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伦理一经产生就对当代人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全球伦理是在全球问题严重到必须解决的时机才提出的。由于全球危机的不断扩大，现代性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批判。孔汉思将之归纳为四个方面：空有科学，却无智慧来预防科学研究被误用；空有技术，却无宗教力量让高效能的大型科技不可预知的危险受控制；空有工业，却无环保来抵御持续扩张的经济；空有民主，却无道德来制衡有权势的个人和团体巨大的利益。这“四大空有”不单是对现代社会弊端的尖锐批判，而是对现代病的如实解读。
众所周知，以前在人类生活中并没有全球伦理这个理念，在学界也没有全球伦理这个范畴。全球伦理只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才开始流行的一个新概念。有的学者认为：“迄今为止，人们对普世伦理或全球伦理的方法论思考，仍处于一个十分矛盾的初步探寻阶段，没有取得哪怕是大致相似的学术共识。”全球伦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全球性现象，“由于开创性，这一理论的深度与完备性都还有许多欠缺，概念还相当模糊。‘全球伦理’理论提出以后，在国际上引起了颇大关注和反响”。可见，在学界，对全球伦理进行了较为广泛的探讨。目前学者们对全球伦理在概念上有８种不同表述，包括普遍伦理、普世伦理、普适伦理、全球伦理、世界伦理、世界道德、底线伦理、全球意识伦理。所以，全球伦理只是其中的一种表述，即便是２１世纪初，人们对全球伦理的认识也还处于初级探索的阶段。
１９９３年８月２８日至９月４日，第二次世界宗教议会在美国芝加哥顺利召开，来自世界上１２０个宗教的代表参加了会议，通过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份《全球伦理宣言》，提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全球伦理划时代的文件。该文件可以说是“全球伦理”产生的“宣言”。此后，全球伦理研究不断深入。１９９８年在北京召开“从中国传统伦理看普遍伦理”会议。１９９９年在汉城召开亚洲地区的“普遍伦理和亚洲价值”国际研讨会。
以往的学术研究比较侧重理想状态的伦理关怀，而《全球伦理宣言》更加关注现实存在的全球问题，主要是一种对人类生存危机的现实关怀。可以说，以往的普世伦理范畴侧重揭示人类伦理的上限或高尚伦理，而全球伦理则注重发现人类伦理的下限或底线伦理。
《全球伦理宣言》认为，当前全球伦理基础已经存在，能够为一种更好的全球秩序提供可能。全球伦理的基础是各大宗教的共同核心价值。孔汉思认为，全球伦理是一种全球价值，具有一定的整体性，而不是各大文明系统分散性的总和，所以是全球伦理只能为单数表述即英文的“ＧｌｏｂａｌＥｔｈｉｃ”，不能表述为复数的全球伦理，即“ＧｌｏｂａｌＥｔｈｉｃｓ”；全球伦理是一种态度和行动而非理论。由于涉及全球伦理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很难统一，因此搁置基础理论问题，在态度上寻求沟通，这样才使得《宣言》得以顺利通过。最后，大会确定，全球伦理的核心价值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黄金规则，并以现代的方式重写了不杀、不盗、不淫、不妄的具体指令。
《全球伦理宣言》提出的基本精神是，全球伦理应包括“一个基本要求”和“四项不可取消的规则”两大结构。前者是指每个人都应该得到人道的对待。四项不可取消的规则是坚持一种非暴力和尊重生命的文化；坚持一种团结的文化和一种公正的经济秩序；坚持一种宽容的文化和一种诚信的生活；坚持一种男女之间权利平等与伙伴关系的文化。简单概括为反对暴力、主张社会公正、强调宽容、提倡人人平等。《全球伦理宣言》明确指出，“没有全球伦理，便没有更好的全球秩序”。
《宣言》的影响是很大的，对于全球伦理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宣言》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对解决现实的全球问题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其二，《宣言》的提出为宗教界进行对话、沟通提供了平台，有利于世界各大宗教减少误会，和平相处，大大改善了宗教的负面形象；其三，《宣言》表达了对人类社会的终极关怀，有利于引起人们对全球问题的关注，启示主流社会力量关注人类的现实问题。
作为完整意义上的全球伦理并非产生于古代社会，也不会产生于近代，而只能产生于现代。人类从远古发展到近代社会，才产生了全球伦理的萌芽。在后现代、后工业社会发展中，出现危及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球危机，因此，全球伦理成为解决全球问题的时代选择，才结束了全球伦理的萌芽状态。所以，全球伦理的兴起根源于解决全球问题的迫切性，或者说全球问题的出现及其解决的迫切性是催生全球伦理的现实基础。从这种意义上讲，没有全球问题，就不会有全球伦理。
如果说全球问题产生于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么全球伦理产生的历史更加短暂。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在罗马俱乐部的呼唤下，人类意识到全球问题是人类必须解决的根本性问题。七八十年代全球问题更加严重，从而导致后来的全球性道德危机。当全球性经济危机与全球问题威胁到全人类的生存时，才凸显了全球伦理的价值。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工业文明的迅猛发展，全球问题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严重性和危险性接近到了一个临界点。因此，为解决全球问题而构建全球伦理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问题。如果以《全球伦理宣言》（１９９３年）诞生为标志，全球伦理的“产生”只有二十多年的历史。
可以说，全球伦理的重要性、必要性随着全球问题的严重性、威胁性、危险性在不断提升和叠加。２０世纪后半叶，全球问题的不断升级基本上完成了催生全球伦理意识的觉醒。如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惊人的灾难。
随着人类面对的时代主题的不断变化与发展，人类伦理观和伦理政治也随之改变，其发展的重心从古代的神意伦理中心主义发展到近代人类伦理中心主义，再发展到现代地球生态伦理中心主义。人类伦理两次提升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对本族人的伦理规范的提升、对异族人的伦理规范的提升、在解决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伦理规范的提升。
古代人类，基于愚昧，宗教神话思想控制着人们的伦理行为，宗教成为古代人类伦理的唯一准则，认定神创造并主宰人类，因此，人类必须听从神灵的神学伦理，成为那个时代全部伦理的核心。古希腊神话认为宙斯是主宰人类的主神。中国“天罚有罪”成为夏商周的主导伦理基础。犹太人认定耶和华是创生人类并主宰人类命运的唯一圣灵。其他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神圣伦理。可以说，在古代伦理体系中，神居于伦理的中心或核心地位，人为神服务，而不是神为人服务。
在古代，伦理规范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方面，用本族人的宗教神学理念规范本族人的伦理行为本族人必须服从本社会的神学伦理道德。另一方面，社会之间的野蛮行为依然被视为是正当的、合乎本社会伦理规范的，战争中杀死俘虏被视为合乎伦理规范的，因为对待本族人的所有伦理规范根本不适用于异族人。第三方面，人与自然关系上，服从自然、顺服自然才是合乎伦理的。因为那个时代，人还是自然的奴隶，人们还没有足够的能力从自然的束缚中挣脱出来。
在近代，科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推动人类从以神为核心价值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人类不再以神为中心，而以人为中心。首先，对于本国公民，要完全适用于本国的国家伦理。这是近代伦理的第一种表现。其次，在国际关系中，西方社会自认为是文明社会的国家，因此相互之间确立了国家主权平等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而把非西方社会被视为是非文明的社会，完全可以不用文明的手段，即通过军事侵略、经济掠夺、侵吞领土、欺压异族等不道德的行为来征服异族人。再次，在人与自然关系上，近代伦理观引领人类完全走向征服自然、掠夺自然的地步，人类似乎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运用一切科技能力驾驭工业文明，对地球资源进行最大限度甚至是掠夺式的开采和消费。人们把为了满足人类欲望、最大限度运用高科技发展工业文明的行为认定为是天然合乎伦理道德的行为。
但是，这种导致地球资源迅速趋于枯竭的行为，使得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以往的财富观念、伦理观念是错误的———地球资源不是取之不尽和用之不竭的，而是非常有限的，尤其是非再生性资源，用完就没了；人们最大限度地满足（哪怕是“正当性”，何况有很多是不正当性的）自己的欲望的伦理行为不再被看成为是当然合理、合乎现代人类的伦理规范。于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体系开始瓦解了，人类伦理行为正在从以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走向新的伦理。这个新的伦理就是地球生态伦理，成为全球伦理必须包含的内容。当然，全球伦理不仅包括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地球生态伦理，还包括解决人与人关系的人际伦理。
全球伦理的诞生，提升了人类伦理追求的核心价值，它不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而是生态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追求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从而改变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传统理念，也改变了征服自然的野蛮行为。自然不是征服的对象，而是用来保护和维护的对象。
随着全球化的深度发展，全球问题日益严重，已经达到现代人类如果不能有效地解决全球问题就将毁灭人类的程度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为了有效解决全球问题，全球伦理、全球法治、全球治理、全球正义等全球善治的行为应运而生。如果没有全球伦理、全球法治、全球治理、全球正义等善治因素，全球问题将无法得到根本解决。很显然，构建现代人类的全球伦理，是有效解决全球问题的手段之一，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全球问题是导致和加速代际利益冲突的重要根源，全球伦理是解决代际利益冲突的重要手段。代际利益冲突是全球问题之一。所谓代际利益冲突，是指现代人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本代人的利益，过度开发资源，侵犯和剥夺了子孙后代的利益，从而形成的利益冲突。现代人类不像中国古代人那样，忧虑着子孙万代的幸福。现代人的亲缘触及的利益关怀只有三代人的幸福，即爷爷一般只关怀到孙子辈的利益，很少有人关怀三代以后的后代利益。由于这种代际关怀范围的极大萎缩或缩小，使得有些人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而不是三代人以后的利益。现在依然有很多人怀有这样一种不健康的心态，认为“尽管水污染问题严重，但起码从自己到孙子，还有较为干净的水喝，节水和保护水资源还是很遥远的事情，不必从我做起”。代际利益冲突极大地破坏了全球利益的健康发展。全球伦理关怀的是人类整体利益，包括追求如何惠及后代的利益。
第二，全球问题是导致和加速国家间利益冲突的重要根源，全球伦理是解决国家利益冲突的重要手段。有些国家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别国的利益，从而损害了全球利益。如美国尽量不开采自己国家的资源，而想方设法榨取别国的资源享受一定要在美国，而污染却放到别国。相反，全球伦理追求的利益目标是全球利益，而不是单纯的本国利益，各国追求不损害别国利益的全球整体利益，从而能够有效地解决国家利益冲突。
第三，全球伦理是把经济发展模式从不可持续发展提升为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动能之一。众所周知，当今世界越来越多的不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受到了种种的限制，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受到了极大的鼓励，具有无可限量的前途。从伦理学的视角，这正是全球伦理在起作用的重要表现。
第四，全球伦理是构建全球政治体系的根本动能之一。在全球伦理的感召和推动下，全球政治的发展方向正是从恶治走向善治。近代殖民主义时代，帝国主义把亚非拉等地作为殖民征服、盘剥的对象，用以成全本国的利益需要。甚至是现代，有些国家的执政者的执政理念还依然为了关怀如何保护本国的利益而不惜损害他国利益。这种行为是违背全球伦理的。全球伦理要求各国执政者从“只为本国牺牲他国”的恶治走向“互利共赢”的善治，把国家政治提升为全球政治的动能。全球伦理已经成为各国构建合理政府的政治行动准则。所谓“构建合理政府”就是要构建合乎全球伦理要求的政府。
第五，全球伦理是全球法治的基础，把国内法和往日以国家利益为基础的国际法提升为以追求全球正义、全球秩序的全球法治。正如国家伦理是国家法制的基础一样，全球伦理为构建全球法治的基石，全球伦理为全球法治提供了基本的法律底线。国家法律追求国家社会的公平正义，全球伦理和全球法治追求的是全球社会的公平正义。当然，全球法治还处于初始阶段。在这个初始阶段，全球伦理成为构建全球法治的重要行为准则。全球伦理不仅是伦理要求，更是全球法治必须遵循的法律原则。
第六，构建全球伦理是合理发展文化全球化的主要有效手段之一如全球问题包括网络问题。网络辱骂、不文明的人肉搜索，不仅玷污了本国网站，而且污染了全球网络。网络是不分国界的，网络辱骂现象所污染的世界是全球网络社会。全球伦理包括网络文明行为规范。因此，全球伦理是净化网络野蛮状态，走向网络文明的重要手段。
诚然，全球伦理有助于解决全球问题的范围远远不止上述所列情形。由于全球问题的复杂性，对解决全球问题而构建的全球伦理要求也是多方面的，在此不再一一列举。
在没有构建全球伦理以前，国际关系行为体主要追求的目标是利益元素，较少考量伦理元素。全球伦理诞生后，国际关系伦理得到大幅度提升。构建全球伦理之前的国际关系行为体的活动是在“你死我活”零和博弈思维驱动下展开的利益纷争。诞生全球伦理之后，国际关系行为体把“你死我活”零和博弈提升为“互利共赢”的合作博弈。从这种意义上讲，全球伦理是国际关系行为规范从野蛮状态提升为文明状态的关节点，主要体现为下述三个方面：
一方面，全球伦理规范把国家行为体的行为规范从局限于国家伦理提升为全球伦理的高度，这是国家行为体伦理素质的一次大的飞跃。出于解决全球问题而构建的全球伦理，国际关系行为体的主体素质逐渐从国家主义的窠臼中挣脱出来，不断增加了全球伦理元素。以往的国家行为体局限于国界之内，把社会公务局限于国家社会而不是全球社会，追求的是国家利益而不是全球利益；规范国家行为的伦理尺度是国家伦理而不是全球伦理彰显了国家行为的不足。在全球伦理尺度的指引下，社会的视野从国家社会扩大到全球社会，追求的利益驱动是在全球利益关照下的国家利益，全球伦理成为规范国家行为的重要伦理尺度。一个越是缺乏全球伦理考量的政府，就越将失去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相反越是更多地接受全球伦理规范的政府，在国际舞台上越能增大自己的国际影响力。
另一方面，全球伦理提升了从个人到国家的价值层次和高度。从个人视角看，凡是只考虑个人利益、国家利益而忽视全球利益的，只遵从国家伦理而忽视全球伦理的人们，是和全球社会价值取向相违背的人们。凡是在全球伦理规范下的人们，才更有益于构建全球和谐社会。从国家视角看，凡是只考虑本国利益而忽视全球利益，只遵从国家伦理而忽视全球伦理的国家，是和全球社会价值取向相违背的国家，将在国际社会中失去“朋友”（别国），必将失道寡助。凡是在全球伦理规范下的国家，才是有益于构建全球和谐社会的国家，才会在国际舞台上赢得更多“朋友”的信任，从而得道多助。
第三方面，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彰显了全球伦理的重要性及其深远影响。不同社会组织对全球人权发展的影响和贡献是不同的。其中，非政府组织是对全球伦理的最为积极的国际关系行为体之一。非政府组织追求的既定目标有多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全球利益和全球伦理。非政府组织最早诞生于１７世纪各资本主义国家。二战后，非政府组织借助全球化得以飞速发展。截止到２００２年底，各种国际组织多达５５ ２８２个，其中约８７．２％是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逐步登上国际关系舞台，成为国际社会中一支有重大影响的国际关系行为体。非政府组织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继民族国家市场经济后的第三次社会革命。它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公民社会的形成而诞生。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存在着一个日益发展的全球非政府组织社会”。
非政府组织对全球化的影响是积极的。非政府组织对构建全球伦理的积极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非政府组织对于解决全球问题发挥重要作用。二战以来“非政府组织广泛活跃于诸如全球环境保护、国际社会救济、促进国际合作、裁军与安全、人道主义救助等多个领域的舞台上，彼此协调、沟通和达成共识通过集体行动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全球问题的解决，关系到人类的未来。在全球化历史进程中，非政府组织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我们知道“全球治理的主要宗旨是实现世界的均衡发展，解决世界范围的贫富差距问题一直是全球治理的基本目标”。非政府组织在不同的国际场合不止一次地倡导国际经济新秩序，他们超越了国家与民族的界限，为了实现全人类共同利益四处奔走。他们的意见和主张已经或者正在被一些国家和政府间国际组织所采纳。不仅如此，“非政府组织积极参加全球治理对于诸如体现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多重治理价值；推动全球治理的民主化进程；形成普遍的价值体系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正是基于此，有的学者甚至断言１９世纪是市场，２０世纪是政府，２１世纪则是非政府组织。
其次，非政府组织的价值理念是非营利性的，这使得它能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放到为全球利益上去，它把实现全球利益作为自己行动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在此理念的主导下，它的活动更能代表全人类的利益。非政府组织有效地防止了国家政府对公民生活的过度干预，从而维护了普通民众的合法权利；其次对政府职能空白的一种有效补充，对于那些政府不愿意管、也管不好的领域进行有效管理，从而维护了整个社会机制的有效运转。非政府组织弥补了跨国公司片面追逐利润、各国政府一味追求本国国家利益的局限，对全球化的弊端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修正作用。
再次，非政府组织在一国内部主要从事着诸如唤醒民众的世界公民意识，帮助国家为解决全球问题制定相关政策，维护被现代民主所忽视的弱势群体的利益，通过集体的力量对公权力进行有效的制衡。正如有的学者概括的那样，非政府组织通过“唤起公众的环境意识，对国家决策者进行游说，以影响与环境有关的国内和对外政策；协调抵制活动以改变对自然有害的公司行为；参与到国际环境谈判之中；以及监督各国执行相关的国际协议等”。一些重要的国际人权保护机构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人权信息的主要来源，特别是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可以说“没有这些非政府人权组织所提供的信息、资料，联合国人权保护机制和联合国人权特别会议的报告起草工作将无法进行”。这些活动对于推动一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维护社会机制的正常运行，具有其他社会组织所无法替代的作用和价值。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公民社会中积极性最高、活动性最强和社会效益最好的组织形式就是非政府组织。”
最后，由于非政府的价值追求和组织特征，使它成为全球化背景下进行有效的全球治理的最佳社会组织形式。全球化综合症的治疗首先具有跨国性的特征，相当一部分国际非政府组织（ＩＮ－ＧＯ）在诸如国际人权保护问题、全球气候问题、生态失衡问题、世界粮食安全等问题的积极活动以及所取得的可喜成果，足以说明非政府组织在进行全球治理的巨大作用。所有这些为解决全球问题而构建全球伦理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在当前的全球治理中，ＮＧＯ所推行的治理模式可以被视为新的主权形式。在国际上非政府组织为了实现全球利益更好地推进全球化进程与联合国和其他的非政府组织密切配合，共同维护着和发展着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在必要时不惜与一些主权国家相对抗。在全球治理的历史进程中非政府组织的表现更为抢眼，正如有的学者所总结的那样：“非政府组织都是应对全球环境问题与气候变化以及全球气候谈判中独立的和有价值的行为体，并且与国际政府间组织以及国家之间形成了密切的互动关系，而这种互动关系又影响和改变着全球气候谈判的进程，推动着以国家为中心的环境治理模式向多元中心的全球环境治理模式转变。”
当然非政府组织也有其缺陷和狭隘性，当前的许多非政府组织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有的非政府组织在激烈的内部竞争大潮中迷失了自己，成了专为自己谋利的赚钱工具有的抵挡不住当权的恩威并重，成了一些超级大国打击对手、分化异己的奴仆。冷战期间西方的一些非政府组织扮演了“和平演变”的急行军角色；进入新世纪以来又在中东欧爆发的“Colour Revolution”中充当了西方某些国家的政治工具。这些不光彩角色的扮演极大地损坏了非政府组织应有的声誉，也使得当前的非政府组织的发展面临着很大的合法性危机。
全球伦理对国际社会传统伦理的最大挑战，是向国际社会存在的类似自然界中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进行的挑战。
森林法则（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Ｊｕｎｇｌｅ）原来是指森林中大自然世界运行着的“弱肉强食”一种法则，如小动物、年老、体弱、受伤、残废的给猛兽吃掉或病死、饿死，余下强壮的，只有聪明人类才可以继续进化。后来国际关系学者把自然的森林法则引进为国际社会，成为对国际社会无政府主义的某种表达。森林法则最初由１８世纪英国作家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Ｊｏｓｅｐｈ ＲｕｄｙａｒｄＫｉｐｌｉｎｇ）提及过。１８９４年的儿童故事《丛林之书》（Ｔｈｅ Ｊｕｎｇｌｅ Ｂｏｏｋ），描写印度的森林故事。森林法则包含几个元素：耐心等待时机出现；专挑弱者攻击；进攻时须狠，而且须全力而为；若事情不如意料时，保命是第一考虑。
从利益和伦理基础上看国际社会传统伦理，“森林法则”是基于“国家至上”，保护国家利益的国际关系伦理规则。那个时代，国家利益至上，国家伦理为大，故还没产生全球利益和全球伦理。当全球伦理产生后，“森林法则”必然受到严厉的挑战。
保护全球利益的全球伦理与其说是对“森林法则”的挑战，不如说是对国家利益和国家伦理的挑战。这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全球伦理是向旧时代官员利益的挑战；另一方面，全球伦理向国家利益中的国家私利的挑战。世界发展史无数次显现出国际无政府主义“森林法则”的怪诞事情，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其实，在此类事件中，列强（如西方殖民主义者）不仅强取弱国的利益，而且强奸本国人民利益；不仅屠杀外国人民，还屠杀本国人民；他们（如晚清官宦集团等）甚至不惜出卖本国人民利益（如割地赔款）赠送给列强，换取自己在本国的统治地位，换取那个官宦集团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其出发点不是本国人民的利益，而是偷运本国国家利益的某些官员集团的私利；其伦理规则不是国家伦理，而是偷运国家伦理的官宦伦理。官宦伦理就是强盗伦理 就是要欺压本国以实现自己官宦集团的利益最大化。只有从这种理论视角上看，无数次显现出来的国际无政府主义“森林法则”之怪诞就一清二楚了。简言之，这是由旧时代官宦伦理规则所致。
克服这种弊端的路径有两层。第一层用真正的国家利益代替官宦利益，用真正的国家伦理替代官宦伦理。这一层需要用真正的国家利益挑战官宦利益，用真正的国家伦理挑战官宦伦理。第二层，用全球利益升华国家利益，用全球伦理升华国家伦理，克服与全球利益和全球伦理相冲突的那部分国家利益。因为，即便是真正的国家利益和国家伦理，也有与全球利益与全球伦理相冲突的部分（不是全部）。美国是用牺牲其他国家利益确保本国利益的典范。因此，这一层需要用全球利益和全球伦理挑战国家利益和国家伦理。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