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最近的扶贫调查为基础，我们出版了《柔性扶贫：基于乡村价值的扶贫理念》（中原农民出版社），之所以提出“柔性扶贫”的概念是基于“刚性扶贫”事实。以往扶贫理念大都是以资源短缺与不足为贫困的原因，而扶贫实践则是以获取外部资源为特征。两者结合就形成了强大的争取外部资源的动力，外部资源的设置是自上而下的，因此很难适应千差万别的反贫困实践。为了争取到宝贵的扶贫资源，就只能采取削足适履的措施，使自己的扶贫项目与上级制定的项目相符合，而不顾其是否符合当地实际需要。这是刚性扶贫的最为突出的表现。在以往的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定点扶贫、对口帮扶等诸多扶贫类型中，无论是输血式还是“造血式”扶贫，其注意力都是集中于获取外部资源，有什么资源就做什么事，有啥项目就把它机械地搬到贫困乡村去，不管它是否适合乡村的需求。在中央提出“精准扶贫”后，这种倾向就越发明显。一些地方面对巨大的外部资源，特别是易地搬迁资金的诱惑，不顾客观实际地开展把“易地”搬迁变成了“异地”搬迁，甚至为了获取项目而搬迁，为了搬迁而搬迁。村庄搬家了，贫困依旧，甚至连原本存在的生计也损失了，只能靠低保生活。一些地方错误理解了“精准”的含义，把“精准扶贫”演变成了“精准救济”，导致一些地方争当贫困户现象的出现。这些都是刚性扶贫带来的负面影响。
针对扶贫理念和实践中存在的误区，我们提出“柔性扶贫”概念，旨在帮助人们更准确地理解“精准扶贫”，以提高扶贫实践的有效性。
相对刚性扶贫而言，柔性扶贫至少包含以下四层含义。第一，柔性的扶贫理念。传统扶贫理念大都具有很强“刚性”，外部项目、资金等资源机械地进入贫困村，不论是产业项目、文化项目、村落建设，还是资金的使用，都属于被动接受的项目，可以落地，但很难生根，不能实现与乡村有机体融合。这是扶贫项目成为“项目孤岛”的主要原因，使扶贫效果打折扣或扶贫资金打水漂。柔性扶贫的理念，把乡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包括了经济的、政治的、社会和文化的资源，乡村有特定的资源利用方式，特殊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人们的传统和习惯。这些要素相互作用、影响和制约，形成了村落有机整体和乡村自身的发展规律。柔性扶贫主张沿着乡村固有价值系统安排扶贫项目，使外来项目融入村落体系，促进原有乡村结构体系的更新升级，而不是在原有体系旁边孤立地竖起一个与乡村无关的项目，更不能想当然地重新制造出一个新的乡村结构，因为那是十分困难的。
第二，柔性的扶贫内容。任何单一的扶贫项目或措施都不可能成为解决乡村贫困的灵丹妙药，越扶越贫的现象也是存在的。一些产业扶贫项目不仅没有增加农民收入，还破坏了当地生态环境，丧失了乡村的和谐文化，甚至使农民背上了债务的包袱；一些教育扶贫项目，注意力集中在把少数有头脑的人教育出了乡村，留下的是缺少生机的乡村空壳，使乡村进一步衰败。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柔性扶贫内容不是仅盯着一时一事，而是体现扶贫的综合内容和综合措施，不仅要重视基础设施、产业与文化设施、民居等硬件建设，还强调与硬件建设相配套的柔性项目，如社区对资源的配置及管理能力，社区内部对公平性的认知与行动，村民文化、法制、道德与社会责任素质的提高，民俗与乡土文化的传承与活化，村民健康生活方式的培养等等，同时也注意对贫困村民价值观的教育与培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的配套与协调，所追求的不仅是收入的增加，更着眼于村民幸福指数的提高。
第三，柔性的扶贫手段。柔性扶贫不是通过外部资源供给方的强硬干预，不是通过强制命令，不是外来人以救世主姿态的指手画脚，也不是“一对一”的直线式地给予或救济。而是通过“乡村互助、团结发展”的手法，激发社区内在活力及向心力。扶贫手段不仅有直接的，更强调间接的，强调通过有机体合力的作用解决贫困问题。如成立社区合作社、创新各类社区股份制度、形成村落互助制度和互助风尚等，都有利于解决特殊原因导致的贫困问题。柔性扶贫重视外来支持者的重要作用，但也充分认识其局限性，主张采用陪伴成长的方式与社区共同面对贫困，以支持与尊重的方式，满足贫困村民的不同需求，在脱贫的过程中相携成长。柔性扶贫特别强调尊重村民的主体地位，外来人的作用主要是为村民提供信息、反映老百姓的需求、帮助贫困村民分析脱贫的路径，而不是为民做主。
第四，柔性的扶贫过程。柔性扶贫不是疾风暴雨式的运动，而是春雨润物细无声的滋润过程。不是竞相宣布脱贫的数字游戏，而是实实在在地让老百姓体验到幸福生活的扎实努力。柔性扶贫相信脱贫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用能用立竿见影的投入换取某段时间收入显著提高，或短期内村庄外貌的直观改变，而是综合考虑到村庄文化、精神、生计、治理等多方面的因素，获得村庄的整体进步和人们生活的全面改善，而且这种变化和进步是可持续的。因此，柔性理念的精准扶贫是个不断反馈和反复校正的过程，不是锁定目标、路径不变化的机械行为。中央强调精准扶贫的针对性，提出“对象要精准、项目安排要精准、资金使用要精准、措施到位要精准、因村派人要精准、脱贫成效要精准”。其最终目标是脱贫成效，一系列的“精准”决不能理解为机械、直线、刚性的措施，而是围绕脱贫建立有效的帮扶机制，这种机制是灵活的、可塑的、能适应不断变化的复杂情况的，因此，必须贯穿柔性的理念。
二、柔性扶贫是一种工作方法
简单地说，柔性扶贫的基本假设认为乡村本身是有价值的。乡村由一系列的要素构成，这些要素相互联系构成了乡村有机整体，乡村贫困是因为乡村有机体结构遭到了破坏，要解决乡村贫困问题，就要着眼于修复乡村结构。修复的办法可以是创新、发现、利用、放大原有的资源，也可以是引进新的资源使之融入原有的乡村价值系统。在这样的基础上，可以形成柔性理念精准扶贫的基本工作程序和方法。
第一，整理乡村资源。基于乡村价值的柔性扶贫，最基础的工作是整理乡村所具有的资源。乡村资源十分丰富，最主要的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自然资源，如被称为“财富之母”的土地资源，是山地、丘陵还是平原，决定了农业产业的类型；包括地下水、河流、土壤水、大气水等在内的水资源，水资源短缺是很多山区贫困的重要因素；还包括乡村生态与生物资源，如动植物资源和微生物资源、光、热、风、降水等气候条件等，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发生着巨大影响。
其次是社会资源，包括村落的地理位置、所在区域、道路交通、信息通讯、技术知识、人口构成、村落社会结构、组织形式与组织程度、村落社会关系等；也包括村落形态、家庭、家族、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管理方式等，社会资源是影响自然资源利用的重要因素。
其三是文化资源，包括农业制度、耕作传统与习惯、村民的生活方式与习俗、乡村共同信仰、村规民约、法律制度、行为规范以及文化、娱乐活动。也包括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态度以及对现代科技的采用等情况。文化资源不仅可以作为提升乡村产品品质的重要因素，也影响着村民生活的幸福感。
需要指出的是，乡村所拥有的丰富资源类型往往没有明显的界限，决定了乡村资源整理是非常繁琐而细致的工作，只有清晰掌握乡村的资源状况，并对其进行梳理、排列，才能为合理利用乡村资源实现脱贫目标奠定基础。
第二，平衡乡村资源。乡村资源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资源能否体现其价值，成为村民的财富或者为生产生活提供服务，则要看资源要素之间是否协调平衡，要素之间的关系是否合理。合理的关系有助于每个要素发挥其作用，并能达到和谐共生的协调状态。不合理的关系会导致要素难以发挥作用，或沦为孤立要素被闲置，或成为累赘而起负面的作用。
平衡乡村资源的基本做法是考察每一个资源要素对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社会、文化等等功能的作用。以土地资源要素为例，如果要流转土地不仅要考虑其对农业生产、农民收入的影响，还必须考虑对农民生活的影响，考察对乡村生态的影响以及对社会文化建设的影响。如果考虑单一生产，不考虑其他，势必出现生产发展了，生活质量下降了；收入提高了，生态破坏了；村庄“漂亮”了，文化失落了等现象。这方面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其他乡村发展要素的分析也是同样的道理。需要指出的是，平衡资源的主要手段是制度和文化建设，通过制度和文化创新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资源要素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和要素与要素之间的关系。
第三，发现乡村价值。这里的乡村价值不仅表现为要发现乡村整体的生产、生活、生态、社会、文化等价值，也要强调发现乡村构成要素的价值。人们常用“捧着金饭碗要饭吃”来形容乡村资源得不到有效利用的情况，事实上由于人们认识不到乡村资源的价值所在，致使一些资源长期处于休眠或浪费状态。发现乡村资源的价值，有两个重要途径，一是考察资源利用的历史，也就是要清楚某一资源要素所具有的传统利用方式，考察其老根上能否发出新芽。二是从不同角度看待已有资源，乡村是多要素、多学科的综合体，当用不同学科、不同视角、不同思维方式审视乡村时，就会发现一般人难以发现的价值或被忽视的价值。经济学、社会学、民族学、生态学、文化学、管理学、美学、建筑学以及旅游、创意等等，都可以在乡村中发现自己的学术领域并作出价值判断。除了不同的学科视角外还要强调不同主体的视角，城市人与乡村人有不同的视角，官员与学者有不同的视角，他们的需求不同、追求的目的不同，对乡村构成要素价值的判断也不同，只有综合不同主体的意见，才能发现乡村的深层次价值，为合理开发和利用这些资源要素提供依据。
柔性扶贫是基于乡村价值系统的扶贫理念和方法，以此为基础可以形成一系列的乡村扶贫策略。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价值放大。如果我们把乡村的自然资源（如山水林田）、社会与生活资源和乡村社区形成的产品分别作为三角形的三条边，可以构成一个“财富三角形”。传统贫困村落资源所构成的三角形面积很小，这是乡村在封闭环境中、运用较低水平技术条件，利用有限资源产生的财富。这种环境下的财富循环具有封闭、低水平、脆弱性等特征。随着人口增加或环境恶化，此循环能力不断衰减，结果陷入的是贫困的低水平循环状态。如何使乡村的财富增加，也就是使传统的低水平的小财富三角形变成新的大财富三角形。这可以通过三类资源的延伸、丰富和融合来实现。与传统扶贫思维定势不同，放大乡村价值不是把外部资源作为解决乡村贫困问题的直接方式，而是把乡村已有资源作为发展基础，把过去人们视而不见的或者认为没有价值的乡村资源赋予其价值含义。这些资源有些是有形的，如山水林田；有些是无形的，如气候、习俗、信仰等；有些是物化的，有些则是文化的。把这些零散的、不为人所认识的资源，整合在一起成为乡村可以获得“利益”的产品，形成村落价值基础上的产业融合。在产业融合思路下放大乡村资源价值，一般沿着两个方向进行：纵向主要是延长产业链，增加生产环节，以获得更多的附加值。与以往人们认同的专业化产业链延伸不同，柔性扶贫的产业链延伸是在乡村内由村民自己完成的。横向则是实现乡村自然资源、社会资源、文化资源的融合，促进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的协调发展。
贫困地区发展有机农业、特色农业、乡村特色手工业以及乡村旅游业的发展，都是乡村价值放大的具体体现。发展乡村旅游扶贫，就是把以往不认为是资源的新鲜空气、青山绿水、传统民居、民俗以及老百姓的生活方式等都变成了可以产生财富的资源。一些民族手工艺品、传统食品制作也作为商品开发出来的，贫困地区的生产不再以“量”取胜，重复“做大做强”传统思维，而是追求“精而有特色”，满足特殊人群的特殊需要。这些特色就是把乡村价值融入到商品之中。
第二，制度创新。制度的作用在于通过改变要素之间的关系，实现资源的重新组合。我们知道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是从变革土地制度开始，通过制度创新形成了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几十年人民公社体制没有解决的吃饭问题。这一制度创新到底改变的是什么，实际上改变的是人与土地的关系。乡村要素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仅仅是联结要素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进而爆发出难以想象的活力和创造力。扶贫过程也必须遵守制度创新原则，一些地区为帮助劳动能力缺陷的贫困户脱贫而创造出的“股份制”也是一种制度创新尝试。
需要指出的是，减贫脱贫作为一项社会性活动，离不开社区居民之间的交往互动。这种交往互动有利于贫困农村在公共设施维护、困难群体照顾以及抵御自然灾害等问题上的有效面对。熟人社会中的社区关系网络形成一种互惠机制，可帮助穷人共同对抗贫穷。灾害往往使一个家庭陷入绝对贫困的境地。这种情况下，人们会主动予以协助生产，使处于困境的家庭不至于荒弃生产，在生活上也会给予必要的帮助。精准扶贫不能紧靠外来人一对一的扶持，更不能靠“公司加农户”的所谓产业带动，而是要创造村民互助的氛围和机制，要格外地注意作为熟人社会的村庄共同体建设。只有建立在村落共同体基础上的真正农民合作才能够把扶贫政策惠及到贫困农户。所以，制度创新不仅体现在协调人与物的关系，同时也要注意协调人与人的关系。
第三，要素引进。要素引进是扶贫最常用的手段，也是扶贫者的兴趣所在。当一个系统运转缺乏能量或活力时，引进新的要素可以为原来的系统诸如新的活力和生机。要素的引进需要注意三个问题：一是要素引进与乡村价值体系相融合，避免项目孤岛；二是既要引进物质要素，也要注意文化要素的引进；三是智力资源的引进与培养，特别要处理好农民主体与外来人的关系。
柔性扶贫策略把农村固有的文化逻辑和社会规则作为评价产业扶贫项目进村的评判标准，只有与当地老百姓生产生活相契合的项目才能扎根发芽、开花结果，才是可持续的。否则就只能是“项目孤岛”。需要强调的是贫困乡村要素引进，不能仅盯着钱和物，要把技术、人才的引进放在突出地位。农民是扶贫开发的主体，只有改变贫困村民包括观念、知识、技术、价值信仰以及生活态度在内的综合素质，才能为可持续的脱贫奠定基础。但是这不影响外来者的作用。实际上乡村的价值仅仅靠贫困村民的自觉认识是十分困难的，或者说只有在外来者培养、启发、引导下，农民才能理解和发现乡村资源的价值。台湾桃米村青蛙资源的开发，被认为是台湾乡村社区营造的成功案例，青蛙资源的发现就是在“外来人”的帮助下获得的。台湾的“社区营造”被认为是一场最基层、最普及、最温和，但影响却难以估计的社会运动。它在唤醒人们对乡村、家乡和土地的感情，使疏远的邻里关系和亲情在逐渐复苏和密切等方面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这也是近些年人们开始重视新乡贤群体的重要原因之一。扶贫中的“因村派人”就是要选派能够发现乡村资源价值的人才，项目安排、资金使用、扶贫措施都只有以乡村价值为基础才能真正精准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