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于2016年5月17日在北京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总书记的讲话提纲挈领地把握了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核心问题，指明了当前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基本方向。习总书记深刻洞见了现代社会对于旧有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挑战。在全球化和社会转型背景下，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日趋多元，主流与非主流并存，社会思潮纷繁激荡，产生了新的社会现象，也暴露出新的社会问题。旧有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已经不足以解释、应对新的问题。而且，全球化及信息技术的发展让文化交往更为频繁，文化话语权的构建成为哲学社会科学面临的重大课题。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形成自己的文化核心竞争力，那么在文化交往中将处于被动地位，甚至导致文化交往的失语。因此，习总书记明确提出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伦理学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中发挥着价值引导与道德规范功能。建设中国伦理学无疑是我国当代伦理学者们应担负的历史使命。
中国伦理学是一个基于中国特色、问题导向和中国经验的新的伦理学范式，它有别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也不是中国传统伦理学的当代延续，更不是西方伦理学的中国化。在此提出建设中国伦理学，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1.现行的伦理学理论已经表现出时代的滞后性
我国现有的伦理学基本上是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解释道德现象的一种理论体系，为我国的伦理学建设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不可回避的是，这种理论体系已经明显滞后于世界伦理理论的前沿和中国现实的道德生活。其主要原因是，传统伦理未实现现代转型以及以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为基础的伦理学体系与中国话语之间存在间隙。就传统伦理学而言，作为文明古国，我国有着丰富的传统伦理资源，也对世界文明做出了突出贡献。我国传统文化在历史长河中连绵不绝，本身就是世界文化的奇迹——曾与中华文明同时期的其他文明都出现了历史的断裂，有的甚至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然而我们的传统伦理也有着自身的问题。我国传统伦理文化长期处于独自发展的状态，缺乏与其他伦理文化的交际，表现出鲜明的同质化特征。虽然我国传统伦理思想流派众多，但基本属于“同质异构性的内部文化”[1]。这使得我国的传统伦理显现出封闭的倾向，最终走向了一元化的道路——儒家伦理由此走向传统伦理的中心。虽然儒家学说也在历史的沿革中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流派，但一元化的知识结构让其缺乏完备的自我批判能力，无论“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都以儒家伦理原典的真理性作为前提，导致传统伦理体系的固化。传统伦理建立在以宗法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之上，强调人们对于宗法伦理的服从，并将道德生活与政治生活紧密结合。这种特质产生的后果在于：人的主体精神受到压制，伦理更多地变成外在的规范；道德不但成为人们参与政治的资格，也成为政治人格的衡量标准，而且将家庭内部的伦理要求范化为政治伦理规范，形成“家长制”的伦理秩序。这与现代社会宣扬人性，倡导自由、平等的伦理理念相距甚远。因此，传统伦理学难以适应新的现代伦理结构，也很难对当下出现的伦理诉求做出回应。
当我们打开通向世界的大门时，未完成现代性转型的传统伦理受到了严峻挑战。由于我们无法从中获得与现代文明对话的给养，我们在国际文化对话中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也产生了对传统伦理的质疑与批判。打破旧道德、树立新道德成为当时急切的呼声。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成为我国的指导思想，构建以之为内核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成为伦理学建设的中心工作。但是，为了满足从旧道德向新道德的紧迫需求，我们的道德建设一度过于粗放，一定程度上缺乏学术的从容。这种仓促表现在：其一，对于传统文化采取了简单否定的态度。我们没有系统分析中西伦理的差别，没有站在现代性的视角谋求传统伦理的转型，而是把传统伦理完全置于现代伦理的反面。其二，没有深入马克思主义思想之中提炼马克思主义伦理观念，而是套用了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本理念、学术框架和学术方法。这种不加批判地搬用偏离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其三，由于缺乏深层的反思与检验，我们对于伦理学的认知出现了误解。如万俊人教授所言，受到苏联伦理学影响，我们将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道德现象”和“道德关系”，而道德则被理解为“调整人们相互关系的行为原则和规范的总和”。这种理解显然带有片面性，并缩小了伦理学的研究领域，让伦理学成为规范性的学科。事实上，规范性研究只是伦理学的一部分，所有与价值相关的问题都应在伦理学的视野之内。[2]由于我们没有找到传统伦理与现代性的结合点，囿于苏联模式的伦理学框架又限制了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导致我们原有的伦理学不能及时跟上社会发展的脚步，表现出在知识内容和研究范式上的滞后。
如前所述，我国主流伦理学带有明显的苏式风格，具有舶来特点。这就造成我国伦理学的言说方式和建设路径没有完全融入中华民族的特殊语境。原有伦理学中国特色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伦理理论缺乏民族维度。近代以来对于传统文化的排斥动摇了我们的道德自信。当我们站在现代性视角批判传统伦理的时候，我们也否定了其合理性，忽视了传统伦理的形成与民族历史的必然联系。我们的伦理观念和道德机制源自独特的民族生活方式和历史境遇，包含在民族对于自我、他人以及社会的认知之中，是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原有伦理学消极地看待传统伦理，没有充分发掘其中的道德资源，一些优秀的道德元素没有融入伦理学体系之内。即便我们现在开始正视自己的道德文化，为汲取传统道德营养做出了积极努力，但在宏观层面依然没有建立系统化的民族伦理理论。其二，伦理范式缺乏中国特质。哲学学术范式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性。普遍性在于，所有哲学学科都有其自身的知识获取方式和发展规律；特殊性在于，所有哲学学科的学术范式都依赖于所处的人文环境而生成、存在。这就是为什么即便我们可以就某些价值和道德原则达成共识，但在不同的社会情景中，价值的内涵、道德原则的践行方式却存在着显著差异的原因。现有伦理学无论是学科的划分、知识的提炼、分析工具的采用还是学术评价，都更多借用国外的既有成果。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更为频繁地与其他地区的文明接触、交往。在这一过程中，由于西方文化的强势，我们更多地扮演倾听者的角色。伦理学界出现了大量引入、介绍西方理论的现象，也倾向于借助西方的学术方法研究中国问题。而我们却不同程度地忽略了从中国的道德脉络和道德叙事中形成属于自己的伦理范式。其三，伦理立场缺乏中国态度。伦理学关照价值世界，而价值既处于构建之中，又在特定时期呈现出客观性。其客观性表现在，处于道德共同体的人们总是会就基本价值理念达成共识，这种共识为大家提供了对话的基础，也决定了人们的道德倾向。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我们处在道德共同体之内。如何将共同体的道德立场表达于伦理学之中，成为学界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回溯已有的伦理理论，每一流派都呈现出鲜明的道德态度，比如自由主义将个人自由置于伦理话语的中心位置，社群主义关照共同体的利益，等等。我国以集体主义作为基本的伦理原则，但尚未形成独特的学术流派。
3.现行的伦理学难以形成世界对话权
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文化在全球各个角落交流、汇集，不同文化的对话已成常态。在全球化趋势中，如何通过对话表达本国、本民族的道德诉求，增进其他国家、民族对自己的道德理解和道德认同，是摆在伦理学人面前的时代挑战。国际对话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语言交流，而是赋予自己权力的方式。陈正良等学者援引福柯对于话语权的阐释指出，“话语不仅仅是思维符号和交际工具，而且是人们斗争的手段和目的”[3]。伦理学的国际对话除了向世界传递我们的价值观念、道德内涵，更要以我们的道德理论影响甚至引导其他文化群体对于道德的理解和价值判断。这就要求我们不但要形成自己的道德话语，更要在道德的言说中形成比较优势，成为道德价值的引领者。原有伦理学过多沉浸在其他文明的道德话语之中，从理论内容到表达方式都根据他人(主要是苏联和西方)的规范与标准。以并不属于我们或者我们不擅长的方式参与交往，让我们难以完成对于既有理论的超越从而处于被动地位。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在国际伦理学的舞台上，我们很少听见中国的声音。当然，也有很多学者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在国际有影响的论坛和期刊发表自己的成果，但其中发出的更多是个人层面的声音。如何通过学术整合发出中国伦理学集体的声音，依然任重而道远。
要让我国的伦理学散发民族文化的光彩，具备国际道德话语的对话、引领能力，就必须开创新的学术体系，建设中国伦理学。中国伦理学有别于中国化传统伦理、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和西方伦理学，是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探索与实践、与民族文化高度融合的产物。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唯有植根于我国道德文化，中国伦理学才能形成独特的气质与风骨。当然，中国伦理学不是要将现代社会置于传统伦理的规导之下，将后者作为前者的道德解释体系或者道德解决方案。一度有学者试图将传统伦理“合理化”，即谋求将之作为现代道德体系的可行性。这种脱离时代背景的文化移植势必造成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中国伦理学则是基于当代中国的道德共识，以我们所熟悉的道德话语表达伦理诉求，以我们的道德思维对现代生活进行伦理反思，以我们普遍认同的道德生活方式促进伦理价值的实现。在马克思主义道德的牵引和传统道德的滋养中，我国道德文化蕴含着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既强调个人私德的完满，又强调为国家、社会做出贡献。这是我国道德与西方道德的分野。西方近代受自由主义的影响，道德文化呈现出“消极”的态势。对于个人权利的维护也成为西方伦理学的核心话语。个人自由、个人权利的绝对性造成了个人与社会的紧张，这种紧张广泛见诸西方伦理学研究之中。中国伦理学倡导人际与社会的和谐共生，兼顾个人主体性与社会实在性，从相互依存的视角看到社会道德生活。这就决定了中国伦理学具有与西方伦理学不同的理论维度。
实践是伦理学的基本向度。从亚里士多德提出“伦理学”的概念开始，伦理学就致力于构建“善”的城邦，为公共生活提供“善”的指引。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每种技艺与研究，同样地，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4]。这就决定了伦理学与道德实践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实践知识是伦理学的主要知识类别，伦理学知识有着强烈的实践指向。亚里士多德区分了理智德性与道德德性，明确指出伦理学研究与其他研究的本质区别在于这种研究“不是思辨的，而有一种实践的目的”[5]。自然赋予了我们道德能力，而此能力需要在实践中体现和完善。中国伦理学的生成与发展显然必须立足于中国实践。我国有着与其他民族、社会不同的道德实践环境。其一，我国积淀了独特的道德传统。千百年来，道德一直处于我国社会话语的中心地位。道德生活与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密不可分，道德价值发挥着统合性作用。这种传统延续至今，当前人们在生活中仍旧对道德予以更多关注。其二，我国社会保留着熟人社会的诸多特征。虽然我们开始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换，但社会行为和心理还是受到熟人社会的影响，延续着熟人社会的道德习惯。“血缘”是熟人社会联结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以此为基础的道德关注人们的伦理身份，强调伦理秩序。其三，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之中，社会流动性增强，社会分群趋势明显。群体间的道德关系日趋复杂，也衍生出新的道德诉求。独特的社会条件既为伦理学带来了挑战，也让中国伦理学的重塑成为可能。一方面，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与现代的交织催生出新的道德话语和道德元素，为伦理学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知识来源。另一方面，当我们面对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和文化语境时，我们必须寻找与之相适应的伦理学研究方法，探寻有效实现主流价值引领、达成道德共识的伦理机制。伦理学的中国气象恰恰需要在上述学术努力中进行塑造和展现。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树立社会主义新风、社会主义道德培育到改革开放之初的“四有新人”培养、公民道德建设，再到当前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我们结合自己的社会、文化特点进行了一系列的道德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逐渐构筑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伦理建设道路。[6]
关照现实、服务国家是中国伦理学应有的情怀与担当。对于国家重大问题的回应也是伦理学形成中国特色、保持学术活力的主要途径。当代中国的重大问题主要源自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世界格局的变化内生对于新型国际正义秩序的吁求。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不得不应对诸如气候变暖、消除贫困等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在共同而有差别的责任面前，只有准确定位国家的伦理角色，才能在充分保障国家权益的基础上履行我们的应尽义务。同时，一些原本属于国家内部的问题也被上升到国际层面，需要为国家的主权伸张提供正当性支持。其二，社会生活的变革引发了道德话语的改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运行机制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近年来，社会组织日渐成熟，社会权力发展壮大，社会完成了从国家权力支配向多元权力共治的现代转型。要在多元权力结构中维护党的政治权威、保持各种权力间的界限、达成权力主体间的协同合作，就必须对社会道德关系进行调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主导社会资源的整合、分配和财富创造。市场经济在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凸显出效率与公平、自由与平等间的价值张力，有待权利理论与正义理论的关切。公共领域的形成与扩展则期待公共道德的支撑，社会成员不但要做一个好人，更要成为一位好公民。其三，新技术的出现与推广导致了新的道德难题产生。比如网络技术、特别是移动信息技术的普及，深刻改变了人的交往方式，并形成了虚拟化社会。生物技术在提高人们生命质量的同时也改变了人类的繁衍方式，打破了自然伦理关系——特别是克隆技术的诞生。要让我们免于陷入新技术的道德困境，就必须进行伦理观念和思维模式的革新。着眼于中国重大问题不但能帮助我们深化对于国家现实的认识，更能为伦理学提供新的增长点。中国伦理学应以对接中国重大需求、解决中国重大问题作为内驱动力。
构建中国伦理学的要义在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导，充分吸收人类道德文明成果，建设富有中国特质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地加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形式，是中国伦理学的理论导向。与以往建立在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伦理学不同，中国伦理学不应简单套用任何既有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范式，而应返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本质，在正确理解马克思道德思想的基础上系统构建马克思主义伦理系统。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指导意义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道德立场和解析道德问题的方法。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没有从动态、发展的视角看待马克思主义，而是僵化理解马克思经典著作中关于道德的论述与观点，严重削弱了理论体系的反思和创新能力。而且在原有伦理学中，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内容大量沿用了苏联的研究成果，以之取代了我们的独立思考。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理论体系，在新的时代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新的表达方式。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已成为我国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空洞的理论教条。中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实践的历程，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从毛泽东思想到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我们基于中国现实、顺应时代要求，充实、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使之有机融入民族文化谱系之中。中国伦理学建设必然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贯穿始终。这意味着：其一，中国伦理学必然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场，从社会主义关于人与社会关系定位解读道德生活的价值与意义，提炼适合当前社会状态的伦理原则与规范体系。其二，中国伦理学必然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解释、解决道德问题的基本进路。其三，中国伦理学保持学术开放性，以批判继承的方式对待传统道德文化和为人类共享的道德资源。如习总书记指出的，兼容并包、博采众长是中华民族的鲜明品格。任何学术成果都是人类文明的共有财富。关键在于我们要坚守马克思主义的道德标准，在尊重、吸纳传统和西方道德文明的过程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实现多元道德文化的有效整合，使之成为学术创新的推动力量。
中国伦理学需要保持开放的学术话语，广泛吸收、借鉴传统与西方伦理体系的营养，使自己站在世界伦理学发展潮流的前沿。习近平总书记敏锐洞见了学术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他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强调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是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传统伦理和西方伦理都构建了各自的理论图式，反映出在一定时期、一定社会环境下的道德镜像，积累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和研究经验。以之为参照可以更为完整地把握人类道德生活的脉络和规律，增强中国伦理学的传承性、合理性和科学性。闭门造车只会造成道德文化的断裂和滞后，我们也曾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对于中国伦理学而言，一方面，我们要怀着文化自信回溯自己的道德历史，充分挖掘传统伦理的精华。传统伦理蕴含的对于高尚人格的追求、对于生命的关怀、对于自然的敬畏依然是我们宝贵的道德财富，为我们解释当前伦理现象、规避伦理困境提供了道德智慧。值得注意的是，以往的传统伦理研究过多停留在理论批判或理念的现代性诠释层面，甚至出现了较为普遍的过度阐释现象，完全剥离历史语境强行为其注入现代意义。这些工作还是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传统与现代割裂的问题。系统引领传统伦理的现代转型才是中国伦理学应该承担的学术任务。另一方面，我们要秉持尊重、包容、平等的姿态从西方伦理中汲取养分。毋庸讳言，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发端于西方。在长达千年的学术探究中，西方建立了成熟、规范的伦理学体系，对于现代性问题也有更早的体验与关切。参照西方伦理有助于我们加速中国伦理学的现代化进程，预判社会发展中可能发生的道德问题。关键在于，我们不能仅仅成为西方伦理的学习者和传递者，而应与西方伦理一道成为世界道德文明的建设者。
就学术体系而言，我们要形成科学的学术规范和评价标准，促进伦理学的健康发展。要建设中国伦理学，除了杜绝学术不端行为，还要凝练学术形式、内容的基本要求。当然，我们允许伦理学研究形式和内容的多样性，但也要防止学术边界的含混，以致非学术性的语言、成果也混迹于学术体系之中。此外，建设中国伦理学还需诉诸客观、合理的评价体系。伦理学有着自身的学术逻辑与规律，优秀伦理学成果的产生通常需要深厚的道德知识与经验积累，是在对人生、对社会生活长期思考基础上形成的，所以不能以单纯的量化指标或者经济价值对之进行评价。我们的学术评价体系既要激励伦理学者全身心投入伦理事业，又要避免学术浮躁，要为学者从容执着于学术理想创造空间。就学科体系而言，其一，要厘定学科门类，划定学科之间的清晰边界。当前的伦理学科分类过于宽泛且缺乏明确的标准，对于学科归属的确认通常采取约定俗成的方式，容易造成门类混乱。一些新兴学术方向的兴起导致学科从属关系的混乱。实现学科分类的规范化是构建中国伦理学的重要基础。其二，要推进学科的交叉与联结。伦理学的特点在于，道德存在于广泛社会领域之中，要思考、解答相关领域的道德问题，不仅需要道德知识，还需要道德知识与专业知识的融合。目前，伦理学虽然形成了很多交叉学科，但道德知识与专业知识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鸿沟，导致很多时候伦理学的交叉研究沦为伦理学者的自说自话，难以融入专业领域。实现专业知识与道德知识的统一是伦理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方面。其三，要确立学科优势。随着人们对于道德生活的关切，伦理学研究队伍不断壮大，越来越多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展了伦理学研究，但是学科同质化倾向明显。如何凝练本专业的学术特色、确立学科优势，成为伦理学界面对的普遍性问题。这就要求伦理学学科要结合人才队伍、研究传统，准确定位学科主攻方向、建设目标，建立符合自身学术条件的培养体系和研究机制。就话语体系而言，构建伦理学流派是把握学术话语权的中心环节。学术流派意味着学术共同体成员有着相近的学术主题、相似的学术方法、相一致的学术立场，并且获得为学术界公认的代表性成果。伦理学过去基本延续着作坊式的学术研究模式，学者个人是研究的主体。这种方式不能有效整合学术资源、形成学术合力，导致学术话语的薄弱和分散。现代知识的庞杂与分类的细致加深了个人能力的局限。即便再优秀的学者，也不可能如亚里士多德一样成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而只能掌握知识领域的细小分支。因此，学术的团队合作显得尤为必要。只有组织稳定的学术团队，才能获得丰厚的学术积累，实现学术传承，从而形成厚重的学术话语。同时，中国伦理学的话语表达一定要是“中国的”，从基本理论到原则规范都要讲“中国话”，中国传统伦理的言说方式和现代中国的道德生活语言，都应是中国伦理学的学术语言，都应该能回应中国道德实践，能提升中国道德建设经验，能唱响中国道德“好声音”。
注释：
[1][2]万俊人：《论中国伦理学之重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
[3]陈正良等：《国际话语权本质析论——兼论中国在提升国际话语权上的应有作为》，《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7期。
[4][5][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3、37页。
[6]参见葛晨虹：《回顾与展望：伦理学理论与实践六十年》，《道德与文明》2010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万俊人.论中国伦理学之重建[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1).
[2]万俊人.现代性的伦理话语[J].社会科学战线，2002，(1).
[3]陈正良等.国际话语权本质析论——兼论中国在提升国际话语权上的应有作为[J].浙江社会科学，2014，(7).
[4]葛晨虹.回顾与展望：伦理学理论与实践六十年[J].道德与文明，2010，(1).
[5]王小锡.新中国伦理学六十年学术进路[J].道德与文明，2009，(6).
[6]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中国伦理学与道德建设六十年发展历程[J].齐鲁学刊，2010，(1).
[7]张异宾.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J].中国高等教育，2015，(1).
[8]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协调会议办公室.中国学术与话语体系建构(总论·人文科学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9][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