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１世纪之交，普京上台执政，开启了俄罗斯又一次由混乱走向秩序、由衰败逐渐恢复的历史轮回。从普京提出“新俄罗斯思想”的国家理念到俄政府实施“重建大国形象”的国家战略，文化治理始终是普京重振俄罗斯雄风的重要方式。据俄罗斯文化部法律政策信息库统计，普京执政以来，截至２０１４年，俄罗斯先后修改、制定了俄罗斯联邦文化、文艺类法律法规文件７９４９部，其中基础艺术类１５１部、造型艺术类３部、电影艺术类１３６部、音乐艺术类１４１部、舞蹈艺术类９部、马戏杂技类１３２部、戏剧艺术类１７０部、图书馆管理７５部、博物馆管理１１８３部、民间文艺创作类１５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类２４８部、国际文化交流类８部、科技信息交流类１６部，还出台了大批关于文化、文艺的国家政策文本。当代俄罗斯如此重视通过法律法规与国家政策来治理国家文化事业和文艺活动，在当今世界十分独特却与俄罗斯民族共同体的传统密切相关。普京时期的文化法律法规和国家文艺政策有鲜明的“俄国化”特征:一是以“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作用”和“社会团结”为核心的“新俄罗斯思想”构成的国家基本价值精神，与西方个人主义社会价值取向大相径庭。二是以国家主导文化领导权、掌控文化语话权、保障公民文化活动权利、保护俄罗斯民族文化遗产与民族文化特色的“主权民主”为立法原则，而与西方的“自由民主”明显相异。三是强调与俄罗斯联邦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本质联系，与西方国家的文化自治政策显著不同。这三个“俄国化”特色都由俄国亚细亚生产方式下的东方社会历史文化特征、中央集权与村社自治的二元国家结构和知识分子协同调整政治生态的社会文化治理历史基因所决定。
在欧洲发展史视野中，与英法等西欧大国相比，俄罗斯长期处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社会变迁比较缓慢的状态中。自１０世纪俄罗斯立族建国以来，既无西欧中世纪以商贸为主要经济形态、以共和中立为基本政治体制的自治城市，也无英、法、德、意等国在中世纪因共同经济利益、社会诉求和道德规矩而构成的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行会行帮，古代俄罗斯社会主体由贵族与农民组成。１３世纪由于俄罗斯已完全成为东正教主导的国家，担承拜占庭帝国“第三罗马”的责任，与西欧渐行渐远，完全没有受到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文化影响，也没有受到新兴资本主义社会的触动，社会发展没有产生现代性转型，始终是一个以小农生产为基本生产方式、以贵族与农民阶级为主要社会结构、以君主专制为国家政体的传统型国家。这样一种生产方式落后、政治高度集中、阶级构结单一的社会构架，缺少相对游离于政府之外的市民阶层。这种被马克思称之为“亚细亚生产方式”下的“东方社会”是俄罗斯长期的社会历史形态，直到２０世纪苏联十月革命前才得到真正的改变。俄罗斯“东方社会”历史形态决定了它必然采取由少数社会精英代表国家管理人民的自上而下的社会治理方式，这是俄罗斯不同于西方的特色之一，也是当代俄罗斯文化法律法规和国家文艺政策的主要治理路径与方法。
在历史上，俄罗斯精英政治的主体是贵族阶层，自上而下的治理方式与贵族阶层的社会定位、生活方式和文化特点密不可分。
从发生学角度看，最早的俄罗斯贵族源自散居各地、并无很大政治影响力的少数部族显贵，他们因不断占有以土地为主要资源的生产生活资料，渐渐成为有一定社会地位、政治权力、经济资源和文化话语的上层人士，称为领主。公元１０世纪左右，一分部领主入城参公，而仍居乡村的领主则成为治理乡村的乡绅长老。一方面领主必须要为王公服军役，效忠大公，尽他对国家的义务。另一方面领主拥有自己的采邑，并通过效忠王公尽国家之义务而获得对自己采邑中农民的统治权。王公是基辅罗斯的封建主，而这些领主则是基辅罗斯的农奴主，他们成为俄罗斯最早的贵族，也构成了俄罗斯早期封建社会的统治者集团上层人士。
公元１２-１５世纪俄罗斯处于封建割据时期。基辅罗斯分裂成１２个独立公国，有的公国进一步分裂成一些王公、领主的世袭采邑和领地。在封建领地上，王公、领主有征收租税、过境货物税及审判其领地上的农民等司法权。领主还可参公，成为杜马的高级公职人员，俄罗斯历史上留里克家族、根基明家族、戈里岑家族、库拉金家族、罗曼诺夫家族、莫洛佐夫家族、萨尔蒂科夫家族、舍列梅基耶夫家族和谢英家族等都在不同时期左右着俄罗斯杜马。１５世纪下半叶，杜马由王公、领主的参政机构演变成直属大公的最高常设政府机关，俄罗斯君主专制制度基本形成。
在俄罗斯贵族中还有一类被称为军功贵族的贵族。军功贵族最早出现在１２世纪末，他们都是王公、领主的亲兵和侍卫属于自由差役，受王公、领主庇护却无人身依附关系。在１３-１４世纪，军功贵族又以服人头役、马匹役和兵器役为条件从王公、领主那里获得领地权。１４世纪起，王公又用土地赏赐军功贵族，伊凡三世就曾把他从诺夫哥罗德领主手中夺取的土地赐给他手下军功贵族。俄罗斯的军功贵族与西欧贵族中的骑士阶层非常相似，是大贵族统治的基础和倚重的对象。他们也是俄罗斯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就是后来遍布全俄各地、掌握各地实权的地主。军功贵族分公、侯、伯、子、男五个爵级 成为沙皇统治最稳定的社会基础、沙皇专制制度统治最有力的政治工具 也是沙皇控制王公领主贵族势力的主要力量。军功贵族必须从１５岁起终生为国家和沙皇服役，同时还要承担纳税和向国家提供新兵的义务。彼得大帝规定，军功贵族三分之二服兵役并从列兵当起，三分之一担任政府文官，从文员做起，且文武差役均不设期限，１７３６年安娜女皇才下令将军功贵族服役期限缩短为２５年退休年龄定为４５岁。至此，军功贵族成为国家统治阶层的主力，而王公领主贵族则成为参政议政的杜马政治势力。１７８５年４月２１日，叶卡捷琳娜二世颁布诏书，予贵族占有农奴、土地、矿山、森林和水源的权利拥有在城市购买房屋、土地、投资建厂的权利。诏书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贵族除谋反沙皇的罪名之外，不受任何法律制约，贵族成为特权阶层。１８０９年，亚历山大一世颁布法令，规定一切拥有侍从及少年侍从称号而未在军事或文职部门中服役的宫廷贵族，必须选定实际服役的岗位。除了世袭贵族外，他们只有靠军功才能获得丰厚的俸禄，自幼就要为沙皇尽忠才能成社会主人，这使贵族成为沙皇专制集权、打击王公领主势力的统治基本力量。
俄罗斯贵族的形成与沙皇君主专制政治同构共行的历程决定了自上而下的主导与管控国家成为俄罗斯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被俄罗斯民族认同为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从８６２年基辅罗斯诞生到１９０５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成立，凡关涉历史进程的重大国事无不如此:公元８６２年，留里克就任诺夫哥罗德王公，最终建立基辅罗斯。９８８年弗拉基米尔大公宣布东正教为“国教”。１５４９年伊凡四世在莫斯科召开了俄国历史上第一次缙绅会议，起用军功贵族担任法官，选举产生地方政府主官，效忠沙皇中央政府，直接对中央政府负责，确立俄国等级代表君主制度。彼得大帝推行西化改革，俄罗斯开启现代化进程。叶卡捷琳娜一世建成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迎来近代科学。叶卡捷琳娜二世在打败土耳其和瑞典、瓜分波兰的同时引进法国启蒙文化，俄罗斯生成现代性思想文化。亚历山大一世科击败拿破仑法国，俄罗斯被公认为世界强国和欧洲的保护者。１８６１年亚历山大二世废除农奴制，开启大改革时代。考察俄罗斯历史可以说凡重大国事的运行、社会治理的实施，俄罗斯基本都采用顶层设计、政府主导、层层推进的自上而下的基本方式。
由历史文化积淀形成的自上而下的社会治理方式在当代的显著表征就是自２０００年以来俄罗斯形成了以总统为决策核心、以联邦会议为立法机构、以联邦政府及下设部门（包括文化部、教育部、通讯与大众传媒部等）为执行机构的政治架构。按照现行的俄罗斯宪法，俄罗斯总统作为国家元首位居立法、执行和司法三权之上，其权力包括组成国家机构、确定内外政策、保障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法律创设活动以及形成总统与总理共同领导政府的协作体制等。依据宪法加之普京个人在执政过程中的强势姿态，当前普京是俄罗斯包括文化在内的各项事业发展的决策核心，对于当代俄罗斯文化法律法规与文艺政策制定实施具有领导与决定权力，并通过联邦会议立法和政府部门实施等方式来实现权力传达、落地，主要体现在:
首先，总统拥有文化法律法规的创制和修改权力。按照宪法规定的程序，总统具有法律动议权，向国家杜马提出法律草案，国家杜马通过的联邦法律要提交总统签署和公布才能生效。总统有权签署或否决国家杜马通过的联邦法律。俄罗斯总统的命令和指示在俄罗斯全境必须执行。普京执政后曾多次就«俄罗斯联邦文化立法基础»等国家文化领域基本法律的相关条款向国家联邦会议提请修改并颁布实施。
其次，总统通过建立或组织国家文化机关、任免领导人或直接指示俄政府部门来推行文化政策意图。虽然俄罗斯政府作为执行权力机关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依据宪法俄罗斯总统具有组成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权力，总理在总统领导下工作，实际上是向总统负责。因此，普京实际上具有根据国家战略需要组建相关文化机构以及任免文化部、教育与科学部等部长的权力，普京也经常直接向政府文化部门负责人下达指示以贯彻执行国家文化战略与政策。２０１４年４月１日，普京直接召见文化部弗拉基米尔.梅金斯基部长，就克里米亚地区并入俄罗斯后立即兴建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等基础设施和开展俄罗斯语言文化教育等系列问题下达指示，为推动克里米亚实现文化回归、增强国家文化认同制定相关政策战略。
再次，总统直接动议研究确定国家文化政策的基本方针并责成政府部门实施。一是主要通过协调制定«俄罗斯文化»联邦项目规划纲要、«俄联邦２０１５年前关于文化发展的国家政策的基本方向»（２００６年６月１日政府决议）、«俄联邦２０２０年前社会经济发展长期规划»（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１７日通过）等发展规划协调立场、统筹设计、贯彻落实各项文化方针。二是在具体实践上，普京通过国情咨文、总统令和重要讲话阐述文化政策的基本方针。三是通过签署联邦宪法法律和联邦法律以及书面否决联邦法律表达总统对国家文化政策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总之，普京时期俄罗斯文化法律法规和文艺政策根植于俄罗斯“亚细亚生产方式”东方社会历史文化深层土壤之中，文化法律法规与文艺政策依然体现的是由社会精英代表国家自上而下领导、掌控、管理文化与文艺的各项社会事业和活动，社会治理路径与方式的历史基因并未真正改变。
普京时期的俄罗斯文化法律法规与国家文艺政策具有强烈的统摄性特征，突出国家对文化与文艺的一元化要求，强调文化与文艺的人民主张，不讲究个体价值与趣味诉求，而具有极强的社会针对性和民众问题意识，直接体现政府当局的民粹执政理念与政权意志。这种文化法律法规与文艺政策深受俄罗斯传统民粹主义社会治理文化的历史基因影响。
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下，俄罗斯社会由掌控土地资源、主导国家政治的贵族地主阶级与阶层与租借土地、依附贵族地主的农民构成，而缺少西欧以手工业者、商业者为主体的市民阶级，也就是资产阶级前身所谓的“第三阶层”。一方面是沙皇的集权制，另一方面是农民的村社自治。这种二元社会结构注定俄罗斯在近千年的社会变迁中将社会治理的中心放在调整贵族地主与农民农奴的现实关系上，社会治理的重点放在解决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政的农民问题上。社会治理有极重的现实针对性、阶级功利性和统治策略性，国家的民粹主义极为突出。
农民问题是俄罗斯历史中最重要的社会问题，是俄罗斯社会治理的重中之重。解决农民问题的民粹主义方略造就了俄罗斯社会治理的基本历史模态。农民始终是俄罗斯社会的人口主体随着中央集权的壮大，俄罗斯农民的社会地位与自由程度逐渐下降。１４９７年伊凡三世颁布的«尤利节法令»还允许农民在每年的尤利节前后一周内完成地主的农活后，可以选择在其他地主的土地上劳动，但到伊凡四世１５８１年颁布«禁年令»时就完全禁止农民在尤利节的劳动转移。１５９２-１５９３年，沙皇政府在全国实行土地和户口登记中将凡记入地主名下的农民归为农奴，而自由人只要替他人做工达６个月以上便沦为奴仆。１５９７年的«追捕令»更严厉地规定逃跑的农民如果在５年内被找回仍归原主。１６４８年缙绅会议通过的«法律大全»在法律上确立了农奴制度 从这里可看到俄罗斯地主曾经对农民进行过绝对压迫与削剥，而反抗必然不可避免。１６０７年１０月，拉辛起义。１７７３年９月，普加乔夫揭竿而起。俄罗斯“现代文学的太阳”———普希金就将俄国农民起义领袖斯杰潘.拉辛、普加乔夫和彼得一世相提并论，认为斯杰潘.拉辛和普加乔夫这些俄国农民起义的领袖，则充满了向往自由、平等的豪情和勇敢精神，他们领导了反抗专制压迫的斗争。普列汉诺夫也认为俄国近代史上所发生的一系列农民和革命者为争取土地与自由的斗争是合理的，是代表俄国农民利益的。这些农民起义孕育了俄罗斯先进的民粹主义政治思想，哺育俄国革命的先行者亚.尼.拉吉舍夫和十二月党人，客观上推动了俄国的社会进步和历史前进。
在解决农民问题的过程中，俄罗斯贵族为社会治理注入了大量的民粹主义文化内涵，拉吉舍夫、十二月党人、赫尔岑等就是他们的典型代表。他们深切地关怀俄罗斯农民的历史命运，看到了西欧文化的先进性，同时深忧俄罗斯文化共同体特性的丧失。这种具有深刻矛盾性的民粹主义思想使得他们在精神上矛盾多虑，在行动上手足无措，其结果是民粹主义成为一种更深邃的精神隐伏在俄罗斯的历史之中，成为无时不在影响社会治理的文化基因。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指出历史是由外部的挑战与内部的应战互动造就的，不同的民族、国家在历史的过程中有的重视外部挑战，有的关注内部应战。俄罗斯在历史上向来以农民问题为社会治理最大的国事 形成了立足民众现实、针对实际民生的民粹主义社会治理文化。这种民粹主义社会治理文化又成为当代俄罗斯文化法律法规和国家文艺政策的文化基因，成为当代俄罗斯文化法律法规和国家文艺政策的重要文化特征。就普京时期的文化法律法规和文艺政策而言，如何解决由于国土面积辽阔、民族混杂众多、民众分散聚居造成的文化发展不均衡和民间文化遗产流失问题是普京执政后面临的最大挑战。
据统计，在俄政府全力推进的文化强国战略———«俄罗斯文化（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２-２０１８年）联邦目标计划»中，用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个城市文化发展的投资几乎占了联邦总投资的近８０％，这虽与俄罗斯“双城记”的历史地位和战略价值直接相关，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俄罗斯当前地域、城乡文化发展及投资的不均衡性。为此，２０１４年颁布的«俄罗斯国家文化政策基础»特别将“形成无社会地位差别、无民族属性差别、无宗教信仰差别、无居住地域差别，覆盖所有俄罗斯公民的高质量的、社会性的、免费化的国家文化服务体系，在享受文化价值和参与文化活动的权利时注重公民的地域和社４５会平等”作为未来俄罗斯文化发展的重要原则 并特别强调包括农村在内的“俄联邦文化空间统一是国家安全和完整的基础”。同年，在俄罗斯政府颁布的«关于实施俄罗斯联邦文化年的活动计划条例»中特别增加了举办“俄罗斯歌曲金典”传统民歌艺术节、“高地”民间传说国际艺术节、“罗斯工匠”全俄民间艺人、俄罗斯传统民歌国际艺术节、“金戒指”民间工艺国际艺术节、“西伯利亚的世界”民族音乐和手工艺品国际艺术节、“俄罗斯套娃”传统民俗文化艺术节、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土著民族传统文化的国际艺术节等２６项涉及民间音乐、民间文学、传统手工艺的农村文化宣传推广活动，从而推动普通民众文化生活的开展和文化权利的均衡。
俄罗斯是一个有着丰富村落文化历史古迹的国家。目前，全俄共有２４处世界遗产，其中包括１５处文化遗产，其中大部分为与农村村落相关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由于资金短缺，大量珍贵文化遗产得不到修缮和保护，部分文化遗产处于危急状况。大约１１０００座公共建筑受到不同程度的毁坏，每年俄罗斯永久消失的古迹多达２００处，许多具有代表性的俄罗斯文化珍品文物流失国外。面对如此严重的乡村文化遗产问题，在普京直接领导下，俄罗斯联邦会议、俄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文化遗产的相关政策。一是强调文化遗产保护的国家性原则。２００６年颁布的«２０１５年前俄罗斯联邦文化和大众传媒重点政策实施行动计划纲要»明确提出取消联邦文化遗址和产权登记私有化，实行文化遗产所有权、开发权的公有化，国家拥有对文化遗址遗迹进行监管和使用的权利、批准建立境内历史文化保护区和制定相关公共政策的权利、制定国家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维护和管理规范性文件的权利等。二是确立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考核目标。２００８年颁布«保护与发展俄罗斯联邦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纲要（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提出将乡村“民俗民族志考察数量、非遗比赛获奖青少年人次、得到支持的非遗传承人数量、消费者对非遗服务部门的满意率、非遗承载人对国家支持的满意度等”作为考核指标，形成激励机制。三是加大对相关违法活动的惩处力度。２０１２年，普京签署«俄罗斯联邦文化遗产法»修正案，增加了受保护的传统村落数量，次年签署«俄罗斯联邦行政违法法典»修正案，规定破坏文化遗产的行为最多可罚６０００万卢布。
可见，针对当前民众文化权利共享和农村文化遗产保护的现实问题，俄政府制定实施的相关政策采取了构建全俄统一文化空间、促进跨区域间文化协作、保护民间艺术文化传统和增强公民国家认同感的具体策略，充分体现了普京时期文化法律法规与国家文艺政策中立足民众现实、针对民生问题的社会治理民粹主义的基本特征。
普京时期文化法律法规与文艺政策特别重视知识分子的文化引导功能、依靠知识分子的文艺建设作用、通过知识分子的话语实现文化合法性与文艺合理性，这是其社会治理机制的显著特征，而这一显著特征的历史基因正是在社会治理中知识分子担承着协同调整社会关系重要责任的俄罗斯优秀民族文化传统。
在“亚细亚生产关系”主导下，“东方社会”中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文化功能、社会角色十分特殊。可以说俄罗斯知识分子始终处于东方与西方如何选择、传统与现代怎样变更、上层与下层何以和解的社会基本经纬交叉点中生存最能反映俄罗斯政治体制、社会结构、价值体系、思维方式的特殊症候。在俄罗斯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位始终有争论。白银时代著名文学理论家梅列日科夫斯基等认为俄罗斯知识分子产生于彼得改革时期，彼得大帝就是俄国第一位知识分子。而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和当代著名的文化学家、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利哈乔夫则不约而同地认为俄国知识分子的核心价值是俄罗斯自由思想和承担苦难的责任自觉，别尔嘉耶夫说:“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始祖是拉季谢夫，他预见并确定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主要特点。当他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中说道‘看看我四周———我的灵魂因为人类的苦难而伤悲’时，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便诞生了”。著名民粹派理论家米哈依洛夫斯基则认为，俄罗斯知识分子是１９世纪３０-４０年代以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布罗留波夫、皮萨列夫等为代表的平民知识分子普列汉诺夫、列宁基本认同这一观点。在列宁看来，平民知识分子之所以被称为真正知识分子，在于他们在社会中能够最自觉、最坚决、最准确地反映并体现出无产阶级及其政治团体的利益和思想。俄罗斯知识分子诞生于彼得大帝改革，经历了贵族知识分子和平民知识分子两个重要发展阶段。
１８世纪末至１９世纪初，彼得大帝改革和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的社会改革与思想启蒙的传播催生了俄罗斯贵族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他们由接受西方启蒙思想的贵族精英构成。彼得大帝改革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和教育的世俗化，打开了认识世界及自我的新天地。教育对文化垄断的破除，人文精神和科学思想的传播促进了俄罗斯社会的文明，同时也引发了许多重要的问题。面对俄罗斯现实，贵族知识分子意识到自己民族文化的落后，开始在政治、经济、教育、出版、科学等诸多方面进行改造俄罗斯的探索。叶卡捷琳娜二世在思想文化领域进一步与启蒙运动靠近，带动了整个俄罗斯再次向欧洲学习的热潮，同时也使一批贵族知识分子对俄罗斯西化产生深切的忧虑与强烈的不满，从此“西欧主义”与“斯拉夫主义”之争成为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宿命。而农民问题则是贵族知识分子普遍关心的重大社会问题，一方面俄罗斯贵族知识分子接受欧化教育，认为农奴制是不人道的，农奴应该获得解放。他们痛恨沙皇专制制度，从道德上批判农奴制，对农民深感怜悯与同情。另一方面又认为农民愚昧无知，需要救赎。现实利益又使他们一直以来无法从经济上脱离农奴制，不愿放弃农奴制。道德忏悔与利益驱动使得他们与农民之间形成一种“最病态、最被动”的关系，最终成为被普希金、屠格涅夫塑造的“多余人”。俄罗斯平民知识分子形成较晚，１９世纪３０、４０年代后登上俄罗斯历史舞台。列宁认为:“俄国解放运动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这是与影响过运动的俄国社会的三个主要阶级相适应的，这三个主要阶段就是:（１）贵族时期，大约从１８２５年到１８６１年（２）平民知识分子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时期，大致上从１８６１年到１８９５年（３）无产阶级时期，从１８９５年到现在。”平民知识分子与贵族青年有很大的思想与文化差异，他们扎根于传统，受西方影响较少，与西化倾向相对较重的贵族知识分子相比，平民知识分子大多是积极的民粹主义者，对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有天生的反感。别尔嘉耶夫说:“揭露西方资产阶级的性质是俄国知识分子一贯的主题。”平民知识分子上受贵族蔑视下遭百姓责难。他们前途无亮、现实无望、人生失落、压抑严重，他们的叛逆意识极其强烈。普列汉诺夫就曾说过:在平民知识分子中，“正教中学出身的人”曾经起了最卓越最激进的作用。他们有着与贵族知识分子相似的社会取向、宗教信仰、济世精神、忏悔意识但与贵族知识分子不同的是他们有着高度的社会责任、道德意识，自觉担当“劳苦大众代言人”，有极强的改造社会的实践品质，力图通过自身的斗争与牺牲换取民众的解放。平民知识分子与民众特别是农民站在同一立场，是民众的思想者。为此，他们表现出了极强的救赎意识与牺牲精神，甚至在当真理与民众的利益相冲突时，他们甚至甘愿舍弃真理而选择民众。克拉夫钦斯基就曾直言:“农民不要宪法，农民只要土地”。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俄国平民知识分子试图发动农民掀起反沙皇的“直接革命行动”他们动员数以千计的大学生、医务人员、教师、经济学家和统计工作者纷纷离开城市“到民间去”，从事民粹主义的革命宣传，仅１８７３-１８７９年间，因“社会革命宣传”案件而受审判的人就有２５００人。
历史证明，正是由于知识分子群体在俄罗斯国家精神塑造和社会治理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普京将协调知识分子关系、整合知识分子力量和利用知识分子影响作为社会治理特别是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工作。普京执政前，原来占统治地位的苏联政治文化解构消散，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国家主义思潮、欧亚主义思潮、保守主义思潮等充斥于俄罗斯政治舞台，或兴或衰，或强或弱，此起彼伏，莫衷一是。知识分子群体更是四分五裂，各持己见，思想龃龉。针对这一局面，普京执政后，回归俄罗斯传统思想寻求价值支撑，提出集“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观念”和“社会互助精神”为一体的“新俄罗斯思想”试图以此再造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统一社会各派思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设立文化建设项目招标采购、官方资助学术机构和民间文化团体、建立政府背景的文化企业等方式让知识分子整合社会力量，运用知识分子的文化合法性与话语权威性实现文化法律法规的社会治理国家文艺政策的实施。就文学界而言普京时期政治统帅文学的局面已消除，原有的作家群体分裂为以叶夫图申科、布拉托夫等作家为“左派”的“俄罗斯作家联合会”，以邦达列夫、别洛夫、拉斯普京等作家为“右派”的“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以亚.米哈伊洛夫等作家为为第三势力的“独立作家俱乐部”以及俄罗斯文学基金会、莫斯科作家协会、各州作家协会等众多作家团体。各派实力相当，分歧巨大，互不服膺。在创作领域，新现实主义、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新兴文学潮流不断涌现。在文学批评领域，文本批评、审美批评、社会历史批评、伦理批评、社会批评、文化批评等等百花争艳。多元化文学创作风格、多样性题材体裁和多声部文学批评潮流构成了普京时期文学界的总体图景。为了推动“新俄罗斯思想”在文学界形成共识，统一各派文学力量主动融入新型国家意识形态建构中，普京煞费苦心，积极运用行政柔性调节手段，介入学术组织、文学团体、艺术组合等知识分子公共空间对俄罗斯文学界实施影响，掌握文艺话语主导权，弘扬俄罗斯文学传统重建文化强国。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１日，由普京授意、总统办公厅直接承办的首届俄罗斯文学大会在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举行 实现了自俄罗斯联邦成立以来各派文学力量的首次聚会。５００多位俄罗斯作家 诗人、翻译家、文学批评家、出版人、图书馆与博物馆馆员、戏剧界代表、中小学文学教师代表以及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等国的代表参加了大会。普京到会并讲话指出:“在当今全球化思想竞争日趋白热化和２０世纪末那场国家灾难所造成的后果还没有完全克服的情况下，如果不能保持俄罗斯文化艺术的生命力与独特性以及国民对此的自豪感和认同感，必将影响社会团结的公平社会的培育，必将影响富有道德感、责任感、创造性及独立思维的公民人格的养成，从而无法确立全民族遵从的价值体系，也无法达成“俄罗斯复兴”的共同目标。”普京这一讲话明确表达了注重文学的民族精神和意识形态建构功能，团结凝聚国家文艺共同意志的政策导向。值得一提的是，大会特地邀请了列夫.托尔斯泰的玄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重孙、普希金的玄孙、莱蒙托夫的玄侄孙、帕斯捷尔纳克的大儿媳、肖洛霍夫的孙子以及索尔仁尼琴的遗孀娜塔利娅.索尔仁尼琴娜等俄罗斯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的亲属和后代，试图通过这些具有世界影响的文豪巨擘的威望，在回顾和彰显“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的文学殊荣中感召各派力量，团结在俄罗斯文学精神传统的旗帜之下，形成重建俄罗斯文化强国的统一格局。在此基础之上，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６日由俄总统办公厅负责组织筹办的“全俄语文协会”（ОбществоРусскойСловесности）在莫斯科成立，协会聘请东正教全俄大牧首基里尔担任主席，世界俄语学会会长、俄罗斯教育科学院院士维尔彼茨卡娅教授担任副主席。该协会自称为１８１１年由著名启蒙思想家诺维科夫倡导建立的“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的继承者 协会旨在借助东正教和经典文学传统的双重社会影响力“整合作家、评论家、教育家和社会各界力量，巩固俄罗斯语言文学在教育年轻国民方面的主体地位，构建统一的文化教育发展空间。”普京在协会代表大会上重申:“保护我们（俄罗斯）的语言、文学和文化是国家安全问题，是全球化条件下保持自我身份的核心......要将协会建成俄罗斯文学语言教育和学术工作的强大中心，实施«国家文化政策基础»的关键参与者。”从上可见，普京秉承俄罗斯高度重视知识分子群体公共空间话语权的历史传统，发挥知识分子在国家文化事业和文艺活动中协同整合社会关系的力量，凸显出普京时期俄罗斯文艺法律法规与文艺政策的社会治理功能。
综上所述，亚细亚生产方式下的东方社会特征、沙皇集权与村社自治的二元国家结构的民粹主义文化和知识分子协同调整政治生态的文化传统是俄罗斯社会治理的历史基因。普希金１８２５年给十二月党人作家雷列耶夫的信中所言:“气候、政体形式和信仰赋予每个民族自己特殊的面貌，这幅面貌在诗的这面镜子中得到某种程度的反映。某些思维方式和感觉方式，不计其数的习俗、信念和习惯，只属于这一个民族。”正是在这些民族历史基因的独特作用下，普京时期的俄罗斯文化法律法规与文艺政策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社会治理路径与方法、民粹主义的社会治理核心理念和知识分子担承调整社会关系重要责任的社会治理机制，真正形成了当代俄罗斯文化法律法规和文艺政策的“俄国化”特色，也为我们透视当代俄罗斯的文化法律法规和文艺政策的价值取向和政治诉求提供了镜鉴参考。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