推动社会经济的明显改观。”[4]7事实证明，民主发展是一场深刻的制度变迁。不考虑这一过程的复杂性，贸然推进民主化不仅不能带来渴望的自由与繁荣，反而会给转型地区的国家和人民带来高昂的民主成本，造成经济衰退、政治衰败和社会动荡。严峻的现实迫切需要社会科学理论的人文关照。正如巴林顿·摩尔所言：“在建设一个新社会或者努力阻止一个新社会兴起的过程中，难免给人类带来痛苦，给社会带来分裂，而正是由于这些痛苦和分裂现象的存在， 人们才会思考一个社会究竟应该如何或者不应该如何的问题，在大致具有可比拟性的情景下提出相近的概念。”[5]500为此，探寻低成本的有序民主之路应是当下政治家与学者的共同责任。
解释诸多转型国家为何付出高昂的民主成本，寻找低成本的有序民主之路，其根本之道在于了解民主成本的形成机制。民主成本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相互影响综合作用的结果。如图1所示，民主成本的形成包含有两个维度：过程民主成本的形成和结果民主成本的形成。
1.初始条件的影响
首先是政党的制度化程度。民主的发展过程就是政治参与不断扩大的进程，但是按照“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6]42的原理，当政治制度无法承载政治参与时，就会发生政治动荡。因此在民主的发展过程中必须要高度重视政治制度化问题。在政治制度化中，政党的制度化无疑处于核心地位。“在那 么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存在着的权力和权威的真空，可以暂时由魅力领袖人物或军事力量来填补；但只有政治组织才足以永久地填补这一真空。”[6]382一个高度制度化的政党对于过程民主成本的影响意义重大。从执政党的角度来说，一个成熟的政党可以有效承担起民主化的重任，引导政治参与进入有序的轨道，控制民主化的速度，避免政治动乱的产生，进而降低过程民主成本。从反对党来说，制度化的政党不仅可以有效地吸纳群众的政治参与，提高政治参与的质量，而且可以承担起与统治集团进行建设性对话的角色，进而保证民主发展的合理与有序。
其次是阶级结构类型。阶级结构有两种类型：橄榄形结构和两极分化结构。橄榄形的阶级结构更有利于降低过程民主成本。“财富的增加会改变社会分层结构的形态，从有强大下层阶级基础的高大金字塔形向中产阶级日益强大的菱形转变，影响到中产阶级的政治作用。强大的中产阶级，通过支持温和的和民主的政党以及遏制极端主义团体，可以缓和冲突。”[7]32-33强大的中产阶级不仅可以缓和社会冲突，而且可以在民主转型中扮演关键角色，推动民主转型朝着有序、合理的方向前进。而两极分化的阶级结构会给民主转型带来诸多困难。在这种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双方都具有暴力倾向。从上层统治阶级来看，他们对民主化抱有强烈的恐惧感，担心民主发展会损害自身利益，人身安全遭遇威胁，因此会极力阻碍民主化的进程，有使用暴力手段的冲动。从底层民众的角度看，他们在强烈的民主意识的驱动下，相比较于中产阶级而言更具有激进民主和暴力倾向。民主化的进程一旦开启，双方的冲突是无可避免的。剧烈的冲突会造成严重政治暴力和人员损伤，进而导致高昂的过程民主成本。
最后是政治文化氛围。从共识与冲突的角度看，政治文化可以被划分为两种类型：“全赢全输”的政治文化和“共识妥协”的政治文化。这两种政治文化尽管在日常生活中是不易察觉的，但是每当出现重大制度变迁之时，它们的巨大影响力往往会凸显出来。“全赢全输”的政治文化，简单来说就是一种残酷的零和博弈过程。在这个博弈过程中，只有一方是胜利者，另一方不仅是失败者，而且可能会遭到清算。这种文化是与民主精神背道而驰的，不仅缺乏包容性，而且具有很强的暴力倾向。在民主转型过程中，这种文化往往导致剧烈的冲突与对抗并造成惨痛的人员损失。“妥协共识”的文化，就是“以沟通和说服为基础的多元主义文化，是一致性和多样性相结合的文化，是允许变革但要渐进性变革的文化”[8]6。这样一种公民文化相比较于零和博弈的政治文化，能够有效地降低过程民主成本。共识、协商、妥协是通往民主之路的航标，而与这种民主精神相背离则往往会通往奴役之路。
2.策略选择的影响
首先是主动型策略效应。主动型策略就是由执政精英主动推动民主发展。这样一种策略应当说具有很强的成本比较优势。一是有助于排除民主转型的不确定性。民主转型的过程是多方利益不断博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制度存在脆弱性，任何一个偶然事件都有可能导致秩序失范和权力真空。政治秩序一旦失控，过程民主成本的增加就不可避免。由执政集团主动领导的转型可以将这种风险保持在可控范围，避免了政治秩序的崩溃。二是有助于制定科学的转型方案。执政精英可以利用其自身的领导优势，加强民主发展的顶层设计，科学地安排民主转型的次序问题，有效地控制改革议程。这样就可以避免因为盲目改革而造成的不可逆性的严重后果。三是有助于为初始条件的改善预留时间。由于主动型的执政精英可以控制民主发展进程的速度，因而就为初始条件的改善提供足够的时间。初始条件的改善将大大地降低过程民主成本。
其次是替代型策略效应。替代型策略就是威权政体的自行解体，或是反对派推翻原有政府。这是一种最坏的策略。相比较于主动型策略，这种策略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强了。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政治暴力可能无法避免。替代型策略里有一种方式是革命。这种方式就是要通过流血的方式改变政治结果。这样的对抗是非常激烈的，不仅会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而且可能会削弱国家能力，损害经济的发展。二是军人政权有可能出现。当原有的秩序突然崩溃以后，权力真空会导致政局动荡。这时军队有可能以维护秩序为由中断民主进程，建立军人政权，回归威权政体。三是制度建设任重道远。在制度变迁中，常常出现制度供给不足的局面，而替代型策略则会加剧这一局面。当无力整合高涨的政治参与时，动荡无法避免，过程民主成本亦无法降低。
最后是合作型策略效应。合作型策略，顾名思义就是威权政府与反对派相互合作。这种类型是民主发展过程中较为常见的类型，也是一种过程民主成本较低的策略。合作型策略相比较于前面两种策略，其最大优势是可以保持威权政府与反对派双方权力平衡。这样一种平衡产生了两个积极效应。第一个就是威权政府可以有效地节制反对派的激进行动。反对派并不是铁板一块，既有温和派也有激进派。激进派倾向于采取暴力手段推进民主发展，但是事实证明这种手段并不能带来民主。推动民主发展的执政精英利用权力平衡可以有效过滤激进势力的进入，保证转型过程的平和。第二个就是反对派可以约束威权政府只采用谈判策略。即使威权政府有使用暴力的倾向，但双方的力量平衡可以消除暴力对威权政府的诱惑，打压威权政府中的强硬派。另外合作性策略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优势就是有利于重塑政府合法性，形成具有符合各方利益的宪制性文件。
3.综合因素的影响
首先是“国家性”问题效应。“国家性”是美国政治学家林茨和斯泰潘提出的概念。他们认为，“国家性”问题就是“关于政治共同体的地理边界的分歧的出现，以及关于谁在这个国家拥有公民权利的分歧的出现”[9]16。这种问题常常出现于多民族国家的民主转型过程之中。在威权型多民族国家之中，中央权力对地方具有绝对的控制权，因而地方的民族分离主义也就受到严厉压制。但是随着民主进程的开始，地方权贵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往往会有意识地建构本地民族意识，宣扬地方独立和民族自决权。此时，如果中央权力不能选择合适的民主化策略，控制地方民族分离主义的扩张，那么这个国家就面临着分裂和解体的危险。无论是苏联的解体，还是南斯拉夫的解体都显示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再进一步说，当地方实体独立之后，族群问题又会不断凸显。在民族主义的影响下，少数族群可能面临多数族群的歧视、压制甚至是种族清洗。这样的民主转型代价太过高昂，应当极力避免。尽管这一问题会产生高昂的过程民主成本，但是如果在转型之初就能够采取合适的策略，那么过程民主成本就能得到有效的控制。这种策略就是高度重视选举序列的作用。
其次是选举的序列效应。“选举可以设置议程、塑造行动者、重建身份认同、帮助把(统治者的)服从要求合法化或者非法化。”[9]398基于选举的这一工具属性，如何正确地利用选举，科学地安排选举序列就变得尤为重要。选举序列包含有两种类型：
一种是自上而下的，另一种是自下而上的。两种选举序列对于过程民主成本的影响是不一致的(图2)。根据图2所示，自上而下的选举序列要优于自下而上的选举序列。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是在于合法性。当民主化进程开始之时，地方摆脱中央控制的唯一途径就是重塑自身合法性。显而易见，自下而上的选举模式正好为地方的分离势力提供了对抗中央权力的资本。因此在民主转型的过程中不宜过早地在地方展开竞争性选举，否则地方权贵完全可以利用这一机会强化自身合法性，进而对抗中央政府，削弱中央政府的统治力，最终导致国家解体的严重后果。与此相比，自上而下的选举序列显然更加科学。中央权力可以通过全国性选举，凝聚共识，重塑中央政府的合法性，然后就能够利用这一合法性遏制地方的分离势力。由此可见，科学的策略选择可以有效地降低由于初始条件的不佳而导致的过程民主成本升高问题。
1.社会秩序的影响
按照诺斯等人的分类，社会秩序包含有觅食型秩序、限制权利型秩序和权利开放型秩序三种类型。目前世界上主要存在后两种秩序类型，其中限制权利型秩序又称“自然国家”，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秩序。不同的社会秩序造就不同的结果民主成本。“权利开放秩序有能力提供非人际关系化的福利，这使它们能够提供比自然国家多得多的公共物品。这些国家通过公共品来回应选举性要求，并且比之自然国家， 是以一种对市场的补充作用更强、成本更低的方式。”[10]199“从一个稳定的系统来控制政治官员和对公民作出回应的意义上来说，只有权利开放的社会才能维持民主。”[10]199尽管开放型社会秩序具有成本优势，但是目前世界上属于权利开放型秩序的国家只有少数欧美发达国家[10]321。大部分新兴民主国家的民主化基础都还是建立在权利限制型的模式，因而有必要将关注重点放置于权利限制型社会对于结果民主成本的影响上。
首先，经济成本居高不下。民主转型之后，各国人民期望民选政府能够改善民生。但事与愿违，民选政府由于受到社会秩序的限制，无法制定推进经济增长的有效政策，经济增长缓慢，甚至与威权时期相比经济情况未有好转。然而情况更糟的是这些政府抵御冲击的能力普遍偏弱，周期性的经济大震荡成为家常便饭。这种情况尤其表现在拉丁美洲国家之中。经济大震荡带来的是对社会生产力的严重损害，因而结果民主成本的居高不下成为一种必然结果。
其次是政治成本不可避免。在权利限制型秩序中，民选政府面临着三方面的威胁。一是街头政治的不断涌现。尽管民选政府已经建立，但是民众对于基本秩序并不普遍认同，一旦出现利益诉求，常常通过街头政治的形式向政府施压。此起彼伏的街头运动往往会对民主体制造成实质损害，导致政局动荡。二是国家能力不足。权利限制秩序下的国家大多能力不足。弱国家既无法强有力地推行自己的意志和政策，也无法提供足够的公共物品。三是军事政变不断。由于是人际关系化的社会，因此军队指挥官与政府领袖之间往往是一种庇护关系。这样一种关系导致政府与军队的关系始终处于变化之中。军队领导人可能会为了自身利益，背叛政府领导人，发动军事政变，建立军人政府。以上任何一方面都会产生较高的政治成本，进而推高结果民主成本。
最后是文化成本不可忽视。民众推动民主转型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公平、平等的社会，但是只有推动社会秩序的转型才能达到这一目标。当民众面对仍然是一个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不平等社会时，对民主制度的价值幻灭感就会由此产生。民众会从心理上失去对于民主制度的支持，进而导致高昂的文化成本。
2.制度设计的影响
首先是府际关系效应。新兴民主国家在完成民主转型之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设计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如果不依据各自国情进行制度设计，往往会造成行政权和立法权的僵局，进而导致政府效率的低下以及政局的动荡。法国从第四共和国向第五共和国的制度变迁正是这一问题的最好说明。在议会与政府的关系上，第四共和国议会的权力过于强大。议会可以否决总理以及政府政策，行政权力则无法对其形成有效的制约，很难解散议会。从议会内部来讲，更是政党林立，争端不断。在这样的背景下，原本是为了增强内阁的稳定性和提升政府公信力的绝对多数通过原则，在实践中却产生了截然相反的效果。各政党相互扯皮和拆台，利用规则漏洞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一方面阻碍了新总理的产生，造成政治运作的停摆，另一方面又阻碍了政策的通过，造成行政效率的低下。行政权与立法权的激烈冲突最终导致了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终结。此后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吸取之前的教训，重新进行制度设计，即实行半总统制。这一制度很好地适应了法国的政治现实。即使后来出现了“左右共治”的局面，但也没有威胁到政府的实际运行。
其次是选举制度效应。选举制度设计是否科学不仅关系到公民政治参与质量的高低，更涉及结果民主成本的高低。这是因为“对于处在民主转型或民主巩固的国家来说，暴力冲突产生的直接诱因往往是民主的制度设计”[11]。从政治稳定的角度看，多数表决制要优于比例代表制，更有利于降低结果民主成本。但是多数表决制的“赢者通吃”特征也存在严重弊端，即少数族群的利益不能得到充分代表。特别是在一个族群高度分裂的社会中，多数表决制的制度设计有可能激发少数族群的不满，引发族群冲突，最终导致高昂的结果民主成本。针对这一问题，利普哈特认为：“这类社会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民主制度：它强调共识而非对抗、主张包容而非排斥、力求使处于统治地位的多数的规模最大化而不满足微弱多数，这种制度就是共识制度。”[12]23共识制度表现在选举制度上就是推行比例代表制。比例代表制在体现代表性、凝聚共识方面具有优势，但是另一方面也会造成政治行动者过多、极端政党壮大以及政治碎片化的局面，伤害国家的治理能力。
最后是央地关系效应。总的来说，“联邦制与单一制并无优劣之分，只不过是一种即时即地的国家治理的方式”[13]184。对于联邦制来说，尽管分权是其重要特征，但是如果只有地方分权而没中央集权，那么中央政策执行力就会受到威胁，国家治理能力就会被削弱，地方分离主义就有可能兴起，结果民主成本就会增高。俄罗斯联邦的车臣问题就是最好的例证。对于单一制来说，在中央集权条件下，要合理设计地方分权的制度安排。例如作为单一制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就曾推动地方分权改革。具体来讲，单一制下的地方分权制度安排在以下三个方面会降低结果民主成本。第一，国家能力得到增强。地方分权有助于使中央政府摆脱事无巨细的局面。“瘦身”后的中央政府可以腾出更多的精力来专注于地方政府监督，保证中央政令的畅通。第二，治理绩效得到改善。地方分权制度赋予了地方更大的自主性和灵活性。 地方政府不仅可以及时回应民众的诉求，而且有充足的财力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第三，文化成本大大降低。民主转型之后，地方自治选举可以有效地激发公众的政治参与热情，提升民众的政治效能感，增强地方政府的合法性。
基于以上分析框架，推进有序民主的低成本发展可以总结为以下三条基本策略：以宏观的成本-收益考量为指导，以培育民主的基础条件为前提，以完善民主的基本制度为保障。
（一）以宏观的成本-收益考量为指导
首先是在经验层面上。民主的发展不是在童话世界里的一场罗曼蒂克的旅行，而是一场影响深远的制度变迁。“在具体发展过程中，必须考量实现发展目标所付出的成本，不计成本的政治发展是非科学的，甚至是昙花一现的。”[14]但是现实情况中却有三种认识罔顾这一事实。一是民主速成论。持这样观点的学者无视早期民主国家长达百年的民主进化史，也无视新兴民主国家的现实国情，凭着自己的臆想来建构民主乌托邦。一旦这样的思想付诸实施，后果可想而知。二是民主万能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则是无视当今一些早期民主国家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也无视新兴民主国家动荡不安的局势，追求民主价值而忽视民主建设的复杂性。这种认识终究只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三是历史终结论。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根本无视制度生长的文化土壤，坚持认为除了西方民主制度以外别无它途，必须全盘西化。这三种脱离民主发展实际的认识论对于推进民主发展都会产生严重误导，并有可能造成无可挽回的高成本。因此有必要在经验层面上扫清这三种错误认识，回归民主发展的现实。
其次是在价值层面上。民主成本的价值追求就是增进人类社会的福祉，降低制度变迁对于人类社会可能造成的损害。但是原有经济学意义上的微观成本-收益理论是不符合这一价值追求的，甚至可能损害这一价值。从理性选择的角度出发，每个人都是“经济人”，那么每个人都会根据成本-收益来作出这样的选择。在这样的假设下，每个人都从自身利益出发的结果有可能会造成所谓“集体行动的困境”，无法推动民主的进步。从统治者的利益出发，统治者可能更愿意维持专制，因为收益可能大于成本，而被统治者可能更愿意民主，因为觉得这样收益更高。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民主发展的结果只会是高昂的民主成本。因此很有必要将经济学上微观的成本-收益视角上升为具备宏观视角的成本-收益视角。在宏观视角的关照下，成本与收益不再是单纯的个人算计行为，而是以人类福祉为目标的集体行动。民主政治是一种共识的政治。在价值层面上以宏观成本-收益视角为指导，为共识的形成提供认识论基础。
（二）以培育民主的基础条件为前提
首先是改造结构性条件。在这里所指的结构性条件是指在上文中提到的社会秩序。笔者已经指出社会秩序对于结果民主成本的影响具有根本性。同样的民主制度在不同的社会秩序下往往会产生不同的制度绩效。因此必须积极改善社会秩序。从自然国家向权利开放型秩序转型有三个门阶条件：“门阶条件1：对精英的法治。门阶条件2：公共或私人领域内的永久性组织。门阶条件3：对军队的统一控制。”[10]206具体来讲，就是要从三个方面来改造结构性条件。一是制度化精英之间的关系。社会秩序产生于对暴力的抑制。在自然国家，上层精英的斗争往往十分残酷，甚至有时会颠覆现有秩序。因此对于新兴民主国家而言，首先必须要依靠法治来解决精英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以免危及民主制度。二是推动政治组织的制度化。在自然国家，非制度化的组织常常伴随的是等级庇护制。庇护制与个人领袖共兴衰。事实证明，这并不有利于实现政治的稳定。因此要着手提升政党等组织的制度化程度。三是改造军队干政的结构基础。第三波民主化以来，许多新兴的民主国家饱受军事政变的困扰。因此要实现高质量的民主发展，必须要着手改造军队干政的结构因素。
其次是培育功能性条件。这种功能性条件对于民主发展来说是一种量的影响。积极培育这些功能性条件有利于提升民主的质量，降低民主成本。这些功能性条件包括：第一是经济发展。高质量的民主不仅仅只是具有合法性，而是合法性和有效性的统一。经济发展在推动城市化、提高教育水平、促进文化转型和阶级结构变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这些方面的变化为民主制度的运行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支撑。第二是社会资本。帕特南指出：“建立社会资本并非易事，然而，它却是使民主得以运转的关键因素。”[15]217第三是社会力量。一个强大而成熟的社会是成熟民主制度的重要标志。它的存在不仅可以有效抵御来自国家权力的压迫，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而且在培育社会资本具有三个重要效应，即“一是培育合作习惯和公共精神。二是培育互信、互惠、温和、妥协、谅解、宽容的品性。三是培育与人交往、共事的交流技能”[16]116。第四是公民文化。制度的生长以文化为土壤。不培育公民文化的土壤，民主制度只是空中楼阁，是无法运转起来的。着手推进公民文化的培育才能推动民主制度的良性发展。
（三）以完善民主的基本制度为保障
首先是完善国家治理结构。一是在横向层面上处理好制约与效率的关系，理顺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民主制度在横向层面上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权力的相互制约。但是权力的制约不意味着要阻碍双方的正常运作。如果立法权过于强势，在人事和政策上全方位地干扰行政权，那么行政权的效率会大打折扣。这就要求明确立法权与行政权的权责，对行政权的效率予以充分的关注，避免因僵化的制约体制损害民主的治理绩效。二是在纵向层面上处理好集权与分权的关系，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单一制和联邦制的根本区别是权力授予的不同，一个是自上而下的，一个是自下而上的，而不是集权与分权区别。对于刚建立民主制度的单一制国家来说，要在制度设计中考虑适度分权。现代民主精神的重要表现就是自治精神。在单一制下完善这一安排，不仅有利于培养公民文化和增强政权合法性，而且能够调动地方积极性，提升民主治理的绩效。对于刚建立民主制度的联邦制国家则情况相反。正如前文提到的，民主转型过程中，中央权威往往会受到削弱，而地方权力则过度膨胀，形成与中央相抗衡的局面。这些国家应当有意识地适度集权，增强国家能力。
其次是完善具体制度安排。一是完善代议制度。“代议制民主之所以在近现代国家被普遍实践，从根本上来讲是由于代议制民主较为现实地解决了民主质量与民主效率、民主成本与民主绩效的关系”[17]，在新兴民主国家中代议制空转，街头政治成为政治参与常态的例子比比皆是。对于刚建立民主制度的国家，应尽快完善代议制度，畅通代表与选民的联系，积极回应民众诉求，增强议会对行政权力的监督才是降低民主成本的根本之道。二是完善选举制度。对于新兴民主国家的当务之急就是根据本国国情来选择和完善相应的选举制度。如果这个国家的民族成分单一，没有族群矛盾，那么选择和完善多数表决制是一种较为理想的选择。如果这个国家族群较为复杂，族群矛盾较多，那么选择比例代表制可能有助于减少矛盾，增进共识，降低民主成本。此外，混合选举制也是民主政治较为常用的选择。三是完善政党制度。一方面，要推动政党的制度化水平。在一些新兴的民主国家中，政党制度化水平非常低，政党的个人化色彩非常浓厚，总是随着领导人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政党领袖应当及时改造政党，打破地域分界，建立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制度化政党。另一方面，要增强多党制的稳定性。两党制相比多党制来说更具稳定性。对于实行多党制的新兴民主国家来说，应当加速政党的分化组合，形成稳定的政党联盟，避免因政党过多而导致稳定多数局面无法形成。
参考文献：
[1]李永洪.从成本考量的视角看人类对民主政体的理性选择[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 ：33- 40.
[2]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二十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M].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3] CAROTHERS T.The End of the Transition Paradigm[J].Journal of Democracy，2002(1) ：5-12.
[4]陈尧.新兴民主国家的民主巩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5]巴林顿·摩尔.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M].王茁，顾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6]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刘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7]西摩·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M].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8]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西德尼·伏巴.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与民主[M].马殿军，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9]胡安·林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M].孙龙，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
[10]道格拉斯·诺斯，约翰·瓦利斯，巴里·温格斯特.暴力与社会秩序：诠释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的一个概念性框架[M].杭行，王亮，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3.
[11]严海兵.民主化引发政治冲突的原因及解决方案[J].学海，2010(2) ：116-120.
[12]阿伦·利普哈特.民主的模式：36国的政府形式和政府绩效[M].陈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3]杨光斌.政治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14]张明军，陈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实践前提与创新逻辑[J].中国社会科学，2014(5) ：38-59.
[15]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M].王列，等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16]王绍光.民主四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17]李永洪，虞崇胜.重视成本考量：民主制度形态转换中不可忽略的一个问题———以直接民主向代议制民主嬗变的原因分析为例[J].理论导刊，2012(3) ：26-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