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失序世界中的秩序
近来学界有很多关于“世界失序”的讨论。处于国际治理体系核心的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出现了问题，如经济低迷、贸易保护主义、政治保守主义、民粹主义、恐怖主义、难民危机，欧洲一体化进程出现倒退迹象，联合国安理会和世界贸易组织等机制受到挑战。继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标志着西方总体实力走向衰落以来，２０１６年的国际政治经济发展表明西方体系的根本理念———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也受到了严重冲击和挑战，因而有学者提出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终结了。如果说世界失序或者秩序终结的结论还为时过早，那么至少国际秩序不确定性增强是知识界和政策界的普遍共识。
上述讨论隐含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究竟什么是秩序？什么是秩序的界定性或者构成性因素？实力、制度，还是规范？所谓世界失序的种种现象似乎与实力变化、制度受挫和规范弱化都有关联，但又不是单一要素能够完全解释的。为使研究具有可操作性，本文将研究对象框定为东亚安全秩序。安全秩序是国际秩序的核心，东亚是国际经济与战略重心转向的目的地，是崛起大国中国和霸权国美国利益交织和互动最为频繁的地区，也是国际制度和规范首先有可能出现重大变化的地区。近年来，随着中美亚太博弈常态化朝核、南海等问题成为地区安全热点，东亚安全的复杂度和紧张度上升，安全冲突风险增加，地区安全秩序进入重塑期，不确定性成为突出特征。本文选取东亚安全秩序这一更加具体的问题进行研究，试图增进对国际秩序及其演变过程的理解。本文研究的具体问题是东亚安全秩序之所以不确定的根源是什么？如何理解复杂现象背后的不确定性？东亚安全秩序的演进动力是什么？从中是否可以捕捉到具有普遍意义的秩序逻辑、规律和发展趋势？
本文拟采用国际体系的社会本体假定，即假定观念、规范、文化和文明等理念性因素是塑造、界定和支撑国际秩序的根本，其中文明进程是最深层次的塑造、界定和支撑力量。这个假定并不是要否认物质性因素的重要作用，而是试图超越对国际秩序的物质性理解和理性主义分析，将当前的国际互动置于一个更加广阔的历史进程中，从理念、思潮和文明趋势来理解其当前的不确定性和未来发展走向。
本文拟从文明过程论的视角来理解东亚安全秩序的演进动力。本文提出，东亚安全秩序是文明过程塑造的，当前东亚地区具有普遍意义的文明理念和实践主要是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两种文明过程在权力、中心、普遍性和秩序等核心概念和实践上的激烈对冲，导致东亚地区相关行为体对于权力结构、安全规范和安全利益的认知出现重大差异，甚至采取了对冲性的政策行动，从而进一步放大了因物质力量重大变化直接导致的地区安全秩序的不确定性。本文指出，多元化、地方化和人本化是东亚安全秩序的发展趋势，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将长期持续存在；各方应以共同进化的文明思维，建设具有包容性的地区价值体系和秩序。最后本文简要探讨了安全秩序不确定情境下中国的地区安全利益及战略选择，以及本项研究对于理解国际秩序的普遍和一般意义。
东亚安全秩序的不确定性日益凸显，但是关于东亚安全秩序的研究却鲜有突破。已有研究对秩序的假定无论是物质本体还是观念本体，大致都是结构与霸权的分析，研究的核心是中国对二战以来形成的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的冲击以及美国对其霸权的维护。
（一）战略协调与霸权秩序
近几年来，随着东亚安全热度上升、现实主义回潮，东亚安全秩序的现实主义研究几乎主导了该领域的学术话语。结构现实主义关于安全秩序的基本理论是均势和权力转移，即均势论和霸权稳定论，以及在此基础上衍生的东亚二元秩序论。
均势论学者认为东亚安全秩序是权力结构界定的，秩序转型与演变是中美之间霸权与均势的演进过程。他们承认东亚安全秩序的不确定性，认为其发展趋势主要取决于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实力对比变化及战略竞争，最终体现为实力和利益在中美等地区主要国家之间的再分配。因而，对于东亚安全秩序构建的建议大多是在战略层面，即中美战略协调和利益相互妥协。此种中美均衡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美苏两极结构，而是权力转移过程中既竞争又合作的战略协调与相互制衡。
霸权稳定论学者提出，自二战以来，亚太地区的基本稳定是通过美国主导的多层等级体系实现的中国、日本和印度都在这个体系之中，美国的地区安全承诺与体系稳定高度相关，也就是说，美国需强化对亚太的安全承诺与投入，以维护美国霸权秩序的稳定。进攻型现实主义认为，随着中国军事和经济实力崛起，必然追求东亚地区霸权，中美冲突在所难免。
东亚二元秩序是指近年来东亚在一体化进程中出现的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依赖美国的现象且这两种依赖都有各自相应的制度支撑。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伙伴关系以来，中国成为推动地区增长和经济一体化的引擎，中国融入并积极参与东盟建立的地区机制，在东亚逐步形成了中国主导的地区生产网络和经济秩序。而与此同时，地区中小国家在安全上大多依赖美国，美国双边安全同盟依然主导着东亚安全秩序。随着二元结构各自发展和强化，东亚秩序的不确定性在增加东亚地区是否能超越二元结构或者维护二元结构的基本稳定、不冲突，取决于中国、美国和地区中等国家的战略选择。
（二）利益协调与制度秩序
新自由制度主义接受新现实主义关于国际体系无政府性和国家作为理性单一行为体的基本假定但是提出国际制度可以协调国家间利益，推动有条件合作的产生。制度起初是霸权国出于维护自身利益和霸权体系提供的公共产品，但进入国际体系之后有了自主性，为国际体系成员和国际治理所需要，因而即便是在霸权国实力衰落之后，制度和制度治理体系依然可以维持运行。奥巴马执政以来，为应对日益增加的跨国威胁，提高全球治理的效率和效力，推行新自由国际主义，核心思想也是美国主导下的大国制度合作。
根据新自由国际制度主义理论，即便美国相对实力走弱，但是只要美国建立的制度体系不断维护和加强，依然能够管理好中国的崛起，实现利益协调和共同治理，维持美国主导的制度秩序。奥巴马政府的亚太转向战略基本也是依照这个理论设计的。在安全上，加强美国安全同盟体系；在经济上，通过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来重塑亚太经济一体化；在政治上，加入东亚峰会并试图对其重新定位与设计，以发挥美国的领导作用。另外，有学者提出，虽然中美在地区的权力转移已处于进程之中，但远未实现，在这一过程中，制度战略将对地区秩序的塑造发挥关键作用，中国和东盟都是地区制度构建的重要行为体。
（三）规范竞争与安全共同体
规范理论认为秩序是由体系主导规范界定的，秩序的变化来自主导规范的变化。当主导规范走弱的时候，现有秩序就会弱化，失序风险增加。当主导规范经过竞争被替代，就会出现秩序的更替，因此，东亚安全秩序是安全规范界定的。东亚安全秩序的不确定性来自于日益加剧的规范竞争。
在这个领域，大多数研究依然遵循观念霸权的路径，研究中国是否可以被美国和西方主导的国际安全规范社会化。具体就东亚安全秩序而言，即排他性的美国安全同盟规范是否可以维护？该规范包括三个核心内容：一是预设假想敌；二是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挂钩即默许干涉；三是同盟之间相互安全承诺。美国安全同盟秩序是否能够维护取决于同盟规范能否社会化中国，即中美之间实现深层次的规范和身份认同。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社会化程度增强。但大多数西方学者对此持悲观态度，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美国从根本上对亚洲国家没有身份认同，所以只是采取双边安全同盟的制度方式主导地区安全秩序，并未形成多边集体安全体系，严格意义上这个由美国主导的双边安全同盟体系并非安全共同体；二是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差异导致中国无法最终融入美国主导的西方体系，因此随着中国实力崛起，在东亚只能形成中国主导的不同于西方的规范秩序。
外一种研究路径强调东亚秩序的多元多重特性，特别是中小国家行为体东盟的规范性作用。以不干涉、最小制度化和协商一致为基本规范的“东盟方式”，不仅推动东盟国家建设安全共同体，而且还在更大范围的地区合作中推动地区安全规范建设，不同程度地实现了大国社会化，成为规范秩序的重要塑造力量。因此，至少现实主义的权力制衡规范与东盟的安全共同体规范共同作用于东亚，共同塑造着地区安全秩序。
（四）历史经验与文明秩序
一般性的文明与国际秩序研究大约提出了三种观点即文明冲突、文明融合与文明分治。这些研究以结构性方法为主，以核心要素来界定文明，文明互动的结果往往是由其本质属性决定的，比如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的冲突、欧洲国际社会与东亚国际社会的分治。这些研究将文明物化和结构化，实际上以文明替代了国家以价值和制度替代了实力，与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思维是一致的。当然也有学者从文明多元多维的视角和文明过程的视角提出，以文明交流、互动与相互生成为主要内容的文明融合可以是和平和谐的。但是以融合为主要内容和特征的文明过程研究大多聚焦历史经验，缺乏当代实证。
从历史经验和文明进程研究东亚秩序大多强调其独特性，这类研究强调，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具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偏见，并不能有效解释和预测东亚秩序的发展变化。历史上，东亚曾经出现过不同于西方的国际体系，如中国的朝贡体系和日本德川幕府时期的次地区体系，它们都不同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这两种东亚体系秩序也许能够更好地应对当前的地区政治现实。同样基于对历史上中国主导的东亚朝贡体系的分析，有学者提出，东亚历史上的等级体系不同于美国霸权体系，它将形式上的等级和实质性的自治相结合，稳定性更高；且朝贡体系不仅有密切的贸易联系，而且有文化和治理模式的扩散，因此地区国家自愿追随强大的中国；未来面对中国崛起，东亚地区国家不一定以冲突的方式来联合制衡中国，而更有可能遵循历史实践追随中国。
综上所述，近年来关于东亚安全秩序的研究有几个共同特点。第一，研究对象主要是大国，即大国力量对比变化、互动策略与国际战略；第二，研究问题主要是秩序结构问题，即权力转移或霸权维护，大多隐含着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与此消彼长的零和思维；第三，应对秩序不确定性的策略大多是个体主义的，缺乏整体主义思维。
三、文明过程论与国际秩序：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视角
本文试图超越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对国际安全秩序的物化分析、单位分析和结构分析，采用文明过程论的基本假定，提出国际秩序是文明过程塑造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是当前塑造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主要文明过程。本文指出，东亚是一个强现代性地区，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全球化过程同时带动了后现代思潮对地区的冲击，东亚安全秩序的不确定性可以被看作是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两种文明过程在地区对冲的表征。
（一）文明过程与国际体系
关于文明的界定学界有很多争论，本文假定文明是“既存在巨大内部差异又松散聚合的文化体系”。作为基本的社会建构，文明既可以成为物化的政治形态，也是弱制度化的社会秩序。文明体现在各种社会性实践和过程中，同时也被社会性实践和过程所建构。
文明研究一般有两种导向，即行为体导向和过程导向。理性主义研究和变量研究是行为体导向的研究，这种方法考察的是给定不变的实体之间的互动。社会学研究方法，比如网络研究，是过程导向的研究，其分析单位是“时空境域中运动的关系”。本文采用的是过程导向方法也就是将文明视为社会性过程。文明过程论包含着以下几个重要假定：第一，文明过程具有本体地位，即文明不仅仅是政治结构、社会制度和单位互动的背景，而且本身就可以塑造社会结构、建构行为体；第二，过程是运动的关系，因而文明具有流动性，其表征特点和本质属性都会发生变化；第三，只有过程中的文明才具有社会意义，实践是过程的基础和重要内容，实践过程创造有社会意义的边界；第四，文明过程是逐步进化的过程，进化孕育于其内部多元和外部交往中。实践既构成文明过程本身，又推动文明的进化，二者是共生关系。
文明研究通常将人类社会的文明分为两大类，即轴心时代文明和现代文明。轴心时代文明大约始于公元前６世纪，以世界主要宗教和人类精神意识的产生为标志，人类从本能人发展到反思人，力图超越现实并把握自己的命运。现代文明产生于近代，以欧洲启蒙运动推动的科学技术革命为标志。１６４８年建立至今的威斯特伐利亚现代国际体系是现代文明过程的一部分。本文假定文明过程是最深层次的政治形态和社会秩序的塑造过程，是塑造和再造国际体系的最深层次的动力。当代世界文明过程以现代性为主导性规范，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既相互生成，又彼此竞争和对抗。由于前现代性鲜有进入国际政治主流议程因而，本文重点研究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对冲对东亚安全秩序的塑造。
（二）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现代性是启蒙运动后出现的社会秩序。现代性以人的解放为目标即解除神的秩序对人的控制、自然对人的束缚和人对人的压迫。解放人的根本手段就是理性。理性和普遍主义是启蒙思想的核心。工业化和大机器生产是现代性的重要标志。在国际政治领域，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是在现代性思维下诞生的。民族国家是国际政治的基本单位，它拥有主权和领土等本质属性，并且在其领土范围内拥有最高权威和对武力的垄断。国际政治和政治权力被理性化和普遍主义化。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就好像物质世界的原子，是单一的、独立的、属性一致的，是从时空和互动背景中抽离出来的。现代化也是一种社会政治的演进方式，是技术导向的经济增长。其基本假设是，“不发达”国家通过或多或少遵循一套类似西方的规则，就可成为“发达”国家。
后现代性是一种思想、批判方式和文化思潮，自２０世纪末以来产生了重大影响。“后现代”一词最早出现于１９３４年的西方文学作品中，用于描述“现代主义内部发生的逆动”。１９４５年，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用“后现代”来表示西方文明史中一个新的历史周期，即“西方统治告终，个人主义、资本主义和天主教教权衰落，非西方文化抬头”。后现代性产生的现实基础是信息化的后工业社会。信息和知识爆炸瓦解了旧有的分类概念和原则，导致西方建立在分类基础上的知识体系整体崩溃、支离破碎。过程化和多元化是信息化的后工业社会的两个重要特征，完整统一的规则丧失了，使人产生失去秩序和确定性的无力感。与此同时，现代自然科学越来越揭示出事物的相对性、非确定性和不完全性，也破坏了现代性赖以依存的确定性世界观。在政治领域，宏观政治让位于微观政治；政治斗争不再局限于上层建筑领域，而是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出现；为伟大政治目标服务的宏大政治叙事终结，政治犬儒主义兴起。
（三）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颠覆
现代性迷恋基础、权威、统一，以主体性为基础和中心，坚持抽象的事物观。后现代性以反权威、反正统、去中心为灵魂以不确定性、否定性、多元性、非连续性为特征，是对始于笛卡尔的、以确定性为特征的现代性思维的质疑和颠覆。
现代性是启蒙理性精神冲动下对秩序的追求，即否定一切不能同化的权利、根据和事物，对“他者”去合法化。后现代思潮认为，任何总体化的努力，对整体、普遍、同一、必然、连续性的追求都具有暴力性质，因其必然以压制和排斥个别、局部、差异、偶然和非连续性为代价。现代性依赖宏大叙事或元叙述，现代知识通过元叙述实现自身正当性和合法化。后现代主义把宏观社会结构解构了，在后现代思潮下，宏大叙述和整体意识形态坍塌。政治成为个人之间的、日常生活领域中的斗争，人们关注的首先是微观权力。
现代性遵循普遍理性和同一性思维，将局部的、地方的和特定历史时段的价值，呈现为普遍的、全人类的或全民族的共同价值，使之成为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和不可改变的。普适价值的确立意味着某种表征的支配性和优先性其他差异性的价值和表征便被边缘化或者被排斥了。后现代性则强调现实世界的多义多元，强调局部和地方经验的价值。在国际政治领域，实践转向、多元文明研究、全球国际关系理论的倡导都是对普遍经验、普适真理和共同价值的反思与挑战。
后现代性消解了现代性的“中心”思维。后现代性思潮认为，以追求统一中心、绝对真理为目的的活动都隐含着极权。“去中心”就是否认社会现实中的本质、基础和决定性因素。首先被去中心的就是人。自２０世纪中叶以来，人的中心性受到质疑。福柯指出，并无恒常不变的人类主体，并不存在人的核心本质。“我”既不是自己的中心，也不是世界的中心。结构主义语言哲学消解了说话者的中心和主体地位，解构主义排除了文本主体的中心对象、文本的意义。
东亚国际关系体系是西方现代性塑造的，表现出典型的现代性特征。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全球化和东亚地区化进程加速，后现代思潮也传导到东亚本土意识和个体意识从自发走向自觉。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相互交织，从理念碰撞到规范冲击，再到实践竞争，出现了比较强烈的对冲，共同作用于行为体的安全认知，共同塑造地区秩序转型进程，使之表现出高度不确定性。
（一）东亚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当代东亚是一个强现代性的地区，在政治领域，以主权规范为基础的威斯特伐利亚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占据主导地位；在安全领域，领土等传统安全问题高度敏感；在经济领域，大部分东亚国家还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主权规范是随着１６４８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署和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建立而兴起的。主权是一种威权关系，分对内和对外两个层面。对内代表一国领土范围内的最高和最终权威、对领土的有效控制以及对武力的垄断；对外意味着在无政府国际体系中国家平等，没有超越主权之上的权威。主权规范也有法理内涵，意味着威权的合法性和国际承认。对于绝大多数东亚国家来说，主权是一个新近出现的概念，是去殖民化进程的产物。二战结束后，大批东亚前殖民地国家获得独立，面临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双重任务，主权原则成为他们珍视的基础与核心规范；即便是在东盟一体化和共同体建设进程中，主权独立和不干涉仍然是东南亚各国坚守的规范，在主权问题上各方依然敏感度高，防范心理强。当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已经产生“主权汇集”和“现状领土”规范的时候，东亚一体化仍然维持着自上而下的国家间模式，领土争端甚至在近几年成为地区安全热点。从经济社会发展来看，发展理论认为现代性是西方的发明，是从西方向非西方扩散的过程，从资本主义、工业化、科技革命到城市化，大多数东亚国家正处于经济和社会现代化进程之中。
后现代性对东亚秩序的冲击主要是在理念、规范和非传统安全领域。首先是差异、个体和地方经验越来越受到重视，不再迷信单一逻辑的现代性和普适经验与价值。二战后，东亚见证了一个个经济发展奇迹，从日本到四小龙、四小虎，再到中国，推动了人们对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讨论与研究，从“亚洲四小龙”发展模式直至最近的“北京共识”。经济发展所依赖的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因素也在不断被挖掘，东亚价值、儒学和传统思想文化研究兴起。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地方规范、东亚体系、中国学派等研究成果大量出现，表现出强烈的文化自觉。其次在社会文化领域已经表现出去中心、去权威倾向，宏大叙事和英雄叙事逐渐式微，人道关怀和全方位的人的安全越来越成为关注的重心。在东亚各国政治社会进程中可以看到，市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发展迅速，气候变化、生态环保、可持续发展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常常成为影响到整个社会政治稳定的重大议程。
（二）对冲过程中的权力、规范和利益
安全不仅仅是物质性的，也是观念性的，安全规范是特定社会文化背景建构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对冲既是东亚安全文化建构的社会背景和场域，也是安全文化建构的过程本身。由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在权力、中心、普遍性和秩序等核心概念上的激烈对冲，导致东亚地区相关行为体对于权力结构、安全规范和安全利益的认知出现重大差异，甚至采取了对冲性的政策行动，从而进一步放大了因物质力量重大变化直接导致的地区安全秩序的不确定性。
首先，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对冲使地区权力结构塑造受到争霸权和去中心两种力量和过程的冲击，一方面是基于现代性思维的主导权之争或地区霸权之争，而另一方面却是后现代性颠覆主导、消解中心的地区进程。现代性思维的基本特征是二元性、冲突性和排他性。在现代性思维下，东亚安全从根本上是结构性问题，即中国崛起引发的国际体系结构变化；中国在地区进程中主导性和影响力加强，势必导致美国影响力的减弱，东亚安全就是中美主导权竞争的反映。正如上文所述，无论体系结构是由权力、制度还是规范定义的，大国之间的相对力量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新兴大国中国与守成大国美国之间必然出现霸权争夺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亚太是中美互动和利益交织最为密切的地区，因此中美战略性竞争与冲突将首先集中体现在对地区主导权的争夺和对地区秩序的塑造上。
后现代思潮恰恰是要颠覆“主导”，消解“中心”。东亚秩序必然是美国主导或者中国主导吗？所谓中国主导经济和美国主导安全的二元结构真的成立吗？历史证明，不仅存在不同的国际秩序实践，而且霸权体系也可以有不同的逻辑。当前东亚进程的多元多重多维正是对冲“主导”、消解“中心”的体现。东盟通过“东盟＋１”的对话关系机制与各大国开展合作，实现“关系制衡”和在区域合作中的借力打力，维护“东盟制度中心”；与此同时，又坚决维护东盟团结，捍卫“东盟方式”在地区互动中的基础地位。东亚合作的“东盟中心”和“东盟方式”在现代国际关系思维看来是“小马拉大车”。而事实上，“东盟中心”恰恰是对现代性霸权逻辑和“中心”秩序的对冲。
其次，在东亚地区安全规范的塑造上表现出现代性普遍主义与后现代本土主义的对冲。在社会世界中，规范的产生脱离不开特定实践和背景知识。背景性知识不是普适的、表象性的，而是地方的、具体的、自下而上的、自发的知识，并且随着实践的开展而不断发生演变。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化进程，根植于西方背景知识的社会规范随着殖民进程传播到全球，被建构成为普适规范。后现代思潮否定普适性，认为这是一种霸权和极权实践；强调地方知识和地方差异。东亚安全从议程到规范都体现出普遍经验与地方经验的交锋，地方经验获得更多的本土自觉，成为塑造地区安全规范和议程的重要力量。
对于什么是安全，东亚的界定是主权安全和发展安全。对主权安全和不干涉规范的坚持，既是强现代性的表现，也是背景知识和地方规范的自我维护。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东盟将欧盟的“共同安全”规范改造为“合作安全”，保留了共同安全中的两个基本要素，即包容的多边方式和反对敌对性的基于威慑的安全体系，但是去掉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安全合作和国内政治与地区安全的关联性。与此同时，东盟坚决抵制以干涉为核心的各种形式的规范，这才使得东盟安全共同体建设和以东盟为中心的制度化安全合作（如东盟地区论坛）成为可能。２０１５年东盟宣布建成共同体，作为其根本制度和法律框架的《东盟宪章》首先强调的依然是“不干涉”的“东盟方式”。此外东盟强调可持续发展，将非传统安全合作作为优先工作以提升人民福祉。东盟关于不干涉、合作安全与发展安全的理念与中国的“亚洲安全观”相契合，这是由地区特有的经济社会和历史文化背景决定的因为“对亚洲大多数国家来说，发展就是最大安全”。
再次，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对冲导致各方对安全利益的认知出现了重大变化和差异。在东亚安全领域，最显著的例子当属南海争端。从２０１０年美国在东盟地区论坛上公开挑起南海问题，到２０１６年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上台后南海问题转圜，整个过程可以看到在南海问题上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对冲引发相关方安全利益认知的变化，进而助推整个地区安全热度和紧张度上升。南海问题的实质是什么？是领土争端、海洋权益还是大国博弈？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南海出现过一些争议，但是并没有成为地区热点问题。９０年代以后，随着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并启动全面合作南海保持了相对和平稳定的局势。２００２年《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签署，实际上已经建立了关于各方在南海维护和平、开展合作的软性制度。此外，中国的历史实践与行为轨迹证明中方解决领土争议包括南海争议的方式是倾向于谈判协商、和平合作的。那么，为什么２０１０年以后南海问题突然升温、２０１６年南海问题又意外转圜？这期间相关行为体的安全利益认知是怎样发生变化的？
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和地区主要国家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引发东亚地区政治中的现代性过程进一步强化并在互动中不断升级，南海问题成为矛盾的爆发点。美国强化其亚太军事同盟体系；中国建设与其实力地位相匹配的海上力量；南海争议直接当事国在大国竞争态势下对主权领土问题进一步提高敏感度和关切度；南海周边国家担心在大国权力博弈中被边缘化，甚至成为牺牲品，因此将南海争议作为维护自身权益的抓手，要求加快推进更加具有约束力的《南海各方行为准则》，以条约保证权益。另外，话语霸权也推动了南海问题的升级。美国及其盟国不断利用西方话语霸权，先后抛出国际法与国际仲裁、航行与飞越自由以及岛礁建设与军事化等议题，以霸权立正统，挤压中国的维权空间，甚至指责中国“自我孤立”、“分裂东盟”，对不服从的“他者”进行污名化、边缘化和异化。
２０１６年南海问题在杜特尔特上台后突然转圜，其深层次原因可以追溯到后现代思潮对现代性的颠覆。领土主权是现代国际体系的核心属性特征。菲律宾立场转圜并不意味着领土主权不再是其核心利益，而是说毒品、腐败和贫困这些非传统安全威胁是菲律宾面临的更为迫切和严峻的挑战。应对上述威胁的工作不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这样的宏大叙事，但是却实实在在涉及普通民众的安全与福祉。另外，菲律宾立场转圜也并不意味着在大国之间选边站队，而恰恰是改变了“大国中心”的做法，维护和争取作为体系中边缘和弱势成员的个体利益。
东亚安全秩序的不确定并不意味着秩序构建毫无方向，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对冲过程中，东亚安全秩序已经表现出多元化、地方化和人本化的趋势。
首先，秩序多元是必然趋势多元化已体现在安全威胁、行为体、架构、规范和议程等多个方面，多元多维互动为合作开辟了空间。安全威胁的多元化是指除主权领土安全外，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成为各国需要共同面对的最大威胁。东亚地区一体化是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直接驱动的，２００４年印度洋海啸、２００８年中国汶川地震、２０１１年日本东部大地震等都直接推动建立了地区合作和灾害管理在地区安全进程中的优先地位。行为体多元包括两个层次，一是越来越多的国家行为体和国际机制以不同方式进入东亚安全领域，二是跨国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在安全层面的影响日益扩大。架构多元是指东亚地区安全架构和安全合作进程出现多元化趋势除了美国主导的安全同盟体系以外，还有东盟主导的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以东盟为中心的东亚峰会和东盟地区论坛，以及论坛性质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和香山论坛等等。地区安全合作规范也呈多元化趋势，目前主要包括三大规范：一是美国主导的安全同盟规范，二是东盟主张的政治安全共同体和合作安全规范，三是中国提出的命运共同体与亚洲安全观。在安全议程方面，大国竞争与领土主权争端虽然近年来成为安全热点但是地区安全合作的务实性仍然很强，比如可持续发展议程。在去中心、去主导的后现代思潮冲击下，在东亚秩序的演进过程中出现了多元行为体和多重制度与规范在多个维度上的互动，开放性和包容性增强，合作的可能性与合作实践也获得了较大提升。
东亚多元架构的形成是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两个文明过程对冲的很好例证。一方面，自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东亚地区进程在各个轨道上一直在讨论架构问题，原因是在地区秩序转型过程中，现代性文明表现出其内在的对确定性的追求。而另一方面，确立一个统一的主导架构的努力一次次受到冲击和消解，是因为后现代性思潮从根本上质疑确定性、统一性和主导性，认为这必然是一种压迫，必然是以牺牲弱势、边缘、差异和个体利益为代价的。１９９７年东盟与中日韩（“１０＋３”）进程启动被认为是官方推动的东亚一体化进程的开始。因其发展迅速，后来东亚展望小组和东亚研究小组提出要将１０＋３变成东亚峰会，以之为载体建设东亚共同体。东亚峰会的初步设计是东盟与中日韩以１３个成员国的身份参加，然而这个设计在讨论和落实过程中遭遇了激烈争论和各种制衡，最后各方协商的结果完全改变了当初建立一个主导架构的初衷：第一，“１０＋３”与东亚峰会成为平行机制，共同服务于东亚共同体建设的长远目标；第二，依然采取“东盟＋”的制度形式，以东盟为制度中心；第三，东亚峰会成员资格由东盟决定；第四，首届东亚峰会由东盟和其他六个成员国构成，包括最初设计的中日韩，以及后来加上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从“１０＋３”到东亚峰会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间的张力和对冲，架构多元化是对冲实践塑造的。此后，对冲还在继续。美国实行亚太再平衡后，要以其安全同盟为地区安全的基石以东亚峰会作为地区首要的战略与安全架构。但是，东盟一方面将美国吸收到东亚峰会，另一方面又坚持东亚峰会的论坛性质，而另起炉灶以“东盟＋”的制度形式建立了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作为地区安全的官方磋商与合作机制。因此，一方面追求秩序，而另一方面对任何试图建立主导秩序的努力进行消解，这两种实践将长期存在，导致东亚安全架构和秩序的更趋多元化。
其次，东亚安全秩序的地方化得以不断维护与加强，表现为安全规范的本土化，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维护安全的“协商合作”规范。在西方现代性法律规范和契约合作规范的冲击下，协商合作依然维持了其在地区安全秩序中的基础性地位。协商合作是协商承诺，是建设共识的过程。协商承诺没有强约束性，其目标、手段和结果都是开放的。协商一致的关键在于协商过程，这个过程充分考虑全体成员的意见和感受，容留灵活度，保证舒适性；不将观点或决定强加于人，而是努力构建共识、培养合作习惯；过程往往比达成特定具体的结果更为重要，过程可以独立于结果。协商合作的非敌视性环境对于达成初步合作至关重要协商一致的非强制性，尤其是在决策和落实模式及规则上的灵活性，为成员国的国内政治谈判预留了空间，从而为最大限度的多边合作创造了更大的可能。舒适度和协商一致规范保证参与各方的基本利益都得到关注，保证相关议程获得最大限度的支持，保证参与方不失面子、不被孤立。在互信不足、成员身份异质性大的情况下，以协商合作为基本特征的弱制度更加有利于合作的推进和制度的维护，是对基于规则的制度治理的重要补充，也是根植于东亚的“关系”、“面子”和“协商”等背景知识的规范。
南海问题的“双轨思路”就是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对冲塑造的，在规范上表现出较强的本土性和地方性。南海问题的双轨思路是指一方面南海安全与稳定由中国和东盟共同维护，另一方面南海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由直接当事方协商谈判解决双轨思路隐含了几个基本规范。第一，主权与不干涉。鉴于领土主权问题的高度敏感性，所以应由直接当事方来解决，其他方不得干涉。这是强现代性的普遍规范，但是如上文所述，在当前国际体系主权规范演进的背景下，主权与不干涉同时具有很强的本土性和地方性。第二，共同维护南海稳定的办法是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并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这体现了宣言合作与条约合作的相互配合与协调，以弱法律效力的宣言为基础推进合作也是东亚进程的鲜明本土特色。第三，《南海行为准则》的达成需经过协商一致，而争议问题的解决需通过直接当事方的谈判和磋商，而非法律仲裁。在南海争议过程中，东盟官方文件虽然强调国际法，但从来不提仲裁案；东盟内部在南海问题上观点不一致，但宁愿不出文件和成果，也高度尊重和严格遵守协商一致规范和舒适度规范，不强迫其成员统一立场，不强行通过倡议或决议。这其中有主权、法规等强现代性过程，也有尊重差异、尊重不同和个体表达等后现代过程。在很多时候，这两个过程是相互交织、相互生成的，不是绝然对立和对抗的。而总体上看，无论现代性还是后现代性，地区规范的塑造与演进都越来越体现出地方自觉，本土与地方特色鲜明。
第三东亚安全秩序的人本性进一步凸显。人本性就是以人为本，与现代性的“理性人”假定和宏大叙事相比更加关注人性和个体需求。东亚安全秩序的人本性就是以人的安全为本，以促进人的福祉为基本导向。目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东盟共同体建设将人权作为安全的核心内容，二是地区各方认同的“安全与发展”规范。近年来，东盟在人权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保障人权是《东盟宪章》规定的三大核心规范之一，保障和促进人权的制度建设和务实合作始终是东盟的重要和优先议程，其成绩获得了地区和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东亚“安全与发展”规范在危机推动的地区合作和务实发展合作中不断巩固，可持续发展和缩小发展差距已经成为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核心内容，发展规范和发展议程成为塑造东亚安全秩序的重要因素。比如，东亚峰会是地区最高层次的领导人引领的政治与战略论坛，它的优先合作领域是非传统安全，以及可持续发展、互联互通等发展议程而并非传统安全议程。虽然一方面是因为传统安全的高度敏感性，但是另一方面也表明发展安全对于塑造东亚安全秩序的重要意义。
事实上，从东亚多元多重合作过程来看，哪个机制对民生合作重视程度高、投入大，哪个机制就发展快、成果多，对地区一体化和地区秩序的塑造能力就强。中国与东盟对话伙伴关系建立晚，却因为着力打造务实合作而后来居上被公认为是最全面、最有成效的伙伴关系之一。而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从根本上带动和重塑了东亚地区安全文化的转型。“１０＋３”合作由金融危机推动，其标志性成果是应对金融风险的清迈倡议多边化和应对粮食危机的大米紧急储备协议，这两项合作一个建立了地区外汇储备库，一个建立了地区粮食储备库，被认为代表着东亚一体化迄今为止的最高水平，是塑造地区秩序的基础性机制和最具潜力的机制。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由中方发起，在已有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情况下，依然在短时间获得东盟国家积极响应，合作项目得以迅速推进也是因为它确定的互联互通、产能、跨境经济、水资源、农业和减贫五个优先合作领域具有强大吸引力，能助力沿岸国家改善民生，缩小东盟发展差距，实现可持续发展。正如上文所述，在大多数东亚国家看来，发展就是最大的安全。澜湄合作的共同愿景是建立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因此其快速发展必然对次地区秩序塑造发挥重大作用。
五、结论：不确定性与战略选择
本文从世界失序和东亚安全秩序的不确定性切入，试图发现推动秩序塑造的深层次动力。已有的国际秩序研究大多集中在结构与霸权上难以超越二元与零和思维，无法从根本上突破安全困境。安全的物质性很强，但是国际安全是社会性的，物质性安全只有在社会和观念结构中才具有意义。因此，本文提出塑造安全秩序的最深层次规范和动力来自文明过程，并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作为当前国际体系文明过程的主要内容。东亚安全秩序的不确定性是当前东亚地区国际形势的突出特征。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文明过程在权力、中心、普遍性和秩序等核心概念上的激烈对冲，导致东亚地区相关行为体对于权力结构、安全规范和安全利益的认知出现重大差异，甚至采取了对冲性的政策行动，从而进一步放大了因物质力量对比重大变化直接导致的地区安全秩序的不确定性。本文指出，多元化、地方化和人本化是东亚安全秩序的发展趋势，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将长期持续存在。
对于中国来说，面对东亚安全秩序的长期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要保持战略定力，充分认识到最根本的周边安全利益依然是维护稳定与促进发展，为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目标创造友好、有益的周边环境。东亚安全秩序的不确定性实际上为中国塑造周边创造了重大的战略机遇，因为所有争议和不确定都意味着规则与秩序的重塑，这既是中国综合国力上升所必然遭遇的挑战，也是中国参与地区和全球规则制定与体系重塑的重大战略机遇。必须要有战略定力和耐心，要有塑造格局的远见和趁势而上的大智慧、大谋略，在面对问题与挑战时，积极主动作为，将挑战转化为定规则、塑秩序的机遇。
东亚安全秩序的不确定性从根本上是理念的不确定，现代权力政治和理性思维遭遇后现代思潮的全面冲击，东亚安全的去中心化、地方化与人本化趋势日益显现。在此情况下中国应坚定支持东盟中心原则，维护发展安全规范，坚持亲诚惠容战略，将合作共赢作为长远的战略选择，而不是一时一事的权宜之计。上述战略必须从原则切实转化为行动指南，落实到具体行动。东盟中心就是要在地区进程中，支持东盟在多元架构中的制度中心地位，这是化解大国竞争、维护地区合作、赢得地区国家战略支持的唯一可行路径，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维护发展安全规范是对同盟安全和军事安全的重大冲击，是重塑地区主导安全规范的重要抓手，也是排除复杂因素干扰、聚焦发展、以发展建设良好周边环境的规范保障。亲诚惠容是民心工程，必须从国家大战略落实到各级各类行为体的日常具体实践。在与周边务实合作中，进一步向民生工程倾斜；在各类项目中，进一步加强“共有”、“共管”与“共享”；在与周边各个层级打交道的过程中多做换位思考，多一些“利他”思维，维护合作大局。
本项研究虽然聚焦东亚安全秩序，但是对于国际安全和国际秩序的一般性研究也具有普遍意义。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对冲不仅仅发生在东亚也普遍存在于当代国际体系的所有境域之中。后现代性强调多元、差异和开放性，强调社会世界的复杂多面，强调和维护人的尊严和根本自由。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对冲使安全秩序的不确定更加突出，但是与此同时也增强了秩序的包容性，为安全合作开辟了更大的空间，加强了安全秩序的人本导向。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对冲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彼此相互生成、相互转化，推动文明总体走向进步。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如何构建能够包容广泛差异性、关照“他者”的体系价值也许这是走出安全困境的根本之道。
注释：略
注：本文研究受到中国—东盟研究院“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项目编号：ＣＷＺＤ２０１４０５）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