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地区主义战略的进程与特点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的推进，大多数国家开始通过地区合作的方式应对全球化，各国参与地区一体化的战略也成为其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学界关于各类行为体区域一体化战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霸权国、地区强国以及弱小国家的关注。近年来，随着中等强国在国际舞台上参与全球性多边治理活动的增加，其参与地区一体化的战略也愈发受到关注。
韩国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世界第１１位（２０１５年），贸易总额居全球第９位（２０１５年）在当前的亚太地区秩序中占据重要地位，是一个典型的中等强国。韩国广泛参与并深度融入各类竞争性区域组织在可预见的未来，韩国的参与程度将对亚太区域合作制度的构建方向起到重要的作用。首先，在经济领域，韩国对地区经济组织的选择，不仅影响着正在进行中的中日韩ＦＴＡ合作进程，也会对未来中国的地区经济战略带来一定影响。其次，在安全领域，韩国作为美国在亚太战略中的一个重要“枢轴”（ｌｉｎｃｈｐｉｎ），其安全战略的选择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进展与结果。再者，在当前东北亚国际关系日趋焦灼、中日矛盾日益凸显的情况下，对于中国而言，韩国的利益取向也是影响中国周边外交和大国外交战略的重要变量。
本文将从现实主义国际制度理论（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的视角分析中等强国韩国参与地区一体化战略的进程和特点。此类视角的选择与“中等强国”概念本身有关。着眼于“中等强国”概念的历史发展轨迹，可以归纳出中等强国的两个基本不变的特点：一类是从能力（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的角度，即根据某国国内生产总值、人口、军事开支等指标，将国家分为大、中、小三类而取其中间；另一类是从功能（ｆｕｎｃｔｉｏｎ）的角度，该视角较为关注这类国家的“多边主义”偏好。也可以说，“中等强国”概念的构建是基于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两方面的逻辑表述。
现实主义认为，权力不仅在剖析冲突问题时居于核心地位，在解释合作的产生、维持和瓦解等问题时也同等重要。行为体之间权力资源的分配不仅影响着制度的出现，而且决定着相关领域内制度的存在及其性质。当合作过程中出现利益分配问题时，国家会关注无政府状态下的权力相对得益，从而对制度的效率形成制约。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制度既可以理解成国家间权力关系的反映，也可以看作权力（软）均衡与牵制的工具。
根据国家间权力等级的差别，不同国家在利用制度时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本文尝试将地区主义看作一种广义的制度，将地区强国、中等强国、弱小国家在参与地区活动中的制度性战略作一般性概括：首先，对地区强国来说，获得域内霸权或全球影响力是其推行地区主义合作的主要战略目标。地区强国在推进地区合作制度化的过程中主要采取以下三种情况：第一，当需要强化自身在该地区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时，一般会接受弱小国家集团或中等强国提出的制度倡议，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制度一般会是一种有利于弱小国家集团的非对称性制度；第二，当需要弱化地区制度对自身的约束时，则会采取“魅力攻势（ｃｈａｒｍ ｏｆｆｅｎｓｉｖｅ）”，以推进它所期望的制度设置，此时该地区内形成的制度化水平一般较低；第三，如果地区内出现竞争性的他者（另一强国）地区强国也可能通过构建制度化的地区合作来达到制衡或牵制对方的目的。
其次，对于弱小国家来说，由于能力所限，参与到地区制度后往往担心被大国侵凌主权，摆脱大国的控制成为其参与到地区主义进程所要面临的重要问题。弱小国家参与地区主义的情况有以下两种：第一，弱小国家认为可以通过联合来提高集团影响力的时候，一般会积极推动地区主义的进程。但考虑到自身主权的独立性，这时的制度化水平一般不高；第二，当域内出现大国竞争或者群起依附于某一大国的情况，弱小国家一般会考虑通过谋划高水平的制度化来缓和大国竞争或不平衡依赖带来的困境，但最终大国的接受程度将决定制度化的水平。
与地区强国和弱小国家相比，中等强国能力处于两者之间，其地区主义战略兼顾了地区强国和弱小国家的特点。中等强国参与地区进程的情况有以下几种：第一，当域内出现大国竞争的时候，中等强国一般会考虑通过高水平的制度化来缓和大国竞争带来的困境。虽然其自身也受到这种高水平制度的约束，但毕竟可以规避大国竞争带来的风险，同时也可以保障自己的权力、提高本身的影响力；第二，当中等强国出现对某一大国严重依赖的情况，也会较为积极地参与地区合作以制衡大国的影响力，并选择一种有利于自身的非对称性制度；第三，提高自身国际影响力是中等强国的重要战略目标，可选择的手段一般是积极推进地区主义合作，以提升其在更广范围内或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然而，由于能力有限，尤其当某些重大安全问题制约着其地区合作议程时，中等强国对大国的依赖不可避免。本文将以此为分析框架，通过考察韩国在亚太、东亚、东北亚等区域及次区域实际合作的情况，分析作为中等强国的韩国在地区合作战略上的特点，借此对理解韩国对整个地区战略的认识有一些助益，同时对我国对韩战略定位及制定对韩政策带来一定的启示。
一、“亚太”概念的沉浮：与ＡＰＥＣ的关系
韩国对“亚太”的认知与定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在政治上，通过其中间身份，调节各行为体之间的关系，促进制度化建设，以规范或牵制大国的行为；在经济上，通过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摆脱对某一大国或集团的单一性依赖；随着朝核问题的出现，韩国试图将亚太区域的合作从经济领域拓展到安全问题上，但迄今为止这一努力成效尚不明显。
韩国参与地区合作的行为始于卢泰愚政府时期，１９８９年，当时的韩国以创始成员身份加入了亚太经合组织（ＡＰＥＣ）。作为一个出口导向型国家，韩国曾长期秉持美国等西方国家所推崇的自由贸易主义。但随着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期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韩国迫切需要开拓多元化的海外市场，以摆脱单一依赖美国市场的经贸结构，亚太经合组织的出现对韩国解决自身所面临的困境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尤其在１９９３年的西雅图峰会确定了贸易和投资的基本框架，并设立了贸易投资委员会之后，韩国对亚太经合组织的参与积极性和关注热情更是受到了极大鼓舞。
１９９１年，在汉城举办的第三次亚太经合组织部长会议上通过了包含有亚太经合组织原则、目的、运营方式和组织相关条款在内的亚太经合组织宣言，韩国对此发挥了积极作用。韩国不仅积极支持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的鲍勃·霍克（Ｂｏｂ Ｈａｗｋ）建立ＡＰＥＣ的提议，并作为第一批成员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韩国还邀请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中国大陆加入ＡＰＥＣ，从而推动了该组织的制度化建设。虽然ＡＰＥＣ是由澳大利亚和日本共同提出建立的，但韩国确实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维持和利用亚太经合组织方面,韩国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作为一个处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家，韩国能提出一些平衡性的妥协方案，起到了平衡与调节的作用。例如，韩国利用参与亚太经合组织的机会，不仅通过实际行动提升了亚太区域合作的制度化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各大国的利益冲突。反过来，这些行为举措也提高了韩国在促进亚太地区合作上的影响力。韩国根据亚太经合组织发展的基本方向，适时调整其对外经济政策，摆脱了在经贸上单一依赖西方市场的状况。一方面，韩国改变了直接出口支援的政策，转而营造促进间接出口的环境，在积极参加多边国际组织的同时扩大开放国内市场；另一方面，韩国通过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改善了经贸环境，加大了对中国及东南亚市场的出口及投资，从而削弱了日本及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并通过在经合组织框架内的合作吸引到美国和日本的投资及技术，以帮助促进韩国的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韩国在这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应对措施可以说是相当成功的。
随着朝核危机的出现，韩国开始尝试在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讨论朝鲜半岛安全问题。１９９５年１１月，在日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大阪会议上，韩美两国讨论了朝鲜半岛形势及有关朝美轻水反应堆、对朝共同方案等问题。１９９６年菲律宾经济峰会期间，双方又讨论了朝鲜潜艇事件。１９９７年，在加拿大经济峰会上，韩国正式倡议各成员国积极参与朝鲜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开发。自２０００年起，朝核问题开始成为历年峰会讨论话题，各成员国虽然肯定了六方会谈机制在解决朝核问题中的积极作用，但并没有如韩国所期望的那样形成对朝鲜施压的统一阵线。韩国的构想难以引起其他成员国，尤其是几个大国的共鸣，提议设置与主导能力明显不足。
二、“东亚”概念的再现：与东盟的关系
直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东亚”概念曾一度被韩国有意无意地加以忘却。一方面是因为半个世纪的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韩国曾被迫接受过日本强加的“东亚”概念，痛苦的殖民经历使“大东亚共荣圈”概念给韩国留下了不好的记忆；另一方面，对于二战后的韩国来说，其在地区角度最为关注的分裂与统一问题，本来是一个与“民族”相关的问题，并不存在区域上的考量。然而，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变化中的外部合作环境却促使韩国开始重新考虑“东亚”这一概念。
另外，东亚概念的出现也与亚太这一概念的衰弱有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包括亚太经合组织内在的亚太地区合作组织开始展现出脆弱的迹象。以亚太经合组织为例，首先，成员国在组织目标上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在资金、决策、组织领导权以及如何解决各国面临的问题上也存在着诸多分歧；其次，美日等主导国对ＡＰＥＣ的作用和未来发展方向也有不同看法，这削弱了大多数成员国视ＡＰＥＣ为全面合作方案的愿景；再次，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扩散也凸显了ＡＰＥＣ在解决危机方面的脆弱性和不适用性，这更加深了各成员国的疑虑与不安。尤其是当东亚各国遭遇金融危机时，作为ＡＰＥＣ领导者的美国却在忙于讨论贸易自由化；在东亚各国所普遍担心的朝鲜恐怖主义与核武器问题上，ＡＰＥＣ解决能力也相当有限，这些问题都加深了成员国对ＡＰＥＣ组织作用的怀疑。在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东南亚国家主动与中日韩接近，形成了以“东盟１０＋３”为核心的区域合作方案。因此，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开始，韩国开始适应国际与地区局势的变化，逐渐以“东亚”概念替代“亚太”概念，东亚渐而成为韩国地区定位的关注方向。
“东亚”概念在韩国的兴起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积极参与以东盟为中心的东亚多边区域合作，推动制度化建设；二是加强与东盟的双边合作，平衡中日与东盟的双边合作；三是在东亚范围内倡议朝鲜问题，并希望通过东亚区域合作来推动朝核问题的解决。
１９９７年，日本倡导成立ＡＭＦ（Ａｓｉａｎ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Ｆｕｎｄ），计划将美国排除在外，同时与ＩＭＦ保持一定的距离与差别，美国对此表示反对。随后，日本通过Ｍａｎｉｌ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Ｇｒｏｕｐ（支援与监管）和“新宫泽构想”（１９９８年）来促进区域内金融体系的建立但均因美国的反对而失败。之后，中日韩等东亚中心国家开始在金融领域展开广泛合作，代表性成果即“ＡＳＥＡＮ＋３”地区共同体。１９９９年在马尼拉举行的首脑会谈上，与会国通过了“东亚合作共同宣言”，２０００年又发表“清迈宣言”。韩国是东亚金融风暴的直接受害国之一，金大中政府执政后的第一要务就是要顺利度过这场危机。然而，韩国当时所能仰仗的两大国际组织在此问题上都难以满足要求：ＡＰＥＣ由于自身能力的局限性不能给予韩国政府适当帮助，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插手必然会对韩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强烈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为寻求解决金融危机办法，并建立可足以维持地区经济稳定的长远方案，韩国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东盟１０＋３”。金大中时期，韩国在推进ＡＰＴ制度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韩国分别于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０年提出建立了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 Ｖｉｓ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ＥＡＶＧ）和政府层面的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ＥＡＷＧ）并且于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２年间以报告书为基础就东亚共同体的实现方案达成协议。东亚共同体方案为域内国家之间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统合提供了长期目标，同期，政府在民间研究团队提出的目标之上组建了１７个短期课题和９个中长期课题。
２００５年“东盟１０＋３”会议上，日本提出“东盟１０＋６”方案（包括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中国则主张“东盟—中日韩”（即“１０＋３”）自贸区。作为对中日意见的折中，东盟提出组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ＲＣＥＰ）。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６日，在内比都举行的第十八次东盟经济部长会议上，与会代表通过了组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ＲＣＥＰ）的草案，２０１１年东盟峰会上东盟十国领导人正式批准加入ＲＣＥＰ。２０１２年１１月，东盟十国、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启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相比域内各大国及东盟，在面对此类东亚内部竞争时，韩国保持了沉默。
而在东盟框架内，随着中日两国分别与东盟签订ＦＴＡ协议，韩国则强化了与东盟的双边合作，以平衡中日两国在东盟的影响。在２００３年“东盟１０＋１”峰会上，韩国提出与东盟建立自贸区。２００４年“东盟１０＋１”峰会上，双方又签署了《全面伙伴关系联合宣言》韩国决定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２００４年，韩国与东盟确立“新型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２００５年“东盟１０＋１”峰会上，双方签署了《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及《关于落实全面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行动计划》，“韩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正式启动。在２００９年韩国与东盟在济州岛举行特别峰会上，双方签署了《投资协议》。至此，“韩国—东盟”自贸区建设基本完成。
２００９年３月，当时的韩国总统李明博在访问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尼西亚时提出“新亚洲倡议”（Ｎｅｗ Ａｓｉａｎ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明确将韩国区域外交拓展至整个东亚地区，合作领域也由经济向安全、文化等层面扩展。“新亚洲倡议”的主要内容包括：１）增进与亚洲邻国的友好、合作关系；２）构建亚洲共同繁荣的合作体系；３）推动韩国向成熟的世界国家（Ｇｌｏｂａｌ Ｋｏｒｅａ）转变。届时，韩国将通过扩大ＯＤＡ、共享韩国的发展经验，以及通过ＦＴＡ网络强化实质性经济合作等举措，与区域内国家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粮食、能源安全等问题。毫无疑问，东盟是该倡议的重要实践对象之一。为此，韩国当时许诺将对东盟的援助大幅增至每年４亿美元，期限延长至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０年“东盟１０＋１”峰会上，双方同意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并制定了五年行动计划。韩国还提议建立“韩国—湄公河国家外长会议”机制，加强与湄公河五国的经济合作。２０１１年首届韩国—湄公河五国外长会议举行。２０１１年“东盟１０＋１”峰会上，双方同意就粮食问题、互联互通、低碳绿色增长等议题加强合作。２０１２年峰会上强调通过韩国与湄公河国家合作机制，促进东盟互联互通建设。２０１２年韩国任命了驻东盟大使，并在雅加达建立了驻东盟代表处。
韩国参与东亚区域合作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随着东亚合作的深化，韩国试图推动经济领域合作向政治及安全领域的扩散。例如，韩国曾利用东亚的地区安全合作来推进朝核问题、朝韩关系的解决。东盟论坛作为一个亚太地区的多边安全机制，也是朝鲜参加的唯一一个地区安全机制，韩国有意借助该机制与朝鲜进行交流或施压。大国平衡是东盟谋求东南亚安全的主要途径，韩国则是东盟国家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借助对象，反过来，韩国对东盟也有同样的期许——前韩国外长韩升洲曾经称东盟为“韩国新外交的中枢”。２０００年朝鲜也加入了东盟地区论坛。２００７年，朝鲜首次向东盟地区论坛提交了防卫与安全形势报告，展示其透明化姿态。２００８年朝鲜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朝韩外长还在东盟地区论坛上实现会晤。在２０１１年东盟地区论坛上，韩朝外长再次会晤。２０１２年，朝鲜在东盟地区论坛上积极开展双边外交，同多个东南亚国家进行外长会谈。朝鲜的这些行动使韩国对东盟地区论坛更为重视，韩国则希望通过东盟地区论坛等相关多边机制来约束朝鲜的行为，使其不致脱离东北亚和平进程。
金大中政府曾尝试在东亚共同体远景下推动相关机制向东亚峰会延伸。例如，通过东亚地区的合作来推动东北亚地区的合作，在周边大国之间起到协调作用，推进东北亚地区合作的制度化建设。在日韩（１９９８．１０）、中韩（１９９８．１１）、俄韩（１９９９．５）首脑会议上金大中多次强调东北亚多边安全保障对话机制的必要性。１９９９年１１月，中日韩领导人在菲律宾出席东盟与中日韩（１０＋３）领导人会议期间举行早餐会，启动了中日韩合作进程的商谈。２０００年，三国领导人决定将会晤定期化。２００２年，三国领导人早餐会改为正式会晤。此后，三国领导人原则上每年在出席１０＋３领导人会议期间举行会晤，２００８年发展为中日韩峰会。但随着中日、韩日关系的紧张，中日韩峰会后续进展缓慢。
三、“东北亚”概念的困境：与六方会谈的关系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随着国际形势的缓和、国内民主化的发展、韩国对朝鲜威胁紧迫感的下降和对韩美同盟关系的重新认识，韩国外交战略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卢泰愚政府提出“北方外交”的理念，韩国希望通过与对朝友好国家先行缓和关系，然后缓和朝韩关系。金泳三政府制定了“世界化、多边化、多元化、地区合作和面向未来”的中长期外交计划。金大中政府提出“阳光政策”，以政经分离的原则致力于朝韩和解与合作。在此基础上，韩国开始关注以“东北亚”为地区合作单位的多边外交。
１９８８年１０月，卢泰愚在第４３次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建立“东北亚和平协议会”（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的倡议１９９３年，时任韩国总统金泳三在汉城（现首尔）举行的第２６次太平洋经济协议会（ＰＢＥＣ）上提出建立“东北亚多边安全对话”机制。１９９４年５月金泳三在第一轮东盟地区论坛（ＡＲＦ）的高级官员会议（ＳＯＭ）上提出设立东北亚安全对话机制（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ＮＥＡＳＥＤ）的倡议。同年７月２５日在曼谷举行首次东盟地区论坛（ＡＲＦ）上，韩国外长韩升洲提出：“作为该地区预防外交与增进安全合作的重要手段，东北亚多边安全对话（ＮＥＡＳＥＤ）将承担重要的作用”。１９９６年４月，韩国总统金泳三与美国总统克林顿建议举行有中、美、韩、朝参加的“四方会谈”，韩国主张四方会谈应以南北对话为主，签署和平协定中美等大国应充当协定实施的保证国。韩国期望借四方会谈影响朝鲜，这也是韩国借助东北亚多边机制来解决半岛问题的首次实践。
真正将“东北亚”作为一个地区概念进行探索，并且将其视为对外关系重点的时期是在卢武铉时期。首先，在朝核问题上，韩国认识到，“四方会谈”、“六方会谈”等地区合作方案在解决朝核问题上的作用正逐渐加强；其次，这还与韩国总统卢武铉个人的理念与意志有关，卢武铉从执政初期开始就明确表示东北亚多边安全保障合作的重要性。２００３年卢武铉政府提出“东北亚和平与繁荣合作倡议”（ＮＡＣＩ），该倡议正式将“东北亚”这一概念延伸到经济领域，东北亚地区也成为韩国区域合作方案的中心。起初，ＮＡＣＩ的提出是为了加强东北亚各国间的经济合作、吸引海外投资、协调能源和国际资金流动等目的。但这一倡议提出不到一年就被扩展为一个旨在维持地区和平建立区域共同体的更加全面的国家合作议程。ＮＡＣＩ的最终目标是“形成合作型治理模式，以建立互信、互惠、共生的区域共同体的方式实现东北亚的和平与繁荣”。为了实现这一最终目标，ＮＡＣＩ需要完成三大任务：建立朝鲜半岛和平体系；加强东北亚四强国的外交合作；强化多边安全合作。随后，卢武铉政府又提出“东北亚时代”新构想，并设立了直属青瓦台的东北亚时代委员会。为实现“东北亚时代构想”，韩国提出四大目标及具体实施方案：促进朝韩间的合作；同时构建双边、地区层面及多边合作；反对差别主义，提倡强调相互主义及开放性的开放型地区主义，以构筑制度化的共同体为目标。
韩国对东北亚地区合作的关注主要体现在其在六方会谈中发挥的积极主动作用。六方会谈是朝美两国的协商平台，中国在其中起着重要的媒介性作用；从结构上看，韩国发挥作用的空间很小，但韩国还是通过积极的外交斡旋行为，在提供倡议、打破僵局、调控协商的整个进程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朝美之间在关于无核化与朝美关系正常化先后顺序 无核化与安全保证的范围与方法等问题上的争议是前三轮六方会谈的部分焦点问题。朝鲜要求先于美国签订互补侵犯条约，然后再放弃核计划；而美国要求朝鲜先放弃核计划，然后才与朝鲜进行双边会谈。在此情况下，卢武铉提出一个分三步实施的并行方案：首先，朝美同时发表声明，承诺“无核化”与“对朝安全保障”；第二，朝美同时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诸如朝鲜实施可核查的“核冻结”、美国及其他相关方解决朝鲜的安全关切、为朝鲜提供经济及能源援助等措施；第三，朝美、朝日建交，朝鲜实施完全的、可核查的、不可逆的无核化。韩国的调节方案为第四轮六方会谈的召开及《９·１９共同声明》的达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９·１９共同声明》签订后，２００５年１０月，美国财政部以“伪造货币”、“走私毒品”为理由，宣布将八家朝鲜企业列入黑名单，冻结这些企业的在美资产，同时指责澳门汇业银行长期为朝鲜政府洗黑钱、发伪钞的行为。朝美双方围绕“伪造美元”和“金融制裁”问题争执不下。朝鲜强调，美国必须解除“金融制裁”，否则朝鲜不会重返六方会谈。韩国政府顶住国内压力对美国展开说服工作，希望美国灵活处理汇业银行事件，重启六方会谈。在应对朝鲜的核试与卫星试射问题上，韩国在支持联合国声明（１６９５号和１７１８号）的同时，在单边层面可能采取的对朝强硬政策持谨慎态度，甚至对通过制裁来解决朝核问题持怀疑态度。总之，韩国通过一系列积极的外交努力，来保证六方会谈的顺利进行。
李明博时期，随着韩国外交向韩美同盟为中心作方向性的调整，韩国的“东北亚”外交重心再次回归到以韩美同盟为中心的双边关系上。李明博政府将韩美关系作为韩国外交的首要的内容，将与美国的传统友好关系发展为指向未来的同盟关系，提出“２１世纪战略性韩美同盟”构想，旨在恢复卢武铉时期疏远的韩美关系。至此，关于“东北亚地区主义”的讨论便仅仅停留在学术层面。
朴槿惠上台后提出“东北亚合作倡议”试图将合作对象整合为以韩国、美国、日本、中国、俄罗斯、蒙古、朝鲜等域内相关国家为中心同时保留与欧盟、东盟等域外具有国家间合作经验的组织的接触。韩国认为，以往的地区合作并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其症结有如下几个：各国政治经济体制的不同和文化差异，以及历史性分歧造成的民族间敌对情绪；关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记忆和二战后处理过程中衍生的领土问题；域内缺少引导东北亚多边安全保障合作机制的仲裁者；相关国家对地区主导权的争夺。因此，朴槿惠提出旨在与发展中国家分享民主化与经济发展经验的“发展经验共享项目”（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ｓｈａｒ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ａｍ），以落实其提出的“信赖政治”（ｔｒｕｓｔｐｏｌｉｔｉｋ ｐｏｌｉｃｙ）的施政纲领，并将韩国打造成为“负责任的中等强国”。但随着朝核危机的加剧，韩国逐渐转向以韩美同盟为中心的安全政策，基本上抛弃了朴槿惠政府初期的执政理念。在重启六方会谈问题上，韩国设置某些“原则”作为条件，以往那种通过地区合作的途径来解决朝核问题的思路基本上被抛弃。目前，韩国基本上坚持以同盟为中心的安全政策。２０１３年朴槿惠访美期间，韩美签署了关于２１世纪韩美关系发展方向的韩美同盟６０周年联合宣言，双方同意将韩美同盟从“全面战略同盟关系”提升为“全球伙伴关系”，其内容包含了朝鲜半岛在内的东北亚地区和全球事务中的合作。２０１４年韩美双方就驻韩美军防卫费分担、战时作战指挥权、韩美外长与防长（２＋２）会议定期化、美陆军在亚太地区实行作战部队轮换部署，以及美日韩三国共享防卫情报等问题达成共识。第五次朝鲜核试验以后，韩国决定部署“萨德”反导系统。
四、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韩国地区主义战略具有如下基本特点：作为一个中等强国当域内出现大国竞争或对某一大国严重依赖的时候，韩国通过积极推动地区主义的制度化进程以平衡大国的影响力、摆脱大国竞争带来的战略选择困境。但由于其本身受困于重大安全问题，韩国在地区层面提出并主导议题的能力明显不足，在制度框架内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受到诸多制约，通过平衡手段制衡域内大国的努力也将长期受到同盟关系的束缚。
首先，当域内出现大国竞争或针对某大国的严重依赖情况，作为中等强国韩国通过同时推动或参与不同的合作机制以平衡相关行为体。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在东北亚范围内，中韩ＦＴＡ、韩美ＦＴＡ已经签订；在东亚范围内，由东盟提出的ＲＣＥＰ谈判正在进行，美国被排除在外，韩国则参与其中；在亚太地区议程上，韩国是否加入ＴＰＰ正备受关注。２０１６年，随着美国、日本和其他１０个泛太平洋国家正式签署“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ＴＰＰ协议），ＴＰＰ取得实质性突破，其在亚太的地位不容忽视。目前，美国、日本参与其中，中国被排除。对于ＴＰＰ协议，韩国政府的态度经历了消极观望、谨慎研究两个阶段，目前已进入谈判预备期。２０１７年，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ＴＰＰ，韩国国内关于ＴＰＰ的讨论也随着销声匿迹。韩国通过积极参与地区经济合作组织，以平衡不同地区经济组织之间的竞争对韩国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这样也可以避免对某一大国的严重依赖。
其次，由于能力上的不足，韩国的上述努力在很多时候不仅被搁置，甚至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即加重了对大国，尤其是对其盟国的依赖。在东盟地区合作出现纷争的时候，韩国没有积极参与提出解决纷争的方法；在推动通过亚太或东亚的经济合作来解决东北亚地区安全问题（朝核问题）时，预期中的“外溢”现象也没有发生；在解决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中，卢武铉政府的积极参与体现了韩国在推动朝核问题解决制度化建设方面的努力，但最终因为其能力的限制，无法推动制度化的实质性进展，以致最后放弃六方会谈作为解决朝核问题的基本方案，转而选择依靠同盟的战略。
所以，我们在对韩国进行战略定位时，需要正确把握韩国地区主义战略的特点，在看到韩国地区主义战略积极性的同时，认识到其局限性，以免由于对其期待过高而产生战略误判。
注释：略
